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韦伯观点的再评估

顾忠华

中文摘要

「文化」乃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模糊的概念，尤其在涉及有关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时，十分不容易进行清楚的「归责」，这亦是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遭逢的基本。本文重新检验韦伯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时，存在于和之间的落差，指出韦伯虽然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成功地梳理出西方宗教理念转化成「入世禁欲主义」的轨迹，不过，他的中国研究显然缺乏这样的明确对象，更无法区分中国传统世界中「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使得他的缺乏说服力，亦在后世引起众多争议。

但另一方面，韦伯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有关非西方世界之「化」经验的具体分析上，仍是一项宝贵的资源。即以韦伯的中国研究为例，他对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形成」和「官僚结构」上的比较研究，到今天还是深有启发意义。而他强调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的「市民阶级」，可是中国城市中的市民阶级意识从未出来。因此，我们若能掌握住中国士大夫阶层与西方市民阶级的鲜明对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以及文化对型塑不同类型之「人格理

想」的重大力。总之，韦伯在他的中国研究中预留了许多空间，并没有绝对化中国文化--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的情境下--的可能选择与动向，因此我们若能避免过度陷入所谓「西方中心论」的争议，应可进一步挖掘韦伯的中国研究在文化比较及理解人类整体命运上的指引与启发。

Abstract

“Culture” is quite a complex and obscure concept. Especially it co m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t i s not easy to have a clear “historical imputation”, is also the basic problem Max Weber encountered in his book “Confucianism and Ta oism”.In this article, I will reexamine the gap between the method and the content in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 ure. Although in his study about “ Protes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 ptialism”, Max Weber successfully found out the tracks of the idea of western religion transforming to “inner-worldly asceticism”, it ca n`t distinguish the boundary between “Religion” and “Non-religion ” in Chinese traditional world, which makes his analysis unconvinci ng and controversial in the following discusion.

On the other hand, Max Weber`s concept and method is still a val uable resource the concret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non-weste rn “modernization”. Take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a for example, 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s and European “nation building” and “bureaucrat icstructure” has left much food for thought so far. Moreover, he stressed that there was a rising group of “citizen cla ss” bourgeoisie in the European city during middle age. But in the city of China,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 class has never develope d. Therefore, if we can grasp the clear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li terati class and western citizen class, it will do good for us to unde rstand the feature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 nce that culture has on forming different types of “ideal personality ”. To sum up, Max Weber left much room in his studies . He didn`t point out definitely the possible choice and trend of Chinese cultur e, no matter in traditional or modern situation. As a result, if we av oid falling into the issue so-called “Eurocentrism”, we can further di g out the inspiration of culture comparis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in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a.

壹、前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为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力起初集中在西方的技文明上，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直至专重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遭受挫折后，方才转为朝向和制度上的变革。这段摸索的过程，今天仍未结束，「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闭关自守的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在下一世纪势必面临世界潮流更大的冲击，而中国究竟能够吸纳或创造多少「现代性」质素，是否能成功地响应历史的挑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切的焦点。

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于苏联东欧的主义体制瓦解之后，显然添增了另一层意义。福山所谓的「历史之终结」，意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透过两套制度理念之间的竞争已然分出胜负，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得到普遍肯定，接下来人类的冲突不再是发生于理念层次，政治的任务也降低为不断解决技术性问题。福山的旋即受到不少批评，政治学者韩廷顿便认为，冷战结束并未带来世界和平，不同文化间的对抗态势反倒升高，尤其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敌视特别明显：因此「文化冲突」将是未来的重大议题，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以上环环相扣的现象，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省思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有着现实的意涵。对此问题，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曾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作过深入的考察，他的观点流传甚广，足以代表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讨韦伯立论的基础，尝试厘清其贡献与限制，充作检视中国和东亚地区发展验的借镜。我们将先就韦伯研究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原始动机，以及其后引发的辩论加以说明，再指出他在比较研究上的偏重点，藉以对他的「中国命题」重新评估。我们发现韦伯最大的弱点，乃在于他未能区隔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界限，从而使得他在论断宗教因素的影响力时，欠缺了足够的说服力。当然，这类问题包含了无数的变项，本文只打算对韦伯的论证逻辑加以解析，并从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方法的角度给予韦伯式命题适当的定位，有关历史事实的论断，则不在本文的处理范围内，这是事先得声明的。

贰、韦伯的中国命题

韦伯属于西方学术界中，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到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

者之一。西方的中国图像，有其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从伏尔泰开始，西方人视中国为距离最遥远的古老文明，通常只透过传教士和贸易商人的片断报导来获取信息，并融合种种想象和臆测，将中国塑造成和西方绝然对立的参照体系。黑格尔的历史标志着这种思维模式的极致，在他看来，东方是历史的开端，但亦停滞在永恒不变的童稚期，自由的精神无从发展，只有一个人─君主─是自由的，其它人都不自由，而这种世界精神愈往西移愈能获得实现，因此西方才算拥有真正的历史。将中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的格局，并以「不变」作为其本质特色，可说皆滥殇于此。马克斯承黑格尔之余绪，不过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上下结构，遂衍生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和俄国长期「停滞」的理由，所描绘的是全然缺乏发展动力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斯动态的唯物史观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十九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节节扩张，使西方人自认为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而中国则逐渐沦为落后、僵化与愚昧的同义词。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在今天看来颇不可取，但它曾经是西方世界观的一个构成部份，韦伯身处于此一知识脉络中，他的中国命题多少亦染上了同样的色彩。

和黑格尔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无意去建构一套历史或社会的「发

展法则」，他选择中国作为文化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乃是想透比较来更加理解西方本身的独特所在。除了中国之外，他还写下《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在他一系列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计划中，尚包括伊斯兰教和古代基督教的部份，这些后续题材因为他一九二○年的猝逝而未及完成，其世界史的视野却己清楚浮现。虽然韦伯并没有接受过汉学，印度学或希伯莱学的专业训练，但他对于社会的方法论有高度的自觉，这使他在资料的取舍上较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而他的论述内容也因此脱离了空泛的臆想，得以针对实质的历史纪录进行社会学分析。他特别强调，这些对于非西方宗教的论述并不构成「系统性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它们是「以在历史的展现过程中，特具典型重要性的宗教伦理，以这类宗教伦理及与经济的心态形成极大对比的关连等要点为考虑的对象，而置其它方面不谈。」（韦伯着，康乐／简惠美译，1989: 87）

虽然韦伯花了近十年的心血在上面，不过，比起他一九○四年发表的成名作《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他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年陆续出版的上述比较研究系列并未得到热烈响应，甚至可以说他的同人根本难以理解他的举动。对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些探讨非西方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大部头作品，远远超过了本行专业的范围；就汉学界、印度学界来看，韦伯的社会科学分途径又过于新奇，

和当时仍以强调古典文学训练的这类学科格格不入。在两头落空的情况下，韦伯《儒教与道教》问世后的三、四十年间，几乎没有相称的评论或诠释文章出现。倒是倾向马克斯主义的汉学家维特孚格（K.A. Wittfogel）于三十年代批评道：「韦伯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他的非辩证─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因此即使书中充满了精彩的片段，却无法引导出唯物论的历史图像。本书是一堆个别有其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废墟，没有历史…。但韦伯毕竟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唯一认真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学者。他的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却阻碍了他对这个正确的核心问题提出充份的解答。」（转引自 Schmidt-Glintzer, 1991:249）

我们稍后再查验韦伯《儒教与道教》书中存在于方法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看是否真如维特孚格所说，只有互不连贯的资料的堆积？这里首先要阐明：韦伯何以要去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问题」？这和他的学说思想体系又有何种连系？我们知道，韦伯本人以主张「新教伦理命题」（或称「韦伯命题」）著称，亦即他认为资本主义所以会在欧洲兴起，宗教方面的因素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他的论据是宗教改革后，信奉新教，尤其是喀尔文教派的信徒，在生活处事态度上和过去的「传统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信奉喀尔文所宣扬的「预选说」教义，一心一意想证明自己有

资格成为上帝的「选民」，能够得到终极的拯救。为了寻求「救恩的确证」，他们视世俗的职业劳动为一种义务，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将日常的欲望克制到最低的程度。这种韦伯称作「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导引，突破了以往行事散漫、不精确的习气，进而推动了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理性化」。韦伯表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等于「无意中」创造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有了精神上源源不绝的激活力，资本主义的种种制度逐渐成形，也因为这种机缘，所以才在欧洲诞生了我们见到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不是一开始就被接受，相反地，它引起一场长达数年的论战，有人批评韦伯夸大了宗教的力量，犯了「唯心论」的错误；也有神学家引经据典反驳韦伯，指他以偏概全，误解了宗教教义的内涵。总之，韦伯在论战中虽极力为自己辩护，但到了一九一○年，他觉得多辩无益，遂打算转移他的目标，要用迂回的方式来增强这套命题的说服力。韦伯写作〈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动机，可说源自于此。《儒教与道教》是他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所谓的「中国命题」即是佐证他关于新教伦理看法的第一根梁柱。不仅于此，他极欲洗刷「唯心论者」的卷标，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尝试分析宗教与经济之间相互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不再只偏重宗教的理念因素，还要扩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对型塑宗教特征的影响。这一想

法导致他的中国研究涵盖了制度结构和思想文化的考察结果，大为超过了原先《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题旨范围。

虽说韦伯的中国研究己提升至全面性文化比较的层次，但他的核心命题仍是扣紧着他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一贯观点。他基本上是进入到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形态学中，企图掌握宗教所表达的价值体系以及其实际的社会效果。他用「经济伦理」来比喻一种根植于宗教之心理、事实的种种关联中，所引发的「行动的实践激活力」。这当然是着眼于宗教与经济之连系的中介概念，而以新教徒基于宗教信仰导出的经济行为倾向作为参照标准。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儒家占有延续一两千年的正统地位，对一般人思想行为的影响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毫不逊色；同时中国在人口增长和贵金属输入等物质条件上和欧洲十六、七世纪时的情形颇为类似，因此他选择由中国入手，探讨这个地方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却迟迟没有朝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可以概括的说，韦伯的中国命题是想指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理由，唯有加入「儒教」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倒过来推论，西方之所以发展出资本主义，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人口、贵金属或地理位置的外部条件，而与中国比较之下，宗教伦理才是其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这种精神动力的有无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应如何看待韦

伯贯穿他中国研究的论证逻辑，是下面接着要讨论的重点。

参、韦伯引发的辩论

韦伯在中国命题中引用的论证逻辑，明显指向以勾划出中国的宗教缺乏「入世制欲主义」的质素，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独特作用。他的文化比较研究亦曾被诠释为「差异的文化学」，因为他自己承认是想找出其它文化和西方的「对立点」，由此途径突显西方的特色。就韦伯而言，西方能冲决传统主义的樊篱，大步迈向「」，可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异例」，如果新教伦理没有提供了某种「精神杠杆」，很可能便不会如此进展。这就像史学家在检讨历史上若干关键的战役或情势般，我们无法重演一遍当时状况，只有藉助「思想实验」并参酌各种征兆，才能推论出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程度。这种推论的效力，不能和自然的实验相提并论，但它是人类历史知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增进自我认识的之一。

这种思想实验以「命题」的形式呈现，意味着它们不是什么「法则」或「定理」，仍须不断加以检验，更有可能时时受到修正。新教伦理命题经过数十年来的反复讨论，至今还有一批批学者以新的诠释观或新的资料来解读其意涵。韦伯的中国命题则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快速变迁，日渐获得学界的重视，甚至在所谓「儒家伦理和」命题的接

引下，一度颇有「显学」的态势。不过，和新教伦理命题在西方已被普遍肯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命题乃因成为箭靶而「显」，流行的是对它的批评，其中又以反驳他对儒家的论点最为猛烈。这涉及到对韦伯中国命题的理解方式，以及论辩本身所反映的时空情境，值得深一层来探究。

八十年代开始，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的经济成长引起世人瞩目，也出现不少各式各样的学理解释。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区可算是「儒家文化圈」，经济上的成就应该和文化因素有正面的相关，尤其儒家的价值观如节俭、勤劳、注重、照顾家庭等等美德，都对经济的繁荣有所帮助。综合这些「文化论」的意见，金耀基于是宣称「韦伯错了！」，韦伯的中国命题正式遭到东亚地区经验事实的挑战，儒家伦理不但不是阻碍经济的因素，反而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金耀基，1983）。一时之间，「儒家伦理」成为交相赞扬的对象，直可媲美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贝拉即在其《德川宗教》一书中，将日本成功的现代化归因于日本宗教，建立起找寻新教伦理在非西方地区之「功能对等项」的研究途径（Bellah，1957）。是，这类解释模式大都忽略掉「自发」和「二次」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差别。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是回溯到资本主义自发形成的根源，而中国命题

则旨在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由本身内部产生发展的动力。若忽略了韦伯中国命题的时空坐标，想用后来经由外力介入与模仿的「二次现代化经验」来驳斥此一命题，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韦伯当时处理的问题完全不触及其它文化「引进」资本主义的现象，甚且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预言过，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有能力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过去没自行创造，并不表示后来不能「青出于蓝」，人类整部文化交流史都充满这些事例，韦伯自然不会无知到将他的命题扩张成「儒家伦理将会持续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围绕着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议题所进行的声讨，似乎打错了靶子（顾忠华，1992:133；张维安，1995:99 ）。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地，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不只西方读者对中国过去传统的印象，也会造成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框框。针对这点，我们必须体认到韦伯写作时的环境与今天的世界局势已有巨大的改变，欲超越韦伯的知识界限，或许不是只用模糊的「儒家伦理」概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发展原因，还应该以更客观的态度厘清中国近代以来「连续与不连续」的具体经验，才能够提供一幅较如实的图像，并取代民族情绪的宣泄式批评。以东亚四小龙的情况来说，其与传统中国的「不连续性」可能超过「连续性」，如何仔细爬梳这些地区制度与行为取向上的变迁线索，对于当地社会科学界确实是一项迫切的

任务。

总之，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与韦伯的中国命题只存在着间接的关联，既无法「验证」，亦无从「反驳」此一历史命题。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提法，表面上是在质疑韦伯，实际上却又套用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逻辑，重蹈抽离时空背景，刻意制造「功能对等项」的覆辙，这对了解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历史特征，以及发掘韦伯中国研究的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虽然韦伯未对「现代化问题」提出过任何具体，只笼统表示：「对于现代文化领域里，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加以同化的能力。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秉赋』以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韦伯着，简惠美译， 1989:31），但面对中国大陆正重新点燃的庞大经济动力，我们仍须探问能否自韦伯的中国研究中提炼一些有用的观点，来导引我们观察传统如何与现代接榫的复杂现象。下面我们便进入韦伯实质历史研究部份，尝试从两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命题：第一个角度是回到中国命题的原始意义，看韦伯以中国为对照点，究竟充实了那些他对资本主义于西方兴起过程的解释？第二个角度再以我们自己的价值关联为主体，检视中国命题的方法和，评估其对现实处境有所启发的可能性何在」？

肆、中国与西方─比较的成果

我们首先关切的是，韦伯继新教伦理研究之后，投掷大量精力于文化比较上，他既然认为比较的目的乃在于超越只就西方己身文化论证的局限，同时透过对比以求取对西方发展之「独特性」的更深认识。我们不妨假定他在中国研究中实现了上述的目的。那么，他是在那些方面获致了认知成果呢？从《儒教与道教》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对照层次，即制度结构的层次、社会阶层的层次以及宗教心态的层次。若响应前面提到维特孚格对韦伯的批评，应该指出，韦伯在这三个层次之间不是没有连系起彼此辨证的关系，他与马克斯主义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历史解释中从未赋予经济因素单独的「决定权」，经济的制度与行动，在韦伯来看，始终脱离不了和、宗教等其它价值领域的互赖。甚至他还相信，就人类经济史的进展而言，对于「经济传统主义」的逐步克服，有赖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力求获得神圣财的魔术要素及宗教要素，力求权力的政治要素，以及力求荣誉的身份阶级上之利益等等。」（韦伯着，郑太朴译，1977:20）。基于这种看法，传统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也不是光靠「营利欲」即可突破，毋宁要问：「在何种情形下能将营利冲动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控制），而创造出资本主义性质之合理制度呢？」（韦伯着，郑太朴译， 1977:372 ）。在中国研究的三个分析层次上，韦伯考察的即是以这些非经济因素为主，相对地纯粹经济史的资料反倒只具有次要的地位。

中国的例子，提供给韦伯综合整理在西方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相关势力，循着他所设定的对照点，这些西方特有的条件再一次清楚呈现，不仅补充了他以往较少着墨的制度面向，并且勾划出新教伦理所能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选择性亲近」的结构性格局。更进一步说，当韦伯梭巡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组合时，他不啻对所有西方的可比较状况重行反省一遍，给予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扮演过的角色较妥当的定位。我们接着便以「国家结构」(Staats-struktur) 和「市民阶层」 (Buergertum) 这两个重点来点出韦伯从事比较研究的得益之处。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论文中，并没有充份讨论「国家」的议题，一来是他专注于宗教的影响，二来则因为欧洲在十六世纪仍处在封建时期，民族国家和绝对王权正在酝酿，宗教不只独立于政治权力范围之外，甚至还具有「优位性」，足以型塑日后现代国家的模式（如「民主」制度和专业行政官僚体系）。由宗教伦理引燃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类似一项「自变量」，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主动地位不容抹煞。但是，韦伯发现中国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便已创建出统一的帝国，并成功地阻止「再封建化」的种种尝试。中国的

中央集权政府及其家产制官僚组织早就具备了「巨灵」的性质，即使疏放式和行政管理无沟有效贯彻至村落自治体，却对全国性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掌握着基本控制权。在此一支配格局下，任何自主的社会势力不易真正立足，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韦伯于《儒教与道教》前半部对中国传统货币制度、城市及行会等「对照点」的考察，令他引出的初步结论是：

「再一次，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本主义之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理由─大多与国家的结构有关─可以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的这个事实。」（韦伯着，简惠美译，页 164 ）。

投射回到欧洲，韦伯这时给予近代欧洲「缺乏」一个和平化统一帝国的外在条件高度的评价，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这是一个「不凡的例外」，因为帝国的俸禄阶层会阻挠刺激经济进步的必要竞争，并「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同上，页 125 ）。中国的历史既定状况先在这点上，便和欧洲有「不可共量」的差异，这里「没

有数个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随时准备应战之情况下的武装和平，因此，在战时公债与国家补给─为了战争的目的形势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象，并没有出现。」（同上，页 168）同时，帝国统一之后，为了谋求资本的政治性竞争便消失了。中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同上）我们可以说，韦伯透过比较不只是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对比，而且还有中国春秋战国与后来统一帝国时期的对比─将「国家结构」的因素放进了因果链锁中，多少补充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也让导致发展的「前提」更为周延。

另一方面，从国家结构的中西差异里，韦伯注意到西方在迈进「现代」之际，还有一些「独立且强大的力量」不能不纳入考虑。这些力量包括与诸侯的利益相结合，以「破除传统的束缚；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武力来摆脱家产制权力的束缚。决定西方之命运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革命、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力量存在」（同上，页 125）在提出此问题后，韦伯接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迂回地讨论中国的行政与农业制度（第三章），自治、与资本主义（第四章），乃至进入第二篇的士大夫阶层（第五章）。事实上，仔细阅读韦

伯的论述，这三章正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刻划农人、商人与士大夫三个主要群体的生活形态，其最终目的仍扣紧了上面的问题，并具体化为「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却不存在。直到近代，在欧洲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典型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为何如此？」（同上，页147）

所谓「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其实便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在这里，韦伯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另一个结构性的歧点，亦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承载阶层」不是没有，但从未成为主导的力量，自然也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相对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宗教改革和其后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中取得愈来愈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恩格斯曾说：基督新教的教义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反过来看，这亦承认了新教伦理与欧洲市民中产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透过这批辛勤工作的承载阶层，资本主义才有持续成长茁壮的可能性。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既然都落在同一个承载阶层身上，其间的「选择性亲近」于焉成立。他的问题便在追问中国又有着何种社会阶层的变异状况，这与资本主义能否发展是否有关？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韦伯先对中国农业制度中对「私有财产」的定义感到兴趣。他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在秦即产生过决定性的转变，而这与帝国的兵役及课税制度连结一起。由秦始皇帝「创设」的私有财产制，指的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家族，拥有土地的农民免除既有的赋税，国家新立的赋税则直接向农民课征，部分课以租税、部分是劳役、部分则是军队的征召（同上，页131）。虽然韦伯强调能利用的资料有限，所以不可能完整的描述中国农业的发展，但他也肯定地表示：军事与财政的改革乃决定农业经济的根本因素，而中国农业史显示的事实，是「诸种具有同样可能性的课税原则在单调的来回摆荡。」（同上，页128）政府所考虑的，端视对防卫、徭役与农民赋税能力的关注取舍程度，实际上缺少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韦伯使用「赋役国家」 (Leiturgiestaat) 的概念来形容中国的贡赋与土地制度，并将其与家产制政权下的「国库」政策，以及经济的传统主义连系起来，可以视作是研究中国传统赋役制度的新的观照点（康乐，1989:18）。不过，在本文的脉络中，我们是想指出：韦伯极欲证明在国家租税政策由任意干涉到自由放任的摆荡间，土地所有权有着十分不稳定的性格，这导致理性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无法成立，整个农民阶层对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干预亦深具反感（韦伯着，简惠美译，1989:142）。于是中国的农业特色是分益性的小农经济，由于土地的零碎化，技术的改良几乎不可能，加上中国政府基于税收的保障，一向注重防止地主对小作农的过度榨取。整体而言，家产制国家和小农

新闻阅读精选之文化输出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练习之文化输出材料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是落后、保守、专制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打开国门，让世界走近中国，了解中国，并且不断谋求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与各国开展贸易合作、对外援助、举办大型赛事或会议、推广孔子学院、建设“一带一路”等，中国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并不是中国制造能带来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全球格局观念等的吸引力，说到底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与创造力。改革开放让很多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如快餐、电影、节日等，这些事物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面对外来文化，从猎奇到接受，甚至到崇拜，让很多中国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产生了文化自卑感。中国文化的输出让更多国人能够走出国门，去了解世界。出现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中国流行的科技产品与应用软件成为国外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让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不断增强。（摘编自杨文琴《中国文化输出的现状与符号化困境》，2018年6月）材料二：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曾有“Tuhao（土豪）”“Dama（大妈）”等中文热词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以“玄幻、武侠、仙侠”类为主的中国网络文学，也已走向国外，但它们或者因缺乏文化内涵，或者不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也不具备深刻的文化影响力，并不能发挥提升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而在《三体》中，我们看到它对世界输出了表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意识，而它所诉求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宇宙观，具有人类所普遍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其承载的信息量，已完全超越了小说，甚至是文学的领域，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影响着世界文化。《三体》在日本出版的项目组主编就这样说，在日本“我们希望不仅是科幻小说读者，还有其他如工程师、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知识分子去了解中国小说”。这说明，我们中国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具有深度、广度的渗透，文化影响力已越来越大…… （摘编自昊昊《由海外“<三体热>”说“文化输出”》，2019年7月23日）材料三：与官方的努力相比，民间自发的文化输出有着灵活、新潮、流行的特点，形式更加接地气．表达方式也更贴合互联网语境，可以很快地进行传播。当我们还在为如何包装“中国功夫”“京剧脸谱”“中国结”这些传统文化绞尽脑汁的时候，不妨转变思路：“阳春白雪”的中国传统文化固然需要传播，但更需要考虑的，是外国人的接受形式。“曲高和寡”，外国人也不全都是“文化精英”，大多数外国人也只是普通人罢了，相比于内涵丰富、形式较为复杂的传统文化而言，人们在心理上本能地对通俗流行之物接受度更高。（摘编自王嘉睿《文化输出，从来都不只是官方的事》，2019年12月11日）

资本主义后的精神

读《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制度后的精神这本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在导论中，马克斯.韦伯指出了西方文明的那种独特的根源性，而且用大量的笔墨从知识理论、音乐、建筑和教育方面比较了中西的差别。并且着重提到了经济生产方式上的区别，他所指的西方文明的那种在生产方式、政治组织、科学研究和艺术等领域的独特性是源自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但是实际的理性行为是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的，于是，宗教变进入了作者的视线之内。在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这一章节中，开篇他便指出一个现象：“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着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过多这一事实，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宗教的派别也并非是宗教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后果。要知道，可以参与上述经济职能的人，一般都要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并且还要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何来良好的教育之谈，因此，这两者之间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的整体优势，其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继承，而是由于家族共同体或者说是家庭的宗教气氛影响了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影响了人对职业的选择。作者在书中是这样写到的，“新教徒却更多的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的位置，而天主教徒更趋向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

官僚资本主义出现的时间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本身又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它集中了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和科技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在全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周良書 2011年09月28日09:43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清查沒收官僚資本及敵偽戰犯財產物資的布告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官僚資本是指國民黨統治時期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通過權力獲取暴利而積累起巨大財富的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曾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庭，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建立。從此，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為代表的四大家族開始瘋狂的聚斂錢財。他們依靠帝國主義的扶助，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政治、軍事權力，通過販賣軍火、發行公債、征收苛捐雜稅、濫發紙幣、壟斷物資、囤貨居奇哄抬物價等各種非法手段，迅速集中了大量錢財，並牢牢控制住國家的經濟命脈。四大家族之所以能如此猖狂，能緊抓國家經濟命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軍事資源﹔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壟斷了中國的金融業。

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材料二：当前，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外国文化涌入中国，在数量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逆差，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进一步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进”，而且要“输出”，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需要进一步莫定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籍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生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 从1934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到当前我们提出文化输出，已经整整过去80年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和“输出”相结合。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不仅是对经济建设提出的要求，而且也适合文化建设。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坚持“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相结合。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从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虽然是一个巨大转变，但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不能为输出而输出，而是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拿来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文化输出也必须输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对人类健康向上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输出应以我们的原创作品为主，即能够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代表中国人民的形象，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形象，过去，我们也有一些文化产品输出，我们也输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化产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输出的有些文化产品却是迎合西方一些人的狭隘需要，贩卖的是一些中国文化的落后的、丑陋的东西，这种文化输出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作者：张三元李齐发布时间：2015-01-27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把破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容提要】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驱使下的“经济冲动”压制、控制了创造其文明的“宗教冲动力”，使得享乐主义盛行。因此，化解的途径在于通过宗教的回归，在“公共家庭”的层面修复已经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贝尔，马克思把破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强调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以及依据资本逻辑形成的“商品拜物教”之中，才能理解其矛盾的实质。丹尼尔?贝尔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初衷，是企图为有走入穷途末路危险的资本主义开出一剂良方，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却向世人展示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的观点。贝尔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主体而言是致命的，它必然带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享乐主义。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昭然于世，从而使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或命运，而且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并不只是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精神构成了文化的内核。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基因，资本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韦伯是在“新教伦理”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的。按照贝尔的理解，“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便是虔诚、节俭、自律、审慎、对工作的全力投入以及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念”。实际上，在韦伯那里，“禁欲主义”才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源头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形成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封建社会从明朝中后期就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牢固性，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具体的表现是，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入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买洋纱织布，或者直接买洋布，从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与此同时，生计日益艰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境地，这就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枯萎了。那时候，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并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刺激下产生的。欧风美雨使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开辟出一定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是，近代中国却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近代机器工业的正常道路。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机器工业无法首先由民间资本投资创办起步，而是由一些中央与地方的封建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倡办新式机器工业，从而拉开了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序幕。然后，一部分商人、买办、官僚开始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相对于洋务派创办的官营企业的国家资本而言，他们被称为私营资本企业，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资本主义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式。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占比重较大，本国资本占比重较小；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比重很大，又呈畸形发展状况，民族资本占比重很小，实力薄弱。二、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从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

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这无疑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还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最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帝国主义每次的战争都逼迫中国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的条约，“合法”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此外，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住中国的海关，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和外贸主权。就是这样，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令当时的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但主权丧失，连中国人民也饱受煎熬。它们不但野蛮地进攻，沿途还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资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等惨案，使众多的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当时在中国内部十分混乱，政权复杂多变，资本帝国主义借势发动多次侵华战争，最终促使清政府成为它们的傀儡，袁世凯则充当它们的走狗，则各大军阀纷纷依靠资本帝国主义暗地里勾心斗角．．．．．．，从而逐渐把中国当权者变成了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实现了对中国内、外的全方面控制。最无耻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屠杀中国人民和侵占中国领土后，却还要勒索倍偿，抢掠财富。那巨额的勒索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正由于外国列强对中国无情的压榨和侵略，逐渐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大批破产。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属国，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它们在中国建教堂、派传教士从而破坏中国传统的宗教氛围，派遣传教士进行各种侵略活动。创办报刊，为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制造舆论。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不仅打击了我国的本土传统文化，影响着我国的优秀文化的传承，还使我国大量珍贵的文化文物遗产流落他国主义的入侵，真的除了带给我国灾难与沉痛外，其它什么都没有给我们了吗？虽说，外国资本。但是，难道资本主义的列强们破坏中国的统一，而我们作为中国人永远都无法磨灭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残酷烙印，不过，事实上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主席很早前就指出：“其实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到了一定的解体作用，同时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性”。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确实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外矛盾上升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的侵略，虽然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很多农民生活没了依靠，但是通过引进的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制造了条件和可能。同时，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前，中国人的意识深处都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 农民生活陷入困境，民怨不断，致使清政府陷入一个危险状态。因而，中国与西方列强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俯视耽耽，迫切打开中国市场，使中国打开了与世界联系之门。再者,资本主义入侵，唤醒了一只沉睡的巨龙，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着封建守旧思想。

从世界文明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下)试卷90分

从世界文明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下）试卷90分 1、苏美尔人是历史上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正确 2、伊甸的意思是“原野上的居住者”，亚当指“未经耕耘的土地”。错误 3、《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错误 4、苏美尔楔形文字中也有“伊甸”和“亚当”等词。正确 5、古希腊人思考最多的是人与神的关系。错误 6、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不曾中断的文明。正确 7、十八世纪之后，中国逐渐落后，文革时期经济几乎崩溃。正确 8、非洲及西亚地区的部落制、酋长制影响深远。正确 9、近代以前的西方和日本，土地是可以买卖的。错误 10、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地产转移十分平常，财富分化是常态。正确 11、印欧人利用安纳托利亚丘陵上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资源，发明了降低铜熔点的铜锡合金（青铜）冶炼术。正确 12、截至公元前500年，古印欧人各部落的迁徙浪潮逐渐开始。错误 13、“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在北纬30度上下。正确 14、宗教学与神学是属于人类超自然的知识。正确 15、腓尼基字母是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

16、约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张由纸莎草制成的纸。正确 17、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场，印欧人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正确 18、早先的印度河原生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优越许多。正确 19、印欧人利用安纳托利亚丘陵上丰富的铜矿和铁矿资源，发明了降低铜熔点的铜锡合金（青铜）冶炼术。错误 20、雅利安人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轻易击败了原生印度河文明。正确 21、中国西周时期开始实行分封制。正确 22、雅利安人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正确 23、公元前1300年，因《梨俱吠陀》的编成，以雅利安文明为代表的印度古典文明就被称为吠陀文明。正确 24、希腊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错误 25、《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的作者是海德格尔。错误 26、“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此话出自《计然》。错误 27、《史记》、《汉书》中的“大月氏人”指的是塞种人。正确 28、大河流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在两河流域孕育的古代人类文明是古巴比伦文明。正确 29、狮身人面像与金字塔遗址和文物代表非洲文明。正确 30、罗马教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李子柒：中国文化输出的典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7f14217834.html, 李子柒：中国文化输出的典范作者：来源：《作文与考试·初中版》2020年第08期 “李家有女，人称子柒。”网红博主李子柒彻底火了，不仅荣获2019“年度影响力人物”，就连央视新闻都忍不住夸她：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李子柒在全球拥有超过8000万的粉丝，光是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粉丝就有747万，而号称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的CNN粉丝才792万。评论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不吝笔墨地表达他们对李子柒的喜爱：一边不懂一边看，一边求翻译一边看。 “没有什么东西是李子柒不会做的”，她用一双巧手，向已经远离乡村生活的人们展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生活。桃花开，她采来酿成桃花酒，琵琶熟，她摘来制成琵琶冰，酸枣掉了满地，她拾来做成酸枣糕。养蚕、缫丝、刺绣、竹艺、木工……李子柒可以说样样精通。然而，这在网友看来很炫的生活技能，在李子柒看来却是她的求生本能。这个90后的姑娘，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李子柒的爷爷是村里的乡厨，会很多菜式。平日里除了下地，还会编制竹器。视频中我们看到的编竹篓、编蒸笼、劈柴、种地，不过是那段艰难岁月的求生之技。 14岁那年，李子柒的爷爷去世，李子柒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2012年，奶奶生了一次病，李子柒放心不下奶奶的身体，于是抛掉所有的工作回到了四川的大山深处，回到了奶奶身边。她说自己所有美好的记忆都来自童年和爷爷奶奶生活的经历，为了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她选择了“做回自己”。后来，因缘际会之下，李子柒开始接触视频领域。刚开始时，一个十分钟的视频，别人可以一次性完成，可是李子柒却要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剪辑，每一个视频都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李子柒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单反相机和三脚架。夏天为了拍外景，她刚调整好三脚架和镜头位置，头发和衣服就被汗浸湿了。冬天为了拍雪景，她要一个人爬到海拔2000米的雪山顶，零下十几度还要徒手调整三脚架的位置和镜头角度。很多时候拍一个几十秒的雪景，她要在雪地里冻上七八个小时。在李子柒的电脑里，密密麻麻地存放着两万多条视频素材。其中，很多是她一次次重拍的镜头。一年里，光是来回按相机拍摄键的路程，粗略估计也有52万步、260公里。

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思想

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高度的分析，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的。其实早在韦伯等西方学者对此分析以前,马克思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天才分析”、周详透彻地研究的第一人,他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论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自始至终沿着两条路线演进:一是从经济事实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进行的科学性分析,一是对这一经济过程的价值性的精神批判,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包含着丰富的资本主义精神思想。一、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谈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思想,马克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资本主义精神的。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但不等于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和批判思想。统观《资本论》以后可以发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既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表现,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伦理这一单一层面上,它是与经济伦理相区别相联系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过程和经济行为等所决定的主体的精神状况,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以及价值取向的抽象、综合表达。现在看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谈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表现形式,一般商品社会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因而主体就有着不同的精神动机和追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种非人道、不道德现象,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他还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关系状况,如拜物教现象、人的异化等。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分析构成了总体分析的重要一环。二、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指什么? 归纳起来,马克思资本主义精神思想的内涵有四个方面,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贪欲精神、剥削精神、利己精神和拜物教精神。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贪欲精神。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积累来自贪欲。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此外,资本的生产来自贪欲。马克思把工厂主和封建领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做了比较,封建主从剥削形式上、程度上、劳动界限上以及劳动立法等方面都无法和工厂主相比。资本“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无情的剥削精神。工作日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资本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它也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的剥削精神。在资本论第八章中,马克思运用了大量材料、用血和火的文字揭露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残酷方法和制度,他还以花边业、陶器业、火柴业、壁纸业、面包业、铁路工人、女裁缝、铁匠等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批判了资本家对童工、妇女的残酷压榨和使用,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了揭露。他指出,“1833年到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利己精神。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

官僚资本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有三个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象之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相反，它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只是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大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民族资本主义，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是争取的对象。另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却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之一。官僚资本的演变，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1936年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定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案例：孔祥熙敛财通过案例，我们看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孔祥熙的敛财发家过程，他依靠政治特权，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巧取豪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使自己暴富的同时却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孔祥熙的发家史完整地勾勒出官僚资本主义的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和腐朽性，印证了毛泽东对官僚资本主义特性的分析。总结，官僚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反动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它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镇压革命，压迫民主自由，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对象之一。

中国文化与社会期末试题

Remark（评价）秦始皇 Some people think he is a topping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Qin shi huang is the first emperor who has rare gifts and bold strategy.He united the six countries，making China become the largest empire in the world.only a few people can be compared with him in Chinese emperors about his great achievements. Some people consider him as a brutal emperor“Fen Shu Keng Ru”destroyed many classic books and kill many Confucian scholars.He built luxurious E Pang Gong and Li Shan Tomb.What's more，for the sake of medicine against death，he sent thousands of people to East Sea，which deepened the people's misery. 简答题、论述题 Unit 1 Confucian thought on heaven and humanity 1.What does filial＂piety”mean accordimg to Confucius孔子认为孝是什么意思？How do you understand你是怎么理解的？ Confucius regarded"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as the essence of re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Zhongyong)quotes Confucius as saving. The greatest love for people is the love of its parents孔子把“孝与兄弟的责任”视为仁的本质。中庸援引孔子的话：“人最伟大的爱是父母的爱I think filial piety is the basis of being a man, and par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world. Our life is given by our parents, and we should always be grateful to our parents 我认为孝顺是成为人的基础，父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们的生命是由父母给予的，我们应该永远感激我们的父母。 2.What is emphasized in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life”Please illustrate it with an exam。儒家“生命”哲学强调什么？请举例说In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life", love for and kindness toward all living things are emphasized。在儒家的“生命”哲学中，强调对一切生命的热爱和善待。 3.What s the meaning of“ren”（仁）（benevolence）according

中国文化输出的必要性与对策探析

中国文化输出的必要性与对策探析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要求也更加迫切，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输出。文章从文化输出的概念出发讲述什么是文化输出，从国际、国内背景分析了我国重视文化输出的必要性，并对增强文化输出的措施进行探讨。标签：文化输出；内涵；必要性；措施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其输出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输出的强弱体现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略效果。〔1〕国际上有种说法“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5000年中华文明积淀的中华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输出的方式来保护中华文化的优势，从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进而提高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一、文化与文化输出的内涵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和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以人化为宗旨、以价值观念对象化为实质的人类文明进化过程。其内容小到个人行为、心理和思想，大到人类进化、社会演变与文明发展，凡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因素均包含其中。在我国，“文化”最古老的含义是指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它作为术语的出现是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2〕这里的“文化”是与“武力”相对应的教化。后来，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文化”的语意上看，它的概念是“文治与教化”。因此，在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以“礼”为中心从事为人处世等活动。在西方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他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3〕泰勒的这种定义，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它是通过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从此来看，文化作为认识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从以上文化概念的介绍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创造物，但它反过来又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它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融合，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不同的地区会因为环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中华文化、日本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资本主义是什么？从小听到这个词，最先想到的是剥削，因为听到的是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工人都受资本家的剥削，后来学政治知道，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成年后慢慢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的很落魄的其实是社会主义中的我们，于是资本主义成了繁华的代名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探讨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并分析了为什么西方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从宗教，特别是新教对其的影响进行分析，韦伯也因为这本书一举成名。韦伯用富兰克林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勤奋、节俭、努力工作，将工作视为自己的天职的人生态度。资本主义并非只意味对财富的欲求（仅想获利并非资本主义），而是对财富合理的欲求，并且是对不合理欲望的克制。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国家）社会快速发展，财富大量积累的原因。因为财富大量积累又不花费，最可能的用途是继续投入再生产。而为什么西方社会具有这种精神，而其它社会（如东方，中国）不会呢？宗教改革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天主教与新教有很大不同，用韦伯书中一句通俗的话说：天主教选择了睡的安稳，而新教选择吃的舒服。天主教关注于克制自身欲望与来世，冥想等方式是灵魂获得拯救的主要方式。而新教将工作视为为上帝尽职以获恩宠的重要方式，因此，工作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不再仅仅是满足需求

的手段，工作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将工作尽力干好即是为上帝尽力。同时，禁欲在宗教里具有重要地位，而工作是禁欲的重要手段，辛勤忙碌的工作，可以帮助人民更好的抵御欲望与世间的诱惑，而天主教是通过冥想等实现禁欲。韦伯正是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告诉早期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宗教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让位于很多其它的影响因素。但仍不免让我们感叹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如韦伯自己所说，宗教是一种笼罩一切的力量。他后来也分析了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有机会读一读，相信会比这本书更易于理解，因为知识背景的缘故，对于西方宗教不甚了解，对于这本书中一些内容理解上较为吃力，特别是第四章有关宗教基础部分。理解一件事物，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要了解一个社会，需要了解他的历史，而宗教又是历史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会说，不读圣经，你不能深刻理解美国社会。读了这本书，知道了早期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宗教影响，也理解了韦伯所说的宗教是笼罩一切的力量

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浅谈中国当前的“官僚主义”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感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主义十分猖獗，官僚资本的肆意运作使下层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因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就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向其请教而引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与研究。《官僚研究》的出版使王亚南先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启者。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学术性较强与晦涩难懂的言辞使得阅读过程中不乏困惑与烦闷，但作者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深入系统地分析也引发了我对当前中国官僚政治的思考。王亚南先生在开篇就阐明官僚政治有技术性与社会性之分，当官僚政治作为一种体制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剥夺普通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这种官僚政治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作为技术层面的官僚政治“在任何设官而立的社会都能存在，诸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有所交代，一味的应付了事、推卸责任等等。”从这一立论来看中国当前的官僚政治，我忽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措辞，只能说当前的中国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只称为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首先，在经济方面，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官僚政治是建立在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统治者阶层剥夺被统治者阶层剩余劳动或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关系之下，一旦此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或不复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将不能继续推行下去。但是王在介绍西方官僚政治时也提到了西方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其经济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集中于以皇权为首的贵族中，由此走向贵族官僚化的道路。这说明官僚政治的产生不一定只能以地主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官僚政治体制两千多年来所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贯彻性难保其不会在当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继续残存并可能达到发展的地步，而不是经过一场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彻底消除的。其次，在政治方面，王先生在分析社会体制层面的官僚政治中提到，政治权力全部掌控在官僚手中，官僚们能随意侵夺公众的权利与自由。我们来看看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第一，属于体制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宪法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而设立，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国家发布重大方针政策的表决工具，而每次表决的高度一致性又着实让人觉得滑稽，我们抛开人民选出的代表是否为人民这一层面不说，就人大本身而言，它有决定国家所有重大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权力吗？我想应该没有吧。这又怎么能说是权力掌握在了普通民众手中，又怎么能说官僚政治体制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我们的官员们中不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为自身牟取暴利、提升政治地位甚至对知识的占有，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官二代中“我爸是李刚”、“火箭速度提升为副县长”等事件为代表扰乱着我们的神经，央企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隐性福利，国有企业改革中暴漏出的巨大负债也让我们唏嘘不已。我不相信这只是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结果。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力没有真正下放于民，官僚阶层过度膨胀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王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天道观念和纲常伦理”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统治创造了合理性，并且经过从西汉至清末的各种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4.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综上所述：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

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政治上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矛盾: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