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筹资手段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与政府就是来自国外社团，

主要内容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育来扫盲，或者进行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四、启示

（一）、推进社区参与

（二）、站在宏观的角度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出发点

（三）、广泛开展农村教育

（四）、发展农村经济

（五）、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⑧。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20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述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尤以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这次运动由于注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而且历时十几年之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运动才被迫中止。我们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有进一步的加深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虽然，由于乡建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它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应否定，而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

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作用。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来到各方面都很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我们不能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而否定数以千计的知识分了的这种“深入民间”的历史意义。

一、乡村建设运动完全失败了吗？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前期，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期，也正是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年代。历史恰似在前进的过程中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类讨论：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状况，来自不同阶层、接受不同思想的人们对如何改变并发展这片广阔的天地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结果：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走向没落；而通过与土地革命一脉相承的暴力革命，中国******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改变了国家性质，并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彻底而激烈土地制度变革。******人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土地制度的革命，带动生产力的革命，最终改变乡村的面貌；而这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确实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否定阶级斗争的根本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真的是被历史所否定了吗？我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未能获得成功，固然有其不可回避的缺点（下文将具体论述），但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被“历史的必然”所否定，不如说之一运动实际上是被“历史的偶然”所终结。

首先，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根本初衷，并非完全为了协助整个中国农村走出凋敝，而在于追求更强的财政实力。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实力，依然会进行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从长远来看，在那样的局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在当时内战频仍的动荡社会环境中，乡村建设运动难以实现有序、高效和平稳地发展。史料表明：即便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本身，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比如晏阳初就曾因拒绝为张学良效劳而遭到追捕。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圆满成功。

第三，乡村建设的衰落，与日本人侵入中原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乡村建设的重要阵地“定县平民教育协会”，正是在1936年为躲避步步进逼的日寇而撤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暴力革命除了完成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重构以外。事实上也肩负起了避免民族灭亡的责任；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从根本上也是为了加强民族生存发展的活力，但在当时激烈军事斗争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

仅看结果就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乡村建设运动没

有在当时的中国起到预期的作用，并不说明这些理论和思潮没有借鉴的价值。相反，基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在我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泰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成功指导了实践；晏阳初于1967年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张家港等地依靠“两个文明”共同作用带动城市发展的实践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进步意义何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乡村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成功，并不能因此对其全盘否定。只有站在一个客观超然的立场上去评析它的得与失，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乡村建设学派的知识分子，带着对中国农村深切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深入乡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地工作，他们不仅切实改变了当时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也为日后的农村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基本了解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主张和工作的基础上，总结起来，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建设积极分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准确的；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应该被充分肯定。近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存问题极端严重；乡村建设派把视线投向广大农村，强调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国命“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从而提出了“救国先救农村”、“复兴农村”、“民族自救”以及“知识分子下乡”等主张。他们对广大农民给予了深切同情，怀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从城市走到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作了不同程度的有益于农民的工作。

其次，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途径。中国农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许多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广大农民自发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盘引进西方的思想、照搬国外的经验，很难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匹配，甚至会造成梁漱溟所说的“文化失调”。只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重视发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使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大众主动参与到涉及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去。在乡村改造的实践过程中，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十分强调启发农民的自觉意识、调动他们自我创造、自我建设的积极性。他们认为“培养具有现代民主与科学意识的新民才是乡村改造的正皓”；他们强调乡村建设“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坚持乡村改造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他们从农民的所知开始、从文化条件出发改良农村环境、改良农民生活，尽力做到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最后，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动确实使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的到了一定的改善。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确实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为以后更深层次的乡村改造打下了基础。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政建设”，规范了山西的基层

政权建设，促进了山西农村社会的安定，使得政令一直能够贯彻到村，让村民通过一系列的参与活动感受到政治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足之处何在？

不能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乡村建设运动的衰落，除了与当时国内国际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以外，也部分根源于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分子没有也从未打算对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分配的不公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乡村建设运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乡村社会能否实现全面进步与长期发展密切相关。

其次，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相应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推动作用。最后，乡村建设派大多被当时的实力派所利用。

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不应该只被尘封于历史中。这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者的实践有着积极的启示和重要的指导作用。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聚焦于农村的社会发展运动，首次提醒人们注意，农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块重要阵地。乡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启发我们，通过文化教育与能力培养等方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最终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努力是可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只有确保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时发展，实现宏观改革与草根演进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对振兴农村的宏伟蓝图得以实现。

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对如今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发意义。而乡村运动积极分子深入田野、身体力行、崇尚科学、尊重农民的严谨态度与高风亮节，也值得今天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们所学习和仿效。

乡村工业化是指乡村地区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乡村居民职业构成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逐步增加，乡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不断提高。乡村非农产业主要包括加工工业、采掘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及商业服务业等。乡村工业化既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也不同于目前发达国家中的工业分散化。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工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工业比重增加，工业和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现代乡村工业化是在乡村地区兴办工业，就地吸收、转化农业劳动力，或成为完全脱离土地的“永久”工人，或成为亦工亦农的兼业型工人，但都不离开乡村。乡村工业化在农业还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表现较为明显，是工业化的一种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