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幸福观的转变

古希腊哲学幸福观的转变

地理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经济地理）林嘉荣04331039 珠海校区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对幸福谈得很少。苏格拉底也并没长篇累牍地论述，因为他爱发问，从别人的回答中诱导出早已存在的答案。所以即使他讲了一些，也应是谈论而非论断；但他的确追问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姑且称其为“问福”。

到了柏拉图，他似乎未正面谈过这问题。但就“理想国”中人们的生活而言，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幸福的看法：一个人的幸福不太重要，应去过“平等人”式的生活；国家的“幸福”（利益）则是至上的，可以通过牺牲个人幸福而获得。这或许可叫“减福”或“增福”吧！

亚里士多德则谈了很多，“善就是幸福”，“德行乃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即静观”，“最高的幸福则存在于理性的运用里，因为理性就是人”……静观，最高的德行，是幸福的所在，不妨称此为“静观法”。

犬儒主义是不要幸福，“减”到极限为止的，当然是“弃福”了。其后的伊壁鸠鲁讲快乐而不讲幸福，并把快乐分成了许多类，“最可贵的社会快乐就是友谊”，“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他追求的是一种静态的平衡的快乐，因为平衡就没有痛苦，是安宁的快乐。这或可称为“去苦求乐”吧！斯多葛派相信灵魂，认为一切都是命安排，因此，“幸福就是免于激情与纷扰的自由，就是你的事情绝不有赖于别人的那种感觉”，可以归纳为“自由法”吧！

此后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已很少谈现世的幸福。他讲太一，讲太一与精神间的美，是哲学与神学的过渡，故已非在生的人能求得的福，是“身后之福”。

以上就是古希腊哲学幸福观的转变过程，它固然受到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影响——唯心唯物之分在其中隐约可见，也受到简朴节制风尚的影响，但我觉得其变化的主导因素是社会政治格局的巨变：

苏格拉底见证过希波战争。雅典从“政治强国”（雅典的政治文明不愧于此）到军事强国到雅典帝国到霸权主义，他洞若观火。伯罗奔尼萨之败，由盛转衰，他也亲身体会。我想他发现了不少问题，他会问“我们这样做是为什么？”民主的雅典人答道“为全民的幸福”，“那幸福到底是什么？”他所谓的幸福，是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我们谴责的物欲横流多半是源起于此。然而雅典的民主公民就受到了演讲的煽动，物欲膨胀而通过了一个个扩张的决议。结果不言自明。苏格拉底早能预见到，且有能力让公民自己的出这个结论。因此，“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更容易些”。（这的确太妙了！）

柏拉图是亲看着雅典衰落，由“强起来”和斯达争霸的。他洞察到老师提出的问题，想到的解决办法都写在《理想国》里：彻底改造雅典，以斯巴达为模板。其中理所当然就要损害“公民”的福利，改造他们的幸福观，以服从国家的幸福。“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想法。当然这是对本民族本城邦有利有益的，但是否有效呢？斯巴达乃至整个一度繁荣的希腊之衰亡便是见证。他没有看到客观的深层次的东西：以唯心理念论为基础，幸福欲望这些主观的东西当然可以改变，但生产关系没变，社会的命运也不变。因此“加减幸福”不过是表面的东西。

后来整个希腊都每况愈下了。马其顿的崛起，亚历山大统一了全希腊，而他并没救希腊。他的方法无论是否巧合与法西斯是一样的，通过对外侵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他装得很民主，但在战时其实不必要。希腊的政治处处受干涉，大事时时被制肘，民主的雅典人纵不满也无奈。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亚里士多得学会了正视，他的大部分观点是唯物的，而其结果就是警官。当然，他蕴涵了使用理性洞悉自然、思考科学的意思，但为何光思索不作为，“实践的德行是次等的幸福”呢？这里面多少包含一点无能为力的感慨。作为亚历山大的老师，

他的感受应该很深。

同时代的犬儒主义则更革命，他们彻底的斩断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关系。他们的观点的确cynic，“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这样的世界还能去希图为你带来真正的物质幸福吗？干脆放弃物质去追求精神幸福吧！这就是维和“犬儒”为犬儒了。

但是相对于四分五裂相互征战，统一总好得多，纵然是专政集权也还能安定，促使生产力发展。比起伊壁鸠鲁的前辈，他可谓命途多舛了。诸病缠身，贫困不堪，与柏拉图等的生活富足基础上的蔑视物欲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他的确以苦为乐（谈幸福是太奢侈了）。他分析身体的快乐，追求没有痛苦的安宁之乐（注意，是在痛苦的基础上），堪称“以乐写哀”。这已经是个人层次上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快乐了。

还有更严重的，即使连以苦为乐也不能。后期的斯多葛派，遭遇了安东尼王朝：“一切主动权都集中在皇帝及其大臣的手中；在整个辽阔的帝国领域上，除了偶尔有叛变的将领之外，没有一个人在屈服以外还能做任何别的事情。”这个奴隶制末期疲惫的时代，除了专制独裁，经济萧条外，还有更可怕的思想僵寂。斯多葛派几位哲学家是牵连在政治斗争中冤死，有些则被驱逐，流离失所。他们或那个时代比谁都需要安慰与安宁，因此才由“自由法”，解放开思想，不让别人去支配。这是种彻底的唯心，它不妄想造出个乌托邦，即使是思想上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尝试的可能；也不去模仿犬儒，蔑视物欲，因为他们已经是犬了。他们只漠视客观实在的痛苦（这从一开始便无济于事）。“我们不能够有福，但是我们却可以有善；所以只要我们有善，就让我们装成是对于不幸不加计较吧！这种学说是英勇的,并且在一个恶劣的世界里是有用的；但是它却既不是真实的，而且从一种根本意义上来说，也不是真诚的。”

“幸福”从开始的过渡膨胀，到压缩个人、增加国家的，到退出国家政治层面，到退出物质层面，再到离开精神层面，它还要到哪去呢？古希腊的哲学，唯物的性质日渐减少，越来越会自欺欺人。“为了”与时代俱进，它还要怎样嬗变呢？

在古代哲学的最后一节，普罗提诺登场，背景是军阀不断出售帝国，杀死卖主和边疆的不断被入侵。此时即使是皇帝也无能为力，只有期望来世。普罗提诺的哲学已有很浓的行而上与神学味道，所有人都期望来世幸福，今生的目的是来世，我就不多讲了。

自那以后，基督教盛行，宗教哲学影响弥大。时至今天，宗教信仰已成了西方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反观基督教的种种传说与神话，与荷马史诗及古希腊的诸神话相形见绌。假如在一个和平稳定健康发展的时代，这些拙劣的东西难让人相信。想不到时势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成就了这么一个宗教。看来这些幸福观的转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