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当代“海归”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

洪永淼：当代“海归”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 洪永淼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院长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个世纪成立的，而且在办学之初均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兴办。特别是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师资主体主要是由在欧美接受过系统训练的“海归”学者组成，他们在办学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研究范式与方法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烙下西方大学对其深远影响的印记。因此，中国早期的大学，虽然规模较小（若以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论，那时很多大学甚至不及今天中国大学一个院系的规模），但是，各个学科包括经济学科、商科在内，都与西方大学的模式都比较接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国际接轨。比如，现在社会科学逐渐流行的文献引用范式，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比较规范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对全国大学院系进行调整，这使中国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以及因不同经济制度造成的研究对象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与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不同具体表现在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以研究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并广泛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数学建模与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学经济管理类学生基本不用学习数学课程，注

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强调经济学科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对经济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甚至在文献引用方面，只引用革命领袖的著作而不引用其它学者的文献。可以说，新中国建立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前，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说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流派，而且是以“批判”的方式做一点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改弦易辙后的中国经济学，在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时，显得力不从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邹至庄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称道。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归”经济学者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加盟中国高校，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一历史进程。近些年来，国家各级政府与中国高校出台了各种引进“海归”人才的法规、政策与措施，其中包括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这些利好消息正加速“海归”经济学者回国、来华服务的步伐。与上世纪前半叶相比，当代“海归”经济学者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主要标准）应该说都大大超过了当时。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也与早期“海归”经济学者有很大不同。比如，目前中国大学均已拥有比较完整独立的经济学教学培养体系，但是大多数与现代经济学并不接轨，或者接轨的程度较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海归”经济学者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责任。具体说来，当代“海归”经济学者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包括经济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各方面规范化、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 与此同时，“海归”经济学者也将是中国大学经济学英语教学的主力军，他们能驾

轻就熟地采用英语进行教学，这将是中国大学经济学科将来吸引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的必要条件。

第二，促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年轻“海归”经济学者刚刚接受过系统严谨的、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经济学研究训练，他们以前沿的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正在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第三，“海归”经济学者是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骨干。海外教育背景使他们可以与相关领域的国际经济学者进行平等对话。而且，他们具备外语优势，熟悉国外高校管理体制、运作模式、人文文化及思维方式，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与人脉关系……所有这些，使“海归”学者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第四，“海归”经济学者是改善、净化中国经济学目前相对浮躁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推手。绝大多数的“海归”在国外受过系统严格科学的训练，具有自觉的社会良知与科学精神，这些学者的基本素质对培养中国学生，改变浮躁的学术环境具有很强的正面示范效应。

第五，“海归”经济学者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文章，这将为提高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做出重要贡献。

第六，“海归”经济学者是推动中国大学各方面改革的重要力量。“海归”学者加盟中国高校，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推动中国高校改革的现实迫切需要与重要动力。比如，由于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海归”学者对国内高校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较为敏感，加上经济学术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导致“海归”学者工作流动性比较大，因此，如何改革大学学术、工作、生活环境以留住优秀人才，是中国大学必须直面和应对的问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今天还是明天，优秀人才（不论是否“海归”）的较高流动性将成为常态。与其他市场一样，高流动性是学术人才市场成熟与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中国高校必须通过改革，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才能引进并留住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归”学者也将积极参与中国高校的各种改革，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以及从中所形成的理念，无疑将对推动中国高校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发挥不可替代的参照系作用。

综上所述，“海归”经济学者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我相信，“海归”一词必将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由于专业及国内外学术市场的竞争、回国或来华工作的机会成本的原因，引进“海归”的成本也是相对比较高昂的，特别是目前经济学、金融学“海归”的待遇，要比大多数其他学科要高很多，这可能造成中国大学内部“海归”学者与国内培养的学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较为紧张，并且对中国高校人才管理造成一定的挑战。国内有关引进“海归”经济学者的争论，包括对“海归”经济学者的作用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二流的待遇是不可能招聘到一流学术人才的，尤其是海外一流人才。即使招聘到了，也是留不住的。

“海归”学者待遇高，对其要求自然也高，因此他们的工作压力较大。回国后，许多“海归”面临着融入新的工作、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

活的“海归”来说，他们已习惯国外的那套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加上论文发表的周期较长、工作流动性高，“海归”学者很容易成为人们批评、指责的对象。客观地说，“海归”学者回国后遇到的困难，与自身的一些因素有关（包括心态、期望过高、对困难的估计不足，对国情不了解等等），他们自身需要作出努力以尽快融入国内工作、生活环境。但是，“海归”学者不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有很多原因不能直接归咎于他们自身，而应该多从中国现有高校管理体制上找原因，应尽快革除不合时宜的高校管理体制，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对“海归”应该宽容些，鼓励竞争、允许失败，从宏观、长远、整体的观点看待与评价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事业上大胆使用他们，生活上多方关心他们，使“海归”真正有回“家”的感觉。

需要强调，这里讲“海归”经济学者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内培养的经济学者不重要，他们同样也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中坚力量。另外，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只是“海归”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还未涉及“海归”经济学者在业界与政府管理决策部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