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鲍庄》读解王安忆

1 《小鲍庄》的文化反思主题

以文化反思为主题的作品王安忆迄今只写过《小鲍庄》这一部，但无论相对于其个人的创作成绩或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小鲍庄》都是较有力度、不容忽视的成功作品之一。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的王安忆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作者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这男女老少都是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然而却潜藏和迸涌着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在小鲍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糅杂在一起，满溢着深厚浓重的人情味。在《小鲍庄》里，作者已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作生活；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她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她是多么理解和同情这一切。她站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并将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读者。《小鲍庄》在不偏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中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效果。这一效果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时松时紧的并置型结构，知人知世的达观态度，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小鲍庄》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都灌注着人道精神和平民精神。这部融寓言、象征、写实、民间歌谣等多种表现手法一炉的中篇小说，不仅在发表之日引起过强烈反响，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在此后仍不断有研究者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批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作品的魅力与价值，今天的读者仍能从《小鲍庄》中感到发人深省的震撼，在各领风骚仅几日的当代文学中，它何以成为少数颇具生命力的作品之一？我以为，除了艺术表现上的娴熟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文化反思的主题在当下仍然具有生命力，即对中国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始

终掩盖的吃人本质，即扼杀生命力和扭曲正常人性的负面价值的揭露与批判。在小鲍庄里，全村人无一不遵照仁义的规范行事，尊敬赡养老人，长幼有序，人人都为村子的仁义名声而自豪。然而劳渣幼小的生命一降生就遭到忽视；小翠子活泼开朗的天性很快被压抑；拾来与二婶“伤风败俗”的结合，加上外性人的身份更遭到全村人甚至孩子们的仇视与欺侮；鲍秉德家里的因不孕而常招丈夫毒打，直至被流言蜚语逼疯，自以为守着千百年仁义遗风的人们做了刽子手而不自知。同时更为深刻的是作者又对随着劳渣舍己救人事迹而涌进小鲍庄的“现代文明”保

持了警惕与批判的态度，在传媒所制造的语言洪流下，事实真相被掩盖，个人无力保持本色而裹挟其中随波逐流，新一轮的人性扭曲又开始了。可以说《小鲍庄》的主题与五四时期激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救救孩子”等主题有着相通之处，有趣的是，同后者一样，这也是王安忆在经历过一次中西文化碰撞后的思想结晶。《小鲍庄》写于1984年她与母亲茹志娟赴美访问之后，正如作者所说：“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幅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 “一幅新的眼光”这一表述很值得注意，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文化撞击后，崇尚自由生命力、肯定欲望、尊敬个人价值、以人为本的西方文化精神，给王安忆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存状况的价值立足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既独立于传统文化又独立于生存现状的立足点，才使《小鲍庄》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只要作品中所提供的问题仍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感受中，那它就不会被淡忘。

2 《小鲍庄》展现的女性笔触

在1985年之前，王安忆的创作应该说虽有她自己的特点，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没有特别创新的地方。这一阶段是她练笔的时期。到了1985年《小鲍庄》发表之后，王安忆开始进入写作的成熟期。从整体创作上看，这篇文章是很独特、很孤立的，具有“民族寓言”的形式，无论此前还是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小说。很多学者认为《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风格转变的真正开始，而我则认为她的变化始于《小鲍庄》，然而她在创作《小鲍庄》时，还没有认定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方向，只是有意识地要突破以前的创作。因此，尽管她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小说，但此篇在她整个创作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篇小说

写的虽然是“小”鲍庄，却正是她创作野心“大”起来的一个证明。这篇小说以小见大，是她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

在《小鲍庄》里，“雯雯”不再出现了，到了“三恋”中，“雯雯”这个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自我色彩的主角变成了指标宽泛的“他”与“她”，连名姓也没有，最多只是“金老谷的女孩”、“母亲”、“女人”这样一些同样是指代模糊而又宽泛的代名词；到了《叔叔的故事》里，“叔叔”也是没有名姓的一个代表与象征，而小说中的“我”已经不是“雯雯”，而是包括作家这个我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的集合体；《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有名有姓，但她的个性色彩几乎没有，因为作者是把她当作“上海小姐”的代表来塑造的。同样，《纪实与虚构》中的“我”，是既包含作家自己，又超越了自己的“我”，从作家的叙事手法上可以看出她的这个用心。

其它作品如《富萍》、《妹头》、《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也可以显现出作家的这种手法与企图。而这种企图最开始就出现在《小鲍庄》中，尽管王安忆是在九十年代初才明确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第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第二、不要材料太多；第三、要语言的风格化；第四、不要独特性。但《小鲍庄》是她这种还不太明确的小说理想的最初实验。因此，我认为这篇小说对她此后的创作影响巨大，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作品，是她创作力求变化的开始。

王安忆擅长细腻的写实，这在她早期以至直到现在为止的创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非常明白自己的特长，所以她推崇写实主义的托尔斯泰，而非现代主义的其他作家。但是，写实小说最难的一点就是塑造“特殊人物”，也就是“典型人物”。像阿Q样的典型人物，王安忆知道自己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她不要“特殊人物”，也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比较模糊，究竟是不要还是不能，这就很难说了，最起码至今为止她都没有提供给我们这一类的人物形象；至于“特殊环境”，更有悖于她所擅长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写实描绘，她所擅长的没有了可以发挥的地方，她想寻找的意义也就无处寄托了。

其实，这一点与张爱玲是非常相似的。张爱玲即使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如《秧歌》中也还是描写日常生活，甚至在她晚年的长篇小说《怨女》中，她还刻意地减少了故事的线索，而增加了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她喜欢反高潮而不是传奇，就是不喜欢营造特别的环境，表现非常态的生活，编造戏剧性太

强的故事。她们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才是最真实、最可亲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女性特有的情结，我们不妨称之为“女性笔触”。

3 《小鲍庄》中的寻根意识

1985年前后，正是中国文坛兴起“寻根文学”的一段时期。但此后不久，其他作家大都改弦易辙，或先锋去了，或新写实去了，或新体验去了。而寻根意识却深深地扎进了王安忆的意识深处，直到《纪实与虚构》也还是寻根的主题，只是所寻的根已经不同。她自己也说过“我的创作一直和那个‘文学寻根’运动有关系，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的文化的根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思潮对后来的《长恨歌》的创作也是有影响的。上海生活是我惟一的协作资源，我虽然插过队，但时间很短，不可能很深入。”

“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因素，其中对王安忆影响最大的要数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名著《百年孤独》在1982年为其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刮起了一阵“拉美文学风暴”，王安忆显然也不例外。这种影响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写作技巧方面的。

以《小鲍庄》为例，可以看到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3.1描写相对闭塞的农村

《百年孤独》描写了马贡多这个小村庄的兴衰，历史跨度很长。《小鲍庄》同样写一个小村庄的兴衰，只是历史跨度要小很多。但他显然力图弥补这种“小”，于是在开篇加了两个“引子”，在结尾加了两个“尾声”。这一头一尾的润色，无疑使“小”鲍庄变得大起来。与闭塞的马贡多一样，小鲍庄也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伦理观念，村民也与马贡多的人们一样顽固不化。他们的一整套生活秩序、价值观念、道德体系，都建立在祖先失败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就早已被定格，正如马贡多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性格秉性和命运上都一脉相承。《小鲍庄》的两个引子颇有用意。“引子”交待的是小鲍庄地理位置上的不利……洪水天灾不时会给小鲍庄以毁灭性的打击；“还是引子”交待的是小鲍庄祖先的冥顽不化，明知筑坝挡不住洪水却不肯服输，寻找其它防洪措施的想法被认为是“违背祖先”，因此一辈一辈地固守着先人留下的家园跟堤坝，宁肯承受洪水带来的威胁。从这两个引子可以看出，王安忆写作此篇的目的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说“要挖掘闭塞地方固守仁义的文化根源”，似乎闭塞的地方，一些所谓“仁义”

之类的传统美德也就保存的比较完好。相反，她采用了一种荒诞的手法，分明是在揭示那种传统的非理性特征，其用意恐怕是要消解“仁义”，或者说是她对传统文化继承上的一种反思，这是她与马尔克斯在深层次理念上的统一。

3.2描写外来文化对闭塞文化的冲突

对马贡多构成冲击的是流动的吉卜赛人，对小鲍庄构成冲击的是邻村的小冯庄，尤其是那个身份不明的“拾来”。严格来说，小冯庄与小鲍庄的道德观念、生活秩序与文化传承的差别不是很大。但从小说中不少的暗示来看，大姑是这种文化的背叛者，而她又无力承担这种无意背叛的结果。于是，她把自己的私生子谎说成是捡来的，并给他取了“拾来”这个名字。这就意味着“拾来”成了一个断了文化根源的人。他与周围的人是那么地格格不入，他是小冯庄的“异类”，更是小鲍庄的异己者。这个找不到根的人是如此苦恼，他急于融入一个群体、一种文化。然而，他最终因此离开了小鲍庄，离开了一度深爱的二婶。

外来文化没有改变马贡多村，也没能改变小鲍庄。但小鲍庄却在随后动摇了根基。当新闻记者、作家纷纷涌入小鲍庄，采访、宣传“捞渣”的英雄事迹之后，小鲍庄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变化。“捞渣”的仁义被无限度地捧为英雄壮举，为他重修的墓碑成了小鲍庄的一个制高点，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传统的仁义观念已经被现代的“英雄”观念取代，不带功利色彩的仁义变成了处处有好处的“英雄”行为，“捞渣”一家因为他的英雄身份而脱贫，老实巴交的大哥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

瓦解传统最有力的武器是现代意识，而现代意识的得力传播工具之一便是媒体。也就是现代意识、观念的注入，使传统的小鲍庄的文化根基动摇了，从此，仁义不再是小鲍庄人处世的原则，而成了一种获得现实利益的手段。传统的仁义就这样被王安忆从两方面消解了：一方面，他暗示了小鲍庄人仁义的盲目性、狭隘性；另一方面，她暗示了小鲍庄的这种仁义必然消亡。至于小鲍庄未来的走向，小说似乎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从略显荒诞的结尾来看，作者又似乎有所倾向。闭塞的村庄自有其盲目与狭隘的传统，而开放的现代文明却也扭曲着真实的生活。

3.3荒诞色彩

中国人是现实的。即使神话也没有多少神秘主义色彩。正如《小鲍庄》的两个引子，本来是可以具有神秘色彩的，但神秘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善恶都格外分明的社会秩序是不和谐的。因此在这方面王安忆也无所作为。但她显然并不甘心，所以将小说的结尾写成荒诞的结局。这是中国作家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但作者在这方面走得并不太远，毕竟她是一个以描写都市生活见长的作家。

3.4叙事模式

《小鲍庄》的时间跨度不长，虽然主要线索是以时间为主，但每一个片段又都是以空间为线索的。王安忆分别平行描写了小鲍庄、小冯庄四个家庭的重要事件，几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叙述结构，直到小说后半部分，新闻媒体闯入之后，小说的叙事结构才渐成开放状态，但四个家庭依然是主线。这其中尤以“捞渣”一家为主，其余各家都起衬托、穿插的作用。特别是孤老头子鲍秉义，他唱的曲，从小说形式上讲，成了一条暗中贯穿各部分的经络，从内容上看，又是小说内容的一个补充。这些明线暗线的安排，我们从《百年孤独》的布局中均能找到一些影子。

王安忆的行文除了淡然的旁观者态度和口吻的情节叙述之外，更打动人的是她每每会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加上自己的点滴评论，这种评论又显得那样无影无形，它与故事叙述融合在一起，正常的阅读中不容易觉察。对于这样多少有些边缘性质的主人公和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能够成功地避免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来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指手画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小说里有评论，但这种评论尊重事实，尊重主人公的心理发展逻辑。

综上所述，《小鲍庄》的结构比较简单，但在简单中却有一种份量，这使得这种简单也成为了一种风格。因此，《小鲍庄》虽然借鉴了他人的一些创意与构思，但它有王安忆插队时的生活感受做底子，还有她的艺术才能与悟性做后盾，因而可以说，它是王安忆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在她写作的初期就已经为自己今后的创作道路有意无意间确定了一系列的发展方向，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读解出她今后大致的人生轨迹。对于王安忆而言，《小鲍庄》不过是她浩如烟海的创作、研究跟思想体现中淡淡的一笔。然而，正是这淡淡的一笔，已经足以为我们揭示了一代文学名家暂露峥嵘的端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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