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2015考研法制史分析题：

考研法制史分析题：

清朝

1.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在刑罚制度上有哪些变化?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刑事法律不仅具有封建法律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原因不外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代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复杂，另外满族贵族集团极力维护其一族统治的狭隘性，都使得清代的刑事法律在刑罚制度上发生了部分变化，主要体现在：

(1) 笞刑、杖刑的变化。

在康熙时代，将“明刑弼教”“修德安民”作为用刑的指导思想，将定型于隋唐时的笞、杖刑进行了改革。具体做法是，将行刑的刑具改为用竹板。在以前则是笞刑用小竹杖，杖刑用大竹杖;其次是将行刑的次数采用“打四折，以五等为等差，除零数”的计算方法。即原来笞十，打四折后为打四板，笞二十经打四折，以五板为差等，去零头后变为打五板。经此推算，清代的笞、杖刑的等数为：笞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二十板;杖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处以笞杖刑的大多数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将笞杖刑由重改轻不会放纵罪犯、危及封建统治，却有利于“明德安民”的政策，反映了统治者尚德慎刑的开明之处。

(2) 迁徙、充军、发遣成为法定刑。

明代的迁徙、充军之刑在清代进一步规范化，成为法定刑。迁徙就是将罪犯本人及其家属迁出千里之外安置，不得返回原地居住。它类似于流刑，又不同于流刑。清朝的充军刑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重于一般的流刑。它分为附近充军(2000里)、边卫充军(2500里)、边远充军(3000里)、极边充军(4000里)、烟瘴充军(4000里)五个等级。因此，又称为“五军”。清朝的充军刑只罚及犯罪者个人，也不像明代终身充军与永远充军那样区分。发遣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刑罚，是法定刑之一。它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为驻防官兵充当奴隶，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3) 死刑制度上的变化。

清代的死刑明确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类。立决为斩立决和绞立决，是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的罪犯决不待时;监候为斩监候和绞监候，是对那些构成死罪，但并非罪大恶极，可以先行拘押，待秋审复核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死刑，这样罪犯就有免死的机会。

另外，清代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有进一步残酷化的趋势。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被运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在适用范围、行刑方式上较明代都有所发展。这些惨苛的酷刑表现出当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时统治者极力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极端手段和政策。

(4)“刺字”刑的广泛适用。

清初“刺字”刑只适用于少数几种犯罪。例如对盗窃犯附加刺字刑，以预防犯罪人再犯;对“逃人”附加刺字刑，以方便侦缉、追捕。后来刺字之法适用范围愈加广泛，又有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迁改遣改发等。刺字的方式也趋于规范化：刺字的部位，初犯先刺右臂，再犯刺左臂，更犯刺右面、左面;刺字的内容有刺事由、刺管束地方，并分刺满汉两种文字。

(5)满汉异罚，在刑罚的适用上满人拥有特权。

依《大清律例》，满人在触犯律例时可以不用像汉人那样依法决罚，他们可以享有“减等”、“换刑”的特权;犯轻罪时可不处以笞、杖刑，而处以鞭刑;犯较重罪时，徒刑、流刑、充军、发遣可按罪行轻重折换为枷号。

在刑罚制度的改变上，虽然有由重改轻的一面，但主体上是由轻改重。这主要是由于统治者强化统治秩序、实行威吓预防的需要

明朝

1.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明朝的法律制度上有哪些具体表现?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确立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是早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就已记载的中国古人关于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的优劣灵活适用刑法手段的“三国三典”原则。朱元璋认定明初是乱世，因为北方的蒙古军事贵族仍虎视中原，抗元农民起义余波未平，各地起义时有发生，而受两宋及元朝吏治失之过宽的影响，明初官僚队伍纪律松弛，贪赃枉法行为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朱元璋接受“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认定要用“重典”来“治吏”就可达到“重典治世”的目的，“乱国”的局面就可扭转。这种政策给明朝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确定从新从重主义的刑罚适用原则，处罚法律颁布前的犯罪行为。

明朝为强化对社会严重犯罪的行使镇压,放弃了唐宋时代的从轻主义的原则,而改用从重主义。按《大明律·名例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同条律注解释说：“此书言犯罪在，先颁律后事发，并依新定律条拟断，盖尊王之制，不得复用旧律也”。由于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时，实施“刑用重典”的原则。同时规定对《大明律》不得有任何更改，违者重罚。《大明律》与唐宋时代的法律相比，在处罚刑事犯罪方面明显加重。它改变了以往封建王朝刑罚适用的从轻主义原则，公开推行从重从新主义的刑罚原则，反映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立法指导原则的变化，以及社会刑事犯罪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2)《大明律》对谋反谋大逆等政治性犯罪及官员贪赃犯罪方面，刑罚处罚远比《唐律》为重，是“重其所重”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诸如谋反谋大逆等严重政治性犯罪，侵害统治阶级与一般社会成员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偷窃抢劫财产与贪污挪用官府钱财粮物等严重的财产型犯罪，《大明律》遵循“重其所重”的原则，与唐律相比，一律加重刑事处罚。如“诸谋反大逆者”《唐律》“不分首从，一律皆斩”，而《大明律》则是“凌迟处死”;“盗窃四十五匹者”《唐律》为“加役流刑”，《大明律》规定为三犯盗窃者处绞。在法定刑上增加了刺臂刑、充军刑、凌迟刑。对某些严重犯罪，恢复了如枭首示众的酷刑。《大明律》重点打击的严重犯罪有：“杀一家三人罪”“采生折割人罪”“肢解人罪”“强盗罪”“白昼抢夺罪”“窃盗罪”等。

(3)创设、增设了一些防止官僚“朋比为奸”的罪行。

“奸党罪”：其为前代所未设，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为打击官僚“朋党为奸”而增设的一项新罪名。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防止臣下谋反作乱。

“交结近侍官员”与“上言大臣德政”：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是增设的罪名。从其内容上来看，是“奸党罪”的延伸和发展。在处罚上，一般本人处斩，妻、子流两千里安置或没为奴隶，财产入官。

(4)严厉打击官员贪污、失职、渎职犯罪。

明代法律将贪污受赃归纳为六种形式：监守赃、常人赃、窃盗罪、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大明律》将这六种贪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赃。在处罚

力度上，《大明律》规定;吏受财“枉法赃一百二十贯绞”;官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官职不同，相应的责任也不同，对长官处罚更严厉一些。但如果是官吏不枉法赃，则一律赃满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不分官职大小，责任轻重，实行相同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