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作海案引发对刑讯逼供的思考

摘要：刑讯逼供是一种野蛮的取供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实践中却时有发生。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果严重。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刑讯逼供，必须采用标本兼治并以治本为主的访法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对策

最近赵作海案又一次将刑讯逼供推向了热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河南赵作海案都堪称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点：都是因为"被害人"神奇"复活"而使冤案大白天下，都是在已经服刑11年后被宣告无罪。赵作海案尚有许多焦点问题需要调查，而公众认为唯一不需调查的就是刑讯逼供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杀人细节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赵作海案并非个案，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之一--刑讯逼供。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程序公正的危害

刑事诉讼不仅应当追求实体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其本身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不人道或有辱人的尊严，那么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有助于实现理性、尊严、人道等价值。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极端的诉讼手段，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有助于发现实体真实，但这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和前提的，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人道性、公正性和民主性，使诉讼程序完全成为"强权"作用的结果。

（二）对实体公正的危害

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侦查人员相信刑讯逼供可以获取有价值的证据，从而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刑讯逼供对发现实体真实的个案意义，但刑讯逼供是否有助于普遍意义上实体真实的发现，则是充满疑问的。刑讯逼供对个案实体真实的发现依赖于两个预设的前提：其一，作为刑讯逼供对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本案的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刑讯逼供是通过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主要是有罪供述。只有本案真正的犯罪行为人所作的供述，才是对案情的真实陈述，才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其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讯下所做的口供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从理论上讲，只有上述两个前提同时具备，刑讯逼供才有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否则，刑讯逼供只会将侦查人员的视线引向歧途。但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却无法保证上述两个前提。从侦查机制来看，侦查权指向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罪犯，而更多情况下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侦查权运作的结果既有可能是查明案情、查获罪犯，也有可能是排除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侦查机制的运作并不能确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人。从侦查逻辑上看，犯罪嫌疑人和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同一性正是侦查机关通过侦查程序要予以确认的事实，是侦查权运作的结论而非前提。而刑讯逼供正是将这种同一性的假定作为其前提。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一旦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刑讯逼供导致的必然后果便是屈打成招、冤假错案。

（三）对被追诉者的危害

刑讯逼供正是以有罪推定为基础，从而与无罪推定在内容与精神上存在不可兼取的根本性冲突。刑讯逼供实质上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将本应由控诉机关承担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强加给被告人，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证明责任规则的基本要求。同时，刑讯逼供违背被告人的意志强迫其供述，实质上是否定了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这就与无罪推定原则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的精神相悖。刑讯逼供会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为不利的地位。

(四）对司法制度的危害

刑讯逼供对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潜在的、长期的。相对于对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被追诉者的危害而言，刑讯逼供对司法制度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首先，刑讯逼供会造成民众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因为刑讯逼供是对被追诉者权益赤裸裸地侵犯，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民众失去了安全感，便会产生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的对抗心理，使法律在实践中的执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其次，刑讯逼供使得民众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产生恐惧心理，继而是厌恶甚至是抗争心理，损害执法机关的威信，减弱执法人员的威望，使得执法活动脱离群众路线，难以为继。最后，刑讯逼供还会损害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国际社会定会对国家一贯持久的、大规模的刑讯逼供现象予以谴责，该国的司法制度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恶法"而遭到排斥，刑事司法协助无法进行，国家的执法活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国家的外部环境恶化，最终影响国家长期的建设和发展。

二、防止刑讯逼供对策

基于刑讯逼供的危害,现代法治社会应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中采取下列政策、防止减少刑讯逼供。

(一)转变执法观念

要使侦查人员认识到,刑讯逼供是违反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即依据刑诉法规定,在法院作出判决前,推定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侦查人员应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意识,公正执法,文明办案。要清除"口供必要论",应因案而异,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完全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改革人事制度,提高民警素质

首先,为保证公安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依照《人民警察法》规定,严把进人关,对不合格人员坚决予以辞退。同时,把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的民警调配到刑侦第一线。其次,针对部分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经验少、策略单一,对证据的收集、固定、甄别能力差等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提高。一是分期、分批派他们到政法、公安院校进行专业培训,或在本单位组织短期培训,通过业务培训,使之掌握科学的取证方法。二是在办案过程中,指派有经验的侦查人员进行传、帮、带;组织经验交流会,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三是编写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的办案知识材料和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供侦查人员学习,并制作与此相关的录像带,进行形象教育。

(三)加大对刑讯逼供监督、查处力度

首先,加强公安内部对刑讯逼供的监督、查处。公安机关应当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制度,平时加强教育,一旦查出有刑讯逼供行为,就要依法严惩,对发生刑讯逼供行为的单位及时进行整顿,对主管领导给予相应的处分,将因此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清理出公安部门。其次,切实加强监所检察监督,检察部门进一步加大查处刑讯逼供犯罪的力度。

(四)完善相关立法及制度

在立法上,建立沉默权制度。由于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就失去了动力和条件。降低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标准,并进一步界定立案标准中某些构成要件的确切含义。对一些特殊类型案件,法律赋予特别侦查权和特殊证据规则,使犯罪与控制犯罪能力达到平衡。在证据规则中,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规定: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证据是非法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仅排除因刑讯逼供而获取的口供,而且对于因违法取证行为而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也应予以排除。在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上。实行控方举证的原则。就是说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应该是合法的---或者说推定这个证据是合法的,将来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如果发生争议,它的合法性应当由控方来证明。否则,该证据则予以排除。

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就是说由刑讯逼供者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是完全按照合法的手续来进行审讯的,没有打人。这是因为,在刑讯逼供场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一种弱势,有时被打一顿还不知道是谁打的,不具备举证条件。在审讯中,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的监控制度。犯罪嫌疑人一旦从羁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并且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其中一份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存。

浅谈法律中的刑讯逼供

[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法学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论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一、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二、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从行政与司法来看，能否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他们相应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工作就难以进行。从守法与护法的角度看，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整体水平还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认识必须到位，行动必须自觉，工作必须一贯坚持，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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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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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公安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办案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公安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式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多条。然而，法律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新闻媒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一、刑讯逼供的危害考察刑讯逼供的危害，宏观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刑讯逼供是以犯罪的手段来对抗犯罪，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对法律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正常预期，因而也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反动或背叛。英国著名大法官雷德在“沃纳诉首都警察专员署案”的判决中曾写到：“十个罪犯得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①。”让十个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局部利益的损害，而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危害的则是法治社会的整体形象、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法律权威的信任感。有社会必有冲突。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永恒面对的状态②。解决冲突，就必须靠国家、靠法律来强制和规范，而这种强制和规范，必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理性上讲排斥了“同态复仇”的原始蒙昧和“以一种犯罪对抗另一种犯罪”的非理性做法。鉴于刑讯逼供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远甚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也鉴于刑讯逼供导致的如后述的诸多种种危害，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坚决摒弃之。其次，刑讯逼供粗暴地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破坏了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就法律本身而言，它作为一和社会制度的化身，正义是首要价值。而就司法活动而言，它是实现正义的程序和过程，其首要的价值就是公正。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理想都必

从“胡电杰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的防治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正文】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浅谈刑讯逼供

浅谈刑讯逼供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权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本文将从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健全、刑讯人员素质、经济技术等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及其危害和遏制措施。关键词：刑讯逼供构成要素屡禁不止原因危害遏制措施正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冲突或纠纷解决机制，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重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而不合理，涉讼公民的相关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中国传媒大学2012——2013学年第1 学期课程编码051030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题目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学生姓名张淼宇学号201204313004 班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任课教师彭珂教师所属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成绩

当前，“法”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人们主动依法保障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归结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不断地完善，二则依赖于现代传媒为法律的传播提供的有力保障。例如现在最受大家欢迎，被誉为“饭后法律茶点”的《今日说法》，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观看一个小故事，吸收一些法律知识，了解我国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方向。常年浸润于这样的法律知识传播氛围中，受众们的法律知识可见一斑。再加上国内教育范围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条件的提高，法律知识讲授的范围亦不断扩大，各种媒介都通过其特有的形式传递着法律信息，法律信息填充着我们生存的每个时空，宛如空气般存在，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纵观当代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不少的缺漏和有待完善之处。首先，引发社会大讨论的活熊取胆事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在西方等发达国家早有针对动物的保护法实施，但我国还面临有案件却无法可循的尴尬境地，致使公民行为准则出现不一致性；其次，通过城市治安案件中看出中国的法制进程虽然稳步有序的提升，但影响和传播力度不够，致使边缘人士，如农村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接触不到或者不理解法律条文；此外在一份来自百度文库的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有92.11%的同学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而且有45.11%的同学认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用。所以，培养现代法律意识、建立法治精神、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结合我国现状，我用分类方法研究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手段。人和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人和人组成的群体中却存在共性，藉此，针对不同人群体现出的不同特性，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方案建议。首先，我将传播对象做了如下分类：青少年、大学生、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普适大众等。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成长期，在此阶段形成正确良好的价值观对其一生的发展尤其重要。对于所受教育条件和质量好的青少年来说，应力求在日常教育中渗透法制观念的介绍和加强道德建设，正如林肯所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而对于处于边远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接受高质量教育不甚现实，所以，需要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普及法律的精神和知识。大学生正处于个人生涯和社会角色的交汇点，正在完成“社会人”的转型过渡，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内容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普法教育依法治国法制建设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1)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张娜【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一、简述及分析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2] 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二、刑讯逼供的危害（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发布日期：2010-10-27 文章来源：互联网一、论文的研究背景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不断遭到抨击和诟病，反酷刑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发出的声音。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连接程序法、实体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命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不是一个新命题，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使得遏制刑讯逼供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从国际看，911之后，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在讯问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时被频频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暴力和血腥令全世界愤慨，也使得刑讯逼供这一国际范围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而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携手战斗的行列，纷纷制定或修改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反恐法制与人权保障问题亦在此改变中产生诸多争议，国家安全似乎成为刑讯逼供最为“安全”的一个借口。从国内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治理刑讯逼供刻不容缓。（1）司法现实和法治实现的需要。受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法律制度、侦查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刑讯逼供在中国尤为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顽疾。近年来，随着杜培武、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以来，云南的李荞明、陕西的徐梗荣、江西的李文彦等一系列看守所、审讯室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接连发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公安部于2009年4月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决心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推进公安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刑讯逼供的治理显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2）遵守公约和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政府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1988年9月5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灵魂和基础，公约在效力上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国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恪守公约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时曝光的由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反刑讯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3）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修正的需要。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而被称作“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正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改日程，建立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机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探究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一个刑诉法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如中文著作方面，陈云生教授的《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和《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两本著作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反刑讯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赵秉志教授的《酷刑遏制论》侧重于对实体酷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程序酷刑（刑讯逼供）的遏制和预防机制涉猎较少；夏勇教授主编的《如何根除酷刑》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沉默权研究》都是论文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靳学仁副教授的《刑讯逼供研究》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历史、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初稿)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期刊：法制与社会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理念还未能得以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

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象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首先是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

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近现代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高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一、刑讯逼供的危害我们之所以从价值层面对刑讯逼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因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诉讼手段，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和原则。（一）刑讯逼供损害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国家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社会安全，因而实体真实是一切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追求的都不会是单一的价值目标，而是一个多种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已深深地影响到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在设计和运作刑事诉讼制度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在此基础上，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正当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其基本的涵义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追活动中，必须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如果它本身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不人道或有损人的尊严等，那么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本身必须有助于实现理性、人道、尊严等“善”或曰价值。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极端的诉讼手段，尽管其在某些情形下采用可能会有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但这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和代价的，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摧残折磨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不管刑讯逼供在现实的司法背景下是以秘密刑讯还是以变相刑讯的形式存活，都是对刑事诉讼追求正当程序这一价值目标的极大损害。（二）刑讯逼供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可以说，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官员深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定稿版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HUA system office room 【HUA16H-TTMS2A-HUAS8Q8-HUAH1688】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钟奕摘要：回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都一直存在，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刑讯逼供都是合法存在的，虽然立法者深知历代治狱之冤滥，概出于酷吏刑讯之肆虐，并对之表示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又感到舍此而别无他途，认为“拷囚乃不得己之事”，对之恋恋不舍。因而采取禁一面而开一面的含混态度，如此并不是真正禁止，只不过是期望有所限制而已。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公安、司法机关应从刑讯逼供的本质原因入手，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提出预防其的相应对策。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改变，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是去年，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推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被立法者所重视，新增了不少条款以预防和惩罚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和实施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对策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①或者变相肉刑①，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行为。 ①肉刑是指直接作用于认得身体上，摧残人的肉体的拷问或制裁方法。具体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人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摧残被害人，如手打、拳击、脚踢、肘撞、膝顶等。详见《刑法学》第二十二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