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论的思想考古学(康洁,熊和平)

?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0-8934(2005)10-0099-04作为方法论的思想考古学

康　洁1　熊和平2

(1.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2.宁波工程学院社科系,浙江宁波　315010)

摘要: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与库恩的科学哲学分别在不同的知识领域揭示了知识话语的冲突机制,因而可视为思想考古学的两个来源。他们的研究存在几个共同的前提性观点:非连续性历史观、非中心化的主体观、实践性的知识观、不确定性的语言观和微观性的权力观。这些前提性观点使思想考古学成为当代学者分析与解读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关键词:方法论;思想考古学;福柯;库恩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5-03-10

作者简介:康洁(1973-),女,江西南昌人,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研究;熊和平(1972-),江西南昌人,宁波工程学院社科系讲师,教育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课程哲学研究。

作为方法论的思想考古学关注的是涵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的话语实践,尽可能地通过对思想在时空上的断裂、差异、边缘的考察来对思想史中的概念系统、基本命题、逻辑推理等进行解构,还原其初始的状态,以此来挖掘历史的本来面目,发现、分析或推测其中可能的规律。它试图摧毁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其本质的东西,比如,真理、上帝、科学、生命、伦理等等,它“发掘间断性、断裂、界限、裂口、个体性、力量关系等,主要是为了杀死把人类意识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这样的传统哲学家大写的历史

神话。”〔1〕

这种方式可以辨别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思想类型的冲突,并通过对思想的“化石”的分析,来辨读隐匿在历史文本背后的思想秘密运动的深层力量。

1　方法论意义上的考古学

从学理上说,具有哲学方法论性质的考古学的

开创者无疑是福柯(M 1Foucault )。福柯与考古学方法结缘,应该从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中去理解。我们不妨从康德出发来解读福柯,并理清从康德经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福柯这条线索。康德通过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切断了“思”与“在”之间的联系,但不彻底。在康德那里,虽然“思”不存在于“在”之中,但是仍保留了“思”与“在”的统一性,这是康德的理论矛盾。康德穷其一生追问“什么是人”,这个问题康德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福柯从对康德人类学的评注中,敏锐地发现了康德的困惑,从而将康德知识学和表象论作为知

识考古学的出发点,试图消解“什么是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构成了福柯考古学的特点。从近代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哲学都以这一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康德以降,有黑格尔将经验与超验统一于意识中的精神现象学;有扩充康德有限知识学使之成为文化学的新康德主义;有尼采至萨特、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还有一直到晚期的胡塞尔以先验主体代替笛卡尔的“我思”的意识现象学。这些人的努力,都试图使人“丰满”起来。然而,福柯另辟蹊径,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发现,人已经死了,人在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中只不过是“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情的海水吞没。正是“人之死”的结论解构了康德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企图通过所谓的科学来精确地抓住人的本质,从而也使得考古学的方法得以在西方哲学界凸现出来。

考古学不同于思想史分析。思想史分析总是有寓意的,它追问的是已说出的东西所说的是什么?而考古学关心的是知识话语陈述的特殊性,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和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所排斥的其他形式。因此,考古学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什么社会因素和力量使得某种话语和知识形式成为现实。考古学的方法可以在不考虑话语本身的真理性和内在语言规则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研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这种方法说成是“描述话语事件”的考古学。考古学试想在不考虑话语本身真理性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严肃言语”与其他言语之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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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研究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Vol.21,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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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规律性。即,话语形成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变化。它的对象通常是沉默的丰碑、无声的遗迹、历史背景不明的事物。这些遗迹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并不主要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意味着什么。考古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它研究的是“如何成为现实”的问题。因此,它既拒绝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奥秘,也拒绝对历史事件的起源无限上溯,而只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确定这一事件(而不是那一事件)是如何占据现在这个位置的。因此,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反解释,反总体,去中心的特点〔2〕。

考古学把话语视为一种实践或事件,话语分析所关注的是特殊实践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特殊事件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由此,考古学也就导向了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异质话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有规则的,这种规则就是考古学所要揭示的话语形成的规则。当然,仅仅通过命题、概念、句子等基本的话语单位是无法揭示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和存在的。为此,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要对陈述进行分析。对于什么是陈述,福柯虽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他认为陈述既不是句子,也不是命题和言语行为。对陈述的分析,并不像分析句子的意义或命题的真伪那样,而是要对在抽取出句子或命题的真假分析之后沉积下来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沉积物也就是陈述。“陈述构建自己的过去,在先于自己的东西中确定自己的延续关系,再现那些使它成为可能或者必要的东西,排斥与它不能相容的东西。”〔3〕这样,对陈述的分析就可以使那些在其他地方不能领悟到的东西暴露无遗了。

2　思想考古学的两个来源

福柯的考古学对象主要是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并没有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纳入考古学的视野,这是一个缺憾,因而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思想考古学,这使得考古学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与福柯同时代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1Kuhn)在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虽然库恩并没有使用考古学这一方法论的学名,但是其研究可以视作思想考古学在不同于福柯的研究领域中的尝试。福柯在揭示人文科学知识形成的规律时,用不同的“知识型”来说明话语之间的冲突;在自然科学领域,库恩早于福柯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使用的概念是“范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知识的无意识结构的发掘,不同的是所研究的领域不同,当然,这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有关。因此,在福柯与库恩之间存在某些相通的地方。

虽然库恩在自然科学中的成就不像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那样出众,但是他在科学哲学中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人文社会科学,因此也可称得上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大师。库恩在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未对具有方法论特性的范式下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所谓范式,大致是指由共同的信念结集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坚信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具有较宽泛的解释张力,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在库恩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发展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态科学”研究,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承认的知识储备。这种“常态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反常出现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的范式革命。“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认可。

库恩否定有本质的、大写的科学,而是通过科学家共同体的论述,来看各类科学解释典范的出现。科学知识并不能简单地从自然中“读取”,它总是通过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范式来起媒介作用的,理论或范式影响着科学家的观察与实验。库恩的范式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传统看法,人们逐渐接受了科学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它与科学工作者的人生信念、世界观、自然观等意识领域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范式”一词与“知识型”一样,其本身不是世界观或方法论,但却暗含着某种世界观与方法论。

与福柯揭示人文科学知识史中的无意识结构一样,库恩揭示的是自然科学史中的无意识结构,这两个人正是站在人类意识和理性的对立面思考思想史,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立场。福柯借助知识型这个概念,勾划出一种特殊知识所统治的时期。福柯把知识话语在每个时期内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变换,归结成自组织的结果。尽管福柯晚年从未放弃他的早期论点,即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社会实践。但在《知识考古学》中,很显然,试图把考古学方法用于研究人文科学话语,不再争论人文话语是否真实,它们的陈述是否有意义,而是去分析这些话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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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调节机制。库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自然科学中,科学革命是无形中进行的,范式的革命导致新的范式的形成,相继理论之间虽然某些话语单位是雷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不可通约的。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理论工作者的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与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将知识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知识,这就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从共同体的角度把握知识形成的过程及其限度,有助于增强我们对知识相对性的认同。

思想考古学是对思想的诞生机制、话语实践以及它所承载的基本概念与命题进行考古学的挖掘、展示与分析。它“不是要寻找发明,而是它对这样的时刻无动于衷,即某人首次肯定发现了某个真理。”〔4〕而是“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的一笑”〔5〕。思想考古学感兴趣的是古代哲人、科学家以及民间口传等留下来的文献以及文献中的概念系统、典型命题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话语冲突实践,它“不想缓慢地从观念的模糊领域走向序列的特殊性或科学的、最终的稳定性;它不是一部‘光荣经’,而是对话语方式做出差异分析。”〔6〕

3　思想考古学的前提性观点

我们可以从上述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考古学以及对思想考古学来源的分析中归纳出它的几个前提性观点:

第一,断裂性的历史观　思想考古学并不默认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是处处存在着断裂的痕迹。“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7〕真正的历史充塞着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混沌的、变动不居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但是,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动力来自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变化。思想考古学的历史观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三大论题,即起源论、连续性和总体性做出了严苛的批判,并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史,把它分割为自成一体的层面,每个层面都是由一个截然不同的潜在的“知识型”或“范式”所决定。如果说思想考古学言及时代,它总是涉及特定的话语实践。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什么本质起源,也不具有先验的连续性,历史现象也不可还原为总体原则,因而真实的历史就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

福柯推进了自结构主义以来的西方哲学对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批判工作,认为在结构主义时代,主体与意识的地位逐渐被语言与无意识所代替。作为传统哲学代表的主体哲学与意识哲学一直坚信,历史是可以用结构来捕捉的,历史就是观念、精神、意识进步与演化的历史,主体和意识是历史连续性的保证。对此,福柯与库恩一方面拒斥了时间上的连续性,抛弃诸如传统、演化、发展等这些历时态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拒绝了空间上的连续性,抛弃诸如时代精神、共同利益、进步潮流等共时态的概念。

库恩认为,科学史的学科活动应该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这种解释不应带有某种决定论的偏见,而是寓于科学家的叙述结构之中,即对事实的选择和排列,这种做法犹如小孩子的玩拼板的游戏,选择什么样的拼版,拼成什么样的图形完全是游戏者自己的规则与想象所致。这一看法与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把科学研究活动视为概念和符号的游戏实有相通之处,其中深蕴着某种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体会出的奥妙〔8〕。

第二,非中心化的主体观　之所以说主体是非中心化的,是因为主体是由话语陈述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可由不同的人所占据的位置。个体是如何占据主体位置的,有三个方面可以考察:一是个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凭借什么样的权利进行说话;二是说话者处于什么样的机制场所;三是说话者相对于对象可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样,就通过把主体视为陈述产生的多变的位置,把主体的意图从对话语的描述中排斥出去了。思想考古学就是要对这种中心进行消解,不给中心以任何的特权与固定的位置。

科学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过程,不能说它能为人类生活可以带来多少的幸福或痛苦。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说,也只是个自娱自乐的符号与操作游戏,它本身与客观真理无涉。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由于范式不可避免地会浸染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科学研究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从自然中获取客观知识,它总是要通过科学共同体成员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价值态度来起媒介作用的。因此,科学研究活动不可能存在绝对的、静止的主体,如果说,存在着主体,那也是科学家给自己扣上的一顶帽子,主体是一个可以随着范式的转换而不断更迭的位子,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心。

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客体的消失。客体作为认识的对象,是认识论哲学为了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捏造的一个靶子,是为了凸现与满足主体的地位而存在的。主体的位置一旦漂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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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么客体也就可以逃脱被对象化的命运。因而,主体的非中心化预示着近代以来所谓的科学认识论的终结,客体的消失预示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之死”。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哲学范围内来说主体作为中心确实存在的话,它只存在于人类自满、自尊的意识或情绪中,根本不值得信赖。

第三,实践性的知识观　在知识观的问题上,思想考古学认为,知识并非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积累性成果,而是具体历史话语的产物,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为此,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或知识和话语的形态。福柯称之为“特定的言谈的机器”。〔9〕库恩称之为“共同体的方言”。在库恩看来,知识是依托范式的知识,并非单纯的客观经验内容,而是共同体的特殊实践的产物,它包含了范式的许多限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共同体的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因此,思想考古学就是要否定知识客观性、纯洁性、真理性。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科学知识被实践知识所包围,它既不能涵盖所有的实践知识,也不能解释所有的实践问题。”〔10〕

库恩的知识观与其语言观的转向紧密相连,库恩认为,语言是由研究实践和生活实践而导致的一种临时性的符号系统,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当不同的共同体所使用的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这样一来,语言就成为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知识的实践性的源头。知识的实践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造成的,而并非所使用的词语或概念不同。当然,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不同时期的范式或知识型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知识的实践性把知识从语言的框定中释放出来,把符号象征意义上的死知识、静态的知识变得活起来,并弱化了知识的公共性维度,突出了知识的私人性特征。无论是学科专家的著述、政府官员的宣言,还是民间百姓的道德规训,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知识都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自主选择的结果,无所谓某些人的知识比另外一些人的知识更优越、更科学或更逼近真理。

第四,不确定性的语言观　以康德时代为标志的近代语言学认为,“词”能毫无遮拦地表征“物”,“词”和“物”能够透明且迅速地达成一致,这导致人

消失在语言表征的秩序中。但是到了现代,“符号对世界的表征出了问题,世界不再由符号来表征,来展示,来标记,相反,它成为一个有待发掘的秘密。”〔11〕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不是对实在世界的客观表达,而是科学共同体约定的语言世界,科学家所面对的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更身处于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境况之中。科学理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叙事知识,相反,其合法性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才成为可能。〔12〕思想考古学就是要抛弃近代以来僵固的语言表征空间,抛弃由语言符号框定的分类秩序。“存在就是在一个代词的指称范围之内”〔13〕的事情,语言不能成为认识实在世界的可靠来源,在不同的人群中或共同体中,语言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确定的。

思想考古学通过考察语言基础、叙事、陈述这些构成历史但并非对应真实世界的话语实践,摒弃了那种从作者意识和单个历史文本中追寻历史原意的做法。语言不能成为再现事物的符号,语言由符号构成,但语言不确指事物,因而,不能把语言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当作系统地形成这些符号所指称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换言之,考察说话者“怎么说话”、

“怎么写句子”比“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更重要。

第五,微观性的权力观　由于知识不具有中立性、纯粹性,所以权力也不可能作为普遍价值的代表,权力来源于掌权者对知识的控制与解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它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14〕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应该从权力如何发挥作用的视角出发,挖掘、发现与揭示权力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毋庸置疑,福柯是一个权力哲学的专家,但他并没有著写系统的权力哲学,而是通过研究“性史”、“诊所的诞生”与“监狱的诞生”来体现他的权力哲学,因为类似“性”、

“看病”与“犯罪”等行为再好不过地体现了权力发挥作用的机制,这充分说明了权力无所不在的观点,即权力的普遍性与微观性。思想考古学所要揭示的权力,不是宏大的国家权力,而是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具体场所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即“权力的细微形式”或“毛细血管”,是微观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蕴藏在类似于“团队纪律”、

“专业规范”或“社会秩序”之中,也可能存在于诸如家庭、学校、企业内部甚至临时性交往群体等一切人际关系当中。思想考古学研究的权力应该说是一种“权力的量子力学”或者“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下转第112页)

Ancient Concept of Number and T raditional W ay of G overnance:

A Compatible Study on Joseph N eedham’s Problem

DAI Sh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 y,Guangzhou510631,China)

Abstract:During its germinating phase,the concept of number in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ance,the rational factors in the concept of number were excluded by the supernal factors1In the theory-forming stage,ancient Chinese would rather abide by the accepted rules than develop a system of axiom1In the cource of applying and researching,scholars of ancient China emphasized praticality and utility too much and were re2 stricted by ancient governmental system,leading the concept of number to an arithmetic and technical set pattern1Eventually,the theory of mathemat2 ics was not established in ancient China,but in neoteric western world1

K ey w ords:number;way of governance;Joseph Needham’s problem;axiom

(本文责任编辑　刘孝廷)

(上接第102页)

上述五个方面的思想考古学的前提性观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伴生。历史的非连续性是主体的非中心化的进一步要求。主体是话语所提供的一种位置,而历史则被话语分解为多种系列和层面。真正的历史是无法用语言去再现的。知识的实践性是主体非中心化的后果,它产生于社会的微观性权力的运作之中。“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的最明显,但也最难以识别的地方就是话语。”〔15〕这些彼此相映的前提性的观点使得思想考古学日益成为当代学者分析与解读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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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4.

Thought Archeology as Methodology

KAN G Jie1,XION G He2ping2

(https://www.360docs.net/doc/8e5848215.html,w School of 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2.Social Science Dept.of Ningbo Technology College,Ningbo315010,China)

Abstract:Thought archeology has two theoretical sources:one is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 of M1Foucault’s;the another is science philosophy of T1Kuhn’s1both of which scooped out the clashing mechanism in the different knowledge realm1There exist several premising standpoints of the two philosophers,namely,non-continuous history view;non-centering corpus view;practising knowledge view;indetermination language view;tiny power view,which makes a result that thought archeology is increasing growing up 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y of examining present social phenome2 na1

K ey w ords:thought archeology;methodology;M1Foucault;T1Kuhn

(本文责任编辑　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