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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媒体系列研讨会：气候变化和经济

时间：2008年9月13日上午
地点：金茂北京威斯汀大饭店三层朝阳宴会厅

主持人（贾鹤鹏）：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媒体朋友来到这里，共同探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问题。而且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两位从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的嘉宾，David Buchan和Malcolm Keay，而且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我们国家气候变化领域的权威，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潘家华老师。而且这次活动也得到了必和必拓的大力支持，必和必拓的许总也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知识。
因为这是一次媒体的研修班，两位英方主讲嘉宾其中有一位David Buchan，长期担任英国金融时报能源编辑和能源记者，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跟记者有很多内容去分享。应该这样说，气候变化本质上关系到能源使用和能源分配的问题，但是能源使用和能源分配如果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条件方面的限制，从而遏制气候变化，就必然会涉及到发展中国家下一步发展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记者要特别去了解和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有了这样一个研修班的目的。
下面正式开始活动，首先请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负责教育的一秘秦力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开幕式。

秦力：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谨代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参加“气候酷派”媒体系列工作的活动，今天培训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这个媒体研修班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中国科技部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共同组织的“气候酷派”系列活动之一，在中国，英国文化协会作为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英国驻上海、广州和重庆总领事馆的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从2007年3月开始举办的中英两国气候变化媒体报道培训班系列活动之一，我们这次培训班得到了科学发展网络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我也向今天所邀请的两位演讲嘉宾David Buchan和Malcolm Keay以及潘家华教授、吴昌华女士，向演讲嘉宾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能够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必和必拓负责企业事务与发展的副总裁许峰先生表示感谢，必和必拓对我们这次培训班提供了赞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2008年1月和3月两次研讨会中提供了赞助。
我想，大家对于我们目前在气候变化方面所面临的很多挑战都已经有所了解和认识，在今后的一天半中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中国科技部中国

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决定启动了于2007年和2009年之间展开的“气候酷派”这样一个活动。“气候酷派”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关注，以及共同携起手来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第二个目标，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并且鼓励他们要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让我们共同减少气候变化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第三个目标，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我们认为，这次研讨会更积极地体现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中国科技部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双方都共同致力于在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安全领域加强中英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与此同时，我们这样一个研讨会也是有着长期影响的，我非常高兴在这样的周六早上看到有这么多人参加研讨会，表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去年，我在这样类似的研讨会上，在清华大学也主持了这样一个开幕式，当时我非常震惊地看到大家对这个话题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我也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够取得成功，给大家能够带来非常积极、热情的想法。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主持人（贾鹤鹏）：正如秦力刚才所说的那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到场，我们知道明天就是中国的中秋佳节，大家还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充分说明了大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而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不光是记者、媒体，作为全球最大的矿物资源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也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重视，做了很多支持和传播方面的工作，下面请必和必拓许峰总裁做一个简短的致辞。

许峰：谢谢贾先生。潘家华教授，因为今天大部分参与的都是中方媒体，所以我用中文来发言。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中国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气候变化媒体研修活动。借此机会我代表必和必拓公司和我们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对指导本次研修活动的专家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今天利用周末时间参加研修班活动的各位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随着全球变暖的日益加剧，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不利，也将严重地困扰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当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

处理好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是从政府到我们老百姓之间都将深入思考的课题。
非常难得的是，在奥运会期间，我们看到北京拥有很多的蓝天，这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全球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是，有90%以上是人类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未来的走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广大国内群众对于有关气候变化知识及其发展方向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烈，这就为中国媒体在相关的选题分析、报道角度和内容、报道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媒体研修活动将为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加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将有助于各位今后对这些问题持久、深入的追踪和报道。
本次研修活动也是必和必拓第三次赞助，支持“气候酷派”媒体系列研修班是必和必拓对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事业的长期支持的一部分。去年6月份必和必拓在全球推出了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该政策表明必和必拓将在我公司所涉及的所有行业领域里采取积极行动，与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以应对这一全球性问题，并根据我公司实现零伤害的目标寻求对这一问题持久性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有具体的政策和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我们是到2012年，在分别将产生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浓度降低13%和6%，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必和必拓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的，这些成果包括1996年至2000年期间将公司温室气体浓度改善了12%。
为响应这一企业政策的修改，必和必拓在中国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去年7月份协助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铀监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研讨会。铀是核能发电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深入探讨了铀矿开采、核能运用回收全过程的监护以及全球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深入分析了中国在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必和必拓承诺对环境和社区零伤害，我们努力减少对应用技术在社区环境的影响，今年1月份必和必拓采用了体现全球领先环保理念中国区绿色总部办公室，我们位于上海绿色总部办公室体现了必和必拓宪章所倡导的价值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必和必拓也很高兴积极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赞助活动，我们相信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为中国留下宝贵的财富，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希望中英气候变化研修班能够帮助中国媒体加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并通过媒体宣传，促进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
必和必拓在中国

广泛参与了很多其他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和社区活动，很多媒体朋友多少也见证了我们这方面的活动。在残奥会期间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在甘肃的、在云南的、在江苏的、在安徽的一些残疾孩子和老师到北京来，请他们观看残奥会比赛，同时参加残奥会的大型太极柔力球的表演和推广，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残奥会的激情。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和研发方面，必和必拓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双方在洁净煤技术、微生物基础理论、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的研发和教育合作日益加强，我们将在未来五年里投入将近300万美元，推动双方共同在可持续的领域里为中国的研发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必和必拓期待着未来能够继续深入与各方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合作，为人类这一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代表必和必拓再次欢迎各位媒体利用休息的时间参加今天的研修活动，也祝愿本次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主持人（贾鹤鹏）：非常感谢许总热情的致辞，刚才在下面的时间许总也说过，将来不仅是支持媒体的活动，媒体自己的一些活动必和必拓也可以支持，这也是我们感觉到非常激动的一点，也希望将来作为媒体也能和许总的必和必拓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下面在正式报告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两点，一个是这本书是由包括我在内的几位资深报道气候变化方面的记者所撰写的《如何报道气候变化》的小册子，大家在你们的材料里应该可以看到，这对记者来讲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后面也有很多报道技巧方面的指南。在大家的材料里还能看到这个，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的“气候酷派”的媒体作品评奖，当然中文应该叫“气候变化作品推介活动”，也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以及你们的同事能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竞赛中来。这次作品竞赛申请的时间是到10月31号截止，作品涵盖到10月31号之前将近一年的时间，获奖者一共有8位，这8位获奖者有一周以上的时间参观访问英国，包括英国各种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机构以及熟悉和了解英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同时也能跟英国的媒体同行进行交流。上次活动去年一共有7位同事获得了这样的荣誉，他们经过一周时间在英国的访问之后，回来之后觉得受益非常多。今年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改善，今年增加了摄影，也增加了编辑策划奖，为了使版面的编辑也能很好地参与进来。在座的记者可以回去把这个话传给编辑们，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且不要再毙我们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稿子。
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英国牛津能源研究

所的Malcolm Keay先生，他曾经在英国政府能源部工作，此后也在国际能源机构工作，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经验。前不久我个人还采访了他，他有非常多的见解，下面让他与我们分享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

Malcolm Keay：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是在牛津能源研究所工作，过去也在国际组织和英国政府工作，包括国际能源署以及世界能源理事会等等一些机构。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经济发展与能源科普的矛盾”。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发言的结构，首先介绍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矛盾？矛盾何在？第二，介绍一下能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之间的关系。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要了解到，能源并不能够和温室气体划上等号。然后谈一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趋向和方式，最后谈一下与中国有关特殊的问题，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结论。
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矛盾何在？大家也许熟悉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谁下的呢？是由挪威的前首相布伦特莱女士做的，她当时开启了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她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无损于未来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前提下来实现我们本代人需要的发展。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有三大支柱：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所以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环境也是我们在总体认识当中的一个环节。
另外还有一个视角就是经济。这幅图（见图）是摘自斯坦福报告，待会儿给大家具体介绍这个报告的内容。上面一条线是说，如果不出现气候变化的话，那么我们的增长会是什么样的，下面这条直线指的是我们在采取了气候变化的控制措施之后可以实现的平衡发展。中间这条绿线是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做，任由世界来发展它会实现的增长速度，它的特点是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短期来看增长率会高于红线，但是从长期来讲会低于平衡发展的增长速度。所以我们从大局着眼的话，长期来讲在克服气候变化的措施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矛盾。但是实践又是复杂的，我们要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另外是时间跨度上的问题，第三是我们在成本和收益方面的困难，最后是在风险控制上的问题。今天下午会给大家介绍有关于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上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会给大家再详细地介绍。
再下面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就是说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各个国家的处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在进行气候变化控制方面对于成本承受力会比较强，这

主要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同时还有一些国家要对气候变化负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在过去产生了很多的温室气体，这里也包括美国和英国。另外还有一类国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它们面临着脱贫迫切的需要，同时又对温室气体的产生负的责任相对较小，但是气候变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又比较大。在这个方面，我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达成了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必须来带头。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就没有兴趣，处于多方面的理由，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第一，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讲风险是最大的。第二，在实现跨越式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它们可以直接跨入到二十一世纪的技术，而不是重蹈美、英在二十世纪的覆辙。另外，它们也可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用很低的成本或者根本没有成本，以应对气候变化，比如说在能效提高方面，对于中国来讲就大有可为。
另外，还有很多的措施，可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多方面的发展目标，比如说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强化本地区的能源供给，降低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学的理论，认为通过尽早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免于陷入高碳发展的路径，就是在这些国家一旦发展到跟发达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的时候，那时候也必定会意识到减排有多么重要，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效率更高的方式就是从早着手，这样的话难度会低一些，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成本会更高。所以说在应对我们谈的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先行一步，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兴趣所言。
第二，我想谈一下能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会给大家展示几张图表，希望大家不要一看到图表把这件事搞复杂了。
首先，我们看一个因素，叫做人类发展。我们是用的联合国所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衡量，这个指数反映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获得安全的水、获得医疗的服务、预期的寿命、儿童的死亡率等等。
（见图）这个图有两个围度，纵轴指的是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是越来越高的。横轴指的是人均一次能源需求量。从这张图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趋势，随着我们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对于一次能源的需求也会增加，但是一旦增加到一个点之后，基本上增加的幅度就持平了。中国没有在这个图标上反映出来，但是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左上方的情况，也就是

说它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对较高，但是能源的需求还是比较低的。
（见图）第二幅图显示的是在能源需求当中很重要的围度，就是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电力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上可以看到纵轴是人类发展指数，横轴是人均电力消耗，它所反映出来的趋势和上张图表是一样的，就是发展指数越高消耗越大，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从这张图表上看的话，人均500度电的水平上，发展趋势就持平了。中国的位置在这张图上已经标出来，还是在左上方，就是用相对较低的电力消耗实现较高的人力发展程度。
（见图）这幅图给我们显示的是能源发展指数，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的发达程度如何，具体的方式是比较用了多少的现代能源和多少传统能源，现代能源包括电力以及其他的商用能源，传统能源是那些传统形式的生物质能源。中国在这幅图上是从下面数第四行，就是说中国能源系统的发展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像南非、巴西就属于这样的水平。
（见图）这幅图展示的是能源发展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指数一般来讲是同步发展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能源发展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正比关系就持平了。中国处于图的中上部，基本上和南非、斯里兰卡处于同样的水平。
（见图）这幅图看上去比较复杂，其实结论很清楚，就是说中国在发展速度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的。在实现增长的因素方面，我们把它分为三类，展示在右边几列，就是能源投入、劳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对于资本的依赖程度要比其他的国家高。虽然说能源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讲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增长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能源也不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在研究能源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能源的需求在发展的初期会增长比较快，但是随着发达程度不断提高，能源需求的增量也会逐渐放缓。这种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增长的行业从能源消耗比较强的产业转向服务业，同时在工业内部也是从基础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同时，随着一个经济体发达程度的提高，不断的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一个国家的能源效率也可以提高。当然，这些变化和发展也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能够自然而产生的，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追求经济平衡发展的一种努力。这些政策其实也会带来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对于某些服务

业的能源需求就会出现饱和，假设我们看如果北京的道路都完全饱和，都堵住的话，大家就不再需要汽车了，都会去坐地铁了。同时，随着人民的富裕程度提高，他们也会愿意为环境友好型的服务，以及对于环境伤害影响比较小的服务来支付更高的代价。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对于能源的需求将会逐渐放缓，中国可能在不久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能源需求放缓阶段。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能源的总体性的问题。现在想具体谈一下温室气体和能源之间的关系。
（见图）这幅图给大家比较的是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和GDP发展的关系，横轴是GDP，纵轴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总的趋势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人均的排放量会增加。这种联系又不是绝对的，是在我们实现了每一个不同的阶段GDP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均排放量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位置在图的左下角。
（见图）这幅图给大家表现的对比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图上这些点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在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均排放量跟GDP的关系不大，就是在各个GDP的水平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差不多的。这里有三个例外，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它们的排放量相对于他们的GDP水平来讲是相当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是大国，同时他们的能源价格也比较低。
我们在深入地看到一个国家内部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些排放都来自于什么样的来源？大家一般想到各个行业能源排放的时候都会想工业排多少、交通排多少，我在这里又加了两个围度，一个是发电排放，二是在能源转换方面的排放，能源转换就是我们讲的炼油。我们把这两项称为上游排放，就是相对于消费者这个下游市场来讲，它们处在上游，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排放量当中，发电和炼油这两项占到一半。我们一般在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总会看到交通运输这种行业，但是实际上从总排放量来讲，发电高居首位，里面的程度非常大。这样一个比例是就全球而言的，具体到中国来讲，工业的排放量会更大一些，交通运输会稍微小一点。但是跟世界的总体情况一样。
（见图）这个图显示的是累计排放量，我们追踪从1900年到现在累计起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看到艳红色的线是美国，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的排放大国。欧盟国家长期以来也是一个主要的排放国家。这里引人注意的是蓝线，就是中国的线，长期以来中国的排放量是微不足道的，在最近一段时期可以说增长非常快，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从1900年到现在，中国从总的排放量的来讲占的比非常小，中国占的比是8%，而

美国占27%。
（见图）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这个图预测到2030年可能发生的情况。绿色的柱表现的是截止到2005年时候的排放情况，黄色表现的是2005年到2030年之间的排放。从现在来讲，中国对于累计排放的贡献程度还是不大的，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总体的累计排放将会达到欧盟的水平。当然人均的累计排放量还是会相对较小。
刚才介绍了能源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此类似，随着经济越来越发展，人均排放量的增长也会放缓。一方面的原因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对于能源需求的增长会越来越慢。同时还有一个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采取低碳能源。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承担不了全部使用天然气的能源供应的方式，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可能整个的能源供应会转向天然气。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当然国家也可以承担起使用更多政策干预手段的代价，比如说像欧盟正在使用的能源，发展中国家以后也可以借鉴，来改变能源供应当中的结构。但是，由于各个国家能源供应，比如说电力、交通等情况不一样，各个国家的情况到时候还是会千差万别。这也都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些主要因素。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就是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我们在替代能源行业，会把三大支柱转化为三个词，一是能源的可获得性，二是能源的可开采程度，三是能源的可接受程度。
所谓能源的可获得性是通常意义上讲的能源安全，就是中国需要为它的发展来找到能源的供应渠道。
能源的可开采程度，我们理解的话，是能源的可负担性，就是人们用不用得起这样的能源。
可接受程度，就是说从社会、从环境的角度来讲，这种能源供应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要围绕这三个角度来做文章。
再看一下所谓的全球战略，由于发电非常重要，所以说从全球来讲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降低发电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交通运输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我们在这个行业是双管齐下，从中期来讲，要减缓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增长速度，因为对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完全抑制交通运输行业对于能源的消耗和排放是不太可能的。长期来讲，世界上需要找到无碳交通工具、交通方式，因为无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交通手段都是需要石油来驱动。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围度是技术的开发和部署。能源的技术提升可以说是实现刚才讲到的要让能源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可接受的最好的方式。
（

见图）这里列出了很多国家可以采取的政策选择，因为数量比较大，所以今天没有时间面面俱到地讲。我想说，我们可以用到的政策选择很多，待会儿会结合具体国家的具体情况来重点分析其中的一些手段。
对发达国家来讲，可能更多地愿意用经济杠杆，像能源排放的限额、能源交易、碳交易或者碳税等等。同时，它肯定也愿意提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程度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也承担了特殊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也有责任更多地开发替代性的能源以及替代性的能源使用方式，特别是发电和交通运输行业。
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重点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时，也应该在能源转换方面探讨，探寻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在发电以及其他行业，探索如何从高碳能源转向使用低碳能源。同时也应该关注取消能源补贴，调控能源价格，考虑是否可以搞能源税。同时可以采取灵活机制开展能源工作，比如说可以采用《京都议定书》中用到的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政策的手段和中国现在正在采用的政策也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在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支持可再生能源能源的发展，同时也是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主要的使用者。同时中国也在贯彻长期的政策，降低对于煤炭的依赖程度以及使能源价格逐渐和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政府也正在研究开征能源税的可能性，但是能源转换、能源定价等等问题，开征能源税也会在社会层面带来一些难题。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方向中国能够走多远、走多快，我们还看不清楚。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很大程度地来自于中国面临的特殊情况。
（见图）这幅图给我们比较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地区的情况，从左边一栏可以看到，1970年以来，中国的排放增长的速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从人均排放量来讲，中国肯定要低于美国、欧盟。但是跟大家一般的想法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均排放量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同时，我们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高，也就是说我们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中国要高于欧盟。这里很大一个影响因素是发电行业，刚才我们也讲到，发电行业对于二氧化碳排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电力行业之所以重要，对电力行业来讲，到底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这个区间可以是非常大的。
（见图）这幅图显示的是发一度电要排放多少克二氧化碳。这个区间非常大，第一行印度是943，冰岛是1，中间差1000倍，也就是说同样发一度电中间消耗的二氧化碳差多少。中国的排放量发一度电是788克，这

个程度比第四行欧盟326克高一倍。这个情况也很正常，因为中国在发电行业上主要是用煤电。这使我们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像中国政府在政策中倡导的那样，就是降低煤炭对于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性，扩大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于全世界来讲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的排放量是50亿吨/年，这个量相当于全世界的20%。但是中国排放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的排放量可以达到150亿吨，这就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总趋势中，中国可以达到的排放水平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假设中国达到了目前美国的发展程度和美国排放的人均水平，到那时中国所要排放的量会达到300亿吨，这样会比全世界现在排放的总量还多。但是我们达到同样的富裕程度，还是说我们用瑞典人均GDP的水平和瑞典排放的水平，我们到2030年只用排放80亿吨，相对于现在50亿吨来讲会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大。中国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OECD经济发展组织国家总体的水平，就是我们讲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碳的排放量来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取向对于世界来讲意义重大，同时对于中国自己来讲意义也同样重大，因为中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很大，特别是降雨的影响，中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中国随着气候变化的加深，导致南方降雨的进一步增多，增加了洪涝灾害，同时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减少，这样使得干旱和与干旱相联系的问题不断恶化。同时，如果到2030年时，中国可以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就是OECD发展中国家水平的时候，中国自己可以采取很多的政策措施来调控气候的变化。所以，中国通过未雨绸缪，尽早应对气候变化的话，可以降低未来工作的难度。
最后，谈谈我的结论，《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本着这样的原则，发达国家有很清楚的责任，首先降低自身的碳排放，同时实现技术的转移，支持配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应该寻求低成本、无成本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避免走高碳的增长发展道路。同时寻求探讨跟发达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
在讲话一开始，我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答案。要克服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就需要采取多种目的的政策手段，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同时

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能够进一步提升电力与交通行业等等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能够推进清洁发展机制的使用。在此，我想祝贺中国政府在刚才讲到的很多方面都推出了强有力的政策，在西方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大力、有效地提升能源效率。所以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克服刚才提到的矛盾，中国政府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给大家做出表率。
谢谢。

主持人（贾鹤鹏）：非常感谢Malcolm Keay给我们做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是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把他讲到的从经济和能源发展方面的问题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中，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英国金融时报前任高级能源编辑，现在也是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的David Buchan给我们从媒体报道的角度进行点评。

David Buchan：谢谢大家，在下面这几分钟当中，我所要做的工作是希望能够大家在听了刚才Malcolm Keay做的非常精彩的发言之后，大家考虑一下自己能够思考出什么样的问题。
刚才在Malcolm Keay的发言中也向我们展示了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当中是否存在矛盾，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方式来解决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给我们的问题的话，那么从长期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互相补充的关系。我们作为记者，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能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自己也做记者很多年，差不多有30多年，所以我们看看从我们的角度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想从记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应对和讨论气候变化和发展之间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我们所工作的环境往往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英国，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这种反映是不大相同的，但是在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方面，大家基本上还是有一个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当然，在英国解决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要比较容易，因为英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服务行业，它对基础和工业的依赖性不是特别大，所以要解决控制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承认，在中国我们要进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报道的话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我们一方面控制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些手段，和我们在中国要达成的经济发展的目标之间可能会有不一致的地方

。
对于刚才Malcolm Keay所做的发言，当然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我不是，所以我不想就他的发言做出任何的评论或者争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想可能有两个问题我们值得考虑。刚才从Malcolm Keay的发言中，他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中国GDP的发展对于能源的依赖性似乎比我们大家预计和想象的要低，而且当我们对未来进行一个展望的时候，也许中国以后对能源的需求会和经济的发展取得一个比较平衡的关系，也就是说能源的需求并不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后来在Malcolm Keay的发言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在二氧化碳的排放方面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相当惊人的，听了这两个事实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些担心。在这样两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能源使用的依赖性相对较小，那么中国在能源节约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相对有限的，这是令我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刚才在Malcolm Keay的发言中，你也向中国政府表示了祝贺，说中国政府现在已经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比较激进的能源政策。你也提到，似乎现在有这样一种争论，中国政府在能源政策方面到底应该走多远，或者执行力度、速度有多快，尤其是说到能源税方面，这里面我想请教一下你个人的看法，你认为在征收能源税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Malcolm Keay：首先我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想，中国政府可能应该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将中国的能源价格和国际能源价格接轨，我们知道国际能源价格上涨非常快，产生传导的作用，但是似乎在汽车燃料的价格以及电力的价格方面还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通胀的风险压力在不断上涨，从全球范围来说，全球范围能源的价格似乎有往下行的趋势，这对中国来说是将能源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比较重要的时机，也是中国整体能源政策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下一步我们能够做的是，要考虑能源税的政策问题，目前中国社科院以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都在讨论能源税的政策，可能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它也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采取的手段。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从能源税的角度来考虑它在经济上是比较好的措施，当然征收能源税意味着政府有更多的收入，也许还意味着在其他领域税收会有所下降，也会促进经济活动的产生。另外一方面随着征收能

源税之后，从社会层次的角度来说，给消费者会给一定的压力。据我了解，国家发改委研究所已经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在会议主办方发给大家的材料袋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随后可以跟他们沟通，向大家提供这篇文章。
我想，对于刚才David Buchan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我需要做一些澄清，我所提到的是对于经济增长所作出贡献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能源效率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现实的情况考虑，提高能效还是有着很大空间的，一方面中国有很多电厂，它们又是比较陈旧的，还有很多工业方面制造的工厂，能源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在中国提高能源，使得它能达到相应的经济产出水平的话，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目前，中国所实行的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是相当强有力的，中国政府在当前五年计划中所达到的目标是每年要将能耗降低4%，而且这个和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的绩效，他们的提升和评估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中国政府要在这五年中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采取很多非常重要的做法，如果能够得以实施的话，我想这个目标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个目标还是体现出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能够达到，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作出巨大的贡献。
抱歉，占的时间比较多，我希望还有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主持人（贾鹤鹏）：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提出来，Malcolm Keay给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解答。
我先问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的估算觉得在2007年度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当然现在还没有官方数字认可，但是很多学者已经算出来了。这对于全球气候变化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Malcolm Keay：我想，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从数据上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中断，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是到2005年，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或者说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
我个人认为，这一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毕竟中国的人口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多很多，像在前面发言中很多图表中展示的，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以及历史上累计排放量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数据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变化发展的速度，中国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快的，而且人均排放量我们预计很快就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我们也相信，也许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会达到OECD国家的富裕和发达水平，也许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

样的情况下，中国对整个问题的认识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在这周早些时候我在上海参加了类似的研讨会，来自同济大学的朱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相关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根据朱教授所提供的数据，现在在北京和上海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已经超出了高于日本东京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中国虽然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快中国某一部分地区就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很快中国其他地区也会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想，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会改变我们以后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争论，因为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的国家，排放水平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环球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网络上在讨论要把奥运期间实行的单双号行驶的政策执行到底，您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措施的话，对减排会起到根本性作用吗？另外，中国汽车工业还要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既不阻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又能够减少汽车的尾气排放？

Malcolm Keay：首先，我来回答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目前正在采取的单双号的措施，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北京交通拥堵的程度似乎有所减缓，而且天空也变得更加蓝了，比我之前来北京的情况好很多。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任意性比较强的政策，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从经济上能够更加有效的方式，比如说可以采取征收拥堵费的做法，就是说你要进城里的话，要交一定的费用。另外一方面是提高燃油附加税，可能是一种可行的经济手段。这样一系列的做法可以和交通行业及领域的政策相联系。
我们一方面在应对高油价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尤其是出口方面对车工业的政策和措施，比如说出口到欧盟以及美国的汽车，要实行更高的环保指数，在这种做法下，一方面可以鼓励出口，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提高燃油的使用效率。这也就是我前面在发言中提到的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一方面我们提高制造业各个工厂的效率，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和手段也能够刺激和鼓励中国的出口以及经济发展。

主持人（贾鹤鹏）：Malcolm Keay说得非常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问一个问题。

中国有色金属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谈到中国的GDP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比预想要低，

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正有待于和正在建设之中，而且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是排在世界前几位，这样的话造成的交通运输以及物流对能源的依赖比较强。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保持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每年大量的资源依赖于进口，以有色金属为例，中国是世界上很大的消费国。
第二个问题，个别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是由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前些年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粗放式的增长所造成的。但是中国科学家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埋下了隐患，到现在得以显现。对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待？
Malcolm Keay：你讲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刚才在发言中也提到，中国现在实际上有机会来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我们作为发达国家也承认，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我们也承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承担引导的角色和责任。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一方面有很多重工业，另外一方面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现在中国政府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在向一个更加平衡的方向在发展。现在这种经济的平衡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方面将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进行转移，另外一方面从重工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另外一个转移是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面向和应对国内市场的工业。所以，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经济转型的政策，另外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使得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采取不同于过去的发展道路。现在目前中国社科院以及能源研究所都在做相关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所做的并不是在批评中国的做法，只是在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系列政策上的选择，而且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和讨论这样一些问题。

主持人（贾鹤鹏）：这两个问题我想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Malcolm Keay讲的意思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依赖因素或者驱动因素对能源消耗的需求相对较少，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所以它有高度的能源消耗的需求。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的驱动性因素，像很多其他国家，如南非、巴西，多耗多少能源就取得相应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劳动力的因素、科技进步、普及因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所以，我觉得Malcolm Keay说的跟您说的并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我想从科技的角度补充一下。应该说在西方也好，主流观点中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污染和气候变化有关，因为气候变化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温室气体

，而温室气体并不是一个由污染导致的气体，它是一个工业化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气体。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一些因素是跟污染更相关的，比如气溶胶，特别是黑炭的变化与变暖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但是这方面在科学界远远达不成任何共识。所以，应该说气候变化的问题和污染的问题有相关性，但是并没有很直截了当的关系。

主持人（贾鹤鹏）：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老师演讲。

潘家华：各位上午好！现在关于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专家都在国外，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有几位英国能源研究所的专家来给大家演讲。但是由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了解一点实际情况，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做一点交流，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讲一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来会怎么样，做一点讨论。
第一部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是让大家感到比较担忧的。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是一个能源安全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气候安全问题。气候安全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海平面上升，如果按照这样的预测，海平面上升的话，中国经济的腹地、重镇都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在这一块，对中国影响非常大。江河水产生密度变化，如果将来气候变化造成洪涝灾害，造成经济损失，人口不自愿地迁移，后方的老百姓满世界跑，这就是一种灾难性的。现在西部基本上是靠天山、喜马拉雅山冰川，如果持续气候变暖，使得这样的地区将来没有这样的温度，那么绿洲就会减少，新疆的农垦占三分之一，130多吨的产能，没有水可灌溉，没法生产，将来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所以，现在的观测数据，从中国来看不可小看，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中国农科院米兰达教授做的工作，关于温度升高以后对我们粮食安全的影响。
我想说的是，在前面的演讲中也讲到，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发展趋势是比较良好的，同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是保持同步的。所以中国来讲是属于非自愿的，但是事实是摆在这儿的，中国在人均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水平是增长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的速度是7%-9%之间。温室气体增高，因为我们是以煤为主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这样也不奇怪，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领土面积世界第一、人口世界第一、粮食产量世界第一等，但问题是变成世界第一以后，再往上走的话，中国人都比较讲面子，

讲国际形象，可能给我们造成新的压力。
中国现在的增长，最近做了一些预测，美国能源部MA的预测，中国现在超过美国应该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现在从路特朗、WIA的数字表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而且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关键是要看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进程，在2002年以前，我们中国工业化是重化工，我们现在之所以叫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什么是资本密集型？就是有这样大的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再加上耐用消费品，大家都要买房子，买汽车。所以，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就会比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地位在强化，国际上大家知道建议把幅度控制在减少2度的目标。最近有些研究报告非常明确地表明，温度应该控制在2度的幅度，如果2度的幅度的话，温室气体浓度增高的空间就不大了，如果要保持这个浓度的话，2015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就应该处于拐点，不能再增加了。这说明什么问题？现在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很多州都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应该在2025年出现拐点。IPCC报告里我们降低2度的话显然是2015，美国到2025年出现拐点，因为它是发达国家。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能源消费量只有美国的80%左右，所以尽管我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超过美国，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比美国低，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是没法改变。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在2015年实现拐点，显然挑战是非常大的。即使按照现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要有三步走的目标，拐点要控制在2030年前后，这对中国来讲应该是可能的。为什么？按照现在的研究报告和发展水平，有可能我们在2020年前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资本密集的工业化进程应该在2020年初步完成。这个阶段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整合、提升，应该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进入后工业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就有可能出现拐点。
出现拐点有三个条件，一个是经济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发达国家都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让日本每年GDP增长8%，不可能，因为国内系数是有限的，只能增加国外的系数。中国现在处于这样的工业化阶段，增长有市场的地位，也有这样一个经济利益。其他国家发达的经济体，包括美国，一般不会超过5%，一般在2%-3%。第二个条件是人口，因为不管能源消费也好还是温室气体排放也好，都是由于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消费所产生的，人减少了，人口稳定了，相对污染就减少。第三个条件是技术，现在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提高，低碳能源增大。现在考察我们的三个条件，人口按照我们现

在的情况，2007年年中国家计生委所做的预测，中国人口峰值是在2033年，预测到2033年是15亿人口左右，估计也就左右一两千万。人口我们在2030年前后也可能出现峰值。工业化也可以从资本密集型在2030年前后转向知识密集型工业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有些高污染、高排放，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还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海外，像广东东莞、佛山这样一些老工业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知识含量比较低的企业或产业，基本上现在已经转到越南去了，这个演进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过程要演进到2030年之后。日本、英国现在还在修高速公路呢，伦敦还修地铁吗？没必要去修了，已经有冲突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在经历这个过程，像这样的事情属于资本主义阶段。比如这样一幢楼需要多少投资？要烧多少煤。所以，我们到时候，工业化阶段，我们老说要工业转型、新型工业化、转变生产模式，不客气地说都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事情，有个阶段在那儿，如果没有我们现在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积累的话，不可能发展。现在有人说英国多好，搞外包制造多好，没有什么污染，坐在办公室敲键盘就可以赚钱了，不错，是这样。但问题是它赚了钱之后干什么？最后还是修点基础设施，没有污水处理，他们的污水到处倒不行，还要建公路设施。现在到处都建高楼，但是也要建房屋吧。所以它现在就像我们当年在五十年代当时想搞这个，一开始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一样，没有资本积累，结果当时就失败了，不可能的事情，它只是个阶段。
所以我们在八十年代补了这一课，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在那个阶段我们有多少投资增加？没多少钱，没多少资本，那时有多少技术？基本上没技术，就是个体制的改变，也不叫制度的创新，私有制是自古有之，哪来的创新。当然咱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明确了这个创新，体制上、制度上有个回归，有个改变。所以，从这个阶段来讲，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如果把相应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得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每年有10多亿平方米，现在房价的问题，建房的速度稍微放缓，这也很正常，一个是市场环境这个问题，另外我们每年都在10多亿平方米，增长非常快，也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种速度，在2030年基本上就能完成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移的过渡。
现在英国为什么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降下来？很显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结构性调整，关掉煤矿

，使用天然气，排放一下子就少了一半，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二是英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制造业了，制造业和旅游业、金融业不同，金融业在办公室就可以了，但是制造业不同，现在吨钢需要0.7吨标煤，进口一吨钢0.7吨标煤，所以等于把这样一些高能耗的产业转移走了。那你说我们中国也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都转移走，关键问题是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在这儿。比如说房屋建筑的使用寿命，有的说20年，长的说50年、70年，我们按照100年，100年以后还得重新再建。现在按照13亿人口算的话，一个人25平方米的人均住房面积，15平方米的公共设施面积，因为要学校、医院、办公楼、商场，一个是人均40平米，就要600亿平米，每100年更新一次，一年要建6亿平方米，一年要新建6亿平方米的建筑才可以保证。如果是50年，一年就要建12亿平方米。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相应的工业规模，谁来养活中国？没人能养活。但是，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些都转移走，是转移不走的。英国可以为全世界服务，但是中国13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没那么多人要我们服务。所以最显然，在2030年以前，尽管我们面临拐点，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像发达国家这样降低这么多，这也是不可能的。三是技术进步，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很重视的，感到压力比较大，也希望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大家知道发改委新成立了气候变化司，有18个编制。现在说中国在发展，增加4个级别，一个正司长，一个巡视员，还有两个副司长，所以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关联机构。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重视，当年大家觉得在中国的政策相对比较弱小。
这件事情现在中国在怎么做？首先，中国在国际条约中所参与、所承诺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咱们都在做，像原则问题、目标问题等。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碳交易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创新意识非常强，国际上一说碳交易，上海、北京、天津都在搞环境产权交易所，发改委没有说在碳上咱们什么工作不能做，领导就是这样，不需要他管的他也要管，成立一个交易所，民间行为，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不是做得很好吗？完全是自愿性质的，这样做为什么不行？但是我们发改委认为不要叫碳交易所。其实真是没这个必要，我们可以交易自愿减排，阿里巴巴的马云，因为他本身是学外语的，英语还行，在达沃斯论坛上慷慨激昂，说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然他再减少也减少不多少，但是忽悠一下是可以的。不能够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