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研究_1954_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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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期研究_1954_2004

《管理世界》(月刊)

2006年第3期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2004年、2005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摘要: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

1954 ̄1975年、1976 ̄2004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1954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1976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关键词:总需求

非农就业

经济周期

一、引言:相关研究的回顾

从19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如杰文斯、穆尔等)开始研究农业周期算起,国外关于经济周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和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是识别经济周期,即测度主要经济变量的振幅、

持续期等指标,并据此划分出周期的衰退、紧缩、复苏和扩张等4个阶段。在这方面,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早在上个世纪初即已经开始研究。其次,依据各种变量的波动情况区分经济周期的类型,这包括:古老的农业周期(或称蛛网周期),较短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中等长度的固定投资周期(朱格拉周期),取决于人口因素的建筑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对周期的识别和分类仅仅是研究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解释主要经济变量彼此关系的理论框架。由此,不仅可以对变量的实际表现开展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而且,还将为政策建议定下基调。在凯恩斯以前,除了很快就没落的农业周期理论外,主要盛行的就是长周期或长波理论。关于长周期现象,最早可能是由俄罗斯学者瓦斯(Parvus)于1896年发现的,1925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正式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论则为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尽管长周期理论对于理解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背景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至少由于两个原因,主流经济学很快就对其失去了兴趣:第一,1929年发生了经济大萧条;第二,如凯恩斯所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经济当事人和宏观政策当局更加关心几年、至多十几年的事务,而且,由重大技术变革推动的长周期已经渗透到现实经济的每个毛孔中,不可能为现实经济当事人所左右。

从凯恩斯以后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手段和分析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从

理论渊源、分析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依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两大流派!"

:第一,继承凯恩斯

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第二,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RBC)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从核心理念、理论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两个流派差异极大:RBC基于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 ̄2004

□殷剑峰

自由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市场完美的情况下,真实经济变量的变化,即真实经济周期非常重要,由于供给方冲击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所谓经济的波动轨迹就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相应地,政府反周期的政策干预自然多余了;而新凯恩斯主义关注市场的不完美,由于价格粘性或刚性,名义变量的变化,即货币经济周期更加重要,相应地,总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在遇到冲击时、尤其是遇到大的冲击时需及时进行政策干预。虽然两个流派在当初曾经彼此视同水火,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步放弃了对实体经济(例如航空业)和金融业的过多行政管制,更加自由的美国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运行态势,由此,RBC和凯恩斯似乎开始融合了。在新古典宏观学派方面,其主要代表人物Lucas(1994)认为,RBC之所以能够很好地解释美国经济周期,恰恰是因为反周期政策运用得非常成功。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决了凯恩斯的频繁干预政策,他们赞同的是“粗调”而非“细调”。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曼丘(Mankiw,N.G.)在被问及是否是凯恩斯主义者时回答到(斯诺登和温纳齐克,1999):“不错。但一提到‘凯恩斯主义’这个词我就犯怵,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个词的含义不一样。”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将不完全性看成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将频繁的微调经济奉为圭臬。主流理论的融合自然会影响到政策实践,这突出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了强调经济自主发展机制、同时关注金融稳定的中性政策。

对于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例如,刘树成等(2002,2003)通过持续的跟踪研究发现,自20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已经历了9个周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改进,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的周期特征显著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在刘树成研究的基础上,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通过对产出以及产出主要成分进行了计量检验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周期的拉长和波动性的降低主要源于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趋稳。对于5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李建伟(2003)还试图从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角度进行识别,并大致划分了13个表现为存货投资波动的短周期和5个以上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中周期。

对比国内外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国内学者对周期的识别(如主要经济变量波动的长度、幅度等)和计量已经有了大量的分析,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不仅导致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

—例如我国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投资的周期性波动——

—得不到深入的理论解释,也使得这些研究的关键性结论——

—利用以市场化改革和减少行政干预为核心的供给面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

—得不到强大的理论支持,以至于经济“过热”或者“过冷”时还是习惯于搬弄总需求政策,而且,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这些政策也只能是“行政性”的手段。

为此,本文尝试从中国的禀赋特征——

—农村劳动力极其富裕这个角度来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显然,考虑到发展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特点,这里的理论框架不可能照搬RBC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这样的西方主流理论。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发现,只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还是会显示出其一般的适用性。本文以下将做这样的安排:第二节在对1978年以来总需求的3个构成进行刻画后,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在第三和第四节中,根据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对1954年以来的经济周期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实证分析;最后一节是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的经济周期:

现象和理论框架

在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中,衡量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最终指标就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而研究人均GDP增长率波动的原因又有供给和需求两种角度。由于统计GDP的支出法易于理解,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过程中,GDP的需求分解,即3大需求——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成为关注的对象。具体说,人们常常不仅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周期性变化看成是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而且,还将它们直接当作经济周期所以发生的原因。毋庸置疑,从总需求角度看,GDP确实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但是,要真正理解经济周期,还需要从总供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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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研究GDP,此时,它等于由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综合考虑供求两个方面,我们方能理解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3大增长动力变化的原因,从而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作出解释。

研究经济周期的供求两种角度可以由下式得到直观的说明:

F(A,K,L)=GDP=C+I+(X-M)(1)

上式中,左边是技术、资本和劳动等3大增长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右边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3大需求动力决定的总需求。对于这个衡等式,当今两大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同的解读方法。以RBC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学派坚持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1)式要从左往右看:在具有自主增长机制的市场经济中,总需求会自发调整,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经济的波动主要源于供给方发生的技术冲击,所谓的经济波动轨迹就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与新古典宏观学派相反,新、旧凯恩斯主义都否定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1)式要从右往左看,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看左边:由于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刚性”或者“粘性”,需求无法自发调整以适应供给的变化,非自愿失业是常见的现象,因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源自需求冲击,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变化。

考虑到处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古典宏观学派关于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假说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为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3大总需求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

(一)从右往左看(1)式:GDP的需求分解!"

凯恩斯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因此,投资在总需求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投资受到“动物精神”的困扰,投资的剧烈波动就成了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凯恩斯的这两个结论:消费相对于收入下降、投资周期与GDP周期同步,在中国似乎也成立。

由图1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总消费中,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其占GDP的比重都呈现长期下滑的态势,这使得全部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67.5%减少到目

前的不到54%。事实上,消费还呈现出反周期的特点:经济增长加快,消费占比减少;反之,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占比上升。以比重大得多的居民消费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前5年的经济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由1989年的近52%大幅度减少至1994年的不到45%。在经济“软着陆”,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居民消费率却一路上升到2000年的48%。在2001年迄今的新一轮经济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再次直线下降,2004年已经不到42%。这种反周期的消费变化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如果从储蓄的角度来解读,可能就非常自然了:储蓄占比上升,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放慢,储蓄占比减少。另外,如果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居民消费率可能是相对平稳的。不过,即使如此,也说明了一个观点:居民的消费决策主要依赖于恒久收入,消费同经济周期并无太大关系。

在消费率长期下降并呈现一定反周期现象的同时,总需求的另外一个部分——

—投资,显然是极度顺周期的。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增长率由低到高、再到低的一波周期,资本形成率也形成

图3进出口占GDP比重

19781982198619901994199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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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人均GDP增速(右轴)和资本形成率(左轴)19781982198619901994199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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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成率

人均GDP增速

图1居民消费(左轴)和政府消费(右轴)占GDP比重

居民消费率

政府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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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在1990 ̄200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同资本形成率更加体现出高度的同步性。

与消费和投资两大总需求相比,尽管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如同所有的大国经济那样,国外需求只是总需求中一个非常次要的组成部分。从图3可以看到,在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净出口占GDP比重尚呈现出不甚规则的波动。在汇率并轨之后,出口就一直大于进口,即使如此,除了经济极度衰退的1997和1998年曾接近4%以外,其余时间净出口占比基本维持在2%多一点的水平上。

通过以上的经验观察可以发现,在3大总需求中,唯有投资是高度顺周期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解释投资周期和GDP周期的同步现象,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显然,没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基于此的总需求角度是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的。我们以为,为了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并据此提出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必须换个视角来解读(1)式。

(二)从左往右看(1)式:中国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框架

与简单、直观的总需求视角不同,从左往右看(1)式首先要求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否则就无法拆解生产函数。在经典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文献中,基本的逻辑基础是Lucus和Rapping(1969)提出的假说:技术冲击会引发真实工资和真实利率等变量的变化,这些变量的变化又会导致家庭自发地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最优选择,从而引发就业、产出以及产出主要构成(例如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由于经济波动完全是经济当事人规划的帕雷托最优轨迹,因此,只存在自愿失业。换言之,失业的增加仅仅是家庭更加偏好闲暇的结果。毋庸置疑,就中国的禀赋特征——

—大量集中于农村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而言,这样的逻辑思路和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

为此,针对中国的禀赋特征,李扬和殷剑峰(2005)提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转移的RBC模型,其基本思路是:在额外做出一定的投资后,劳动力可以从当前状态向一种新状态转移,这种转移将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工资水平,均衡时人均产出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劳动转移速率完全相等。结合中国的现实,劳动力的当前状态可以理解为农业、农村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状态可以理解为非农就业、城市和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劳动力在新、旧两种状态下进行选择的机制同正统RBC模型中当事人在劳动和闲暇间进行选择的机制异曲同工。显然,对新状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冲击会导致产出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劳动力转移速率的同时波动。因此,同RBC一样,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产生的主要根源。

不过,既然投资是劳动力转移、进而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劳动力转移又依赖于投资,那么,中国投融资体制的不健全必然会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

首先,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张汉亚、张欣宁,2005)。即使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看,绝大多数项目依然要核准。而所谓“核准”,其与行政“审批”只是语境上的一点差异。另外,中国的投资体制投资主体存在着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特征。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投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并且,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态度是:“你投资,我欢迎;你盈利,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你破产,我同情。”在中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考虑计划经济时代单纯的以国有经济投资为主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以外,还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投资体制一直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制度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投资的行业、规模上受到不同的限制,以至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会表现出非对称的现象。无论是哪个投资主体的投资,投资的减少都会立刻减少总需求,并导致经济景气下滑,但是,由于不同投资主体带动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一样,因此,投资增加对经济景气恢复的效力就取决于这些增加的投资来自于哪些投资主体。

其次,中国的融资体制依然处于艰难的改革过程中。尽管近期银行业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拨改贷”迄今,金融体系以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为主体的特征依然没有改变,规模甚小的资本市场(股票和企业债券)还存在着与投资体制相似的行政审批特征。这种状况不仅使得几乎所有的投资风险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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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脆弱的银行业,而且,也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的信贷配给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在RBC理论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MM定理成立,因此,企业资本结构或融资结构可以不加考虑。但是,当存在融资体系不完美时,融资结构必将影响到投资、进而影响到真实经济变量的波动。显然,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行政干预和管制同样会导致投资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且,不同投资主体所受到的约束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投融资体制的弊端,李扬和殷剑峰(2005)从风险角度抽象地考虑了金融体系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由于金融体系处理风险能力的低下,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因投资约束而在某个临界值停顿下来,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进入收敛状态。在经济收敛时,产出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都将低于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并且,后者还要低于前者。所以,在考虑到体制因素时,经济在每个时点都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在劳动力能够由农业、农村和低效率体制向非农业、城市和高效率体制转移的情况下,产出和投资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速;反之,在劳动力转移停顿、甚至逆转的情况下,产出和投资的增长会迅速下降,并向一个低水平均衡收敛。

事实上,金融体系处理风险能力所导致的外生约束完全可以泛化为投融资体制中的各种行政管制。在考虑到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后,不仅技术冲击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投融资体制的变化——

—与技术冲击相比,这或许是转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核心因素。不过,无论波动的原因来自于何处,从现象上看,GDP增速、投资增速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始终都应该是高度同步的。

三、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

周期:1954 ̄1975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75年,我国经济发展选择的是“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化。1976年邓小平执掌经济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而资源禀赋的特征也开始决定经济的主导产业结构。这种体制的重大变革意味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基础性因素,因此,1976年前后的经济周期并不具有可比性。换言之,目下许多学者把50年代迄今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是值得怀疑的。在以下对1954 ̄1975年和1976 ̄2004年两个时间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典型事实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周期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波动幅度极大,不仅增长率的波幅大,而且,由于衰退时的增长率常常为负值,因此,各种指标的水平值也在大幅度波动。

从人均GDP增速和投资增速看,1954 ̄1975年大致经历了5轮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其中,幅度比较大的周期有两次,两次周期中GDP和投资呈现出高度的同步性:一次是1957 ̄1962年间,人均GDP增速(18.3%)和投资增速(84.5%)均在“大跃进”的1958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3年“自然灾害”中,人均GDP和投资增速均为负值,谷底都在1961年(人均GDP增速为-26.6%,投资增速为-62.5%)。另一次是从1963年开始直至1968年,人均GDP和投资增速都在1964年达到顶峰,并在1967年同时达到谷底。除了这两波幅度较大的周期外,在其余的3波周期中,人均GDP和投资增速也是高度同步的。

与GDP和投资的高度同步性相比,就业结构的变化显然另有规律。在“大跃进”中,随着GDP和投资达到高潮,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

45

40

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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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计划经济时代的非农就业比例(左轴)及其变化(右轴)

非农就业比例

非农就业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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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5419591964196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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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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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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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投资增速19541959196419691974

图4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均GDP增速(左轴)和投资增速(右轴)

表11954 ̄1975年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

在非农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还不到20%,1958年却飙升至40%多;在城市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只有13%左右,而1958年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国有单位就业占比方面,1957年是10%左右,1958年达到了近20%;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国有单位就业占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由于农村“大炼钢铁”,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导致该比例从“大跃进”前的50%多剧降至1958年的40%强。整个经济就业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跃进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和GDP,但在随后的3年

“自然灾害”中,就业人口结构又恢复到“大跃进”

前的状态。在“大跃进”

彻底失败后,就业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迅速上升到70%左右,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从1961年国有经济确立对非农产业的垄断地位开始,城市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在14年里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农村就业人口向非农业、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基本陷于停顿状态,而这段时期的投资和

GDP波动显然仅仅是国有经济内部的波动,同占比达70% ̄80%的绝大多数就业人口并无关系。

总结这段时期的经济周期,可以发现的3个典型事实:第一,这一时期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国有

经济内部的波动;第二,投资波动和GDP波动基本同步;第三,如果屏除“大跃进”的影响,投资和GDP的波动同非农就业的变化基本无关。

(二)实证分析

上述典型事实已经预示着我们先前描述的中国RBC机制在这段时期并不存在,数据检验证实了这一点:首先,通过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速度(GNA)、投资增长率(GINVEST)和人均GDP增长率(GDPPC)均为平稳变量。这同RBC的标准结论———主要经济变量遵循随机游走是完全相左的。其次,既然3变量都是平稳的,在对它们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变量之间均缺乏前因后果的关系。最后,对同年份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尤其是投资和GDP的相关系数高达90%以上。这些结论不仅说明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自主增长机制并不存在,而且,也表明投资本身是作为当期总需求的一部分,而非资本积累来推动产出增长的。进一步对投资和GDP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可以发现GDP和投资之间的相互解释程度(R2)高达85%以上,并且,人均GDP增速对投资增速的回归系数几乎就是后者对前者回归系数的倒数———这充分反应了计划经济下的整齐划一,但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并不能带动非农就业的增长。

四、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周期:1976 ̄2004

从1976年开始,中国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完全不同于以往,突出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和非农就业周期,另外,还存在着一个时间跨度更大的城市化周期。

(一)典型事实

与1976年前相比,人均GDP增速和投资增速之间的同步性已经明显减弱,这尤其体现于整个20

图61976 ̄2004年的人均GDP增速

(左轴)和投资增速(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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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

非农就业比例变化

表21976 ̄2004年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

世纪80年代。从1976年算起直至2004年,人均GDP增速经历了3波时间较长的完整周期:第1波在1976 ̄1981年间,历时6年,人均GDP增速在1978年达到峰值(10.2%);第2波在1982 ̄1989年间,历时8年,人均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峰值13.7%;第3波在1990 ̄2000年间,历时11年,同以往不同的是,人均GDP增速在1992 ̄1994连续3年的时间里都维持在11%以上的高平台上运行。

与人均GDP增速相对较长的周期相比,投资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5波短周期,其中,1976 ̄1979年的短周期峰值对应于第1波GDP周期的峰值,1983 ̄1986年的短周期高点也基本对应于第2波GDP周期的峰值。其余3波短投资周期虽然掀起了GDP的小高潮,但无法扭转GDP周期的趋势。进入90年代后,仿佛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又出现了投资周期和GDP周期完全吻合的现象。

不过,这种“复归”显然已经是否定之否定了。在1990 ̄2000年的GDP和投资周期中,投资增速也在1992 ̄1994年维持在高平台上运行。另外,90年代投资还有一波小高潮,即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投资增速上升到13%以上,但是,同80年代投资尚且能够掀起GDP小高潮相比,1998年的投资扩张显然没有刺激到GDP。

与投资周期相比,非农就业比例的周期性变化同GDP周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1976年以来,非农就业周期也经历了3波较长时间的完整周期:第1波是在1976 ̄1981年间,峰值在1978年;第2波在1982 ̄1989年间,峰值在1984年;第3波在1990 ̄2000年间,1993 ̄1995年维持在高平台上运行。显然,这3波周期的长度、周期的顶点和转折点都已经同GDP周期完全吻合。而学者们(刘树成,2003)已经发现的现象——

—经济周期拉长,事实上同劳动力转移周期的拉长有着密切的关联。

除了非农就业周期之外,1976年以后似乎还蕴涵着一个更长的周期——

—城市就业周期:尽管城市就业占比的差分一直大于0,即城市化进程一直在持续,但是,在1976 ̄1989年间,城市就业比重的增加幅度一直在下降,而在此后就经历了持续上升的过程,直至2004年。

另外,这段时间国有就业占非农就业之比重一直在下降,下降的幅度出现了4个峰值:-8.4(1978

图81976 ̄2004年城市就业比例的变化1

0.8

0.6

0.4

0.2

-0.2

-0.4

19761980198419881992199620002004图71976 ̄2004年人均GDP增速(左轴)和非农就业变化(右轴)19761980198419881992199620002004

年)、-7.5(1984年)、-5.7(1990年)和-6.3(1998年)。在20世纪80年代,这几个峰值正好对应于GDP周期和投资周期的峰值,而在90年代,正对应于经济周期的低谷。

所以,总结1976年以后的经济周期,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典型事实:第一,经济周期是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就业转移的过程中进行的,GDP周期和非农就业周期已经基本同步。投资周期如果没有和非农就业周期同步,那么,它也不会与GDP周期同步。第二,经济周期是在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进行的,特别是在90年代后,城市化的速度逐渐加快。第三,经济周期是在持续的市场化改革中完成的,80年代GDP周期和投资周期的顶点都对应于国有就业比重的下降,而在90年代,国有就业比重的下降事实上已经成为下一轮周期的起点。

(二)实证分析

这段时间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已经预示,我们先前描述的中国RBC机制已经形成,数据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通过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速度(GNA)、投资增长率(GINVEST)和人均GDP增长率(GDPPC)均为非平稳变量。换言之,RBC所预言的随机游走过程已经出现。

其次,在对非农就业增速(GNA)和人均GDP增速(GDPPC)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协整关系,即非农就业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共同趋势(commontrend)。基于这个关系,再对两变量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发现:第一,DGNA(GNA的一阶差分)对协整方程的调整系数(-0.901242)非常显著(t检验值为-4.83471),且具有正确的符号,即上期GDPPC增加,本期的劳动力转移加快;上期的劳动力转移过快,本期的劳动力转移速度会向下修正;第二,DGDPPC(GDPPC的一阶差分)对协整方程的调整系数(-0.2590908054)不显著(t检验值为-1.05763),且符号与正确的调整方向相反。这就验证了中国RBC理论框架的主要结论:主导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整。从两个变量的方差分解中也可以看到,在前3年中,1/3的人均GDP增长率变化是由非农就业变化解释的。

不过,在以上的VECM模型中,尽管对劳动力的解释较为令人满意(调整后R2达到了58%强),但是,对人均GDP增速的解释显然不尽人意(调整后R2不到10%)。这同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变量——

—投资增速有关。根据前面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理论框架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投融资体制的不健全,投资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干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生变量的属性!"。为此,我们将投资增速的一阶差分(DGINVEST)作为外生变量加入到以上的VECM中,发现:第一,人均GDP增速和非农就业比例增速之间的协整关系和调整系数几乎没有变化;第二,对人均GDP增速的解释得到显著改善(调整后R2达到54%);第三,投资对GDP和非农就业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前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这反映了投资同时作为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和资本积累的双重角色。

五、结论:宏观经济政策需要

稳定投资、增加非农就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后期迄今的中国经济周期是由劳动力转移、投资共同推动,因此,稳定投资、从而保持非农就业的稳定增长自然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对此,有必要首先澄清两个事实。

第一,中国的实际投资增长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从图9#"可以看到,90年代经济过热时期,

图10农村居民消费和城市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197819821986199019941998200235

33

31

29

27

25

23

21

19

17

15

农村消费率

城市消费率

图9名义和实际投资增长率

名义投资增长率

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增长率

实际投资增长率

60

50

40

30

20

10

-10

1991199319951997199920012003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 ̄200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管理世界》(月刊)

2006年第3期

1.61.41.210.80.60.40.201976

1980

1984

1988

1992

1996

2000

2004

图12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产业比较

图11资本形成的进一步分解(存货投资率左轴,

固定资本形成率右轴,%)

实际投资增长率最高也只有不到30%。在本轮经济周期,实际投资增长率在最高的2003年也不到

20%,2004年下降至不到15%,低于2001年的水平。

第二,刺激消费依赖于刺激投资。从图10可以看到,居民消费率之所以持续下降,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过快下降,城市居民消费率一直在缓慢上升。但是,城市居民消费的上升显然难以抵偿农村居民消费的下降。因此,刺激消费所隐含的一个前提自然是增加投资,以让农民成为非农民,让农村变成城市。

在实施以稳定投资、增加就业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该实施鼓励民营经济投资的政策。这不仅是因为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而且,民营经济的投资效率也要高得多。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总体的投资效率已经得到显著提高。20世纪80年代国有经济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1993年后迅速下降,到2003年已经不到40%。

从图11可以看到,与国有经济投资占主导地位相对应,80年代我国总体投资效率非常低,存货投资率(存货投资占GDP比重)高达10%左右,并且,投资增

长越快,存货投资率越高。实际上,80年代投资增长率之所以出现“短起短落”(参见图6),就在于存货投资率的频繁变化,而这显然同国有经济投资的主导地位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民营经济进

入一般制造业,在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存货投资率下降到6%左右。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存货投资率更是下降到1%以下。

第二,应该放松对第三产业的管制。由图12可以看到,自1994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稳步地超越了第二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产值却一直低于第二产业。换言之,尽管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是,这些就业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均产值较低的餐饮、娱乐等低端行业中。这种状况与国有经济在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有关:从1998年开始,国有经济逐渐减少了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到2003年国有经济投资占第二产业投资不到38%;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投资却在加强,2003年国有经济投资占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高达近59%。显然,国有经济在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依赖于对交通、通讯、金融等关键行业的垄断。因此,为了保持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放松对第三产业关键行业的管制。

总之,以放松管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变革为基础,将当前实际投资增长率(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稳定在15% ̄20%之间,可能是非常

适宜的。至于刺激消费,其关键也还在于投资:通过投资来带动农业和农村就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唯如此,才能达到刺激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也才能真正解决“三农”

问题。(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

"关于各种宏观经济流派的核心思想及其政策含义,斯诺登和温纳齐克(1994)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比较;关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回顾和文献综述可以参见黄险峰(2003),近期的一个总结参见Rebelo(2005)。

#

"由于从1978年才开始有支出法GDP的统计数据,因此,这里只能分析1978 ̄2004年的总需求构成。

$"在将人均GDP增速、非农就业比例增速和投资增速都看成是内生变量的VECM中,对投资和GDP的解释力度都不能令人满意。

%"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只是从1991年才公布,因此,这里只能统计此后的实际投资增长率。

1978

1982

1986

1990

1994

1998

2002

第三产业就业/第二产业就业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121086420-2

4540

35302520

存货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率

附表1变量平稳性检验(ADF)

注:由于1954 ̄1975年的GNA在零值附近波动,因此,除了此检验是无截距和趋势之外,其余均是包含截距的检验;滞后项为2阶;“***”、“**”、“*”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附表33变量同时段相关性

注:括弧中数字为1976 ̄2004年的相关系数。

附表41954 ̄1975年人均GDP增速

和投资增速之间的线性回归

附表51976 ̄2004年GNA与GDPPC

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附表71976 ̄2004年GNA与GDPPC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加入外生变量D

GINVEST)参考文献

(1)斯诺登、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

馆,1999年。

(2)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3)李建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4)张汉亚、张欣宁:《政府该管什么?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人民出版社,2005年。(5)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6)刘树成、

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 ̄2002)》

,《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7)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8)Lucas,R.E.,Jr.,1994,“ReviewofMiltonFriedmanandAnnaJ.Schwartz’s‘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

1876-1960’”,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34,pp.5 ̄16.

(9)Lucas,R.E.,Jr.andRapping,L.A.,1969,“RealWages,Em-

ploymentandInfl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Septem-ber/October.

附表21954 ̄1975年3变量格兰杰因果

关系检验(滞后2阶)

附表61976 ̄2004年GNA与GDPPC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附录计量检验结果

(12.30)

(12.30)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 ̄200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MANAGEMENTWORLD

No.32006

AnEmpiricalAnalys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EO-priceofListingCompanyandValue-at-riskinSecondaryMarket…………………………………………………………byZhouXiaohuaandotherwritersAnEmpiricalAnalys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OwnershipStructureofListingCompanyandCorpo-ratePerformance………………………………………………………………………byHuJieandHuYingTheThree-dimensionalEquilibriumoftheManagementofCashFlowinModernEnterprises'Strategy…………………………………………………………………………………………………byChenZhibinGatheringinSpace:theInvisibleKnowledgeTransfer,theCommonlyEnjoyedMechanismandChannels……………………………………………………………………………byLiangQihuaandHeXiaohongStudy:theFountainheadofOrganazingtheCoreCompetingPower-theCaseofEnterprises'Organazation…………………………………………………………………………………………………byZhaoJianhuiTheInternationalStrategyofChina's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ViewedfromtheAngleofTCL'sTransnationalMerger……………………………………………………………………………byWangJue

ModerateService:aTheoreticFrameworkBasedonWorkingforProductivity……………byZhangWentaoACaseStudyoftheManagementofInformationResourcesofPrivat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Busi-nesses………………………………………………………………………………………………byRenJuanBOOKREVIEW

AssetPricingTheory…………………………………………………………………………byYangYunhongABSTRACTSINENGLISH

AStudyofChina'sEconomicCyclesfrom1954to2004

byYinJianfeng

StartingfromChina'sfundamentalcircumstancesthatthereexistahugeamountofruralsurpluslabor,weinthisarticlehaveprovidedabasictheoreticframeworkconcerningChina'scyclicaleconomicswing—acyclicaltheoryofrealeconomyfoundedonlaborforcetransfer.Onthisbasis,wehaverespectivelyprobedintothetypicalfactsofChina'seconomiccyclicfluctuationsthatoccurredinbetween1954and1975andinbetween1976and2004,andwehaveexaminedthembyeconometrictechnique.Ourmainconclusionisthat,since1954to1976,China'sGDPgrowthrateandinvestmentgrowthrateapparentlyhadhadthesamecyclicphenomena,butthereafter,thecycleshavebeenobviouslydifferentfrompastones:theinteractionoflaborforcetransfer,investmentgrowthandeconomicgrowthwitheachotherhasturnedintothefactorthathaveformedChina'sessentialeconomicsystemdrivingChina'scycliceconomicfluctuations,resultinginthefacttheeconomiccycleshavefoundexpressioningreatlysynchronousGDPcycles,investmentcyclesandlaborforcetransfer.Thisoccurrenceindicatesthat,inmakingmacroeco-nomicpolicies,stabilizationofinvestmentandaccelerationofsystemreformshouldbetakenasthevitalstartingpoint.

Deposit-and-LoanDifference,FinancialGovernment

Control,andSeigniorage

byLiBin

Inthispaper,wetrytoanalyzecomprehensivelyandintenselytheimportantphenomenonthatthereisdeposit-loandifference(DLD)infinancialinstitutions.Inourstudy,wehavefoundthat,atpresent,the

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

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近20年间获 得了高速增长?中国的权威政治有什么优点和问题?为了迎接党的“十 六大”的召开,仲大军特撰文一篇。此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近20年间取得了较大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方面的两个因素,一是意识形态的转变,二是权威体制的存在。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中国政治已经处在一种意识形态模糊和既非军功制也非民主制的状态,其问题的积累已对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形成制约 民主政府——→非民主政府 类型绝对民主 主义[权 力掌握在 人民手 中]民主制 [美、英、 法等国] 有限民主 制[墨西 哥、埃及、 南斯拉 夫] 权威主义 [叙利亚、 伊拉克、 缅甸] 极权主义 [法西斯 意大利、 纳粹德 国] 绝对极权 主义[政 府拥有所 有权] 特点无政党, 个人完全 参与政 府,几乎 不受限制 的个人自 由,社会 和经济的 绝对平 等,自由 进入行政 部门,绝 对新闻自 由,两党或多 多党普 选,切实 保护个人 自由,朝 向社会和 经济平等 的垂直流 动,宪法 对政府有 具体限 制,新闻 出版自 由,公职 敞开招 聘,对结 社不加限 制, 一党独 大,限制 侯选人的 普选,有 限的个人 自由,近 乎新闻自 由,部分 社会和经 济平等, 宪法对政 府有限的 制约,部 分开放公 职,允许 某些政治 团体存 在, 一党或无 党,个人 决定或政 党决定的 领导权, 等额选 举,对个 人自由不 稳定的宽 容,宪法 对政府很 少或没有 限制,间 歇性戒严 令,军队 直接影响 政府,政 府决定经 济体制和 经济结 构,政府 控制新 闻, 一党制, 个人决定 或政党决 定的领导 权,选举 权有变化 的余地, 但仅限于 赞成政党 侯选人, 缺乏宪 政,机器 有限的政 治自由, 国家决定 社会结 构,政府 对经济的 牢固控 制,政府 控制大众 传媒, 一党制, 没有选举 权,没有 个人自 由,政府 控制新 闻,强制 的经济和 社会分 层,政府 完全控制 经济,思 想控制和 个人良知 的泯灭, 中

中国当前经济周期

中国经历的经济周期 第二次下降周期 1995-1999 (2000年上半年经济有所回升,但下半年起,到2001年下半年经济又开始下滑) 第三次上升周期 2002-2007 第三次下降周期 2008- 中国历年货币政策演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2007年稳健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2007年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货币政策开始“稳中适度从紧”。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2010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3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具体阶段性分析: 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央提出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经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到1997、1998年,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已相当突出,当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化解金融风险和防范出现新的更严重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二是当时尽管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经暴露,但是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实际有效贷款需求不足;三是由于过去我们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企业高负债经营,自有资金比例很低,再继续大幅度增加贷款,不良贷款问题会更加突出;四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包括了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财政增发国债,银行参与购买,其本身就包含了运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容。

浅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浅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崔宝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三个年头之际,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抱有足够的信心和满心的期待。 下面浅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的个人见解。 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主要是依靠投资带动。而这种集中于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资本投入,不仅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同时也得到了市场认可。在参与全球贸易分工过程中,随着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劳动力和劳动技能的持续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是资本投入与GDP产出同步增加的现状,而没有出现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因此我们不需过于担心世界经济放缓和外贸出口的下降会对中国GDP增长产生太大影响。 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约6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5万亿,但人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主要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延续“黄金发展期”态势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的凸显、各种挑战日趋严峻的态势,社会、经济的整体转轨正在经受历史性的考验的缘故。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并没有改变。目前正处于调整和改革期,虽然增速出现一定幅度回落,但也只是经济增速的短期回落,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衰退阶段。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

经表现出积极向好的变化: 首先,挤出了“泡沫”,缓解了通胀压力。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显示,上游产品价格涨势明显减缓。从目前来看,一些行业产品价格回落到较低水平,影响了企业的正常效益,对此企业要引起自身发展的关注点,不可以盲目扩张的方式获取利益。 其次,结构向优化改善方向发展。从PMI来看,当前第三产业发展好于第二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较高水平,与去年同期相差不大,发展较为稳健。在第二产业当中,制造业发展势头好于采掘业。而在制造业领域,装备制造业又好于基础原材料加工业。1-5月份,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PMI平均为55.7%,明显高于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这些行业PMI平均为48.9%-52%之间。这些方面反映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在不断优化,不断改善。 第三,就业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3月份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5月份为50.5%;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年初以来稳定地保持在50%以上。两组数据均显示出就业保持稳定增长,有利于提高公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增长动力。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速回落、结构调整,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基础尚需巩固。另一个方面是小企业发展困难增加。小企业受政策利好带动,年初曾出现短暂回升,最近三月持续回落,反映小企业在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的发展靠什么

我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什么 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这是已被世界所公认、被世界经济发展所证明、被理论界所肯定的事实。然而,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在这三驾马车上施力和侧重是不同的,这三驾马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主要是净出口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突破50%以后,逐年提升,一直在60%以上,2008年由于后几个月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达到约58.5%,但是外贸依存度过大带来的负作用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急剧下滑而暴露无疑,面对持续的金融动荡和实体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推动措施,主要靠哪驾马车来“继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我们当前更加关注的课题。有人主张主要靠消费,有人主张靠投资。根据我的分析,应该在逐步降低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基础上(最理想的是经过几年努力,使我国外贸依存度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短期内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并坚持不懈地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增加消费、增加国内需求,来最终保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一、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坚定信心,使危机成为这一特殊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又一驾马车 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使人又一次更加地清醒地感受到蝴蝶效应。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紧接着第三大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高盛、大摩被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球最大保险公司AIG因财务困境,美联储不得不拿850亿美元资金救助,华盛顿银行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规模的储蓄银行,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随之不长时间就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性、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形势分析 摘要:近几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自然灾害频仍,在国内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局势下,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短期内经济增长虽然可能出现,但全年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增长水平。同时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要适时做出调整才能够适应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复杂局面。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形势;国内政治形势; 国内经济分析 (一)当前国内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高位回调后逐步趋于平稳,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1)经济增长持续回调,内在增长逐步趋于平稳,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从2008 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 (2)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为重点的50个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正抓紧进行,一大批重大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成功,科技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 (3)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农村居民人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有所增长。三是世博会召开将刺激消费增长。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使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增加。(4)工业生产继续快速回升 企业利润大幅增加。推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基数因素抬高工业增速。二是库存回补将拉动工业增长。三是先行指数走高显示工业处于景气上升期。四是出口形势好转将有利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加。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随着外贸出口的恢复由负转正,并且不断增加。外需增长将促使工业出口交货值提高,推动工业生产稳步上升。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1)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目前中国通过政府投资并没有形成带动民间投资的结果,地方投资膨胀,信贷膨胀,而且因为生产资料投资过快,物价可能上涨。因为多年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引起地方失业率上升,地方失业率上升又使得中央放松经济增长控制,中央放松经济增长控制使得地方经济增长,地方经济增长了,那么物价又上涨,中央又进行调控,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多年来经济发展形成这样一个怪圈。当前我们应该警觉国内通货膨胀,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预警不能放松,而且,中国的危险还不在通货膨胀,而是滞涨。中国的经济如果保持

中国经济发展的八大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八大趋势 山西省统计局窦志达 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新纪元。期间GDP总量由1980年的4546亿元增加到 2005年的18308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9.6%(按可比价格计算),创造了大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回顾过去26年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路程,我们不 仅能够看到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通过数据的简单对比,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动趋势,对这些趋势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有助于确保国民经济健康、 稳定的发展方向和动力。 趋势一:经济增长潜力逐级抬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总是希望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但经济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 所能达到的合理速度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经济增长潜力,在这个速度下,国民经济的增长既快又好,如果持续高于这个速度,将引发由于经济资源普遍不足而导 致的通货膨胀;持续低于这个速度,将造成经济资源的大量闲置,引发经济萧条和市场疲软。在现实中经济增长潜力常

用一个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来表述。从改革开 放以来的历史看,由于经济基础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水平逐渐成熟,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逐级抬高的趋向。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 6.2%,八十年代GDP年均增长率为9.35%,九十年代提高到10.45%,由于进入新世纪只有5年的资料,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时期,所以我们 与九十年代以来情况作合并研究,1991-2005年GDP的潜在增长率为10.1%,我们预计在未来10-15年内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国民经济将继续围 绕10%左右的速度增长。 趋势二、经济增长波幅逐步平稳。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增长率总是有些年份高,有些年份低,但是,当经济增 长的高点与低点差距过大时,对长期经济发展将造成大的损害。所以,现实中常常把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高点与低点的绝对落差作为衡量经济运行机制及结果是否 成熟健康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波幅呈显了逐步缩小的趋势,如1980年以来 的25年,从中国经济增长曲线看,可以划分为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即:1981-1990为第一个周期,期间经济增长率

论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差异性,国民经济范文.doc

论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差异性,国民经 济- :张航 摘要:在经济体系的带动下,我国经济周期发展趋于时代性,经济体体系随着制度变化暴露出许多问题,导致经济矛盾突出,给经济体系带来冲击。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间的关系,对福利成本差异性进行分析,从短期来看经济周期中的波动可促进经济体系的完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经济周期的变化也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导致通货膨胀。本文将对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差异性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意见。 关键词:经济周期;福利成本差异;城乡差异 经济周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有害的,消除经济周期能提升本区域内的社会福利水平,实践证明要以辩证的思想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周期的成本福利仅为年均消费的0.007%,及时消除了经济周期差异性,社会福利水平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1]。 一、经济周期福利成本理论 1.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区别和联系 经济波动早于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是造成周期变化的前提。经济波动包括周期性波动和非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影响较小,非周期性经济波动由于自身不可预见性,会对现有的经济体系造成冲击。经济波动主要为四个方面,分为为衰退、萧条、复苏及繁荣,各个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个循环体系周而

复始的循环,构成了经济的上下波动。 2.经济周期模型 当前较为理想的经济模型是LucaS的基准模型,为了更好的应用该体系,首先要引入一个模型的讨论,在预订的时间内,每个代理人都要从他的机会集中选择自己的行动,此处的机会集由体系集由s、自然采取的行动Z以及其他的代理人采取的行动来确定[2]。 二、经济周期福利成本差异性探究 当前经济周期呈现波动大的特点,所有的统计量和相伴概率都为零,如果波动系数在1%左右,表明该水平的变动较为明显。调整后的体系除了城镇商品、家庭设备及相关食品外,平均值均在80%以上,表明波动幅度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城乡居民消费波动率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以下将对城乡福利成本差异和地区福利差异进行分析。 1.城乡差异 (1)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波动主要体现在食品、服装、家庭设备、交通娱乐、居住方面的波动,波动值分别为0.0782、0.0842、0.0932、0.0959、0.0331。城市食品、服装、家庭设备、交通娱乐、居住方面的波动值分别为0.0562、0.0721、0.0734、0.0821、0.0527.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方面的波动值成不规则发展趋势,其中城市的食品、服装、交通娱乐方面的波动值比农村大,家庭设备和居住方面波动较小,要求在消费波动率的基础上,确定消费风险指数,进而计算出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 (2)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行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波小。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以耕地和其他经济作为主,外加劳务性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则靠正式部门工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2014年07月21日07:04 来源:文汇报作者: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60 □钟祥财 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再如,怎样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等人提出过适当放权的主张。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就企业管理而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它的独立地位,“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方面,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1957年,顾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沈志远在1962年著文强调,必须肯定按劳分配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即使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有所认识,这些规律在实际工作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与特征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而按照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变化特征,经济运行可以分为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本节将从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进行剖析。 (一)短期经济波动的特点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按照从波谷到波谷或波峰到波峰的划分方法,睢国余和蓝一(2005)将80年代以来至今的经济运行划分为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和一个正在经历的周期。按此方法,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共包含13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8个,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有5个;这13个周期又包括7个基钦短周期(Kitchin Cycle)和6个朱格拉中周期(Juglar Cycle),见图1。根据所观测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态,可以大体获知建国六十周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图1 1949-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1] 首先,经济波动逐渐趋于缓和。从波动幅度这一角度,我国经济正从“激烈”向“缓和”的方向过渡,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状况逐渐改观。1949-2009年共经历两次波动幅度较大的经济周期,一次是1958年-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增长率由1958年的22.4%(按当年价格计算而得,下同)急剧下降到1961年的-16.3%,下降幅度为172.8%;另一次是1994-1999年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变的波动期,经济增长率由1994年过热时点的35%下降到1999年的6.2%,下降幅度为82.3%。除此之外,经验所观察到的结果是,1949-1993年的经济波动幅度总体而言也相对较大,而1999年至今则相对较为缓和,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4.4%的平均水平。 其次,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从周期数量和长度这一角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包含8个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则只包含5个周期,而且这5个周期中只有1个是基钦短周期,而有4个是朱格拉中周期。周期数量的多少和长短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基本经验是:周期数量越少,长度越长,则经济运行越平稳,反之则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渐向“平稳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迈进。 最后,2009年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演变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这些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降低、出口面临更大的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实现。在这种新形势下,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各大机构纷纷调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预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和2010年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8.5%。不管是从现实宏观经济数据,还是从权威机构的预测值,我们认为,2009年将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并极有可能在2012年达到这一周期的波峰。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总量和结构特征

以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角度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特征

从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特征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实验中学夏克传邮码:528100 一、中国古代史阶段特征 (一)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全面奠基 1、政治:(1)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2)从原始公有制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3)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的确立;(4)从分封制到县制、郡县制的产生,逐渐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经济:(1)农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形成;(2)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兴盛起来,集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功能于一身的封建城市兴起;(3)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和观念开始形成。 3、思想文化:(1)现代汉字的前身甲骨文出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基础;(2)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儒、道、法等主要思想流派均已出现;(3)具有中华民族特点和底蕴的文学艺术(如《诗经》、《离骚》)和传统科技(如天文历法和中医学)起步奠基。 (二)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1、政治:(1)统一局面的形成(秦灭六国)和巩固(汉武帝大一统);(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秦)和巩固(汉);(3)拓展疆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如秦在越族地区设三郡、汉设西域都护)。 2、经济上:(1)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封建经济逐渐发展;统一度量衡、货币,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的交流;(2)重农抑商政策被作为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休养生息政策被作为封建王朝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重要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3)形成了严密的户籍制度,确立了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3、思想文化:(1)实行文化专制,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巩固统一的要求;(2)封建教育模式逐渐形成,创立了太学和形成了地方教育系统。(3)科技文化取得了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的长期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1、政治:(1)封建国家长期分裂,但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如西晋的短期统一,黄河流域的多次局部统一,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民族融合);(2)政权更替频繁;(3)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4)士族制度盛行,成为割据分裂的政治基础。 2、经济:(1)北方的经济几经破坏,几经恢复,延缓了发展的速度;(2)江南经济开发,开始赶上北方,南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3)士族庄园经济、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 3、思想文化:(1)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2)佛教盛行,佛教文化发展;(3)文学艺术成就突出。 (四)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 1、政治:(1)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间相对较长;(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3)进一步完善了选官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 2、经济:(1)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繁荣;(2)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工商业城市;(3)赋税制度出现大变革,两税法开始改变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3、思想文化(1)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兼收并蓄,科技成就世界领先;(2)教育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来源:宣讲家网站报告发布时间:2011-03-15 03:12 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中国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发展好,把社会建设好,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更大的发展机会。 现在我们到美国或欧洲去考察,会发现和30年前大不一样,和10年前都大不一样。我们到法国凡尔赛宫都有中文说明书, 10年前就没有,这说明中国到国外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的各种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国到国外去的人越来越多。外国人也要为中国服务,重要的旅游景点、场所都要补上中文说明书,他们欢迎我们去学习、考察,说明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在调整,中国应该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一是2010年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虽然人均GDP还很少,撵上美国还要好多年的历史。但是总的GDP能在全世界由过去的几十位上升到世界第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事件。中国的地位也在上升,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在上升,给我们提供了大的机会。二是西方强势国家现在面临大的挑战,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展机遇。三是亚非拉国家、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希望跟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稳定,包括我们和这些国家进行资源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为我们争夺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战略空间。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深远,整个全球经济出现大调整,围绕着市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步骤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步骤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它既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达到富强的目标;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发展高尚的、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达到文明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三个重要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实现富强,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民主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实现民主,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它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社会条件;实现文明,既为物质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条件。 (二)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多选)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台阶式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 (三)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多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在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新三步走"战略。"新三步走"战略步骤是指: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03年第27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多选题)。第三步,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本世纪头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 --经济建设与改革的目标。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基础,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具有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扫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 作者:文平 来源日期:2010-11-25 阅读量:4822次胡锦涛200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指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并不存在什么“滞后”的问题。相关链接:蔡霞:不应否认政治发展的“时滞差”;人民论坛: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全文)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

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得出的 不可动摇的结论。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不要改、有没有改的问题,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采取什么方式改的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政治原则。 一、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后回答提问时也指出:“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1 经济形势 改革开放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 2 经济增长波动: 经济增长波动状况:1956~1978年。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这个阶段包括1956~1958、1958~1966、1966~1970、1970~1973、1973~1975、1975~1978年等6个周期。22年中6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3.7年。 在这6个周期中,有3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1958~1966年周期,1966~1970年周期,1975~1978年周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年等6年均属负增长。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分别达到17.5个百分点,46.7个百分点,30.5个百分点,5.4 个百分点,7.2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13.25%,3.975%,7.225%,6.1%,4.7%,5.6%,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波动类型属大起大落型。 3 经济增长质量: 1957~1978年,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 这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1952年~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32%,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为—5.3 %。(注: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经济问题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版,第30页。)。1958~1965年、1966~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30.15%、7.15%。197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16%。而1953~195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7%。(注: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1978年平均增长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2.6%。1966~1978年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1.5% 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 8%,年均每年下降0.2%。由于增长效率低,到1978年,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差还表现为经济效益低下。每100 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7~1978年为19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五”时期(1953~1957)为32元,“二五”时期(1958~1962)只有0.9元,“三五”时期(1966~1970)22. 4 元,“四五”时期(1971~1975)为15.8元。平均每增加100元的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一五”时期为312元,1957~1978年则为526元。从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益看,资金使用效果也不大相同。如每吨标准煤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1 086元,“二五”、1963~1965年、“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各个时期分别为504元、695元、737 元、579元、547元、767元。它们在504元至767元之间,远远低于1957 年以前的时期,也低于1978年以后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冲击,固定资产形成率、交

浅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需面对的问题

浅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需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等待处理的问题: 1、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 过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再加上在发展过程中,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时至今日,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问题也接踵而来。很多地方都因为环境问题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当我们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注重社会和环境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没有根本性转变。 3、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改革开放后,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不断加剧的局面。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调查显示中国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增幅一直在下降,粮食产品价格下降,即使收成增产了,但收入却不见增加,地方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农业的关注。另外,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问题的深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剧增,也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加。除此之外,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也较大。 4、就业和失业问题 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个人口大国。虽然我国GDP水平已达世界前列,但人均GDP 水平在世界上始终居于落后位置。就业问题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受人民币升值,取消出口退税与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势进一步恶化。企业用工需求急剧下滑、现有就业岗位流失严重,失业数量骤增。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扩招,大学生数目激增,求职者供过于求的现象,致使我国的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我国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以及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相对滞后,这都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国经济才可以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同样存在着不少隐患: 1、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偏大 目前,中国CPI涨幅虽有所回落但仍在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上涨的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同时,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出现回落,

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215987147.html, 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 作者:朱杰 来源:《商情》2009年第14期 [摘要]跨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并且经济增长表现良好,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又将高速发展?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初期阶段表现为“横向型经济”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地,最大化的全方位追求“量”的扩张;中期阶段表现为“纵向型经济”以竞争市场为目的,重量形出击,不断完善、创新技术来深化市场需求;后期阶段表现为“纵横交错型经济”这时基本形成了全球性的少数企业的垄断形经济,既追求“量”的扩张又讲究“质”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球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战略确定的理论基础。它深刻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经济工作 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和精辟的阐述。正 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 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 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 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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