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数字迷信

浅谈中国古代的数字迷信
浅谈中国古代的数字迷信

小议中国古代的数字迷信

10级诉讼法研究生雷雷2111014008

摘要:在古老的中国文化里,数字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就被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就被赋予了双重功能。每个惯用的数字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数字文化古老而神秘。

关键词:数字;文化;迷信

中国古人早已意识到“数”是个神来之物,“先天地而已存,后天地而已立”,是人类建构宇宙万物和传达其意志的特殊语言。所以他们认为“万物莫逃乎数”、“天数已定”、“劫数难逃”。从《易经·系辞》一段来看数字在中国文化里的特殊意义,其文曰:“天一地二,大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大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称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段深奥的话全用数字表述,可见,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简单。它们的产生和运用,应当说跟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密切相关;数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很可能是古人哲学思维的表现和发展。不妨认为,古代曾存在过数字迷信,只是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就是了。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把“一”看作宇宙之本原。而《淮南子》对“一”作了更精深的解说:“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怀壤天地,为道关门”,进而指出“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可见“一”笔画虽少,但却具有完整、博大、圆融、和谐之意。所以古代帝王都要“一统天下”,“一生一世”都会为此而奋斗。可见,“—”它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而且还表示完全、全部、统一、专一、一样等。在道家哲学里,它还代表“道”以及由“道”派生出来的混纯之气。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很早开始崇尚一统,即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高领袖,使得中国人有很浓厚的“大一统”情结,在政治上崇尚一元化。“一”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意义,“举凡一切最高最大的事物均可用‘一’来表示”。

“二”作为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始终和阴阳联系在一起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易系辞传》说:“分为二以象两”,这“二”和“两”都是相当于“万物负阴而抱阳”中的“阴”和“阳”,总之二就是指统一体中互相对立的矛盾双方,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阴阳二元配列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律,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生命范畴到道德范畴,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阴阳嬗变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对大千世界的认知模式,如:阴阳论在传统文化中成为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文学哲学,作为文化符号的“阴阳”子成为“二”的替代性符号,正像今天用“一分为二”表示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崇尚对称、对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现了汉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在文学上有“两个黄鹂鸣翠柳”,在城市规划上有天坛、日坛,对应地坛、月坛,都是成对而名,匹配的非常整齐。

“三”就是一个十分奇妙的数字。运用奥妙无穷,甚至带有某些神秘意味。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三”衍化而来的。《说文》这样解释“三”:“三,天地人之道也。”古代汉民族将整个宇宙宏观地划分为天、地、人,这就是天地人的宇宙三分法,即“三才”宇宙观。《论语》中有“三思而后行”、“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君子有三衍、三戒、三畏、三变”、“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等名言。《易经》的整个符号体系就是建立在“三”及其倍数的基础上的。《易经》八卦中有“乾”、“坤”二卦,并以此象征天地和阴阳。乾体有三面,坤体有六面,阳得兼阴。《说文解字》云:“三,天地人之道也。”这些思想、概念对后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法则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化中,三是个十分神圣、圆满的数字,在生活中不自觉地用“三”来总结事物,怪不得古人行礼会“三让”、“三揖”,唐代有“三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科举有“三试”(乡试、会试、殿试),祭祀要有“三牲”,敬酒要“三献”等等,即使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还会说“三”次为满,“事不过三”。可见,“三”是个终极之数。

对“四”的迷信源于对大地的崇拜。古人认为地是方的,共有东、西、南、北四面,“四”的象形也正好是一个方形实体。这一方向概念比较明确,东南西北很少混同,中国的古代建筑如城池、宫殿、庭院、寺庙,都取正南正北的方形,东西南北也十分清楚。在汉语中,由“四”构成的词语大多与大地的方形有关,如“四方”、“四极”、“四维”、“四海”等,成语“四分五裂”、“四海升平”、“四面八方”、“四通八达”也确实体现了这种方形本义。

《尚书·洪范》中写道:“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级——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由此,“五行”说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许多思想、观念、学说不断从它衍化而来,以“五行”为范示的文化概念层出不穷。仅《尚书》中我们就可以举出好多,如“五典”、“五礼”、“五常”、“五行”、“五服”、“五言”等等,另外,在《周记》、《礼记》、《左传》等其余十三经中也出现了许多“五”所形成的概念。可见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五”的推崇程度,数字“五”成了一个极为深奥、复杂的文化载体,它的影响遍及思想的各个领域。

《周易》说:“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用数尚“六”,就是象征王统辖天地四方六合和阴阳五行,为此之故,王之官为“六官”,王之政为“六典”,王之居有“六寝”,王之民在“六乡”、“六遂”,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王之车有“六车”等,不胜枚举。另外,六的除数相加还等于六,据此,古代哲人把它看作一个完全数和周期性的标志。六“爻”就是代表事物发展的萌生、显现、生长、浮动、腾飞、终极六个阶段,这是一切事物从生到死的循环规律。《易经》认为偶数为“地数”,属于阴性,但代表大地,而大地既是繁衍和滋养万物的母亲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归宿。因此,“六”是一个带有美好意念的数字,它充盈着吉祥、圆满、顺利、平安、兴盛,于是便有了“六六大顺”、“六六双全”,农历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

在中国文化中,“七”是个具有两面性的数字。在我国某些地区,农历的七月七日为凶日,绝对禁止嫁娶。这种习俗与传说牛郎织女有关。织女为天帝的孙女,偷偷下凡到人间,与牛郎婚配,后来被迫离开人间,一年之中,两人只能在农历七月七日这天相逢。因此,“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之说自是情理之中。可是还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之说:《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率兵七出祁山,七擒孟获,最后使他心悦诚服俯首称臣。因此,“七”也有“长久”、“庄严”、“神圣”等涵义。

《说文》释八:“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八字原先字形像两段短弧,以其突出部分彼此相对而接近,其两端则互相拉开距离而远去,像两个深度弯腰的人背向背地站在近旁,其标准形态就是数学上的双曲线,由此产生八字分别、分开、分离之本义。所以有事物八分

之法,如儒家实现政治理想分为循序渐进的八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福建又称为“八闽”;另外还有“八卦”、“八仙”、“八音”等等。

中国的古老文化赋予了“九”特殊的含义。《易经》认为奇数为“阳”,“九”为“极阳”,至高无上。《内经·素问·三部九侯论》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周易》则把奇数规定为“天数”,可见“九”则是天数中的“天数”。所以清代汪中的《述学·释三九》说:“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外,“九”的音、行所蕴涵的文化概念就更为丰富多彩。许慎在《说文》中这样解释“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的意思是“九”是阳数之穷极,而“穷极”这一概念正是由汉字“九”那弯弯曲曲直至终尽的形象体现的。尽管“九”字只有二笔,但其中一笔竟然包括了横折弯钩,一共转了三道弯,可以说是汉字中转弯最多的笔画。由于其音、形、义的缘故,汉语中的“九”充满着多、大、远、久、深、高等涵义,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句,来形容庐山之高,瀑布之长。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九重城阙烟尘生”、“九华帐里梦魂惊”等句。“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自此“九”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帝王文化的一个符号。皇家许多建筑物的设计都采用九或九的倍数,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排云殿高为九尺九寸,皇宫内大小城门上各有横、竖九排共计八十一个门钉;连皇帝祭天的场所——天坛的圆丘、栏杆、以及圆台上石块的数目无一不是九或九的倍数。

顺天守时的思想以及对吉凶的预测成为人们数字崇拜的直接根源。人们办事多遵循某种不成文的规定,比如择吉,就是这种思想在文明社会的文化遗留。在当今中国,即便是不懂择吉的人,凡逢结婚、开业、迁居新宅等大事,至少要选择一个“6”、“8”、“9”的吉祥日期,或是选择年双、月双日也双,最好是阴历、阳历都逢双的日期,凑成“四个双”或“五个双”。若是对择吉略知一二,讲究就更多了。凡事都要与数字联系起来,这种思想的根源就是我国从上古以来就存在的天人一体化的思维逻辑。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崇拜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可言,但是千百年的文化惯势是很难改变的。

由此可以看出,数的概念深深根植于汉文化的土壤中,是与古代汉民族的哲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对“数”在中国文化中的涵义,最准确的概括和总结莫过于《孙子算经》:“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无常之本末,无行之准平,四时之始终,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稽群伦之聚散,考三气之降升,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横之长短,采神诋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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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篇一: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摘要: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从古到今,中国服饰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昭显着历代的印记,从中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深刻意蕴。不可否认,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使中国的传统服饰与悠久的文化基因互为表里,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东方气息。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选筛与习惯,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也烙有特定时代的印痕。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三大内涵服饰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故而不同民族的服饰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也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光辉发展历程,其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从宏观上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和谐统一文化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是其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诞生以来,一直在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它能够创造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使得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具紧迫性。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各行各业(食品、药品、建筑、家电、家具、汽车、电子、网络等等)的质量事件频发,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也屡屡曝出质量缺陷,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暴露出国内质量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国制造的“毒玩具”、“毒饺子”、“毒奶粉”等在国际市场上风波不断,导致“中国制造”一度在西方成为“质量低下”乃至“危险”的代名词,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以产品质量闻名于世的境况形成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出现了频繁的行为失范现象,可见质量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企业自身,更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密切相关。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是解决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途径。 [JP+1]由于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反观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无疑可以为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古代质量管理体制,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其一,对古代手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研究,邹依仁(1988)以《考工记》《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文献为依据评述了先秦、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质量管理方法,丘光明(1996)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质量管理思想、保证手工产品制作质量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质量管理法规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二,对古代市场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周明星(1995)以《周礼正义》为据考察了先秦市场管理中的各级职官设置,蒋铁初(2005)对唐代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市场管理的内容及其为我国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田璐(2007)以政策规定、行政管理及其实施背景为维度对唐宋市场管理政策

浅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浅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摘要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积累了十 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传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 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 古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如孔子把教育作为治好国家的三大条件之一:“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使人口增加、百姓富足之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孟子也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教育观点。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好的政治靠的是法度,是用刑罚约束百姓,使之畏惧国君,不敢违背;而好的教化靠的是德性,是用仁德去感化百姓,使之爱戴国君,由衷向善。好的政治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得到的则是百姓的人心。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把“善教”当作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新书·大政下》)董仲舒继承了孟子的“善教”思想,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告诫统治者要用教化作为防范百姓的“堤防”,这种说法显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他认为教化的作用远远大于刑罚,这无疑是正确的。唐代的孔颖达从儒家传统的政治观出发,充分肯定了教育在营造社会良好道德风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宋代的朱熹也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并从当时的教育实际出发,反复强调国家办教育应“以明人伦为本”,只有“教明于上”,才能“俗美于下”,“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可见,朱熹已将重视教育的眼光投向了未来。 2. 强调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如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不同,才有了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之分,所以,加强后天的教育,对于人的健康成长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人虽然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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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一词的起源

“迷信”一词的起源 “迷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出并用以指称不正确的信仰,随着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以及与异族的接触,“迷信”专门用以称呼非基督教信仰,言外之意惟有基督教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宗教,异族的信仰皆是一种神灵崇拜、巫术、“迷信”。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继承了天主教对正统信仰与迷信的划分。而此时也正是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对理性的追求将宗教与科学对立了起来。由培根开启的近代科学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权威的传统,不仅审视迷信,还质疑经院哲学和宗教,20世纪20年代,科学占据了权威的地位,它让人相信自然法则是支配宇宙的惟一力量,宗教也被归入“迷信”之列。总之,“迷信”(superstition)一开始是指与基督教相异的宗教信仰,后来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它也指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信仰。 近代中国“迷信”概念的演变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但也有不同之处。 一、唐代至19世纪末出现的“迷信”一词无批判意义,不指向民间信仰,“迷信”一词使用的频率很低。 最早使用“迷信”一词的,是在一篇唐代墓志中:“既下车,闻有僧道峦属火於顶,‘加钳於颈’,以苦行惑民,人心大迷信。”1沈洁认为此处“迷信”的意思泛指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状态,并非专门指向民间的信仰形态。2 19世纪末以前在对民间信仰的论述中常用的词汇主要有:淫祀、愚迷、愚昧、迷惑、迷妄等。较早出现使用“迷信”一词的是在麦仲华主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和陈忠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这两本经世文编都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6“外史”类中,收入了日本佚名作者的文章《论欧洲现情》,其中使用了“迷信”一词:“何则英驻土耳其大使言曰,亚儿米尼亚富人本不喜狂妄唱独立之说,诚恐刚暴无谋,奋激土人迷信宗教之心,遂以紊世局之静谧也。”3沈洁认为这应当是“日本人用中文写作的时政文章,在戊戌维新思潮中传入中国。”4 《皇朝经世文三编》卷74中“外洋商务”类有《外洋商务巵言》一文,此文从内容到词句与上文所引《论欧洲现情》几乎完全一样,沈洁认为两部书中把“迷信”与“宗教”连用,是指同理性主义相对应的信仰世界或者更泛义地指向一种非常的心理状态,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用来指代一种世界观,并不是直接指向对大众信仰形式的批判。她认为这是近代以来较早出现在中文中的对“迷信”表达。 “迷信”一词在使用于汉语本土语汇之初,常与“宗教”连用,泛指与理性主义相悖的信仰世界及心理状态,并不是后来成为的对大众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实践的专指,它所指向的意义同日后“迷信”一词成为精英主义专门针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批判并不相同。 二、二十世纪初“迷信”有了明确的定义,“迷信”一词在国内开始被大量使用。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署名,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数篇论说中多次使用到“迷信”一词,并且第一次对“迷信”之所指作了明确的定义。当时梁启超正游历日本,他的所思所想极大程度地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其著述所使用的词汇直接来源于日文也存在很大可能。 1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09-911 2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 3[日]阙名:《论欧洲现情》,《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6,“外史”,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6辑,第751册,第1287页。 4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

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审美意识阅读练习及答案

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审美意识阅读练习及 答案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审美意识阅读练习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审美意识》阅读材料...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审美意识》阅读材料 ①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 ②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主张。如儒家倡"约之以礼",墨家倡"节用",法家倡"自然",反对修饰。 ③ 魏晋时期是政治经济最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却是极自由解放的时期。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主张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这种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摆脱了汉代儒教的礼

法束缚,直接展示人格个性之美。 ④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那么,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大胆追求。其服饰色彩之华丽,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历代没有的。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条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官家女子竞相效仿,致使山林奇禽异兽扫地无遗,充分显示了当时时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饰风格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手工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博采众长,首都长安堪称中国古代的"巴黎"。 ⑤到了唐代后期,服饰审美中那种真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细腻含蓄的阴柔之韵,此种审美倾向的转变,是与当时唐朝由盛转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 ⑥ 宋朝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服饰以纯朴淡雅为美。明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服饰华丽异常。这是因为明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意识趋向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此外,明代中期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手工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使其服饰从质料到色彩到图案都追求艳丽,形成了奢华的风气。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洋文化逐渐向东渗透,留学生脱长袍马褂,变西装革履,也与当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 ⑦ 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饰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蔽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唐贞观年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谈谈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题: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谈谈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答: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传播,流淌 成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习惯于按时代或者朝代来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不 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烙印着不同时代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学总 是与历史密不可分的,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而中国古代文学沉淀至今,所产生的价 值便在于向后人展示中华民族在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淀,同时也是在发扬高尚 的人格,渊博的精神,以及浩大的智慧。同时文学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感悟记载,是人 类社会发生蜕变的基础,是人类思想得以进步的基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中心,开创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不得不说,中国几千... 中华民族有着 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传播,流淌成一条长长的历史 河流。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习惯于按时代或者朝代来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烙印 着不同时代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学总是与历史密不可分的,亦 文亦史,亦史亦文,而中国古代文学沉淀至今,所产生的价值便在于向后人展示中华 民族在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淀,同时也是在发扬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精神,以 及浩大的智慧。同时文学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感悟记载,是人类社会发生蜕变的基础, 是人类思想得以进步的基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中心,开创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不得 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中国历史的变衍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一方面从思维角度束缚 了国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在行为举措上规范了国人的动向。这不仅是价值的体现, 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到我国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便不得不将其与西方的文学、文化进行比较, 必须承认的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开始西式化转变。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相互碰撞后必然的一个现象,从现实角度分析,中华文化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或者说中华文化注重的是底蕴,在实现性上没有西方文化那般快速迅捷,在世界 性战争的爆发与民族压迫之下,中华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不可阻遏的趋势,但中国传统 的文化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从如今西方科学文化达到饱和后开始研究中华 文化便可看出。我以为中华文化去伪从简,便是一个“境”与“韵”,如同道德经中所云,“道可道,非常道。”中华文化所教授给人们的便是这样一种说不出来的意韵,是一种

中国古代历史10大人物列表

中国古代历史10大人物列表 一、十大明君 千古一帝---秦始皇布衣皇上---刘邦盛世明君---李世民风流女皇---武则天士兵皇帝---赵匡胤大明太祖---朱元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盛世---康熙一代明君---雍正风流倜傥---乾隆 二、十大后妃 野鸟皇后---吕雉挽歌圣手---王政君魂断金城---贾南风太和改制---冯氏独孤奇妒---伽罗乱世惊鸿---张氏铁马红颜---萧燕燕垂帘风流---刘娥草原之花---布木布泰铁血太后---慈禧 三、十大奸臣 谮忠祸吴---伯喜朝廷叛逆---刘濞弑君跋扈---尔朱荣盛唐大奸---杨国忠三起三落---蔡京一代国贼---张邦昌生财有道---阿合马马屁天王---严嵩跋扈第一---鳌拜第一贪官---和绅

四、十大阴谋家 伪忠伪孝---王莽豪强独夫---董卓 虚伪狡诈---司马昭口蜜腹剑---李林甫外憨内奸---安禄山反复无常---朱温 汉奸鼻祖---秦桧湖上平章---贾似道红颜一怒---吴三桂窃国大盗---袁世凯 五、十大才女 史笔千秋---班昭名垂千古---蔡文姬凤仪高迈---谢道韫雁过留声---薛涛 道观哀艳---鱼玄机出水芙蓉---花蕊夫人词国俊杰---李清照断肠英女---朱淑真纺织大师---黄道婆巾帼英雄---秋瑾 六、十大宰相 直钩垂钓--------姜尚成就霸业---管仲 芝过昭著---李斯开国丞相---萧何 权术之王---曹操千古名相---诸葛亮知人善任---狄仁杰佐定天下---赵普 北国卧龙---耶律楚材独裁良相---张居正

七、十大商人 富甲陶朱---范蠡营国巨商---吕不韦官商大鳄---桑弘羊实业巨子---张骞商界巨擘---盛宣怀第一商人---胡雪岩火柴大王---刘鸿生家族首富---孔祥熙地产大王---徐润双栖勇士---章乃器 八、十大名臣 天下归心---周公改革斗士---商鞅流芳千古---房玄龄千秋镜鉴---魏征改革大师---王安石治国奇才---刘晏第一清官---于成龙扶棺谏君---海瑞千古完人---曾国藩千秋功罪---李鸿章 九、十大昏君 暴虐之君---商纣王亡国之君---胡亥傀儡皇帝---汉献帝白痴皇帝---司马衷名义皇帝---唐高宗苦难皇帝---明思宗儿皇帝----石敬瑭杀兄弑父---隋炀帝异国囚徒---宋徵宗淫君之首---明武宗

中国人信仰的根源辨析

中国人信仰的根源辨析 信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思想多元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关于中国人有无信仰的争论。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命”为起源,以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为信仰主体,以道德信仰作为核心内容,以“天人合一”为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信仰体系。当代中国信仰重构应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统领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标签:信仰;中国传统文化;探源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因而也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的冲击,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之而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信仰作为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建设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信仰的重构还应反身向后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求精神力量。 一、关于中国人信仰有无的争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物质财富的增加也随之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在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思想领域,一场关于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的争论由此展开。 1、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 美国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撰文并预言: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文章认为:中国人在心理上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排斥宗教信仰并将其视为迷信;但在行为上却表现为泛神论,拜鬼敬神的现象非常普遍。当在精神领域中无法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信仰时,便丧失了敬畏之心,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被无限夸大,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各自行为。当人们心中没有罪恶感时,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便暴露出来。也正因为没有信仰,所以“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1]信仰的缺失使中国人将对金钱与权力的追求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自私自利和缺乏同情心,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的。 以上事实反应了国际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人信仰观的普遍看法。虽然这是基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由于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实质,因而未免过于夸大和片面、有失公允。 2、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仰

浅谈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浅谈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论文作者:李攀][免费论文源自:现代企业2011年8期] 在我们往往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回顾历史,总能找到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和答案。古人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本文简要的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质量管理制度,通过借鉴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质量管理道路。 我们中华民族追求高质量的历史源远流长,质量管理的思想和做法自古就有。远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朴素的质量管理思想和意识,当时石器不仅按照不同的功能、用途进行制作,而且对于石器所用的石料进行筛选选择,对加工出来的石器产品还要进行简单的质量检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创造着高质量的产品,特别是青铜器的出现。其首先应用于兵器方面,世人熟知的越王勾践剑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宝剑之一,经历了千年历史依然锋利如昔,可见我国古代的青铜制作质量的水平。 《礼记》记载了周朝对食品交易的规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质量的记录:“五谷不分,果实未熟,不粥于市。”其内容是,在五谷与于水果不成熟的时候是不允许贩卖的。 《考工记》,作为一部官书,是周王朝关于各种器具制作标准及工艺规程的具体规定,其中也有数条是针对生产过程中出现残劣次品不得流入市面的规定。《考工记》开头就写到“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所谓“审曲面埶”,就是对当时手工业产品作类型和规定的设计。“以饬五材”,是确定所用的原材料。“以辨民器”,就是对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质量检查,合格者才能使用。 从上述有关周朝的管理来看,西周对市场上商品的质量是相当重视的,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世的质量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代兴建的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也是世界八大奇迹中仅存于世的。度量衡的统一为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基础,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产品质量所做的积极努力。“书同文,车同轨”致使中国文字不断层,铁路现今依然继承古法。秦始皇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标准化大师”实属当之无愧。 先秦《礼记》中“月令”篇,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其内容是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场的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目的是为了考察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首先提出用“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的构想,是春秋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率先在秦本土实行了: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的制度。同时,还将各郡(省)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由“大工尹”统一进行年审。凡不符合标准,不得使用,以保证产品质量能“功致”。当时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兵器、车辆等。由于兵器的质量是决定冷兵器时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质量管理就更加详细严格。如对弓箭,就分三类,并选择材料,以柏最好,对弓体本身的弹射力(几石)、射出距离、速度、对箭上的羽毛及其位置亦有具体规定。这些都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得来的。秦朝能统一六国,这与其相对完备的军械质量管理制度密不可分。 《初学记》卷二七引《范子计然》曰“肃细文出齐,上价万二千,中价万,下价五千也。资料记载表明汉代各地所出产品均存在上、中、下三等价格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应当也是按照质量的优劣粗细而定,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或者特例,而是非常普遍的了。王莽时,第一次明确了三等价格制度,《汉书食货志》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 唐代三贾均市进一步典制化。唐朝由市令掌管物价,实行三贾均市。“贾”指价格,“市”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浅析复习进程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浅 析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浅析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 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留下了贯穿史今的重笔,它既是我华夏文明的一例例见证,又是我们先祖勤劳与智慧的体现。从原始社会的山顶洞,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从大汉四百年的长安未央宫,一直再到明清的紫禁城,还有今日看不到的抑或是史书上也找不到的那千万座宏伟建筑,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在千年的智慧的结晶与沉淀中,我国的传统建筑形成了特有的建筑思想。 从建筑的文化本质而言建筑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合,他以自己独有的形式揭示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出世原则。既能够反映出时代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烙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建筑是一种物质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学,而我国的传统建筑思想是以和谐思想与风水学为最主要思想,来体现民族精神与哲学的。 “天人合一”这一和谐思想,贯穿了中国哲学并影响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因此在中国的建筑中也带有浓厚的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的“天人合一”意识。然而这种“天人合一”的建筑意识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又和具体的儒释道文化结合起来。因此,儒释道具体的“天人合一”观念才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具体区别:儒家将自己主导的伦教纲常思想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尤其是在宗庙的建筑中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佛教则是将自己的教义融人到佛教建筑之中;道家将自己的返璞归真的自然意识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建立的建筑意在追求天(自

然)人合一境界,因此道家对于中国建筑最大的影响主要是在园林方面,然而这种思想和今天在郊区建立远离大都市喧嚣的郊区别墅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在民间的建筑中又有着自己的主导思想,通俗的讲民间建筑有着浓厚的风水意识,用较为专业的术语则是堪舆之术。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这种思想看作封建迷信,然而在堪舆之术里面涵盖着浓厚的天人合一意识,甚至可以认为堪舆之术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些行为和建筑来实现天人合一。 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由于受到儒道佛“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历来主张顺应自然,从未有过如西方视建筑为永恒,不朽,纪念物的思想,当然也就谈不上与自然抗衡了。在古代先民眼中,建筑也如同其他日用品一般,需要不断更新,进行新陈代谢,要与自然保持和谐。 中国建筑不欲以自然和人工来竟久存,而是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布局和形象特征。中国建筑以群体取胜,注重虚实结合,以内收的凹曲线与依附大地,横向铺开的形象特征表达出与自然相适应,相协调的艺术观念。 房屋的设计也尽量体现与自然相同的思想。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室内外空间便完全流通在一起。在传统庭院中,主要建筑多用廊子相绕,廊实际上是室内建筑空间与室外自然空间的一个过度,是中国建筑与自然保持和谐的一个中介和桥梁。 我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不象西方建筑那样是实体一块的庞然大物,而是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台基除了对木结构的防水,防腐功能之外,可以增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表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 旧、新石器时代: 前100万年前后:正值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 前10万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前7千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神农时代。 前2700年前后:传说轩辕战炎帝,败蚩尤,而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前2700年前后:传说史官仓颉造文字。 前2100年前后:传说大禹治水,禹之子启得帝位,开始 “家天下“。 夏、商、西周: 前1900年前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 前1600年前后:自契到汤八迁,居于毫。 前1300年前后:盘庾迁殷。 前1100年前后:周文王被拘于羑,演周易,成六十四卦。 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克商。 前841年;国人暴动,逐厉王,周召共和。 春秋战国: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称东周。 前679年:齐桓公称霸。 前498年:孔子在鲁国遭冷遇后,周游列国。 前494年:吴越之战,越败,越王勾践向吴称臣。 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 前382年:吴起为楚令伊,变法,楚强。 前350年:商鞅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开阡陌封疆。 前339-前278年:屈原作《离骚》、《天问》、《九歌》。 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军事变革,胡服骑射。 前270年:魏人范雎入秦为客卿,献“远交近攻”之策。 秦: 前221年:秦灭齐,天下统一,秦王嬴政定称号为“皇帝”,称“始皇帝”。前210年:秦始皇死,其子胡亥即位,是为二世。 前209年:成胜、吴广起义反秦。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败秦军,刘邦入关中,秦亡。 西汉: 前202年:楚汉之争以项羽兵败自杀告终,刘邦即位,是为汉高祖。 前186年:张良卒。 前150年前后:董仲书强调天人感应学说。 前138-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 前119年前后:汉武帝颁布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 前90年:司马迁卒,其所著《史记》名垂青史。 西汉末年:“再受命”之说风靡一时,公元8年王莽代汉。 东汉: 25年:刘秀称帝,是为光武帝。

现代迷信和封建迷信

现代迷信和封建迷信 现代迷信和封建迷信 迷信是对科学的反动。不管现代迷信还是封建迷信,都是一种精神枷锁,是当前我们端正思想路线的巨大障碍。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现代迷信盛行,影响所及,灾难丛生,危害极大。它的流毒至今仍然是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严重祸害。 现代迷信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大骗局。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用极端夸张的方式神化领袖,摘取片言只语当教义,制造了一套穿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服装的新式宗教,并且用法西斯手段强制推行。他们公然背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扬“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美其名曰“高举”、“紧跟”。他们还搞一套“教规”,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每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挨整的老干部,每饭必须低头“请罪”。他们自定法律,私设公堂,非刑拷打,栽脏陷害。谁若触犯“教规”,就扣你个“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罪该万死的现行反革命”等等吓人的大帽子,不但本人遭殃,而且

祸及全家,株连亲朋。野蛮专横,超过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十年浩劫,造成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这一切,象一场噩梦难于理解,至今仍留在人们痛苦的记忆里。要不是亲历其境,人们很难相信这类丑剧竟然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了不让这类丑剧在我们土地上重演。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解剖它,分析它,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 列宁说过:“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6页)这种最可恶的“传染病”,在经历过长期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科学文化落后的社会里,甚至在革命阶级和革命政党内部,也往往最容易蔓延,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列宁上面的那段话,就是针对七十年前俄国出现的“造神”派说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共产党内出现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消极悲观的思潮,主张在革命队伍里用“造神说”宣传“新宗教”,当即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和深刻批判。列宁说:“造神说难道不是最坏的一种自我侮辱吗??一切从事造神的人,甚至只是容许这种做法的人,都是以最坏的方式侮辱自己,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实际活动’,而恰巧是自我直观, 自我欣赏,这种人只‘直观’自‘我’身上

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传播,流淌成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习惯于按时代或者朝代来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烙印着不同时代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学总是与历史密不可分的,亦文亦史,亦史亦文,而中国古代文学沉淀至今,所产生的价值便在于向后人展示中华民族在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淀,同时也是在发扬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精神,以及浩大的智慧。同时文学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感悟记载,是人类社会发生蜕变的基础,是人类思想得以进步的基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中心,开创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中国历史的变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一方面从思维角度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在行为举措上规范了国人的动向。这不仅是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到我国独特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传统,便不得不将其与西方的文学、文化进行比较,必须承认的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开始西式化转变。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后必然的一个现象,从现实角度分析,中华文化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或者说中华文化注重的是底蕴,在实现性上没有西方文化那般快速迅捷,在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与民族压迫之下,中华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不可阻遏的趋势,但中国传统的文化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从如今西方科学文化达到饱和后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便可看出。我以为中华文化去伪从简,便是一个“境”与“韵”,如同道德经中所云,“道可道,非常道。”中华文化所教授给人们的便是这样一种说不出来的意韵,是一种心境,这其中的智慧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数据化、理论透彻化的思维,是精神领域一种更高层次的探索。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华文化产生于整个中华民族,然而其中真正的精髓神韵只是流淌在一部分人之中,如同一些思想,有着许多人信奉,但真正的核心却只是一小部分人开创。然而这一部分精华在历史长河之中不断更新完善,却控制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动向,道德体系,人文观念。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思维动向,道德体系,人文观念,都是在“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牵引下变化发展。 从另外一些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也是在依靠文学来进行。《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边是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为政”,孔子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认为当政者修身的最终目的是成“仁”。同样,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在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诸多大家在借助文学来传承传播自己的思维见解,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无数年传承,便成了一种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是无数先辈智慧的结晶,无论文体如何,无论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它们都要着极高的参考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于一个时代的鉴定,更是一种人文领域的探索,一次真实的人类变迁记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人物并称大全

人物 二圣:(1)周文王、周武王。(2)周公、孔子。 二王: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二陆: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 二乔:三国时期一对姐妹花,以美貌出名。大乔为孙策妻子,小乔为周瑜妻子。三皇:燧人、伏羲、神农。 三圣:(1)尧、舜、禹。(2)禹、周公、孔子。(3)文王、武王、周公。 三杰:西汉张良、萧何、韩信。 三曹:三国曹操、曹丕、曹植父子。 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煜称为“诗家三李” 三袁:明代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 三苏: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被称为“三苏”三绝:唐文宗时,诏以李白之歌诗,裴旻之剑舞,张旭之草书为三绝 四君:春秋孟尝君(齐)、平原君(赵)、春申君(楚)、信陵君(魏)。 四杰:唐代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 四家:北宋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宋四家。 四才子:明朝祝枝山、唐寅、文征明、周文彬被称为江南四才子。 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称为“苏门四学士” 四圣:草圣张旭,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茶圣陆羽为唐朝四圣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圣:孔子及其弟子(含再传弟子)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的合称。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至圣”;颜子,即颜渊,孔子弟子,被后世尊为

“复圣”;曾子,孔子弟子,被后世尊为“宗圣”;子思,孔子之孙,被后世尊为“述圣”;孟子,孔子再传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 五霸: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五子:宋朝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六君子: (1)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害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于狱中,号称“六君子”。 (2)清戊戌变法运动失败时,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同遭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3)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和李鹰,都出于苏轼门下,当时有文名,推崇他们的人称之为“苏门六君子”。 六逸:李白到山东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徂徕山竹溪隐居,,酣歌纵酒。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 七贤: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被称为“竹林七贤”。七子: (1)汉末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称“建安七子”。(2)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称为“前七子” (3)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称为“后七子” 八仙:(1)饮中八仙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

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中的谦、慎、敬、戒

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中的谦、慎、敬、戒 自古以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所谓礼仪之大谓之夏,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传统文化礼仪中又以周为最,古代一般都推行周礼。自周以来,无论朝代更迭,传统文化礼仪其大致框架基本固定,甚至部分仪式流程沿革至今,这其中除了中国素来从古的习性以外,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礼仪中的精神内核“谦”、“慎”、“敬”、“戒”一直没有改变。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祀先师、先王、圣贤;乡饮、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但无论是哪一种礼仪,其特征都是确立文明规范、形成等级差异、能够传承发展,得到普遍认同,对社会起到沟通、协调、维护、教育的功能。在我看来其中,最容易被传承发展的就是“谦”、“慎”、“敬”、“戒”四种品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四种思想内涵和价值观。 “谦”,谦虚、自谦。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常通过自谦来表达对他人的敬意。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常用自谦语。“您贵姓”往往得到的回答是“免贵姓X”;“令郎”、“令爱”往往回答时 自称“犬子”、“小女”;介绍自己家的时候再豪华也往往说寒舍,介绍自己的学问的时候再高深也要说一声粗鄙;就连九五之尊的皇

帝,对外都自称“寡人”、“孤”,这种自谦除了习以为常的社交习惯以外,往往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观念“满招损、谦受益”。此外,在其他很多礼仪之中也能找到“谦”的身影。饭桌礼仪上有客人先动筷的传统,有饮酒碰杯低杯沿的讲究;行走相碰时,有礼让先行的传统;就连请客人吃饭,也要说得很低调,明晚在寒舍略聚菲酌,或者是略备薄酒,这里,“菲”跟“薄”都是少的意思。随着西方价值观的渗入,在这个张扬个性,追求放肆的时代,很多现在的孩子都认为“谦”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虚伪,意味着客套,但“谦”依然是中国最不可动摇的美德,归根究底就是因为“谦”是维系中国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一条纽带。 慎,谨慎、慎重。着重体现在对现有礼仪文化(规矩、程序)的执行,既要慎言又要慎行。比如宴席上的礼仪:开宴前主人要将重要宾客介绍给大家,并致简明热情的祝词,开宴时主人要亲自斟酒,按顺序向长辈和客人敬酒,不能强求,主动替不胜酒力的客人喝酒,并向客人致意,向宾客敬菜时,要注意客人的饮食爱好,次数不能多,量不能大,否则会让客人尴尬,主人要注意席间相互交流的广泛性,不要热此冷彼,如有女宾,更要注意谈话内容和对女宾的尊重,主人不能先于客人放下碗筷,直到客人表示已吃好方可辞宴;主人要陪主宾,漱口、净手后到另座饮茶。小孩子吃饭时也不能大声喧哗,发出碗筷碰击声或者吧唧嘴。到了家族祭祀时,对于流程的注重更加要求参加者按部就班,不逾矩,不妄言,一丝不苟逐条完成。现如今看来,这些仪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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