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查金萍

(合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合肥　230601)

摘　要: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关键词:韩愈;儒学思想;欧阳修;苏轼;接受中图分类号:I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 (2009)02-0042-05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1]

可见韩愈对北宋影响之深刻,不仅在文学方面是如此,在思想方面更是如此。韩愈在中唐儒学衰微的时代,高举儒学大旗,发起古文运动,使儒家思想出现振兴的局面,但晚唐五代又一度消沉,直到北宋,韩愈的思想主张被广为接受,其中最主要是北宋思想家的接受,

政治家和文学家也多有接受,本文将主要探讨一下北宋两位文学大家欧阳修和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情况。1　欧阳修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欧阳修在韩愈接受史中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苏轼在欧阳修《居士集》序文中说:“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道,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

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2]2755

苏轼这段话指出了欧阳修对转变当时文风与士风所起的积极作用,被诗人称为“今之韩愈”,这是因为“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

明,信而道,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

下翕然师尊之。”那么,欧阳修对韩愈思想的学习主要在于哪些方面呢?他的学韩是因全盘袭韩还是有所改造?1.1　从排佛思想看其接受　庆历之际,排斥佛老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陈舜俞说:

“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

①

陈氏所指的这种风气的首倡者可以说正是欧阳修。

欧阳修与石介几乎同时主动接受韩愈的排佛老思想,但是欧阳修走得更远,取得的成就更大,对后人

的影响更深。[3]

其攘斥佛教的思想从他的《本论》两

篇可见一斑(原本为三篇《本论》上篇被欧阳修晚年

删去)。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仁宗时期最富战斗性的辟佛著作之一,与韩愈的《原道》异曲同工,双璧辉映。其中心在于为儒家礼义张帜。他认为佛教之所以久斥不去的原因是:“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

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2]288

即历来排佛不能最终成功的原因在于“未知其方”。那这个“方”是什么?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

矣。”[2]288

“本”就是儒家礼义,而且他将这种修本比作大禹治水之疏导之法:“盖鲧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其患息。……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

收稿日期:2008-11-02

修回日期:2009-01-16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2008sk331)基金资助;2007年合肥学院引进人才项目“两宋韩愈诗文接受研究”

(RC040)基金资助。作者简介:查金萍(1978—),女,安徽太湖人,合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

(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2009年3月　第26卷第2期 M ar .2009Vol .26No .2　

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曰:‘火其书’而‘庐其居’哉!”[2]288又根据“物莫两大”的道理,来说明只要礼义充行于天下,就能使佛教自然淘汰。可见和韩愈、石介等辟佛又有不同,欧阳修不赞成“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4]19的做法,而是主张“修其本以胜之”。具体讲就是修明“王政”,实行礼义教化,“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相对于韩愈、石介通过外在形式的强制措施辟佛来说,欧阳修更看重区别佛教和儒学在文化意识上的根本不同,希望通过修明儒家的内在根本以战胜佛教,显示出了他认识上的深刻,也许正因如此,陈善才在《扪虱新话》中说“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②。他的这种排佛理论完成了从外向内的转化,为后人的排佛指出了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以后的二程、朱熹等正是循着这条道路,继续深入佛教内部探索其长处,从而加强儒家心性之学方面的研究和建设,才使儒学逐渐战胜佛教。

1.2　从文道关系看其接受　宋代的古文运动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从一开始就与儒学复兴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欧阳修所领导的这场古文运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但他的接受与柳开、石介等人的接受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后来这场运动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自柳开始,古文运动一直在酝酿之中。柳开、孙复、石介的古文片面夸大韩愈“道统论”,忽略文学本身的特点,强调“文道合一”,即柳开在《应责》中所说的:“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③所以道即是文,六经之外无文,将文自身的价值抛到九霄云外,而专重传道,这种古文运动的思想是后来理学家古文运动思想的发端。而从穆修、王禹偁开始的古文创作思想,到欧阳修这里蔚为大观,他们并不忽视文的特点而片面强调道的作用,特别是欧阳修的“文与道俱”从某种程度上说与韩愈的“文以明道”更为接近。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儒家传统,但同时也有通过改革文体发展文学创作的另一层目的,后来的柳开等人是将其第一层目的推向极致的做法,从古文运动思想这一点来说,柳开等人离韩愈的本意较远,而欧阳修则更近于韩愈之思想,如他的“道胜文至”和“文与道俱”就与韩愈的“气盛言宜”与“文以明道”颇多相似。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663这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4]171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曰:“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实非我徒。’”[5]1937这里欧阳修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与韩愈的“修其辞明其道”意思差不多。

韩愈的“文以明道”思想中的道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但也不是抽象的理论。韩愈充分发扬了儒学济世致用的一面,使他所明的“道”具有了丰富的现实内容。他的前辈独孤及、李华、梁肃等人脱离现实地只宣扬抽象的儒家道统,这些人的文中所明的“道”大多是简单地、空洞地重复前人的理论,这就必然束缚了他们“文以明道”思想的影响和散体文创作的成就。然而韩愈却不是这样,从提出“文以明道”思想开始,他就把道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贞元八年(792年),在《争臣论》一文中,韩愈怀着忧国忧民之心,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面地指责当时身为谏议大夫的阳城,五年不进谏。以此为契机,阐明了他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4]108的主张。这就是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这里的“道”,不言而喻,绝对不可能是儒家的空洞理论,而是怎样治理社会和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欧阳修承继了韩愈对“道”的理解,但也发展了韩愈之“道”。他在《与张秀才　第二书》中阐述了其之所谓道。欧阳修针对当时盛行的一种“诞者之道”———“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2]977进行了批评,指出他心中的“道”是所谓“圣人之道”,也就是“古道”,即周公、孔子、孟轲时代的“百事”。更具体地说,就是《尚书》中所记载的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等,或孟子教人树桑麻,畜鸡豚等。所谓“古道”、“古”并不是洪荒莫稽,即是古代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也就是国家日常政治、经济活动之理及相关的法规条令。这种对“道”的理解与韩愈之与现实紧密联系之道是相似的,但可以看出欧阳修的“道”更日常化,更重经世致用,这与他长期致力于儒学与现实社会的结合,将自己的政治思考与古代经学相结合所做的努力有关。他的这种对“道”的理解影响了他古文创作的文风,对他平易晓畅之古文风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1.3　从道统观和师道观看其接受　欧阳修在很多文章中也流露出他的道统观,前面的《与张秀才　第二书》中可以看出,在他的《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中,也通过对石介的赞扬表明了其与石介相同的道统观。但是对于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欧阳

第2期查金萍: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修前后的态度有些不同。他曾批评韩愈“不善处穷”④与贪恋富贵,所以他曾对韩愈的品格之瑕疵是极为在意的,后来为何又将韩愈列入道统,笔者比较认同杨国安先生的看法:庆历新政使欧阳修与石介等在思想上、学术上逐渐有意识地携起手来[6]31。但这种变化的发生笔者觉得与欧阳修对韩文、韩诗的推崇也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从他晚年所做的《记旧本韩文后》可窥其一端。他对韩愈提倡师道的思想亦效法。他学习韩愈奖掖后进,当时的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多受过他的推举与启发,他的这种做法也为后来的苏轼效仿,从而对传播儒道思想,促进诗文革新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5]315诚哉斯言。欧阳修对韩愈思想的接受对后来《新唐书》对韩愈的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作为欧阳修大力扶持、推举的对象,苏轼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多承欧阳修衣钵,又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其自身的思想基础,苏轼在接受韩愈思想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宋代韩愈思想接受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苏轼有三篇文章对我们今天解读他对韩愈思想的接受很有帮助,它们分别是:《扬雄论》、《韩愈论》、《潮州韩文公庙碑》。

前面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在嘉祐八年(1063年)前后,大概是苏轼20岁左右的时间。苏轼在《扬雄论》中赞同扬雄的“性善恶混”,批判了韩愈的性三品说,他认为韩愈此说乃盗用孔子论才之说法,从而将性完全等同于才;韩愈将性与情,性与善恶完全分离开来,是流入佛老,非儒家之性。而在《韩愈论》中,苏轼从几个方面否定了韩愈对儒道的功绩:过于尊孔孟,过于严距杨墨佛老;其“一视而同仁”的观点等同墨家“兼爱”;以性离情,乃叛圣人之教,“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5]113。于是他得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5]113的结论。

以上两篇文章皆为批判、否定韩愈“五原”之中观点的文章,尤其是《原性》和《原人》之中的观点,然而到了元祐七年(1092年),在苏轼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创作了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苏轼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此文不仅在苏轼接受韩愈的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整个韩学接受史上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献。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此文一反前两篇文章对韩愈的批判态度,而是对其充满了崇仰之情。我们不难看出,全文将历史与现实、儒学与道统、政治与文学、人品与文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韩愈那种力反世俗、大拯颓风的胆识、气魄表现出由衷的钦佩。文章从“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5]508的文、道、忠、勇四个方面赞颂了韩愈在文学、儒学、人品、行事等方面的历史功绩,从此,苏轼对韩愈的这种评价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后代学者在评价韩愈时皆绕不过此段。

以上的三篇文章,不管是持批判的观点还是怀颂扬的态度,都说明苏轼接受了韩愈的思想,只是接受方式不同而已。下面将主要就这三篇文章来具体谈谈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2.1　从排佛老思想看其接受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及苏轼的思想时,大都会认为苏轼乃儒、道、释兼容,并以道、释思想为形成其文化性格的主流,只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儒学思想仍然是苏轼思想的主流,即“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超越佛老”[7]。笔者赞同后者的意见,正如曾枣庄先生所说:“苏轼虽然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失意后,但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8]所以,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5]723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但在《韩愈论》中,他曾批评韩愈:“其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5]113似乎对韩愈尊儒排佛老不敢苟同。其实,这里苏轼并非反对韩愈攘斥佛老,而是对韩愈的攘斥方式提出了疑义。苏轼认为韩愈为了让儒家“张而大之”对杨、墨、佛、老“甚严”,提出对佛老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手段,而在学术上,韩愈并未说清楚佛老的危害,所以是“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5]113。由此看来,苏轼批评韩愈排佛老,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对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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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奉,只是对韩愈这个大儒,苏轼对其有更高的要求,不容许韩愈在思想上有丝毫的失误;另外我们从此处也可看出:苏轼亦排佛老,只不过他不接受韩愈的方式,而认为应从性理上找到佛老的缺陷而攻之。

2.2　从文道关系看其接受　苏轼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位文坛领袖,他跟欧阳修一样对韩愈的古文推崇备至,这一点我们从《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就可以看出,“文起八代之衰”一句已是至高之评价。就苏轼的“文道观”而言,他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也接受了欧阳修“文与道俱”的观点,但在“文”与“道”谁是主体的问题上以及“道”的内涵方面,苏轼又有不同于韩、欧之处。相对于韩、欧的文道并重而言,苏轼更为重视“文”的作用。可以说,苏轼已从韩愈的“文以明道”发展到了“文以载道”,张耒转述东坡之说云:“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9]128在这里,“文意”只不过是承载“文章”的“车”,“文气”只不过是推动“文章”的“马”。无论是“文意”还是“文气”,都统一在“文章”的物质外壳之内。“文”为“体”,“意”、“气”为用,至为明显。他自己在《答谢师民书》中也强调了“辞达”的重要性,将“辞达”看成是“了然于口与手”[5]1201的基本标准。可见苏轼已开始偏重对“文”的重视,多关注“文章之道”。对于“道”的内涵,前文阐述了欧阳修之“道”对韩愈之“道”的发展与补充,苏轼在欧阳修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更新。他所谓的“道”,除儒家思想外,还较多地吸收了佛老思想中可以为其所用的成分。苏轼针对“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5]688的状况,把“道”扩大到一切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和艺术创造中去,认为凡有感于心者,皆可收以成文;在《日喻》中以“盲人识日”、“北人学没”为喻,又一次将“道”解释为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不可臆断的客观规律,强调它通过学习可以掌握,而不可强求。这样,就突破了韩、欧论道的传统观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活力。由此可见,苏轼在古文运动方面接受了韩愈又有自己的开拓和创新,这些变化与后来古文运动的最终胜利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2.3　从道统观和师道观看其接受　虽然苏轼对韩愈“五原”持诸多反对意见,但其基本上是认同韩愈道统的,这点从前文引到的他的《六一居士集序》以及《潮州韩文公庙碑》二文皆可见出。尤其在后文中,苏轼说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5]508他充分肯定韩愈对振兴儒学的作用,这种肯定就包含对韩愈所创立道统的肯定。尽管在《韩愈论》中,他认为韩愈过于尊孔孟,过于严距杨墨佛老,在《扬雄论》中他又批评韩愈的“性三品论”,但这些批判并不意味着苏轼反对孔孟而力尊杨墨,而是与前文论述其攘斥佛老的观点一致,只是不满韩愈论述的方式方法而已。

苏轼的盟主意识很强,他奖掖后进做法与韩愈也极为相似。苏轼《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云:“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今吾衰老且废,自视缺然,……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5]1979隐然有以张耒、秦观为其后继者的心意,这也是他继承欧阳修文坛盟主观念的流露,与韩愈重李翱、皇甫　之心如出一辙。

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接受的复杂性深深影响了苏门弟子,使他们对韩愈的“道”颇不以为然,只是对韩文多有推崇。苏辙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⑤张耒在《韩愈论》中云:“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9]677另外张舜民对《原道》的批评,秦观对《元和圣德诗》的批评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重其文轻其道,从而最终造成他们文学创作的重文轻道,文道分离。

3　结　语

综观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和苏轼对韩愈思想都有所接受,但他们的接受又各具特色:从对韩愈排佛老思想的接受来看,欧阳修接受的力度更大,并且在韩愈《原道》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排佛措施,为后来儒学家的排佛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苏轼虽然亦有排佛的言论,但其论述没有欧阳修具体而系统;从对韩愈“文以明道”思想的接受来看,欧阳修提出了“文与道俱”、“道胜文至”等观点与韩愈的“文以明道”颇多相似,只是在“道”的内涵上,欧阳修进行了扩充,使“道”更日常化,更经世致用,而苏轼在欧阳修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不仅对韩愈的“道”进行了扩容,而且提高了文的地位,所以从古文运动方面来看,苏轼的贡献比欧阳修更大。

当然,作为北宋接受韩愈儒学思想的两位文学家,他们的接受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对韩愈的思想都不是全盘吸取,而是有所发展和改造,这也是他们区别于柳开、石介的地方,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领导下取得最终胜利,是与他们这种在接受中创

第2期查金萍: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新的精神分不开的。

注释:

①契嵩《镡津集》,四部丛刊三编本,卷首。

②陈善《扪虱新话》卷上。

③柳开《河东先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一。

④欧阳修《与尹师鲁书》中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

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甚勿作戚戚之文。”又在《读李翱文》中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

⑤苏辙《栾城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

[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徐洪兴,杨月清.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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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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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菊梅,许杜丽.论苏轼人格中的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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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枣庄.苏轼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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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校:刘跃平]

Co mm en t on Recepti on of Han

Y uπs Confuc i a n is m by O uyang X i u and Su Sh i

Z HA J in2p ing

(Dep 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Hefe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Han Yu is the man who safeguards and scre ws up Confucianis m in the M id2Tang Dynasty.

The contributi ons t o Confucianis m fr om Han Yu are discussed fr o m the four as pects:excluding Bud2 dhis m and Taois m,establish ment of traditi on of Tao(道统),leading the“Ancient Pr ose Move ment”and regarding the“Shi Tao”(师道).Peop le in Song Dynasty attached i m portance t o Han Yuπs Confu2 cianis m.Not only the Confucian but als o the literat ors received Han Yuπs Confucianis m.Su Shi and Ouyang Xiu are the rep resentati on of the literat ors.Because of the s ocial conditi on and individual expe2 rience,they have innovati on in the recep ti on.The innovati on is just the reas on why the“Ancient Pr ose Move ment”in Northern Song can make a success under leadershi p of the m.

Key words:Han Yu;Confucianis m;Ouyang Xiu;Su Shi;recep 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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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思想

苏轼的思想:苏轼既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又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对他词风的影响:苏轼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全才。 1，苏轼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 2，苏轼的诗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诸方面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往往将诗歌写得超迈豪纵而又有隽永的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苏诗不仅显示磅礴的气势，表现深婉的情致、绰约的风韵，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苏轼又是学问渊

博的大学者，无书不读，其诗也相应表现出浓厚的书卷气，成为以才学为诗的典范之一。苏轼对词的革新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他的革新实绩，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品的状态，成了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为后人启示了新的创作道路。在宋代以及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苏轼对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它以道和德为教义的核心，吸收了道家哲学的部分内容，以神仙思想为其中心思想，精、气、神的理论是其思想的最高理论。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对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都有深远影响，更有甚者，道教的很多题材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观念，于是也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道”存在于世间，而这个“道”在一般人那里就是“良心”，就是一种敬畏观念，而在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多半遵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世应多行善事，行善事会有好的报应。在道教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他们都能安然处之，道教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教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影响道教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寓言故事并非人世间所真正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作者通过现实生活中所残留的现象来想象而构成的虚拟世界，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屈原的《离骚》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郭璞、鲍照、陶渊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以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等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甚至清代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开端部分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游幻境”的片断实际上是对人物形象的一次总结，具有强烈的神奇魔幻的色彩。总而言之，道教的思想观念中崇尚自然“无为”，反对“有为”妄动，反对人为物役，欣赏率性“逍遥”，老庄重视自然，反对人之妄为对自然本性的束缚；孔孟则强调礼教，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老庄的思想影响文艺，使之以追求自然美为最高境界；而受儒家影响的文艺则推崇雕琢美，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这样两种观念也明显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罢了。道教题材直接进入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还有很多作品直接以道教神话故事为题材，使得中国古典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其中魏晋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唐代山水诗、田园诗、吟咏道教的诗、宋元的话本、元明的戏曲以及明清的小说很多都带有一定的道教色

儒道释三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儒道释三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谈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形成的源、缘 [摘要] 儒、道、释三家历来有“三教”之说，自魏晋以来逐渐打破儒家一统天下，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大大影响了古代文人的思想与创作。“诗仙”李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作气魄，继屈原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遗风，将我国诗歌创作推上了浪漫主义创作的巅峰。首先，儒教济时用世的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创作起了主导作用。李白的许多诗篇，总是畅意地表达出其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道教更以其土生土长的优势，使李白的更多诗歌打上了求仙问道、羽化成仙的烙印。以释济道、释道并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又渗透着浓厚的佛性禅趣。总之，儒、道、释三家在李白的体系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成就了李白的浪漫、豪放之名。所以，本文通过对李白诗歌创作的简要分析，谈谈儒、道、释三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儒道释李白诗歌创作

儒道释三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谈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形成的源、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历来有“三教”之说，乃指“‘儒’、‘释’、‘道’”三家而言。南宋陆九渊《与王顺伯书》云：“大抵学术有虚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者有老者之说，释者有释者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别此三家。”又如近人陈寅恪先生在审阅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卷的报告中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李唐之世，遂成为固定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 一、儒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中国想入世的知识分子，只有习儒进仕这一条路了。儒家济时用世的精神，深深的积淀在文人士子的心灵深处已悠悠两千年。这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文人士子在未入仕之前或刚刚登上仕途之初，个个意气昂扬，以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以期实现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李白诗中充满了英雄主义艺术追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以为士生而桑弧逢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又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表示当时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是在人生坎坷，仕途不展的时候，也时时表现出强烈的追求功业的愿望：“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诧，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颂古文。不然拔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赠何七判官昌浩》)更有家喻户晓的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仅李白如此，就连“诗佛”王维也不例外。在他们骨子深处，仍是儒家精神起主导：“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何等雄浑壮阔!“暮云空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何等粗犷豪爽!“拔剑已断天骄臂，归案共饮月支头。”(《燕支行》)何等气概非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从军行》之四、六、)又是何等壮伟昂扬!时时不忘报效国家，时时不忘建功立业，这是古代文人所共有的精神品质，这在唐代以杜甫、白居易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身上表现的更为执着。二、道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比较而言，唐代中前期更是道教和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唐人《封氏闻见记》云：“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子，故崇道教。”从唐高祖起即以老子为祖先，武则天又追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将道教置于三教之首位。这是因为道教不仅为李唐王朝提供了一个借以抬高门第出身的祖先—李耳，同时，道教形体不灭的理论又可以刺激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正因为它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的地位排在佛教之上，且在唐代前期就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和佛教相反，道教是我们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给人们描绘了一个长生不死、超

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的学派。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它同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及国民性格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家文化了解有限，误解较多。譬如历史上便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道家重天道、轻人道，重自然、轻人事。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道家既重天道，也重人道，既重自然，也重人事；只是他们没有像儒家那样就人道论人道、就人事论人事，而是将人道、人事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将大自然作为参照系，从自然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观照中去探讨社会人事和人生之道，提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治国方略、管理理念、人生智慧和修养方法，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一、道家的管理之道（一）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提倡“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将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不为”，这是一大误解。道家的“无为”不是指一无所为、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勉强作为，强调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去作为。事实上，道家的“无为”是“为”的一种极高明的方式和手段，它在现代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无为而治”提倡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在任何一个机构中都存在着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者的工作是宏观的、全局性的，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针、谋划发展战略、把握发展方向，而非什么事都管。处理好“为”与“不为”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领导者应具的领导艺术。只有善于在小事上“无为”，才能在大事上更好地“有为”。抓好大事则会事半功倍，专管小事则可能事倍功半。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给我们提供的“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其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管理者、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应充分考虑的问题。在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的今天，尊重人性更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而在这一方面，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这一理念告诉我们，管理工作不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不能无限制地榨取民力。这一理念要求管理者在把握宏观原则的前提下，放权给部下，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自然化的管理之道。

中国古代文学史苏轼

第四章苏轼一、人生观及创作道路 1.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祖父苏序，父亲苏洵，其弟苏辙。一生被贬至三地：黄州、惠州、儋州。 2.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3.苏门六君子：上述四人外，还有陈师道、李廌 4.人生态度：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儒家的执着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另一方面，他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脱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二、苏轼的文 1.苏轼的文学思想：文、道并重，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 2.苏轼的文道观：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泛指事物的规律而不仅仅是儒家之道，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因此，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这使苏轼的古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3.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辞达”：当行即行，当止则止，少有芜词累句。（2）“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

谈苏东坡《水调歌头》主题思想

谈苏东坡《水调歌头》主题思想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以其奇逸的笔调，健朗的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宋代文学评论家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甚高。这首词是他乞得外调，在密州任官时写的。关于词的主题思想，历来颇有争论。词中表达了苏东坡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怀念子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词中是否表达了苏东坡渴望回朝的思想。有的认为词中没有表达渴望回朝的思想，表达的是欲超然物外的情怀，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不是充分的。笔者翻阅诸多资料，发现：超然物外与回朝施展抱负两种思想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恰恰正是调和在苏东坡的身上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苏东坡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宋仁宗赵祯时，他曾上书皇上，要求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改革。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书反对王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以后，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都相继离开朝廷而另寻去处，而苏东坡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朝廷的。他在朝中徘徊多时，是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不搞王安石那一套。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我们知道了他是有着执着的政治信念的。他一直想施展才华，辅佐皇上治国安邦，这是他渴望回朝的思想基础。 1701 年，因为所持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不同，朝廷实在是不能呆下去了，所以他便机智地乞求外调。虽然外调任职杭州，但他并不忘记朝君。熙宁四年（1071 年）七月，他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路上曾与弟弟子由共住好长一段时间。苏东坡在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的一条船上共度一夜。这一夜他们吟诗论政，彻夜不眠。他们两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他写在给子由的一首诗里。其中有两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这是他思恋朝君的最好的佐证。苏东坡在密州时依然思恋朝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找到依据。在密州任知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题为出猎，但真正的用意不是写打猎，而是借打猎抒发保家卫国之壮志。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会挽雕弓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他以冯唐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希望早日又再得到朝廷重用的强烈愿望。他真的是想回朝施展一番的。

儒道互补对中国性格的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儒道互补对中国性格的影响 [键入文档副标题] [键入作者姓名] 儒家是入世的智慧，道家是出世的哲学。儒道两家看似对立实际上却是相互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既实用又不肤浅的性格和人生追求，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李白和辛弃疾为例，阐释儒道互补对中国性格的影响。

儒道互补对中国性格的影响学号：摘要：儒家是入世的智慧，道家是出世的哲学。在得意时，中国人是儒家，谈理想谈奋斗；失意时，中国人是道家，论山水论洒脱。儒道两家看似对立实际上却是相互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既实用又不肤浅的性格和人生追求，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李白和辛弃疾为例，阐释儒道互补对中国性格的影响。关键词：儒道互补中国性格传统文化儒家是入世的，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道家是出世的，讲求淡泊明志，清心寡欲。儒家坚韧奋斗，道家轻蔑嘲弄。儒家和道家看似相互矛盾，互不相容，实质上却是中国文化的阴阳两极，相互矛盾，却又相互融合，和谐统一。儒家给了中国人得意时入世奋斗的理想，道家给了中国人失意时逃离现实的缺口。儒家和道家的相互结合，在顺境中给了中国人不沉溺其中的理想，在逆境中给了中国人豁达开朗的胸襟。这在中国许多文人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首先我们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李白的身上，儒家和道家的影响都体现的尤为明显。青年时期的李白，一直抱有儒家的济世报国，建功立业的入世理想，例如从著名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就能够看出李白青年时期的报复，所以，李白曾多次出川去长安谋求政治出路，但是，都失意而归。尽管李白在政治上并不顺遂，但是他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生关心国事，一生保有自己经世济民的人生报复，

浅谈苏轼的思想及其对作品的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苏轼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既屡受打击又名满天下。进退出处、贵贱穷皆无滞于心，成就的辉煌业绩，与他自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本文就苏轼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构成苏轼思想的主要有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坎坷的一生和创作中，都对其起到了指导作用。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在苏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一点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借用汉代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的典故表示自己渴望得到重用,到边疆抗敌、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苏轼出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均见《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使“百官之众，四海之广”，“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决壅蔽》）。除了诗词以外，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风，苏轼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文章要有内在的思想，反对没有现实内容的只讲究形式的空洞诗文。儒家积极用世精神成为苏轼思想的一部分，并一度影响着苏词的创作。苏轼在不断流放过程中，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从岭南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由此看来，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确实是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处处为国家人民考虑是苏轼不断创作的源泉，并以此为创作主要内容，引起有志之士的注意，从而达到救世济国的目的。另外，苏轼还吸收了佛家思想有益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苏轼文学作品的豪放风格。佛家思想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而要在现世求得解脱,关键在于“自性真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也就是说,要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佛家所崇尚的这样一种超然玄悟的心性正好被苏轼应用于文学创作中来。如其《薄薄酒》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擂玉种万人祖送归北邝,不如悬鹑百结独坐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色万世忙,夷齐、盗路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柞忧乐两都忘。这里把上层社会所向往和夸耀的富贵功名贬得一文不值,显示出绝然不同于世俗的人生价值观念。苏轼认为人生贵适意,他的“薄富贵”、“轻生死”都是为此他希望摆脱尘世的一切束缚,实现人生的最大自由。诗的结尾一句是要求在醉中达到这一境界,紧接着第二首又对这一点做了否定“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终于以一切皆空的领悟获得更为彻底的超脱。这些思想无疑烙有佛禅及老庄的印记。当然,这里的消极成分是应该批评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也表现了一种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仕途上重重忧患的信条。因此,即使在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也能泰然自若,自得其乐,并创造出最乐观、最淡泊的诗文。苏轼作品中追求一种自然、朴实、幽远的艺术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禅诗的影响,并且这种

苏轼哲学思想

从苏轼的文学作品看他的哲学思想苏轼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所谓?诗必李杜，词必苏辛?由此可见苏轼在文学界的地位，但是苏轼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他的文学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哲学。先概括地说苏轼的哲学可谓是?融通三教?，也就是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儒，释，道?三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介绍苏子最先接触的儒教思想。佛苏轼接触和学习儒家思想主要是父母家教以及古代的各种圣贤书，他的儒教思想核心为?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慎思笃行?和?止于至善?。在他的思想里忠君就是爱国，这也是古代人的思想限制所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而是一个发展的时代，虽然也少有战事，但基本是和平的，所以他的诗词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不多但是情感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西北望，射天狼?就是表达苏子对灭亡西夏的雄心壮志。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以民为本?体现在那首诗中。看这首《山村五绝》他是怎样为民请命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是说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带着吃食领着孙子去城里交?夏税?和?秋税?，还要数次去请贷并偿还青苗钱，缴纳助役钱，结果劳作整年而手无分文，但是农民要在城里白白耗费半年的时间，唯一的收货就是跟着去的儿童学会了城里的口音。这首诗很明显是批评当时的青苗法和免疫法，自然成为?乌台诗案?的?重要证据?。这也直接的显示了苏轼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敢于进言的传统士大夫形象。除了政治方面的表现，还有?纯文学?方面的，在写诗作文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办公公文除外）要求尽善尽美，他描写老农，文人，豪士和自己的生活都相当细致到位，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本质。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从肺腑出，出则肺腑愁?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要求自己的作品细致准确还要传神，文学或者艺术作品最终的不就是传神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016尔雅《儒学复兴与当代启蒙》期末考试

一、单选题（题数：50，共50.0 分） 1“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出自（）。（1.0分）1.0 分 A、《中庸》 B、《论语》 C、《大学》 D、《孟子》正确答案：A 我的答案：A 2结构主义是法国人类学家（）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1.0分）1.0 分A、萨特 B、布尔迪厄 C、福柯 D、列维-斯特劳斯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3第一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是（）。（1.0分）1.0 分 A、杨振宁 B、李政道 C、莫言 D、屠呦呦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4“三达德”不包括（）。（1.0分）1.0 分 A、智 B、仁 C、义 D、勇正确答案：C 我的答案：C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出自（）。（1.0分）1.0 分 A、《老子》

《庄子》 C、《圣经》 D、《论语》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6《国富论》的作者是（）。（1.0分）1.0 分 A、大卫·休谟 B、康德 C、亚当·斯密 D、李嘉图正确答案：C 我的答案：C 7《个人知识》的作者是（）。（1.0分）1.0 分 A、盖尔曼 B、萨义德 C、波兰尼 D、哈贝马斯正确答案：C 我的答案：C 8（）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1.0分）1.0 分A、卢梭 B、康德 C、黑格尔 D、笛卡尔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9世界哲学大会每（）年举行一次。（1.0分）1.0 分 A、 2 B、 3 C、 4

5 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10《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是（）。（1.0分）1.0 分A、福山 B、福柯 C、齐泽克 D、亨廷顿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11白鲁恂是（）的著名汉学家。（1.0分）1.0 分 A、法国 B、越南 C、德国 D、美国正确答案：D 我的答案：D 12汪德迈是（）著名的汉学家。（1.0分）1.0 分 A、德国 B、美国 C、法国 D、台湾正确答案：C 我的答案：C 13宋明心学的开山之祖是（）。（1.0分）1.0 分 A、周敦颐 B、朱熹 C、陆九渊 D、王阳明正确答案：C 我的答案：C 14东方学主要的研究地域是（）。（1.0分）1.0 分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道家是诞生在古老神州大地上的重要的本土思想。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了道生法、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是“诸子百家”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影响中华文化各个领域，对中华哲学、文学、宗教、科技、艺术等等影响深远。一、道家对中华哲学的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说过：“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由此可见，道家哲学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道家哲学的核心，体现在其对自然的崇尚、主张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强调“道”是世界的本原，因而从人类到自然界都要以“道”为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哲学是一种以自然哲学为构架的、以“自然之道”一贯之的思想体系，它的本体论、社会政治哲学等都无不主张“道法自然”，体现了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道家哲学这种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倡导人们更加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祈求人与自然在和谐相处的环境中共同发展。老子道家哲学以“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为构架，培育中华民族的智者气象，发展博大精深的智慧之思，探讨宇宙之本源、生命之奥秘、人生之真谛。老子的人生哲学是“自然无为”。照着这句话去做，人们自可与道合一，与自然和谐。可惜许多人受物质生活的压迫，无法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无法创造自己的伟大人格。他的教训，真是我们现代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苦口良言。二、道家对中华文学的影响在道家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道家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家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道家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另外道家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屈原的《离骚》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郭璞、鲍照、陶渊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甚至清代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开端部分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游幻境”的片断实际上是对人物形象的一次总结，具有强烈的神奇魔幻的色彩。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钱新摘要：道家思想中国传统艺术前言：学习了宗教与艺术之后，我对中国的道家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我明白了任何的宗教都有其相应的文化艺术来展现，越是灿烂的艺术越是有其高深的宗教思想涵盖在其中，在西方，基督教，其相应的西方绘画中，最典型的画像就是其耶稣的生平事迹，当然我们东方也有，离我们最近，影响较大的就属我们的佛教，道家思想。接下来我要讲的正是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主题：道家的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勉强妄为。老子思想认为“自然”是事物的理想状态，而“无为”则是保持这一状态的基本方法。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藏书管理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退隐了，写下《老子》一书。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辞职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都表明美在于超功利的自然无为。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法则，老子的“无名”、“致虚极，守静笃”、“静观玄览”的审美认识观和他所创造的关于艺术创造和鉴赏的“虚”、“静”、“妙”、“味”等一系列审美范畴，为中国传统美学重视整体意象、重视直觉感悟的诗学理论和无言独化、求解言外的审美趣味开启了先河，从老子的这些思想出发，庄子提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刘勰提出“标自然为宗”，司空图提倡“妙造自然”，苏轼认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等等，中国古典美学由此一脉相承，引申出了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价值。中国绘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传统，是中国古典美学审美价值观的突出体现，深受儒、道、佛审美思想的影响，成为举世睹目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画从题材上分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从表现形式上分主要有工笔画、写意画两种，但不管是题材还是表现形式，中国绘画艺术受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其描绘物象多取材于自然，在物象的描绘手法上，多运用线条、墨色来表现形体、质感，有高度的表现力，讲究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并讲究整体的统一，这些都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统一，特别是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其根基的就是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体现。中国绘画讲究“以形写神”，追求的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绝似又绝非像物者的真通”（徐悲鸿语）。

孟子的文学思想

论孟子文学思想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关键词：苏轼；黄州；诗文思想；超然旷达；惠州；檐州；精神财富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苏轼满怀抱负步入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状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入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一、黄州初期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吃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法口对酒杯浑似梦”伪诗句。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白吟例每花二首》。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主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白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七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白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

道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道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摘要：道家思想源远流长，从老子的“天人合一”到“庄周梦蝶”的变化不断推到道家思想的成熟，也逐渐扩大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春秋战国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道家思想作为百家争鸣的一支重要学派，在时代的舞台上演绎自身的传奇，在后世社会的发展中影响深远。在现在的社会中道家思想更能为我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关键词：辩证法、虚实相生、无为、寡欲哲学道家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老子充满智慧的辩证法思想和无为都为后世留下了毛贵的财富，其中“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著名的辩证词汇，不仅反映早期哲学思想所闪烁的光辉，更看到道家哲学的深邃。道家倡导无为，但无为并不是简单的不做什么，而是不要过分的干预事物的发展，不要盲目的插手自己不该干的事情，违背了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最终会受到惩罚的。其中“揠苗助长”的故事广为人知，这也反映了道家哲学的现实意义，在道家学派的另一位大师庄子那里，他更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灵魂的超脱，《庄子》中有很多的寓言故事，其中有一篇说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起舞，睡醒之后却在思考是庄子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变为庄子，其思想的深邃与旷达无人能及，《庄子》中有鲲、鹏那样的庞然大物，也有朝菌、蟪枯等微小之物。但在庄子眼里，他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自己追求的目标。其中辩证法作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庄子在自己的妻子去世后，竟然鼓盆而歌，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举动，但在庄子看来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为什么他不能为这种解脱而高兴呢？老子作为辩证大师更是出类拔萃，其辩证法的思想令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道家主张寡欲，寡欲不是节制欲望，而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欲望，人的欲望越多就会一步步的踏入欲望的沼泽而难以自拔，消减欲望、知足者常乐更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哲学，《庄子》中记载了楚王想请庄子担当宰相的故事，但是庄子却在名与利的诱惑下选择了自己要过的生活，那种闲适自由的田园生活，那种无所羁绊的生活为后世众多学者所向往。水在道家思想中无处不在，老子说“上善若水，大智若愚”水对道家来说是不可

苏轼的文学地位和贡献

苏轼生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