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语言哲学比较

浅谈中西方语言哲学比较

08汉语言文学马星20081010273 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哲学流派。加强对语言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研究对于哲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语言哲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特指语言学哲学，是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它是科学哲学的特殊分支，与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等并列的学科。

其二：语言哲学，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的研究。举例来说，亚里斯多德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罗素的特称描述语理论，莱尔关于心灵概念的著作，都在这类研究的范围之内。

最后，语言的哲学，是对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哲学性质的论著。

语言哲学的研究以逻辑实证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生成语言学这三条线索进行。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以下9个方面：语言的本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涵义与指称理论；语言的意义和证实；“图像论”、“使用论”与语境；行为反应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表达与理解；自然语言句法分析；逻辑分析方法。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他想揭示当人们交流时，表达自己的时候到发生了什么。他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一生两个阶段的哲学体系。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后者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马丁·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自从柏拉图便误解存在的意思，去研究个别存在的问题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海德格尔相信所有对存在的探讨焦点放在个别存在物／实体及其性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一个对存在更可信的分析是查探已经了解的存在物的基础或者促成存在物如实体展现的背后基础。但是自从哲学家都忽略了这个更基本理论前期的存在，并且以此推导其他理论，错把那些理论在各处应用，终于混淆我们对存在及人类存在的理解。为免这些深层误解，海德格尔相信哲学的探求应该新方式来进行，重踏哲学历史足迹，一步一步出发。他认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误把前者当后者。他所谓“存在者”指具体事物，“存在”指具体事物的基础。书桌是存在者，书桌的世界才是它的存在。存在是存在者的基础，书桌的世界是书桌的基础。只有在书桌的世界中（在教室、图书馆、书房、大讲堂中），书桌才是真正的书桌。孤零零的一张书桌没有真实性，只能是哲学家的抽象。传统哲学没有追问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要为传统哲学提供存在论的基础，所以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基础存在论。他认为，事物是存在的显现。艺术作品、科学技术、道德准则等，都是存在的显现。

语言与存在——对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理解

一、语言与存在的关系

“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的第一句话。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研究和探讨，就在于回答“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这一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它所揭示的，是人对存在的发问。海德格尔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进入研究存在的正确途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一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说：“不过，唯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

其次，海德格尔认为，在这句话中，还包含着对存在的认识。存在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一个最空洞和抽象的词。存在这个词最终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它意指非现实的，不可把握的，非真实的。“它的含义是一种非现实的迷雾。当尼采称象在这样的最高概念为气化实在的最后一道青烟时，他最终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就是无。当然这无指的并不是不存在，它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

再次，语言同存在有什么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关系非常密切。在这里海德格尔最想了解的就是在存在变成了气这一过程中，语言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的这段话最有代表意义。“在我们看来，询问在的问题与询问语言的问题在最中心处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可以看出，当我们现在要着手在其作用上摊出在变成了气这一所谓事实时，我们不得不从对语言的思考开始，这决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偶然事件”。

二、语言与存在的遮蔽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自古希腊以后，实际上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反映在对语言与存在的把握上，就是对在变成了气这种事实的误解。在他们看来，既然在是飘忽不定的、空洞的概念。那就最好不要谈存在。而应关注特殊的在者。这样一来，存在这一空洞的概念就填满了。然而问题解决了吗？海德格尔认为没有，“撇开在而归附特殊的在者，这条指示却表现出：这条指示嘲弄了它自己还不晓得在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当我们而且要看我们怎样已经辟头就从在的本质领会着在的时候，那个多方提到的特殊在者才能作为这样一个在者敞开在我们面前。”另外，海德格尔认为，在对在变成了气这一事实的误解过程中，语言当然指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也起了遮蔽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对语言的错误的认识和把握上。传统的语言学的观点在谈到语言时，只把它看作工具，其功能就在于使用和被使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和存在最原始的关系被遮蔽了。海德格尔认为，现在“仅还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看穿当今的此在对语言的这种错误关联和无所关联的全部意义。”

三、语言与存在的显现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认识就是对在变成气这一过程的正确认识。他认为对存在的发问和领悟是一种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存在得以显现，反映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就是存在借助于语言得以显现。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没有存在这个词，“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语言了”。

如何把握在变成气这一过程，海德格尔认为，按传统的思路肯定行不通。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对事物的反映，但用这种观点解释存在变成气这一事实肯定不行。因为，“在这个词在其每一变异形中对其所指说的在本身发生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语言中其他一切名词和动词对其所指说的在者发生的关系”。

海德格尔认为，在变成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在的领悟的过程，这里所说的气指的是一种对存在领会、发问的状态。“这股气把对在的领会指向一个确定的视野，这一番理解都是从这个视野来满足心愿的”。“在”的意义就是以当今与在场、坚持与持久、停留与出现这个圈子来划出自己的界限。而这个过程是要借助语言来完成的。

中国哲学在其初始阶段———先秦,语言就成为了各家关注的焦点和哲学探讨的中心话语。在这场围绕着语言的聚讼纷争中,名言问题就如同一个多棱镜,将中国哲学中有关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价值等问题聚集、离析,折射出各家学说的要义,就言意关系展开的哲学探讨在先秦达到了一个高峰。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多学科研究和探讨的焦点之一,使得这一传统命题又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作为欧陆人文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中的重要代表,对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示范和影响效力。

海德格尔从前期的“基础存在论”对“存在”的考察转向后期的“超存在论”对“语言”的思考,尽管其哲学之思经历了不断的演进和深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从早期他对器具的分析到中、后期对作品的分析、物的分析和词语的分析一路串联下来,伴随着他的词源学研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现象学思考道路。如他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尽管是致力于其生存论存在论的建构,语言问题尚没有纳入到他关注的中心,但在谈到“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和结构分析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世内存在者的拼合并不能引导出“世界现象”,倒是人在操劳中通过与“上手事物”也就是“用具”打交道,世界之为世界才向人次第展开。“上手事物之为用具,其存在结构是由指引来规定的。” 而“一切指引都是关系。” 正是经由“器具”的“指引”,世界“构成意义整体”的神秘关联得以显现。而“物”正是在作为中介的广泛指引和关联中,它的合世界性得以显现出来。海德格尔将这种由物所显示的关联整体称为“意蕴”,它就是构成世界的结构的东西。正是人在世内不断操劳、实践的过程中,与上到手头来照面的东西相遇,从而获得对世界的领会,而且领会“将上述关联保持在自己面前”。这即是说在获得此种领会之时,实际上人已经先行与世界融合为一,正是世界万物的种种关联构成了我们世界源始的整体。这表明由此获得的对世界的领会,绝不是主客体关系式中的对象式的认知,而是以具体器具为中介通过实践交往而生成的生存的真理。自我、他者在世的意义,甚至于世界整体的意蕴都缘于以具体器具为中介的实践交往而生成,这使得对意义的理解与领悟具有一种强烈的世界性和实践性特征。在《什么是哲学?》中,海德格尔的兴趣已经转向了语言,他再次溯源到希腊语的源始经验中去分析Logos。海德格尔发现,Logos 兼具“话语”和“集合”的意思,在希腊人的源始经验中,语言事实上与存在是一回事。在稍晚些的《形而上学导论》中“, 语言与存在”这个主题无疑在其哲学思想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诠释:就是经常的采集,就是在者之内在的集中,也就是在。” 这也就是说,存在的本质与语言的本质是相合的,实际上二者就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在希腊人心目中,“在”和“逻各斯”是原始地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以至于二者尽管有着亲密的区分,但又始终能够合而为一。语言作为“无蔽” ,就是存在借以开启出来的“真理之发生。如果说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需要通过“此在”先行到“死”,也就是嵌入“无”这一必然的可能性中去发现存在的话,那么,Logos 则是海德格尔从肯定性方面去思考存在本身,并且将这一思考具体就落实到了“物”、“词语”和“作品”上面,它们是Logos 的基本“聚集”方式。在其晚期的代表作《走向语言之途》开篇的《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借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冬夜》进一步来解说他关于语言的本性及其与物、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在诗之“命名”的召唤中“令”物和世界到来,它令存在“既澄明又遮蔽的到来”,这才是物之整体(世界) 的本性。是“物”在诗的语言的召唤下现身在场,开启了世界,同时又把世界引回大地。“物”的“物化”使万物从无到有(隐→显) 的聚集(居有) ,它与“世界化”从有到无(显→隐) 的归于隐匿的解蔽(澄明) 是“存在本身”一体的运作。正是语言使得物有此“聚集”方式,是语言“令”物到来。因此从根本上说物之“聚集”的力量来自于诗的语言所拥有的首度创

建和开端的力量,正是它令万物如其所是地到来,因而海德格尔最后借格奥尔格的《词语》传达出词与物的关系:“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后期的海德格尔将语言作为其哲学的本体,是看到了语言与存在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存在的无所不在的运作,也是语言的无所不在的运作,它们始终是动态生成着的。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指出人之所以能够言说是因为他应合并聆听了道说。“我们不仅是说这种语言, 我们从这种语言而来说话。”这个话听起来有些神秘,似乎有一种先于人而自行道说的本真的语言,然而海德格尔实际是在说,道说即是语言的本质,它先于人的一切话语活动而展开,它将一切居有并持存,让一切在场和不在场者自行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诗人的言说不正是将有所领会的世界之整体意蕴通过各种形象再说出来吗? 这与王阳明说人心是天地万物“发窍之最精处”不也正是相通的吗? 在世间的诸种生命当中,只有人才能够在与万物的整体勾连、纠缠中获得领会,也只有人才能将其转换成诗的语言,也即通过艺术作品将其开显和存留于形象当中。

由此反观中国儒、道、禅诗学或美学中所追求的最高之境的显露———道本身就是处于运动生成状态,生机活泼,不落言筌的。言语一旦凝固为理性或常识这类表象性的语言时,只会离道(意) 越来越远。可以说,海德格尔关于“人———世界”融合为一的在世结构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是相通的。他通过物象对“在场”与“不在场”的意蕴关联的揭示,与自中国《系辞传》“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和老庄“有无相生”、“虚实转化”的思想而来所形成的“意象”和“意境”等理论是相通的,即通过有形与无形相结合、实境向虚境转化来表显宇宙的真理———“道”。同时,在审美感悟上又与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当中所特有的“兴会”、“妙悟”等审美范式不谋而合:“沉默应和于那居有着一显示着道说的无声的寂静之音。正是在无言兴会当中,存在之真理自然向我们显现。联系中国文学传统所追求的最高之意的表达———“道”,从词源上考察其原初之意是“道路”和“说话”,兼有名词、动词这两种词性;后在这两种基本语义上逐渐形成“途径”、“方法”这一认识论层面上的义素;再进一步抽象出“道理”、“规律”之义,直至最终生成“道”的本体论含义。无论中国文化几经分流为儒、道、禅等不同支脉,融贯中国整体文化精神的“道”,它的原始意和引申意始终是相互渗透,难以截然分开。有别于西方自柏拉图以后,逻各斯与言、行发生的分离及所形成的逻辑等差,中国的道始终建基于“行”与“言”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中,所谓道即人生。人生的全真境界得以实现、传达与领会均离不开中国文化学人的真修实践,所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在本质上毋宁就是人的“行”与“言”这回事。儒家由“天人合一”导致“知行合一”最为明显;道家似乎讲出世,与社会政治、人伦物理相脱节,然而实际考察知与行在道家这里也是合一的,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 也就是强调要通过“行”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中国的禅宗可以弃绝文字,但却绝不执着于肉体的枯坐守寂,以为担柴挑水都是禅,吃饭睡觉也是定, 在返璞归真中更重于悟而不重于定。尽管儒、释、道三家的本体各个不同,然而就“道”在中国的情形来看,形而上的本体论之意与形而下的人生实践总是交融在一起的,并由此渗透到文艺的精神当中。因此,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正因为置身于“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的文化构架之中,中国人深谙文学与生活世界相融相通的真谛,因而由“实”引“虚”、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由“可见”(“象”) 、“可说”(“言”) 向“不可见”、“不可说”(“象外之象”、“境外之境”) 的转化,抵达那无可穷尽、无限丰富之域就成了中国文艺最精深的体现。它是情思驱遣之下虚实相生、显隐一体的运作,是以实象为载体创造出超越实象之外的虚象或理想之境。这在中国古代文论、诗论中就表现为“意象”理论的发展直至“意境”范畴的出现为最高审美取向的特点。

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