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说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论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这个道理，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辩证法其他原理之中。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道理，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矛盾的一般法则。人类的认识总是先从认识个性开始，经过抽象，把握该类事物的共性；然后在共性的指导下，再去研究新的个性。人类认识的一般秩序是：“个性——共性——个性”或“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道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共性和个性相统一。

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

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正像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破题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之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众多任务和内容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就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

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

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将很快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不无关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停滞。这种理论的停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实践的功能。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发展。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也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推动力量。在当代世界，以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重新集结，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