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突破

认识与突破

——论李锐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认识与突破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02062009205 蓝海芬指导老师赵敏

【摘要】：本文通过对李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观照是贯穿着李锐小说创作的核心之一，从李锐自身经历以及作家特有的精神追求可以看出这不仅是一种书写，也是作者所面临的精神的困境。而面对这样的困境，李锐有自己的思考和突破点。

【关键词】：人物分析知识分子精神困境自身经历突破点

李锐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一位有自觉创作意识的小说家，在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将其归为90年代乡土小说典型的代表，当然李锐的小说中有不少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叙述，但相对于其他乡土小说，在李锐的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即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李锐笔下知识分子的“双向煎熬”

纵观李锐的小说中受“双向煎熬”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一）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牺牲者

在《银城故事》中的欧阳朗云是越南富商的儿子，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有满怀热情的青年。由于听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深受影响，决定追随其革命的理想，进而摆脱家庭的束缚。所以在日本学成之后回到了中国，受过革命思想洗礼的他“等不及等待暴动总指挥的命令，他不想错过刺杀知府为同学报仇的机会。①”，利用在日本所学的知识自制炸弹，杀了知府。这样的刺杀在日本人秀山次郎看来这是一场成功的刺杀。但对于欧阳朗云来说，“自己其实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么残酷的一次爆炸②”，使他更加承受不了的是看着同胞“为自己白白的送死”。作为一名革命者，他并不具备冷静、义无反顾的情怀预设，而是冲动、悲天悯人。所以，这样的局面和后果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他来说这是“一次精神的扫荡和掠夺”，在日本所学的知识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时候，他所谓的“革命”在国人的死亡中崩塌。所以他“胆怯和慌乱”，他的“革命”并无法承受这些后果。自首是他双向煎熬最终的结果，但缺乏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的欧阳朗云却承受不了聂芹轩绝妙火边子的尖刀，由“英雄”变成了“叛徒”，而他的同盟者也成了他胆怯的牺牲者。

同是作为新思想的代表的刘兰亭，在日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革命救国。回国后，主动利用办学校为革命活动做掩护。但当计划中密谋暴动的日期日益临近的同时，自己呕心沥血所办的育人学校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刘兰亭陷入了革命和学校选择的两难之中。更糟糕的是欧阳朗云的提前行动，使他面临着让学校和革命同时毁灭的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做出了停止暴动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却使他陷入了双向煎熬的境地，一方面在日本所学的知识要求他必须革命且同自己所在的阶级相对抗；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家族、亲人。在父亲的保护下被藏在了自己家的银窖中，但最终未能摆脱背叛革命与割舍家庭的双向煎熬，落下了自杀的悲剧，只留下“无颜以对”的遗言。

相对于刘兰亭，刘振武更是新旧历史冲突的牺牲者。作为暴动的总指挥，却在不知道暴动已终止的情况下，背负着心中的革命，带领着反动军队，浩浩荡荡的来到银城，而自己打

①李锐.银城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②李锐.银城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的一场战斗，居然是本应该在同一阵线的“天义军”，而不是自己真正要革命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无奈的选择逃跑，最终死在自己兄弟的手里。刘振武的悲剧，更加凸显了知识分子双向煎熬的无奈，当他为着自己的革命奔赴自己的故乡时，却面临着革命暴露、兄长去世、盟友被害的局面，从而落入了孤独的境地无法自拔。

而《旧址》中的李乃之，作为银城显赫家族的李家的一份子，李乃之却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幼年时父母双亡，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对低下，饱受世态炎凉之苦，在二姐牺牲自己毁容吃斋，供其读书。这样特殊的经历，加之看到他老师为了革命明知自己的结局却还是奋不顾身。终于发出了“我恨这无所不包无所不为的家族！我恨这眼前虚伪的一群！他日自立，誓必挣脱九思堂的卵翼。③”，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一条背叛家族、反抗家族利益的道路。为了革命他放弃了爱情，舍弃了亲情，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自己理想的圣地——延安。但他所谓的“革命”却因为自己“不正常”的获救经历把自己归为“大叛徒”，隔离、审查、关牛棚。甚至连自己的女儿李延安也与自己断绝的关系。自己一直坚持的理想遭受质疑，最终只能在悲惨中死去。

相对于欧阳朗云、李兰亭、刘振武等人，李乃之对于革命的认识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面对牺牲时，李乃之已经可以坦然的面对且能发出“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反对派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总有一天会有人给我们报仇的！④”的呼唤。但就是自己所坚信的，却在历史的非理性时刻，使自己变成了叛徒和反派。在这样的双向煎熬中，他只能从酒那猛烈燃烧的快感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但是直到死去他也没能从这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只留下那张写满了字的《人民日报》和那在空白处写下的无数的“革命”。

（二）语言逻辑的错位

在李锐的另一部短篇小说中，那是一个与世隔绝、苍凉、封闭但又自给自足的地方，他们就像厚土一样的深沉。当以外面世界的视角看待这一方土地时，所谓“愚昧”与“先进”的对话总在不经意间发生错位。

《锄禾》中的学生娃，“作为知青的身份下乡，但知青是一个政治的身份，这个身份并不承担启蒙的角色，相反要接受‘再教育’⑤”。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青年，相对于吕梁山的村民们他们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是面对着老人一次次的追问，却显得慌乱了。在封闭而又偏远的吕梁山，是一个受到外界影响相对较少的地方，学生娃嘴里的政治问题，在老人看来并不算什么，学生娃的读报行为，也无非是一种形式，“新的报纸总是被剪了鞋样子或糊了墙”，“只有旧的，将旧的用着”。对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错位，也就导致了对话过程逻辑的错位。所以，在老人的眼中，乃至整个吕梁山人民的眼中，历史这个东西其实是荒谬的，“千年的朝政一个理⑥”，在这样的境况下，学生娃的“再教育”也就陷入了困境，自己所要的“再教育”却与主流的思想背道而驰，使他们无所适从，变得慌张。

相对《锄禾》中的学生娃《古老峪》的小李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小李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念文件，其实就是帮助吕梁山的村民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并被要求要选个“先进个人”回来。小李带着知识分子的眼光而来，三天以来的“同住”使他羞愧难当，更加为难的是选先进。经过细心的观察，他发现，“他给大家念文件的时候，有双黑亮亮的眼睛从头到尾，目不转睛的盯在他脸上⑦”，这就是队长的女儿。但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得到的答案却不由得使他升起了一阵莫名的悲哀。原来，这三天以来他所做的事，在吕梁村的村民看来，都像是一场戏。其实她“啥也听不懂”，只是看他念得好看，像是戏上的人。语言逻辑的错位，使小李不得不在困窘和尴尬中离开古老峪。

③李锐.旧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42.

④李锐.旧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86.

⑤王尧，林建法.李锐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4.

⑥李锐.厚土—吕梁山印象[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5.

⑦李锐.厚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7.

不论是学生娃还是小李，都落入了两难的境地，正如李锐在《生命的报偿》中说：“那个被文人叫做历史的东西，似乎与他们无关，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⑧。”，只有世世代代，他们重复着的，重复了几十个世纪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而知识分子抛弃的正是这一些最真实的传统，而以“启蒙”等名堂去看待他们时，指责他们“麻木”、“愚昧”等，其实这些都不会落到他们中间去。

（三）历史代言者的悲剧

在《无风之树》中，李锐的创作也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和《厚土》系列不同的是，在想‘行走的群山’系列中，我把‘文革’从原来较为模糊的背景中突显出来，或者说‘文革’已经成为一切故事和叙述的中心⑨”。

当“文革”成为了时代背景，苦根儿是那个历史下的产物，他是烈士的遗孤，自认为是党的儿子，是历史的领导者和自觉者，且能随口念出一句句毛主席语录。他自愿到矮人坪，要带领矮人坪的人们改天换地，但这样宏愿在矮人坪人看来是在“瞎折腾”，“自从他来了，咱矮人坪就没有安生过一天，又要修水渠，又要造啥大寨田，又要科学养猪，又要阶级斗争，自己还要天天黑夜熬上个灯写书⑩”，对于矮人坪人来说，苦根儿“嘴上成天就是这些让人听不懂的绕弯子的话，一辈子也猜不到矮人坪的问题11”，最终，二十四年改造山川的计划，只有他一个人在坚持，而他所谓的阶级斗争逼死了拐叔。他不仅没有使矮人坪改天换地，反而给其带来了痛苦。

苦根的痛苦不仅是找不到人理解他，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才是他最大的痛苦。苦根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就像他的两个名字一样。他的理想是非理性赋予的，就像正式的名字赵卫国一样冠冕堂皇，但是矮人坪的人只知道苦根儿，非理性下的理想在现实根本找不到支撑点，所以，他所谓的“理想”一次次的在现实的土壤中被证明是错的。

在《万里无云》中的张仲银可以看成是和苦根儿同一类的人，他亦是无理性的历史的代言人，无论是苦根儿还是张仲银都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他们张口就是毛主席语录，这是“文革”赋予他们的思想。但现实生活却与他们接受的思想有巨大的差别。所以，有些“病态”的张仲银为了让人给他开公审大会而替人顶罪，八年的牢狱之灾磨灭了消解了他的“病态”，但最后却在不明不白中又进了监狱。苦根儿和张仲银的悲剧同是历史造成的，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处于精神困境的双向煎熬中，使他们无所适从。

从以上三点中，可以看成是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典型，由欧阳朗云、李兰亭、李振武对于革命就是发动暴动的片面的理解，当面临同胞的死亡、家族的利益、革命的失败时，他们落入了两难；李乃之的理想坚持与现实的残酷之间的折磨，在非理性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也落入了两难；当“再教育”与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时，学生娃和小李，都在错位的认识中，经历了自己的双向煎熬；再到苦根儿、张仲谋的经历，知识分子自负起历史的责任，但却在非理性和现实之间痛苦的存活着。而他们的双向煎熬都来自于本身所具有的知识背叛了旧的认知，而新的知识又在现实中没办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存，当两者的矛盾对立的时候，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又没办法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他们是痛苦的。

二，自身的精神困境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出李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双向煎熬呢？所谓的“双向煎熬”是李锐二零零二年在《〈银城故事〉访谈——代后记》中提出的观点，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双向煎熬，

⑧李锐.生命的报偿[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255.

⑨李锐.无风之树. [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201

⑩李锐.无风之树. [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29

11李锐.无风之树. [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39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遭遇了残酷的解体和失败，为了“救中国”，无数人流血牺牲找到的那个“真理”，在“革命”当中把中国带进更深重的失败。当我们从浩劫之中挣扎出来，再一次向别人寻求“真理”的时候，却发现别人的真理也出来麻烦，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真理，所谓西方价值观念，正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机。我们是同时从里到外的遭遇了价值否定，这个从里到外的意义失落，真是旷古未有的煎熬。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这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小说要表达的困境12”。可以看出李锐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书写绝非偶然。那么是什么促使李锐如此自觉的思考呢？

（一）坎坷多变的人生经历

李锐1950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农场的生活，陪他度过了童年的幸福的生活。但谁都躲不了那场属于中国土地上的灾难，当意气风发的李锐刚刚中学毕业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革命”改变的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李锐的一生。

“文革“的初期，李锐曾是一名热血的青年，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理想和革命事业。但正如许多作品中对于文革的描述，在命运在历史的进程和非理智的大环境下，人的命运是受摆布的。不久李锐就失去了“红五类”的特权，由于家人也就是他八姑的关系，他父亲被认为是“大特务”，所以他也就变成了“黑五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的不止是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和角度。

何镇邦在《李锐论》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往往决定他取材的范围，也往往影响他的艺术气质的形成，而这两方面又往往对他的作品的艺术风貌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李锐不太长的创作经历也表明他的创作同样受到他生活经历的制约13”。特殊的生活经历不仅改变的是他的一生，更有他理想的失落和精神上的困境。在李锐的小说有许多关于此的重现，比如《旧址》中的李乃之一生的起起伏伏更可以看成是李锐以他父亲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从李乃之的精神困境中可以看出李锐对于以父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失落的思考。并在“文革”的亲身经历中，使李锐更加彻底的对“理想”、“真理”产生了怀疑，更加明确了理想的虚无与灾难。之后，李锐更发出了“拒绝相信，我决不会把这用十苦难换来的四个字交给任何理论的任何人”的呼声。李锐的父辈可以看成是五四时期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历程，而李锐自身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于精神困境的遭遇者和反思者。

（二）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支撑

李锐是当代文坛上拥有独立精神品格的作家，他曾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该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显然李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了，而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精神品格。

最主要体现在李锐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双向煎熬”这一问题的思考，并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张力中积极的探索。双向煎熬的一方面是双向价值的失落，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理想的怀疑。

在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清醒认识的李锐，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身体力行，做一位独行者，他拒绝合唱，更不随波逐流。2003年，李锐为了更加自由的写作，也为了坚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他毅然辞去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放弃了中国作协会员资格，而追求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

无论从李锐自身的经历还是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追求，可以看出李锐李锐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追问不是偶然，而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更是直面自身所面临的困境。

12李锐.〈银城故事〉访谈——代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07.

13何镇邦.李锐论.批评家.1987，第六期，63-64.

三、突破

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李锐，并不仅限于对此的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一）立足于本土的叙述

首先，应该是一种自信，即对自身的一种自信

从五四新文化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被当成批判的对象，而“救国者”始终将目光放在了西方，久而久之在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无意识的观念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中国文化成为了一种弱势的文化，渐渐的一味的向欧美学习的过程中，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信。当一直仰视的“真理”受到质疑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落入了“双向煎熬”的尴尬境地之中。

在李锐散文《首先是一种自信》中以“米罗”的“东方精神”作为例子，作为外国人的米罗却能以中国的毛笔解放中国人手里传统的“线条”，却生发出了许多的冲击力和想象力。这与中国许多打着创新而没办法创新的作家不同，因为他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那就是自信。

正如在城市栖居的武怀义能在喧嚣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并获得了成功，在这背后有一种自信在支撑。相对于武怀义的成功，同样是农民作家的刘亮程在遭遇城市的冲击时，却失却了属于自己最深沉的生命体验。最终在城市的喧嚣中坍塌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透过着一系列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李锐想要告诉我们的走出“双向煎熬”的困境，首先必须要有一种自信，对于个人来说要对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毫不犹豫的自信，而对于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就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自信，并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支撑点，才不至于失却自己，只能一味的“臣服”于他人的强势文化之下。

其次，有自己叙述的声音

纵观中国从五四以来的七八十年间的新文学，几乎是在不停的向西方学习，不断的借鉴、引进和吸收，但当鲁迅先生所说的“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但在“臣服”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失去了“煮自己的肉的本意”，一味的借鉴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在“文革”之后也出现过“伤痕文学”、“寻根问学”、“反思文学”等等，但从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形式技巧方面来说，70年代末开始就开始向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技巧的借鉴运用，80年代中后期更是在中国的文坛上掀起了对新潮的纯形式、纯技术、纯叙述的“革命”，正像朱栋霖在《现当代文学史》中阐释的：“这几乎是将西方现代小说演化发展的形式技巧过程像过电影一样演练了一遍。14”，光有形式上的模仿，缺乏的是一种内在的支撑点。所以很难能成为当代中国人新的精神的立足点，也成不了中国文学赖以生存的的土壤。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锐在《文学的权利和等级》中提出“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的偏见和自己的迷失所淹没，我们就不能停止自己的叙述，在一个古老文明一百五十多年分崩离析、生死交替的悲壮历程中，我们应当留下自己的叙述15”。而留下自己的叙述，不仅仅是叙述，应该是要有自己声音的，有自己自信的叙述。

综上，无论是从自信的角度还是要有自己的叙述这一观点上都突显了立足于本土的倾向，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双向煎熬”精神困境的反思，即一味追求对外学习、借鉴的思考。所以，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要有自信的叙述，更重要的是中国读书人应该有自己的坚守，坚守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

（二）口语倾诉的追求

对于知识分子“双向煎熬”精神困境的清醒认识，并不意味着李锐反对向西方学习和14朱栋霖主编.现当代文学史1917-2000（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3.

15李锐.另一种纪念碑[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69.

借鉴，相反，李锐正是借“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

在《厚土》之后的三年中，李锐有三年没有写小说，李锐在寻求一种超越，即“无论在作品的内涵还是在叙述形式上都要有超越、要在创作上有一种整体的超越。16”，而这种超越则体现在李锐对于当代汉语写作的一种探索。

主要体现在《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的“口语倾诉”的用法上，作者改变了以往叙述的方法，而采纳了福克纳的“人称变换视角”来构建整篇文章，但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整部作品中完全是由口语化的自我叙述构成，小说中的十三个“我”自己站出来进行自述，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本身成为了故事的叙述者，把语言从“工具”中上升为主体，在叙述中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风格和情感的表达，凸显出了一个个形象的人物。可以看出李锐对于现代汉语主体性的自觉追求。

综合上述，透过对李锐小说中遭受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的分类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书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李锐处于自身经历和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思考。鉴于这样的认识，李锐有了自己的反思和突破。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主编.现当代文学史1917-2000（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3.

[2]王尧李锐.李锐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3]李锐.厚土—吕梁山印象[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4]李锐.生命的报偿[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5]李锐.无风之树. [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197.

[6] 鲁迅.在酒楼上伤逝阿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李锐.银城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8]李锐.旧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42.

[9] 翟永明.宿命与荒诞的生存——试论李锐小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追问[A].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30卷第1期.

[10] 李寒波.历史无理性的阐释和追问——评李锐的小说创作[A].企业家天地 .2008，第7期.

[11] 李寒波.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小说家李锐独特的个性[A].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6，第一期.

[12] 王小芹.李锐小说的悲剧意识.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A]. 2008，9，第18卷，第3期.

[13] 王秀红.试论李锐小说的三种悲剧形态[A].新余高专学报.2010，第六期.

[14] 潘明明.浅析李锐小说的悲剧成因[A].文史研究. 2012，第1期.

[15] 翟永明.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试论李锐小说对启蒙的深刻表达[A].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7，9，第36卷，第5期.

[16] 李遇春.生命的历史困境与人的寓言——论李锐长篇小说的精神特征[A].山花， 2003，第06期.

16李锐.无风之树. [ 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