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第31卷第3期2017年6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31No.3Jun ．2017

［收稿日期］2017-02-01

［网络出版时间］2017-06-161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13ZD1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14ZDB031）。

［作者简介］胡岩涛，男，山东蓬莱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民族关系史、中国考古学研究。

URI ：https://www.360docs.net/doc/5f10111394.html,/kcms/detail/65.1210.C.20170616.1316.036.html

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胡岩涛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The War of the Tang and the Tibetan in Guanlong Are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ng ’an Military Defence System in Emperor Dezong ’s Period

Hu Yan-tao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069，China)

Abstract:Tang Dynasty was in a crisis when Emperor Dezong was coming into position.It adopted a flexible policy to the Tibetans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society destroyed by wars.However ，Tibetans made excuses that the Tang government didn ’t keep promises during the oppression of Jingyuan military coup ，and started wars again in the second year of Zhenyuan.The next year ，Tibetan killed the negotiator of Tang Government ，which marked the complete break-up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From then on ，Tibetans launched a violent attack on Tang Dynasty ’s core areas.Tang government took advice of Prime Minister Libi--not only arranging the correct defensive measures in Guanlong area but also using the southwest battlefield to limit the forces of Tibetan.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the Capital Chang ’an strengthened military defense system.Hence ，Tibetans may not be an outright threat to Changan like before.

Keywords:Emperor Dezong ’s period ；the war of the Tang Governmen and the Tibetan ；Guanlong area ；the capital Changan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摘要］唐德宗即位初期，唐朝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德宗为腾出手来处理国内战乱创伤和对付骄

横不臣的藩镇，对吐蕃采取了以和为贵的政策，主动修好唐蕃关系。然而，在唐朝平定泾原兵变过程中，吐蕃借口唐廷没有兑现诺言，于贞元二年重新挑起战争。贞元三年，吐蕃在平凉会盟中又截杀唐朝与盟人员，这标志着德宗和蕃政策的彻底破产，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唐之腹地关陇地区。在此背景下，唐廷采纳宰相李泌的策略，不仅采取正确的抵抗方式和与御边措施，而且还利用西南战场来牵制吐蕃力量。经多年惨淡经营，京都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致使吐蕃不能像先前一样动辄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长安了。

［关键词］德宗朝；唐蕃战争；关陇地区；京都长安；军事防御体系［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7)03-0118-07

安史之乱后，唐朝盛极而衰，吐蕃趁唐廷守备空虚，趁虚而入。在唐朝元气大伤的情况下，面对吐蕃在关陇地区的凌厉攻势，唐军难以招架，京都长安曾一度被蕃军攻陷。代宗朝君臣在国难当头之际，上下一心，“坚定地维护不割土、不弃民、不

输帛的政治原则，在战备上全力组织抵抗”

[1]125

，与吐蕃交战过程中逐渐在长安西北部的盐灵、邠宁、凤翔、泾原等地建立军镇，重建包括边镇兵、神策军和关东戍卒在内的边兵进行防秋，初步构建起京都军事防御体系，“暂时将吐蕃遏制在泾、原以

西”

[1]125

。德宗即位后，唐朝国力进一步衰退。彼时，吐蕃正值赞普乞黎苏笼猎赞在位，吐蕃北攘回纥，

DOI:10.13880/https://www.360docs.net/doc/5f10111394.html,65-1210/c.20170616.017

第3期

西拒大食，南征天竺，武功最盛，让唐朝心存忌惮，故唐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对蕃政策。

一、德宗初期的对吐蕃和好政策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次年改元建中。唐朝因多年战乱，边防日蹙，人口锐减，已经不能与往日相比。是时，国内藩镇又骄横跋扈，不服中央管控，为唐廷社稷之大患。唐朝与回纥、南诏关系也逐渐恶化，吐蕃又步步紧逼，唐廷穷于应付，疲惫不堪，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德宗为腾出手来处理国内战乱创伤和对付骄横不臣的藩镇，同时也为牵制回纥与南诏，一改代宗朝的对蕃政策，确定了“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2]6092的方针，主动向吐蕃示好。

首先，唐朝主动归还吐蕃战俘。德宗即位三个月后，征拜隋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充通和吐蕃使”[3]2571，并将代宗朝唐廷扣留的吐蕃使臣和俘虏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3]3568。同年，十月，吐蕃联合南诏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进攻唐之巴蜀。德宗以李晟为将，率神策军等与山南、东川兵进行抵抗，俘虏大量吐蕃兵。本来按唐朝惯例，俘虏应被罚为奴隶，但德宗认为，“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4]61便下令赐俘虏“缣二匹、衣一袭而归之”[3]3569。建中元年（780），五月，德宗再次派韦伦入吐蕃议和。“吐蕃见伦再至，甚欢”[3]3569，并遣使臣与韦伦共赴长安“献方物，修好也”[3]222。此后，唐廷又以殿中少监崔汉衡为使臣前往吐蕃传达友好的信息，吐蕃方面则归还唐战俘八百余人，撤换不同意与唐朝和好的大相尚结悉。如此一来，双方在归俘、修好、酬谢、慰谕、商议会盟等方面都作出一番友好姿态和退让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敌对关系，唐朝京都防御体系的压力也有所减轻。

其次，唐朝为吐蕃修改敕书、境土[5]117。建中二年（781），十二月，崔汉衡与入蕃使出使吐蕃，所携敕书中有“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3]3569之言，这令吐蕃感到不满。吐蕃赞普认为，吐蕃与唐朝本为舅甥国，双方关系是对等的，怎么能以臣礼相待呢？并且试图让唐朝按照吐蕃的要求划定边界，即在云州以西，以贺兰山为界。不仅如此，吐蕃还要求盟约依照睿宗景龙二年的

敕书：“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3]3569唐廷本着以和为贵的态度，从大局出发，在细枝末节上未与其计较，“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3]3569，且解释道：“前相杨炎不循故事，致此误尔”[3]3569，并“其定界盟，并从之”[3]3569。

最后，唐朝主动促成唐蕃清水会盟。建中三年（782）九月，崔汉衡与吐蕃使臣区颊赞一同来到长安，向德宗传达吐蕃愿意会盟的友好信息，随后双方开始协商会盟缔约之事。十月，唐廷遣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双方分别派高官为代表在清水进行会盟，签订盟誓文约，重申“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舅甥之国”[3]3570的关系，并表示今后“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3]3570。清水盟约规定：“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3]3570盟约对双方边界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还作了说明，但是这场会盟的主持者是双方的边将，因此划定的界限并不具备一定的效力，因为这还需要唐朝和吐蕃的最高统治者的最终裁决，或者是由双方行政机构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一次更为细致的界约固定与盟会[1]139。史载，“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4]63。区颊赞强调“疆场未定”，由此拒绝与唐朝会盟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清水盟约上的规定未能满足吐蕃对拓展疆域的政治需求[1]140。虽然唐朝等于实际上承认了吐蕃占领土地的事实，但对于缓和唐蕃关系而言，清水会盟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有利于唐廷专心处理国内事务，对于发展与吐蕃的友好关系也有一定的帮助[6]252。

二、贞元二年、三年唐朝与吐蕃

战火重开的起因

对蕃和好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唐朝放松对吐蕃的警惕，而双方关系的缓和，则为唐廷加强中央集权，平定藩镇叛乱创造了契机。建中四年（783），

胡岩涛：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119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

德宗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去营救被叛臣李希烈所围困的襄城。路过长安时，“军士冒雨，寒甚”，唐廷对此竟然“一无所赐”[7]7352，由此引起将士不满，遂导致军队哗变。泾原兵攻下长安，立前任行营节度使朱泚为帝，改国号为秦。德宗逃至奉天后，一面调集各路大军平叛，一面“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4]65吐蕃对帮助唐朝处理泾原兵变的态度是积极的，很快“遣使来朝，请以兵助国讨逆”[3]231。德宗急于平叛，故对吐蕃来使承诺，若是吐蕃出兵帮助唐朝平息叛乱，唐朝将割让伊西、北庭给予吐蕃。元兴元年（784），四月，吐蕃将论莽罗依率兵两万，由唐将曹子达指挥，配合唐军取得武亭川大捷，泾原兵变基本平息。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在帮助唐廷对付泾原兵叛乱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停师观望、首鼠两端、圆滑骑墙的立场，还接受过叛将朱泚巨额贿赂，引兵回国。当吐蕃使臣来长安要求唐廷履行诺言时，遭到唐朝臣、将士的坚决反对。宰相李泌认为，吐蕃岁攻陷河西，隔绝西域，但安西、北庭二镇将士苦战支撑，一旦被朝廷所丢弃，不仅会引起军心动摇，如果为敌所用则后患无穷。德宗最后也不得不慎重考虑，以吐蕃助国讨逆不彻底，又大肆掠夺财物为由，拒绝割让安西、北庭之土地，取而代之则以每年赏赐彩绢一万匹，这导致两国关系迅速再度恶化。

此时，乞黎苏笼猎赞一直要求修改清水界约，其实质就是在于妄想并吞安西、北庭，而唐朝的决策至兴元元年（784）末始定，但似乎并未及时答复吐蕃，故贞元元年（785）两国相安无事[1]144。贞元二年（786），二月，唐廷遣使入吐蕃，正式拒绝了吐蕃的要求，于是吐蕃开始准备再次进攻唐朝。八月丙戌，吐蕃大将尚结赞集结军队寇泾、陇、邠、宁等地，“掠人畜，芟禾稼”，致使唐朝“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德宗急“诏浑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4]68；九月，吐蕃游骑已经到达好畤。乙巳，长安实行戒严，唐廷“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4]69。此时，长安的局势非常严峻，民间有传言德宗要去外地躲避吐蕃，因此城内人心惶惶。是月，唐将李晟的部下王佖领精兵三千埋伏于汧城，出其不意，偷袭吐蕃中军，大败尚结赞。随后，蕃军二万又寇凤翔，但在唐军顽强抵抗下，“经宿，乃引退”[4]69。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

率步兵、骑兵共计五千袭击吐蕃的摧砂堡。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4]69。此战获得大胜，吐蕃军被迫引兵自宁、庆北去，在合水北岸驻扎下来。邠宁节度使韩游瓖派人夜袭吐蕃营，杀敌数百，吐蕃追之，韩游瓖在平川结下列阵，击鼓于西山，制造声势，迫使吐蕃退却。从九月到十月的战况来看，虽然吐蕃的进攻颇为不顺，唐军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但是唐军多是坚壁固守或靠奇袭取胜，吐蕃依然主导着战局走向。蕃军见京都附近守备森严，便向北侵入，妄图占领战略要地，以便以后由北向南发动进攻，迫使唐廷屈服。十一月，辛丑，吐蕃寇盐州，刺史杜彦光弃城而逃。十二月，吐蕃陷夏州、银州，又陷麟州。蕃军各留一千余人驻守盐、夏二州，主力屯于鸣沙保，而此时正是冬春之际，吐蕃在粮草供应上出现困难。李晟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瑊又督战鸣沙，尚结赞自知不是其对手，遂改变策略，假借归还唐朝盐州和夏州，要求唐廷与吐蕃再次进行会盟，对界约进行重新谈判。德宗怀疑吐蕃耍诈，对此不答应，但尚结赞“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4]72。“（马）燧信其言……为之请于朝”[4]72。李晟说，“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瓖认为，“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4]72检校尚书左仆射韩滉也认为，“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并要求“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4]72。德宗听从三人的建议，予以拒绝。马燧“请与吐蕃使论颊热俱入朝论之”[4]72，主张以吐蕃图回纥。马燧、张延赏与李晟有间隙，一同反对李晟的意见，这时韩滉又去世了，朝中无重臣支持李晟意见。德宗因“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合己意，计遂定”[4]72。史载“尚结赞颇多诈谋”[8]，他早就认识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4]69，于是设计了以马燧请和，然后浑瑊与盟，最后劫持浑瑊嫁祸马燧的阴谋。尚结赞在接见唐使时，除了要求浑瑊赴盟，还让杜希全、李观等主边大员一同前往。李晟曾警告“盟所为备不可不严”[4]73，却被张延赏诬告“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4]73。德宗召见浑瑊，让其“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4]73。李晟听闻后，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备谙

120

第3期

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4]73起初，唐使崔瀚曾探知吐蕃兵力虚实，建议德宗趁结盟之时发兵出击，但被拒绝，这从侧面也暴露出德宗作决策时缺乏统帅应有的品质。贞元三年（787），五月，浑瑊前往会盟地点准备议和，果真中计，险些被俘。《旧唐书》载平凉结盟过程如下：

浑瑊与尚结赞会于平凉。初，瑊与结赞约，以兵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及将盟，又约各益游军相觇伺。结赞拥精骑数万于坛西，蕃之游军贯串我师。瑊之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蕃中，皆被执留，瑊不虞也。结赞又遣人请瑊曰：“请侍中以下服衣冠剑珮以俟命。”盖诱其下马，将劫持之。瑊与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命伐鼓三声，其众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归。时马不加衔，瑊伏于鬣而手加之，凡驰十余里，衔方及口，故追骑之矢，过而不伤焉。唯瑊之裨将辛荣招合数百人，据北阜与贼接战，须臾贼众四合，荣力屈而降。凤朝及瑊判官韩弇，并为乱兵所杀。汉衡及中官刘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汉衡判官郑叔矩、路泌，掌书记袁同直，大将扶余准、马宁及神策、凤翔、河东大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等六十余人皆陷焉。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驱掠者千余人，咸被解夺其衣［３］３５７３。

平凉结盟宣告了唐德宗和蕃政策的破产，唐廷震动极大。唐蕃关系再次彻底撕破，吐蕃随即对唐朝发动新一轮攻势，京都长安很快又面临严峻的威胁。

三、贞元三年及以后唐朝与吐蕃关陇交战

贞元三年（787）八月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4]76。唐廷派军队戍守武功和百里城防备吐蕃进攻长安。“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老弱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4]76。“是月，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4]79。泾州倚靠连云堡作为前哨，而连云堡被占领后，泾州城外吐蕃军活动频繁，故而城外的庄稼成熟后唐军难以收获，所以城内粮食匮乏，兵员战斗力下降。吐蕃选择秋季发动进攻，一路烧杀抢掠，目的就是在于破坏关中社会生产，瓦解唐军的抵抗意志。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前锋至大回原，邠宁节使韩游瑰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4]79。由于天气寒冷，吐蕃停止进攻，唐军也因粮草运输困难不得不休兵整顿。

面对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德宗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即位以来有意奉行而连遭挫败的“和吐蕃而仇回纥”的基本国策[1]147，逐渐接受宰相李泌所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4]77的大战略。李泌认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4]78。大食国在西域各国中最为强盛，地域广阔，自西海至葱岭，几乎占尽天下的一半。大食国与天竺皆仰慕中国，又世代与吐蕃为敌，唐朝与它们存在着结盟的可能性。当此之时，大食国东扩至中亚，与吐蕃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双方互相攻击不断，而南诏虽然与吐蕃在西南地区联合进攻唐朝，但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7]7516，况且因吐蕃对唐都长安久攻不下，其进攻重心似乎已被拉向西南地区。德宗采纳这一战略，虽然未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历史的演变却充分表明这是唐、蕃关系再次发生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契机[1]147。

贞元四年（788），正月，德宗分别任刘昌为泾原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4]79。三、四月间，刘昌修筑连云堡，李元谅修筑良原故城，这是唐军为防御吐蕃而修建的军事工程。五月，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在此之前，吐蕃掠夺唐朝百姓后，将他们的妻子儿女扣为人质，然后又将其组成军队，由此导致“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4]80。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鄜、坊而去[4]80。可见，贞元四年（788）吐蕃对关陇地区的进攻以抢掠为主。吐蕃意图破坏关中社会生产，造成关中人心不稳，由此影响唐军防御。此后，关陇地区较大规模的战事逐渐减少，其中之缘由与唐军在西南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有密切之关系。在巴蜀地区，韦皋主政西川军务，他于贞元元年（785）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一上任就尽其所能招抚东蛮等诸界蛮族及东女国、西山八国羌族，“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4]71。贞元四年（788），“吐蕃发兵十万将

胡岩涛：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121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

寇西川，亦发云南兵”，此时南诏已经秘密依附唐朝，韦皋利用东蛮对吐蕃与南诏实行的反间计，“吐蕃始疑云南”[4]81，导致“云南怒，引兵回国”[4]81。吐蕃既然已经进犯，于是“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4]81。“韦皋遣黎州刺史史韦晋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军于清溪外”[4]81。而后“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4]81。

贞元五年（789），十月，“皋遣其将王曹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4]81。西川唐军取得了德宗临朝以来对蕃战争最大胜利，直接迫使吐蕃关陇进攻步伐放缓。贞元六年（790），十二月，唐之北庭陷落，德宗却又颁诏，发遣历次战役“所获吐蕃生口见在者，一切放归本国，仍并遣人送至界首”[8]。显然又是图谋议和的前兆，但吐蕃未予理睬，德宗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1]149。

贞元七年（791），二月，因弹筝峡口是吐蕃攻唐必经之路，唐廷命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之[4]82。三月，刘昌又筑朝谷堡[4]82，唐朝的防线向西拓展近二百里。德宗朝以来唐蕃关陇战争开始出现向着唐朝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转机。贞元八年（792），四月、六月，吐蕃又以骚扰战术为主入侵灵州、泾州，旨在破坏唐军屯田，但均被击退，这可能与吐蕃在西南战场连续受挫，军事力量受到牵制，在关陇地区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有很大关系。

贞元九年（793）是唐朝与吐蕃进行关陇战争的重要时期。自长安北部的盐州沦陷后，“塞外无堡障，灵武势隔，西逼鄜坊，甚为边患”[3]3577。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德宗下诏修复盐州防御,“二旬而毕。又诏兼御史大夫纥干遂统兵五千与兼御史中丞杜彦光之众戍之”[3]3577。同时，德宗“又诏泾原、湖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分其力”[3]3577，表明唐军初步具备了主动出击的能力。其时，唐蕃战争的主战场已经转向西南一带。南诏的叛蕃附唐，又与唐朝共同进攻吐蕃，使吐蕃在西南战场不得不由攻势变为守势。大食国与吐蕃的战争似爆发在乞黎苏笼猎赞在位末世，吐蕃精兵主力皆投入同大食的战斗，结果大败，自是元气大伤，这是吐蕃国势转衰的基本因素[1]158。与此同时，吐蕃还在西域与回纥进行连年战争，军事实力进一步削弱。吐蕃多

线同时作战，另其无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显得十分被动。历史进程的演变显然证实了李泌“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4]76战略思想的高明与睿智。当然，吐蕃内部的争斗也让吐蕃力不从心，不能专心与敌国对抗。贞元九年（793）之后，根据史书记载，可以发现吐蕃在关陇地区的进攻迹象少了许多。

贞元十三年（797），唐军在吐蕃进攻的要地方渠、合道、木波之处筑城，并在马岭与吐蕃相拒数日，拓地三百里，表明关陇战争朝着唐朝有利的一面进一步发展。恰在这一年，乞黎苏笼猎赞薨，这基本预示着强大的吐蕃王朝国势盛极而衰。

贞元十七年（803），吐蕃寇盐州，陷麟州，掳掠一番而去。几乎与此同时，韦皋在西南发动维州之役，取得辉煌战绩。此役是吐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吐蕃再也没有实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贞元十九年（793），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4]90这说明唐朝将京都防御体系全面向西移进，长安威胁也基本解除了。

四、德宗朝唐京都防御体系

构建的宏观审视

（一）增设军镇，建立纵横防御体系

吐蕃在关陇地区发动猛烈的进攻，让唐军难以招架。自代宗朝起，唐廷就已在京西北地区重新组建盐灵、邠宁、凤翔、泾原、鄜坊、振武等藩镇，德宗在此基础上又增设夏绥、天德二镇。“夏绥地处京北地区的东部。它西与盐、庆二州毗邻，东与河东相连。向北，它是天德、振武的后方；向南，它是鄜坊的屏障。只是在吐蕃大规模入侵时才有防御任务”[9]81。天德是以灵武北面的丰州、西受降城、天德军组成的独立节镇，因在长安最北端，战事较少，唐廷在此大力发展农业。至贞元十二年（796），唐朝的京都防御体系基本建成，“北线有天德、振武，排成横向防御回纥的战线，作为京西北藩镇的外围。在西线，以京西北的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形成纵向防御吐蕃。在北线和西线防御的中间，又有夏绥和鄜坊作为二镇作为北线和西线的后方基地和第二道防线。这样就在京西北形成坚实的防御群体”[9]83。西线纵向防御吐蕃是军事战争的重中之重[10]37。

（二）肢解朔方军，严控神策军

122

第3期

朔方军作为唐朝精锐部队，一直是抵御吐蕃入侵的中坚力量，战功卓然。安史之乱后，唐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藩镇迅速坐大。朔方精锐因战争需要，驻扎在长安周围，它的发展壮大必然会引起唐廷的戒备，所以从代宗朝起，唐廷就已经对朔方军的行动加以遏制。德宗即位后，又将朔方军一分为三：以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以朔方右留后常谦光兼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军、天德、盐、夏、丰节度等使；以朔方左留后、单于副都护浑璘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东中二受降城、镇北及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营田使[3]218。郭子仪则被任命太尉兼中书令，不再掌管军权。

泾原兵变后，德宗有意加强对神策禁军的控制。贞元二年（786），九月，唐廷扩充神策左右厢，为神策左右军，并设大将军和正三品将军。贞元八年（792），十二月，“（柏）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7]7539。宦官集团虽然控制了神策军，但仍然是监军的性质，因名不正言不顺，故在贞元十二年（796），德宗“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7]7571。贞元十四年（798），八月，神策军又置统军，由此成为朝廷所倚重的武装力量。神策军待遇优厚，“时禁军戍边，稟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7]7580。强化神策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唐廷对京都御蕃防线中诸多军镇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助其他军队防备吐蕃的作用。如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吐蕃大举进犯，京师震恐，唐廷“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4]76。贞元八年（792），四月，吐蕃再次来犯，唐廷“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4]83。贞元九年（793），唐廷修筑盐州城，“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板筑杂役,取六千人充”[3]2665等等。

（三）强化防秋制度，实行军屯政策

根据《唐蕃战争年表》统计，唐蕃之间一共发生战争192次，秋季81次，占总数的42.2%，其中九月份34次，十月份32次，11月份9次[11]112。“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2]6098，故吐蕃关陇进攻多集中在秋高马肥、唐境谷麦丰稔，夏末至冬之时，因为这样可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代宗朝起，唐廷就在秋收来临之际组织关东戍卒在前线驻防，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防御吐蕃进攻长安的制度，这便是所谓的防秋制度。德宗时期，由于唐廷对吐蕃的恐惧心理依然存在，所以唐廷大力强化防秋制度。建中二年，“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3]328。贞元二年（796），吐蕃来犯，德宗命令河中节度使浑瑊、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分别率军一万和八千驻扎咸阳，以防备吐蕃进攻长安，又命令淮西节度使陈仙奇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7]7478，但最后骑兵四千叛归。贞元三年（797），“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3]4071，这是宣武节度使刘玄佐部将刘昌的驻军。当然，德宗朝的防秋兵也是来自于多个地方，其中朔方军的防秋规模最大，然后是中原各藩镇的防秋兵，南方地区的最少[12]32。李泌曾对德宗说，“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4]75。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还不包括地方防秋兵与神策行营兵在内，如果从整体来算，数量当二十万以上，这一时期是唐代关中防秋规模之最[12]34。防秋兵的开支也需要唐廷负担一部分，所以大规模的调兵也不可能长期持续，故视吐蕃在关陇地区进攻程度与长安军事防御之情况而定。一般每次调集四到五万数量当属正常情况[13]111。

关陇地区饱受战争创伤，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众多军队驻扎在此，如果仅靠唐廷调拨粮草恐怕并非长远之计，所以在战区就地屯田来解决粮草不济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贞元三年（797年），李泌出任宰相后，曾向德宗提出将农具与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4]76的建议。他说“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4]76，并且“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4]76。李泌认为，“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4]76。德宗欣然采纳，“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4]76，长安西北部屯田从此展开。刘昌自贞元四年（788）出任泾原节度使后,

胡岩涛：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123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

“在边凡十五年，身率士垦田，三年而军有羡食，兵械锐新，边障妥宁”[2]5174。同年，李元谅出任陇右节度使，移镇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荐草，虏入寇，常牧马休徒于此。元谅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菑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入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2]4902-4903。贞元十二年（796），李景略担任丰州刺史、天德军都团练防御使时，他严于律己，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将士兵妥善安置后，又开凿咸应、永清二渠，得以溉田数百顷，在此期间“廪储备，器械具，政令肃，智略明。二岁后，军声雄冠北边”[3]2769。唐朝将士组织军队屯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粮草不足的问题，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修筑烽堡，扼控交通要道

在关隘要地修筑城池也成为德宗朝唐军抵挡吐蕃进攻的重要手段。贞元四年（798），刘昌复修连云堡，李元谅则筑良原故城而镇之。同时，邠宁节度使张献甫也“乃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3]2378。贞元七年（791），二月，刘昌修建平凉故城来扼守吐蕃进军之路后，又修筑了朝谷堡用以阻挡吐蕃。如此一来，唐军在泾、陇、邠、宁等地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强化，迫使吐蕃只能进攻唐军守备薄弱的地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吐蕃在关陇地区军事力量的弱化。贞元八年（792），四月，“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4]83，可知吐蕃已意识到破坏唐军屯田在战略上的意义。贞元九年（793），因“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4]84，德宗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修建防御设施，朔方都虞侯杨朝晟修筑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4]84。贞元十三年（797），正月，德宗认为，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想要修筑城池防备吐蕃进攻，便命令邠宁节度使杨朝晟构筑其辖境之内的方渠、合道、木波等三城[4]88-89。此外，陇州西境的防御工事永信城也被右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筑起。这样，唐军在吐蕃在关陇进攻长安的路线上相继建立起军事防御工事，相当于在关陇西北形成了纵深防御体系，使得长安的防御能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强化。

五、结语

唐大历十四年至贞元十三年（779-797），正值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在位期间，因为唐德宗在对待吐蕃问题上战和不定，让吐蕃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从战争发展的态势来看，贞元七年（791）之前依然是吐蕃进攻，唐朝防御，但是唐朝在抵抗的过程中，采取了正确的抵抗方式和与御边措施，京都防御体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加强。加之西南战场的牵制，贞元九年（793）以后，关陇地区的唐军逐渐能与吐蕃进行正面较量。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唐朝增强泾原、邠宁，庆州、灵盐等镇的防务能力，防线向西北推进到盐州、原州一带。贞元十三年（797），乞黎苏笼猎赞薨，吐蕃武功盛世的辉煌逐渐褪色，在关陇地区的进攻已经不能像先前那样长驱直入，德宗朝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取得一定成效。

[参考文献]

［１］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２］〔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３］刘昫．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４］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全译［Ｍ］．李加东知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５．

［５］袁志鹏．唐德宗初期的和吐蕃政策［Ｊ］．吕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

［６］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７］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８］王钦若．册府元龟［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９］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４，（６）．［１０］邵明华．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与巩固［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０５．

［１１］杨永红．吐蕃军队作战的特点［Ｊ］．西藏研究．２０１０，（６）．

［１２］朱德军．唐代关中诸军防秋规模考论［Ｊ］．唐都学刊，２０１５，（６）．［１３］马勇．唐德宗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４）．

（责任编辑：赵旭国）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