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公正_高效_权威的执行制度

一、效率：执行制度建设的首要目标

如何高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是民事执行的根本任务之所在，体现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价值应当是效率。从当前民事执行实践看，执行难是其主要问题，而执行难本身就属于执行效率低下的问题。由此，执行制度建设应当将效率确立为其首要目标。!"就执行效率而言，其内涵可以揭示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时间效率。即民事执行应当及时实现债权。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权因债务人拒绝履行而处于未实现的状态，不仅意味着合法权利受损害状态的延续，也意味着民事法律关系秩序依然处于非正常状态。民事执行无论是从保护个体权利还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实现债权无疑是民事执行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二，资源效率。民事执行是需要耗费大量执行资源的活动，既包括公共成本，也包括私人成本，其产出则是债权的实现。如果执行资源得到合理运用，则意味着债权的实现将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有限性的抑制，在整体上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加充分地实现债权。因此，从有利于执行目的实现出发，资源效率同样是执行制度建设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方面要求让申请执行人以最少的成本支出从执行活动中获得最充分、最及时的司法救济；另一方面要求执行机构以最小的执行成本，在执行活动中最充分地发挥作用，以实现当事人权利和社会安定。为实现执行效率这一目标，必须建立起统一管理的执行工作体制，完善执行强制机制，健全执行保障机制。

（一）变革执行管理体制

执行管理体制，是指依据一定原则设置的执行机构，在强制执行领域对执行人员予以规范和约束，并侧重于厘清上下级执行机构之间权限划分关系的体制性制度。#"执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执行工作的业务管理体制和执行机构人财物管理体制两个方面，核心是执行机构之间的纵向关系。从实践看，执行工作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地方利益的抗衡和人情社会的挑战以及地缘、人缘关系的影响，使得一些单位和个人不顾大局，从地方和个人利益出发，干扰执行工作。传统的执行管理体制，使得执行权的行使呈现出块状分割、各自为政的特征，执行资源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理的执行资源配置。为有效提高民事执行效率，必须从制度构建上变革执行管理体制，建立起统一管理的执行工作新体制，在执行资源相对缺乏的条件下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在新的执行管理体制下，统一管理既有宏观行政性工作的管理，也有微观执行案件的管理，还包括对执行人员、执行装备和执行经费的管理，即管事、管案、管人。

（二）完善执行强制机制

一般说来，执行行为的强制性与被执行人、协助

论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执行制度

童兆洪＊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实施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执行工作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执行工作制度为重要目标。本文结合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篇的修订（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执行制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正高效权威执行制度

＊作者简介：童兆洪，男，１９５４年出生，浙江兰溪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法治研究２０

执行人以及案外人对于执行行为的抵制或抗拒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执行强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执行权运行的全过程，主要体现在执行财产调查、执行措施适用和执行违法惩戒等方面。执行财产调查是绝大多数案件执行的起点，执行措施适用是实现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具体方式，执行违法惩戒是确保执行财产调查、执行措施适用的坚强后盾。

１．完善执行财产调查制度。财产调查一直被视为强制执行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实践中强制执行指向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财产，或者说执行的基本模式是对物执行。而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给付能力是执行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执行程序中带有实质性的关键环节。!"关于执行财产调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明确了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申报和执行法院依职权调查等三种财产调查路径，但三条路径平行而至，无主次之分，加之《执行规定》对被执行人拒不申报和虚假申报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导致执行实践中，执行法院往往选择简易省力的第一条路径或传统习惯的第三条路径。笔者主张从以最小的执行成本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出发，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调查能力、我国目前的执行环境和执行实践需要等因素，在制度构建上进一步厘清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人民法院在执行财产调查上的关系，着重突出被执行人如实报告财产的义务，同时强化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的义务，并明确法院在必要情况下的财产调查义务。

（１）完善被执行人强制报告财产制度。鉴于前述司法解释有关被执行人强制报告财产制度存在的不足，《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了被执行人强制报告财产制度。一是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的义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即应报告其财产状况；二是明确了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的范围，被执行人不仅应当报告当前的财产状况，而且要报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三是明确了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法律后果，即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２）完善申请执行人发现财产制度。债权人作为执行程序的直接受益人，其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最关心，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也最有积极性。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法院查找债务人财产的职责，而忽视了通过债权人发现执行人财产这一途径，既不利于有效查明财产，也导致法院常常不堪重负，不利于债权的及时实现。因此，有必要适当强化债权人在查找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债权人在申请执行时，应当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同时，赋予申请执行人执行财产调查权，强化其参与执行的意识。目前，我国没有建立公民财产申报制度，也没有统一的信用记录体系和公开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申请执行人又没有财产调查权，因而，应由执行机关依职权调查或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近年来，上海、北京、江苏、湖南、浙江等一些法院已试行了执行调查令的做法，即在案件执行阶段，经申请执行人申请，由人民法院签发调查令，指定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收集特定证据。执行调查令作为延伸申请执行人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重要手段，既可增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参与意识，又能相对缓解执行机关人力不足的矛盾。建议在立法上对这一制度予以确认，丰富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手段。

（３）完善法院依职权调查制度。对被执行人拒不报告的，人民法院在直接制裁被执行人的同时，可依职权调查或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有关线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实现执行之目的。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如在当事人自行查明财产有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在调查债务人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但不限于）下列手段：$

%人民法院在查明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的必要的限度内，可以传唤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询问和质证。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传唤对象包括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他知情人员。&

%对于必须到庭的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传。’%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可能有隐匿财产的，或者拒绝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财产、证据材料可能隐匿地进行搜查。有关企业拒不协助人民法院调查、评估被执行人在该企业的财产权益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对其进行搜查。!%人民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进行搜查，对可能存放隐匿的财物及有关证据材料的封闭的处所、箱柜等，可以责令被执行人或其他协助执行人开启，拒不开启的，可以强制开启。(%除此之外，人民法院还可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助，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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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公安机关的信息和力量，开展查找被执行人、控制被执行人、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等活动。!"

２．完善执行措施体系。执行措施问题是整个执行权运行的核心内容。建立科学、合理、明确、操作性强的执行措施体系，是执行制度完善的主要任务之一。#"笔者认为，完善执行措施体系，总体上应体现执行实施权的司法强制权性质，注重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机结合与协调。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内容，划分为金钱债权的执行、交付财物的执行、行为的执行，并根据不同的给付内容的特点设计执行措施。在执行金钱债权案件中，划分为对金钱、存款的执行，对收入的执行，对动产、不动产的执行，对权利（包括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如证券等）的执行；在交付物的执行案件中，划分为可替代物和不可替代物的执行；对行为的执行案件中，划分为可替代行为和不可替代行为的执行。针对上述不同执行案件的特点，分别确定不同的执行权运行方法。同时，为体现人权保护，还应对执行措施的实施时间$"、地点等作出适当的限制。

３．完善执行惩戒制度。在执行程序中设定制裁，是确保执行功能发挥的根本保障。制裁作为一种实际威胁，是决定或制约冲突主体行为的实质性力量。%&"在强制措施方面，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拘留期间过短、罚款金额过低、适用强制措施的范围过窄，在有关单位不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情况下，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仅能罚款，未明确规定是否可以拘留，这已经不足以震慑被执行人和协助执行人，执行的效果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上的原因。另外，实践中对强制措施适用不足以及相关部门协助不力，亦使得强制措施的功能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根据１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对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一要求，同时也参考了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高了罚款的数额，提高的幅度是原规定的１０倍，即对个人的罚款金额，由原来的不超过人民币１０００元调整为人民币１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由原来的不超过人民币３万元调整为人民币１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同时，扩大拘留适用的对象，提高罚款数额，明确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不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除可以进行罚款外，还可以予以拘留。同时，为切实增加执行行为的强制性，结合实践需要，必须改变债务人是弱者的观念，%’"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立法，加大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力度。

（１）延长拘留的期间。《民事诉讼法》对妨害执行的拘留最长不超过１５日。在许多案件中，“挺过”１５天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依法履行义务的代价，拘留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震慑作用。拘留在作为一种间接执行措施时，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处罚，被执行人或其他人在拘留期间履行债务或改正错误的，可以提前解除拘留。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发达的实际，建议将拘留的期间规定为一个月以下，以便与刑罚的拘役相衔接。

（２）完善协助执行制度。《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多个条文都涉及到了协助执行的规定，但缺乏一个概括性的规定，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法律责任也比较单一。为确保协助执行的效果，在立法上宜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明确规定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有权向金融机构及其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电信部门、车辆管理部门、税务机关、海关以及其他有义务协助调查和执行的单位和个人，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财产线索等，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同时，规定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不仅包括程序法上的罚款、拘留直至刑事责任的追究，还包括实体法责任，即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拒绝协助或者故意妨碍执行，如果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还可以对其提起赔偿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３）重构拒不执行行为的处罚体系。目前，虽然我国《刑法》第３１３条已设置一个罪名用以惩罚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行为，但面对纷繁复杂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各类情形，犯罪主体的规定不全面，大量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单位主体没有纳入该罪的犯罪主体范畴之内；犯罪客观方面规定不明确，法律对恶意转移财产、消极抗拒执行等行为是否符合“情节严重”规定不明，实践中难以把握。对此类行为的惩罚与此类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显然不能对应，刑法上的公力救济明显不足和失衡；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严重的是，虽然刑法上已设置了罪名用以惩罚拒不履行生效裁决文书的行为，但在操作途径上却不通畅，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类犯罪很少受到追究，严重影响了执行的效果和法院的权威。%)"因此，必须重新考量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进行刑罚处罚的刑事法律体系：一是根据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不同情形，设置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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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处以不同的刑罚；二是疏通该罪名的诉讼程序，确保刑事救济发挥应有的职能。处理此类案件，如依据当事人主义的理论，可由申请执行人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如依据法院职权主义理论，则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实际上，因妨碍执行构成犯罪的，犯罪事实往往比较清楚，而且是发生在法官面前的犯罪，无需再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应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在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此类刑事诉讼案件中，可以适用调解制度，在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前提下，如被执行人履行了一定的或全部的义务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撤回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该根据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多少、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及其他情节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因藐视法庭而被监禁的债务人可以通过交出财产而获得释放，实际上他“自己口袋里装着开关监狱大门的钥匙”!$#。

（三）完善执行保障机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整体上执行保障不能满足执行活动的需求，则执行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制约，执行的效率亦因此而受到影响。健全执行保障机制，是决定执行功能的一个基础性要素。司法保障问题因其显在、因其突出、因其无处不在，而对执法司法活动产生深远而直接的影响。!%#从实践看，执行中的人力保障和物质保障构成了执行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当前，在执行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执行环境整体不佳的现实背景下，执行保障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执行人员职业性不强、执行物质保障不足等方面。针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完善执行工作制度，必须加强执行保障机制建设。首先，要切实落实中央文件。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的“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中央１９９９年１１号文件要求确保按不少于全体干警现有编制总数１５％的比例配备合格的执行人员。《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２００５］５２号）对此也有明确要求。但中央文件的要求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法院未能达到这一比例要求。上级法院要加强对落实中央文件的考核，切实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其次，要增强执行人员的职业性。按照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分离、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审查机构分设的构想，在执行局的人员配备上，应针对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的不同特点作出制度安排，构建执行官和执行法官两个独立的序列，执行官办理执行实施事项，执行法官办理执行审查事项，法官也可以办理执行实施事项。对于这两种职业角色类型，在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上，应当有不同的要求。有鉴于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制定《人民法院执行员条例》，对执行人员设立单独的序列，对执行员的任职条件、任免程序、工作职责、职级、等级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再次，要确保执行资源的充足性。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是“知”与“行”的统一。从实际情况看，每一个案件执行平均耗费的资源比每一个案件审判平均耗费的资源要多。如果整体上执行资源不能满足执行活动的需求或执行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则执行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制约。确保执行资源的充足性，关键是变革现有的经费管理体制，探索执行经费单列，确保在经费、车辆、通讯、警械、电脑、摄录设备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满足执行工作的需要。

二、公正：执行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

如果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民事执行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追求效率价值的同时，还必须防止民事执行权的不正当行使，并为执行中受到不法侵害的权利提供救济，即“公正”是执行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人民法院如同粘合剂使两者紧密相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一，由于实体公正是民事执行权行使的根本目的，检验执行公正是否实现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字面上的民事权利是否最大限度地在事实上得到实现。同时，必须兼顾民事权利主体与民事义务主体双方的最佳平衡，这也是各国民事执行制度追求的目标。!&#季卫东教授曾经指出，程序公正性的实质就是排除恣意。“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ｒｏｌｅｍａｋｉｎｇ）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受到压缩。……因此，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紧张（ｒｏｌｅｓｔｒａｉｎ）、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只有建立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正当执行程序才能有效控制执行权的滥用。其二，确保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得到应有的程序保障。执行程序各种争议的解决涉及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应当符合程序保障的要求。所谓程序保障，按照莫诺?卡佩莱蒂的观点，“程序保障是指法院的裁决须回应当事人的申诉（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及对方当事人的抗辩；各方当事人必须拥有一个公平的接受听审的机会；每一方当事人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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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法庭陈词（ｈａｖｅｈｉｓｄａｙｉｎｃｏｕｒｔ）。”!"#尽管学者们对于程序保障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容一致，如赋予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当事人有权发表意见、裁判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等。前述关于程序保障的阐释主要是从审判程序展开的，同样适用于执行权的运行过程，特别是执行审查权的运行过程。

按照“公正”目标的要求，执行制度建设必须强化对执行权行使的监督制约，完善执行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必须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特别指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根据执行权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的二元构造原理，构建执行权分权运行的制约机制；加强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对下级法院执行机构的监督，保障执行过程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必须强化“以权利制约权力”，公开权力的运行过程，$&#以执行公开促进执行公正；完善执行救济机制，约束民事执行权依法运行。

（一）完善执行分权运行机制

执行难除外部执法环境复杂等原因外，法院内部“执行乱”也是其原因之一，而“执行乱”问题的症结在于执行人员高度集权的封闭运行机制，案件执行权集中于执行人员一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执行人员之间没有职责上的横向联系，组织结构处于一种简单的“１＋１”式的人员集合状态，执行管理、监督、协调、配合等工作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执行工作陷入两种被动局面：一是权力缺乏制约，极易导致腐败。执行队伍因此发生了一系列根源于执行体制的机制性问题，即“执行乱”。二是漠视程序公开，蒙受不白指责。执行活动封闭运行的机制，忽视了当事人对执行程序的启动、进度、结果等情况的知情权，给社会造成了“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当事人的债权拿回来”的误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权力分化与制约的发展趋势，一些法院进行了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尝试和探索。$’#民事执行权分权运行模式的构建，克服了以往执行人员对案件全程包揽的弊端，防止了执行工作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使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中更注重执行行为的规范，尤其在程序上更为透明，提高执行案件的公信度，增强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裁决结果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但也存在执行权与审判权界分不清、执行权内部构造认识模糊等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贯彻审执分立原则，在科学界定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职责与界限的基础上，把执行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划分为审判事项和执行事项，并将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审判事项从执行局的职责范围内分离出去，由审判组织审理，必要时可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审理，执行局只负责处理执行事项。

（二）完善执行救济机制

“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执行救济制度的设立，是解决瑕疵执行行为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执行当事人及案外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

完善执行救济制度，就是通过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必要的诉权、申请复议权、异议权等途径，保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限制和制约执行权的运行，加强对执行工作的制约和监督。在具体制度层面，执行救济应分为程序上和实体上，并区分执行程序进行中和执行程序终结后，确定不同的救济模式。《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执行救济制度进行了完善。

１．完善了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所谓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机关的民事执行行为违背了执行程序的规定，侵害了其程序性权利或实体性权利，请求执行机关采取补救或排除措施的一种救济方法。$)#在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方面，《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规定：（１）执行异议制度，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１５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２）赋予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近年来关于执行难问题的多项调研成果表明，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是因为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只要不改变地方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的状况，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执行的干扰就不可能根本改观；还有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与所谓“熟人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在当前外部环境短期内无法根本改观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干扰，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更换执行法院。鉴于此，《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６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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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２．建立了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所谓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又称执行异议之诉，是指被执行人或案外人基于对申请执行人请求的实体上争议，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救济方法。根据提起诉讼主体的不同，执行异议之诉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异议之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针对异议制度!%#定位不当的问题，确立了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对原判决、裁定无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考虑到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而有些争议事项相对简单，由熟悉案情的执行人员先作审查处理，可以迅速解决一部分争议，有利于减少讼累，提高执行效率。因此，本条未采取绝对化的做法，而是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应当先提出异议，对该异议应先由执行法院（执行机构）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或者双方当事人对执行机构审查后作出的裁定不服的，除涉及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事项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外，其他异议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完善执行救济机制中，下一步还应当重点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所谓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指债务人对于执行名义所载明的请求主张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事由，因而请求作出宣告该执行名义不能作为执行根据而排除执行名义执行力的救济方法。!’#债务人异议之诉的事由主要包括：（１）消灭债权的事由。经执行依据确认的债权在成立后消灭的事由，如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和解、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等。（２）妨碍债权的事由。根据实体法，这种事由不能导致执行依据所确认的债权归于消灭，但是构成债权行使的障碍。如债务人为同时履行抗辩、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请求标的物行使留置权、因债权人允许而延期清偿等。（３）债权不成立的事由。如果执行依据为没有既判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则债务人可以执行依据成立前发生的债权不成立的事由，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４）不为执行力所及的事由。如果被变更为被执行人或者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人认为自己不为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扩张所及，要求排除执行依据对于他的执行力，属于实体问题，应当允许其提起异议之诉。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构建，可采取与第三人异议制度相同的设计思路。在债务人异议之诉中，债务人以债权人为被告，提起一个旨在全部或部分排斥执行依据的执行力，减少或全部免除执行机关对其强制执行的诉讼。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原则上不影响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但是，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如继续执行会导致债务人或第三人胜诉将不能或难以回复执行等），或者债务人和第三人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同时，还需要在立法上完善执行程序终结后的救济。执行程序终结后，对于执行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行为受到损害，不得适用程序性的执行救济方法，也不得适用实体性的救济方法，而应当基于其本身所享有的权利而适用执行程序终结后的其他救济方法。这种救济方法，不属于执行救济制度，但是和执行救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弥补了执行救济制度固有的功能局限。执行程序终结后的其他救济方法包括：（１）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有过错的债权人利用强制执行加害债务人或第三人，或者从债务人或第三人处获得不当利益，如债权人明知其执行依据中的实体请求权已经消灭而仍然请求强制执行的，债务人或第三人有权对债权人提起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之诉。（２）请求国家损害赔偿。执行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因执行机关及其人员违法执行而造成损害的，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国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完善执行监督机制

分权仅仅是监督制约的一个方面，决非全部。从严格意义上讲，分权只是一种制约，而非监督。因此，在执行权分权运行的模式下，强化对执行行为的监督，仍十分重要。对执行行为的监督，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主要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人民法院内部对执行行为的监督，二是完善执行公开机制。

１．加强执行内部监督。人民法院内部对执行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关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规定》、《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执行案件督办工作的规定（试行）》中已专门作出了规定，明确上级法院执行监督的权力，即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执行案件进行监督，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人民法院执行案件进行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下级法院滥用执行权的监督，对下级法院怠于执行的监督和对下级法院执行依据错误的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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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善执行公开机制。执行行为的监督仅仅依靠执行权分权运行和执行内部监督是不够的，有效地保证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和恰当性，还应借助于执行外部监督。为体现执行外部监督，必须强化执行公开。执行公正，不仅要在实质上体现出公正，而且还要以“看得见的形式”体现出来，“创造出公正的外观”给人以“公正感”，这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通过这样的外观或形式而获得的“公正感”对于确保执行的正当性或社会上一般人对执行的信任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和完善执行公开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建立和完善执行公开制度，将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既是实现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前提和保证，也是消除违法执行、消极执行的重要措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法律禁止公开的信息外，人民法院都应当通过通知、公告或者法院网络、新闻媒体等方式，将案件执行过程和执行程序及有关信息予以披露；对违反规定不公开或不及时公开案件执行信息的，视情节轻重依有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目前，最为要紧的是要进一步健全执行公开的配套制度，包括执行案件查询、执行告知、执行情况通报会、执行听证、执行来信来访接待等制度，使执行公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三、权威：执行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

权威是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司法权威是一种特殊的权威类型，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结果都得到广泛尊重和执行的权威状态。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的实现机制，是法治社会必须的制度装置。!$#司法权威的形成既取决于司法的社会承认，也取决于司法的法律地位和制度性功能，还取决于司法自身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正义性。!%#由此可见，司法权威的本质是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一方面，司法权威必须依赖于司法的公信力，换言之，司法必须体现司法公正才能具有权威，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曾经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这从中不难看出司法公正对于司法权威的促进关系。另一方面，司法权威也包含了司法裁判的强制执行力，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性权威，司法权威是以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其权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执行裁判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是司法权威从法律上的权威向事实上的权威转化的根本环节。如果说裁判公正只是司法裁判系统的核心目标，那么，司法裁判的执行是整个司法权威系统的最终追求目标。”!’#由此不难看出，执行权威也就成为司法权威的应有之义，脱离执行权威的司法权威是残缺的，是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只有司法公正基础上的司法公信与执行权威的有机统一，司法权威才会真正得以实现。

根据司法权威的原理并结合执行权行使的特点，具有权威性的执行程序应当符合如下三方面的要求。其一，执行工作的高度社会价值认同。这是执行权威形成的合理性基础。执行工作的权威性，首先意味着对执行活动的社会自觉接受和自愿服从，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执行工作的信任，而执行工作取得社会的信任意味着司法文化与社会正义价值观之间的文化价值同构性。对此，有学者将之称为权力的“正当性”或“正统性”。!(#这些年，尤其是中央１９９９年１１号文件下发以来，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下，经过全体执行人员奋发努力，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执行工作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涉诉上访中反映执行问题的仍占有很大比例，法院稍不及时执行或不能全额执行，就会受到当事人指责，社会公众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往往把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归责于法院，使法院和执行人员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当然，这里面固然不能排除少数法官在执行活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执行工作的社会价值认同不够亦是重要方面。其二，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对所形成的利益整合模式，既符合社会公众的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的要求，也符合一定条件下主体所期待的利益分配结果。民事执行是国家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强制性实现，是权利的实现机制。如果执行效率不高、执行程序不公，就不可能有公众对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心悦诚服地接受，也就不可能有执行程序的自动履行，执行工作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行效率和公正是执行权威的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其三，执行制度性功能特质保证了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实现。执行权威不仅是一种具有伦理上合理性的体系，也不仅是靠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和高效的执行来维持的，它还是一个以强有力的执行制度保障机制确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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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社会尊重的制度性权威。换言之，为了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实现，执行工作必须凸显其强制性，以这种强制性来维护执行工作的权威性。据此，执行制度建设必须体现执行权威，以维护司法权威，“权威”乃是执行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在笔者看来，要实现执行权威这一目标，当前必须强化执行联动机制和执行宣传机制的构建。

（一）构建执行联动机制

执行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执行工作不能由法院唱“独角戏”，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实行综合治理。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够高、社会诚信存有缺失、财产监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文书生效后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仅占４０％左右，另外６０％的生效法律文书要靠法院强制执行。要改变这种状况，在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国家强制执行职能作用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结合国家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国家执行联动机制，把法院的力量与国家相关部门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与金融、工商登记、房地产、交通、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加强协作，密切配合，逐步从法律、经济、政治、道德、生活、舆论等各个方面对被执行人进行制约，使其在融资、投资、置产、出境、注册新公司、高消费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同时，在法院内部，要树立配合执行理念。破解执行难不只是执行局的事情，与其他职能部门都有关系，立案、审判、司法警察都要支持执行局的工作。通过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配合，调动包括司法系统本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多管齐下，集体合围，加大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成本和代价，形成一个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的强大威慑力，同时致力于削减执行工作的其他阻抗因素，将治理执行难追溯到执行难问题产生的源头，努力形成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工作新局面。这种超越部门、行业视野的制度创新，将会变现有解决执行难问题单一的工作方式为社会合力的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问题的多元化局面。执行联动机制是以法院主办、社会支持为依托，整合各种执行协作资源和力量，其突出特点是多元化执行协作主体的联合参与。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中央有关文件明确予以了肯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予以了确认，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二）完善执行宣传机制

执行和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执行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执行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执行实践所衍生的实际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执行机构所无法漠视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体系中，执行与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执行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协调的重要标志。!$#

为增强执行工作的社会认同，提升执行权威，必须完善执行宣传机制。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增强防范意识，正确对待和避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以树立自觉执行、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良好社会风尚。同时，公开曝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典型事例及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暴力抗拒执行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以起到教育、威慑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形成尊重司法的习惯，消除“法不责众”的意识，树立司法权威。另外，适当宣传部分案件不能执行的原因，使社会各界和执行当事人了解部分案件执行不能或不能及时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执行工作的规律，对执行难有一个比较理性、客观、正确的认识。

四、结语

民事执行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上的“功利性”、“公正”上的“道义性”和“权威”上的“终极性”。国家设立民事执行制度，其本意在于强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规范效力，救济只是其附属的功能。在经历了以“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庭审程序后，进入执行程序的法律关系更应受到“效率”价值观的支配，以迅速实现判决的“实效”性。换言之，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应以“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正”。另外，从一定程度上讲，执行程序中“效率”与“公正”的实现过程，也是“权威”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执行权威价值与执行的效率和公正价值相伴而生，相伴而实现。因此，在执行制度建设中，要围绕上述执行价值取向，合理设计执行制度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由此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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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现代执行体制特有的品格。

注释：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为了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应当准确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

这个总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谈到公正、高效、权威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肖扬院长指出，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高效是能感受的高效，权威是被认同的权威。其中公正是核心，高效是要求，权威是保证。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司法失去公正，高效就没有意义，权威难以树立；司法不讲效率，案件久拖不决，公正就会大打折扣，权威也难以树立；司法没有权威，即使办理的案件再多，也不能起到有效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的作用。总之，只有法律被公正、高效地适用，裁判结果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司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一体遵从，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近年来，域外如英国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同样体现了提高司法制度的效率机制，更加便利民众接近司法。英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ＮｅｉｌＡｎｄｒｅｗ曾指出，所有的执行措施取决于“效率原则”，该原则要求民事程序功能不能被诉讼当事人或非当事人所破坏、削弱或重度毁损。毫无疑问，该原则的核心就是司法制度应该为判决或其他裁定提供富有成效的程序。参见Ｎ．Ａｎｄｒｅｗ，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Ｎｅｗ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９２０。

$"沈德咏、张根大：《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４页。

%"唐德华主编：《民事诉讼理念与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７４页。

&"黄松有：《当前强制执行法律制度中亟待修改完善的几个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执行工作指导》（总第１９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页。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执行阶段中执行权的实现是法院单向面对一方当事人的，不是居间中立的，它的地位相当于行政执行机关，是执行权利人与相对人的关系。法院的职责就是查清被执行人的财产，至于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提供线索，是当事人基于对自己权利的关心。而且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有线索时也会主动提供。当事人发现线索需要付出成本，而在当事人因为调查成本过高或手段限制，不愿意自己调查时，就导致了法院与当事人谁来为调查付费买单的问题，实质是执行成本由谁承担的问

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执行制度是公共物品，应当由国家、政府提供，因此执行中调查的费用也应当由国家负担，维护权利和实现权利是国家、政府的职能。如果当事人“买单”将导致执行的市场化和私力救济化的结果，也否定了国家、政府应有的职能。法院有没有能力负担，国家能不能够充分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是另一回事。参见张卫平：《关于民事执行中的“举证责任”》，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执行工作指导》（总第１７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６页。

’"同注%"，第５７８页。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具有职能广、体系密、管理手段先进、掌握信息全面等优势。特别是开展“金盾工程”建设以来，公安机关建立起了与公安业务紧密结合的网络化综合信息系统和相互关联的业务信息数据库，实现了信息的综合采集、管理和利用，对人员、机动车及其他涉案物品管理更加到位，由公安机关协助调查被执行人去向和财产动向相对方便，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发〔１９９９〕１１号）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２００５〕５２号）都强调公安、检察等机关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协助和配合，共同破解执行难。

)"沈德咏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一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０页。

*"执行时间豁免的范围包括：（１）夜间，但因白天开始的执行必须持续到夜间才能完成的除外；（２）重大节假日。被执行人为少数民族的，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节日；（３）

被执行人死亡后一定日期内、被执行人及其直系亲属丧葬或结婚典礼前后一定日期内，等等。

+,"有学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设定制裁，既有实用方面的考虑，亦有理论上的根据。从实用角度看，无论是促使冲突主体履行裁判义务或责任，抑或司法组织直接实施相关行为，都必须以相应的制裁手段作保护，否则难以真正体现强制的效用，也无法避免或消除冲突主体的对抗。从理论上看，对抗裁判义务或责任履行的行为是一种具有严重反社会性的行为，它通常体现着主体对现实法律秩序的深刻蔑视。这种行为所侵害的是双重客体：一是裁判内容所反映出的实体权益责任关系，再就是司法审判秩序。

因此，即便离开实体义务和责任不论，对抗司法组织代表国家所作的决定，这种行为亦构成了制裁适用的条件。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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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学者吴光陆先生在谈到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

的修订时指出，盖在传统社会，债务人固多为弱者，“本法”（即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亦有若干保护债务人规定，但时至现代社会，债务人并非一定弱者（尤其蓄意隐匿财产逃避强制执行者）。故对此逃避者，应加强执行措施，以免得逞。为此，应增加对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的执行方法。参见吴光陆：《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

述评》，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执行工作指导》（总第１７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０页。!$#在这方面已有立法例可资借鉴，如在法国，国家有义务对判决和其他执行依据的执行给予协助。行政当局如果拒绝合作，尤其是在执行一项司法裁决的情况下，行政当局可能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是由于行政当局的错误（例如，在驱逐房客的情况下，公共权利当局无道理的拒绝合作）；或者是没有任何错误，拒绝是基于公共秩序情况的理由提出的，但其结果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据法国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出版的国会咨询报告，在１９８５年，国家因省长考虑债务人的移居问题而消极对待执行协助，致使向债权人支付的国家赔偿额为８５００万法郎。赵海峰：《法国民事强制执行法》，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ｃｏｍ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４日发布。

!%#据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两级法院受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１６件１６人，审结１６件，其中，判决１１件，检察院撤诉３件，移送１件，终止１件。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犯罪认定困难，在１６起案件中，判决１１起，占６８．８％，其余５起均因证据不充分而无法认定；二是刑罚设置较轻，在判决生效的１１起案件中，判处被告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８人，占７２．７％，往往不能达到惩戒被执行人、促使其履行义务的目的；三是诉讼程序繁琐，公检法在诉讼过程中存在推诿、扯皮现象。

!&#宋长清：《执行与法的实现》，ｗｗｗ．１９１ｌａｗ．ｃｏｍ．２００６年１月２日发布。

!’#刘敏：《中美德民事执行制度比较研究》，载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２页。

!(#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７页。

!)#Ｎｅｌｌ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１９．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页、第２０１页。

!+#［意］莫诺?卡佩莱蒂：《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

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正如宋英辉教授在谈到审判公开的重要意义时所指出的，审判公开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审判公开使公民和社会能够监督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不公；其次，审判公开能加强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提高公民和社会对司法的信任度；再次，审判公开有助于当事人了解审理的全过程，并实现自己的各项权利；最后，审判公开也是实现其他司法原则和制度的保障，例如直接言词原则和回避制度等。宋英辉：《完善审判公开工作的着力点》，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

,$#在全国法院系统较早进行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实践的为吉林法院。从１９９９年下半年起，吉林法院将传统的民事执行权一分为三，分为执行决定权、执行实施权、异议审查权，由主执行法官、助执法官和专门的执行异议审查人员分别行使，相互分权制约，严格管理，规范运行，从机制上保证执行的公正与效率，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肯定。参见郭春雨等：《从权力运行上构建公正与效率机制——

—吉林法院系统实行分权制约，以权制权改革纪实》，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

,%#陈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

—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８页。

,&#李祖军：《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论》，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执行工作指导》（总第１７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６页。

,’#这一概念在《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称为执行异议之诉，在《日本执行法》中称为请求异议之诉，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称之为债务人异议之诉。

,(#翁晓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３页。

,)#修改前的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是维护案外人的实体利益，在功能上解决的是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争议，比如，案外人认为人民法院查封的某项财产不是被执行人的财产，而属于案外人自己所有，请求法院解除查封。

,*#赵晋山：《民诉法执行编修改重点释义之一：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充分的救济途径》，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日。

,+#邹川宁：《民事强制执行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８页。

.-#参见李国光主编：《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报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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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０５页。

!(&贺日开：《司法权威的宪政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０页。

!)&季金华：《司法权威论》，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序第４－５页。

!*#同注!(#，第８１页。

!%#同注!(#，第１２４页。

!+#如谷口安平认为，对权力行使产生的结果，人们作为正当的东西而加以接受的性质，这种权力的行使及其结果就可称之为具有“正当性”或“正统性”。［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页。当然，这种正当性所指的承认或接受并不意味着个别人的一般态度，而是社会上一般人

对执行整体的一般态度，反映在一种广泛存在的气氛或者社会心理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承认、接受，既能表现为积极的支持，也可以停留在漠不关心或仅仅不明确表示反对等状态上（所谓“消极的接受”）。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２００５］５２号）明确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将正在建立的“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有关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与人民银行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系统及工商行政管理、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链接形成联动机制，

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通过限制或禁止被执行人融资、置产、出境、日常消费等手段，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同时，应依法加强对信息数据库的管理，防止滥用。!-#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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