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总结，一定会触及中国经济成功是否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并建筑在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格局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有所区别。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造；“中国模式”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一标志成熟的年份，引起人们许多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到底得益于怎样的因素?2008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光华新年论坛，其主题就是“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和展望”。两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厉以

宁和吴敬琏，对改革三十年的得失做了评价。谈到改革的成就，厉以宁选择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而吴敬琏选择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二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两位

经济学家，实际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问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上述论坛中谈到的，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78年划了一个分界线?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创新过程。回顾这段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实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个制度创造的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本文拟深入地分析这一制度创造的历程，并对这种制度创造加以评价。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

对制度创造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为适应迅速工业化战略、更由于长期落后挨打凝结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期盼，我们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除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外，它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在经济资源相对缺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此，必须改变一种认识，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开始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并且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那么选

择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错。如此，为什么在后来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概括地讲，后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没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后，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提出的一种新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中国从建国初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另外，我们在这种体制下还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如“两弹一星”等。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对于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持续的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表现得非常高效，是由于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

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建国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最后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建国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才变得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成为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然必须改革经济体制，那么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实现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短时间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基础。但实

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需的，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培育高效的竞争机制等要求，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的。因此，实现制度创新就是要尽可能地来满足这些要求，而这也正是制度创新的目标。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模式”创造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之初具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遇到比较大的经济困难、都具有强烈的变革冲动。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几乎在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也在尝试着放权让利的改革。即使是政府，虽然也意识到改革的必然性，但是心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用一个非常形象的用语表达当时的心境，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情形，造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体现为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自发过程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经济制度，但是，最终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这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而确立怎样的目标，可以复制成熟且被经验证明有效的模式，也可以创造一种新模式。就经济体制来说，标准的类型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事实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把目标锁定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上。这种改革目标又被

西方经济学家们概括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用以反映美国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他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共识”特性。具体说来，“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辅之以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背景及其“理论优势”，很快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改革自身体制的目标

模式。但实际的效果与预期之间相差很大。那些积极践行“华盛顿共识”的南美国家，其结果是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不断。而那些主动邀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其设计改革模式的前社会

主义国家，也没有迎来经济的迅速振兴，相反，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实，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讲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命运，对

市场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由此让人想到，以改造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东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洲各国及俄罗斯、东欧各国等体制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地区各国(地区)成为世界的增长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其后20世纪7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改革程度与方法有所不同，但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及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这一点则是共同的。而且，其中不少国家(地区)采取的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被称之为“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依据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见解不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体制转型国家共同的市场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职能的见解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开放政策则被称为“东亚模式”。

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要建立怎样的模式?从目前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改革既没有遵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不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建立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模式，笔者把它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自

然形成的，而且却有着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的许多特点。

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或者要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其核心的内容必须包括：(1)一个用以说明新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意识形态”；(2)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3)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初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变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变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点是探索党的先进性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断深化的理解，最终树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以指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这面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它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项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组织变革来说，包含了两次重要的分权，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二是国

家与企业的分权。前者被认为是地方分权化改革，后者被认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过这两次分权，中国经济体制的组织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

地方分权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

(1)财政收支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在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的三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一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承包制”，即各地地方政府与中央建立独自的承包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或金额将地方财政收人上交中央财政后，剩余部分则可以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这一财政分权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的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下降，1994年实施“分税制”时已经降低到22％。

(2)国有企业管理权向地方政府下放。改革以前，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均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地方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权限也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业企业中中央所辖的部分只占全体的5％，其余95％左右的企业都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

(3)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逐步增大。过去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如投资立项和决定权、物资分配权、对外贸易权等，现在都下放到地方政府。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地方分权改革，

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诱因，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成为目前经济制度中一级重要且特殊的经济组织。

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的逐步下放，其财力及宏观管理能力和力度相对于过去有所减弱。不过，自1994年以后，随着分税制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交流等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又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扩权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调控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步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为一级有利于经济灵活运行的组织。

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在布局上，还是在自身运行的机制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不断被推向市场引起经营机制发生了转变。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了根本性改变。再加上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组织体系中微观组织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这又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

最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个不断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这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变为

市场配置。就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说，计划和市场都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现实中二者的不同效果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实施所要求条件的严格程度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太过严格，因此，它的实施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容易满足，因此，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容易实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现实条件的有效的选择。我们要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是不能缺少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要素的。不过，我们建立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具有一些自己重要的特征：(1)市场运行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控；(2)市场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包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利益要求参与竞争，而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性质主体在市场中表现为特殊的竞争格局。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推动的意识形态发展、组织结构变革、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构成的组织体系；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这些在我们看来比较熟悉的改革成果，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造，再具体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1)在意识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

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多层次组织体系和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组成的多种所有制企业结构。(3)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不仅突出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而且强化了政府的调控作用。

为什么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这种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如果它能成为一种特殊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根据?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对此，必须对“中国模式”做进一步的分析，并给予科学的评价。

三、“中国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但人们关注的只是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所实施的模式。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区别，但它们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因而习惯上被归为一个类型。还有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成功为许多后发国家所推崇，因此也取得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称号。另外，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因而被人们概括为“东亚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上的成功逐渐为世界所公认，并且因为其庞大人口等特性而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同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而是靠自己独立探索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首先要分析的是它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需要说明，人们遵循它是合理的。这离开一定意识形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着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因为经济遇到较大的困难才想到要改变。在这样的时刻，必须说明一个道理，即寻求经济变革是不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历史性任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几代领导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包含着思想的发展或创造。

组织结构是“中国模式”的主体。而且“中国模式”中的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是组织结构中的最高的层次，虽然它在经济体

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断下降，但是，中央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加强宏观测控能力，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决定性原因。而地方政府在行政性分权改革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或者说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后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最，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内在的竞争程度。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而且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地域广度，许多省份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主权国家。特别是随着这些省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省份间的经济竞争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各省级行政领导的考核与经济绩效联系紧密，这使得本来是一级贯彻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经济方针、政策的行政部门，变成了具有强大动力且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其结果是，在中国内部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竞争大格局。而且，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流动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竞争得以控制，大大地减少了产生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作为最低一级的企业组织，在中国经济中体现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是中国模式又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一种表现。其实，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此

消彼长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转移了资源，而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对于培育民营经济来说，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受中国模式中特殊的组织结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受政府主导的程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也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强。其次是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推动本地市场化进程的主体，如许多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机会。最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构筑的市场主体，虽然不利于展开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市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定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尽管“中国模式”所具有的这些核心内容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模式”，仍有必要加以认真地总结。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所有制主体的竞争体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中国模式”的主要不足在于，尚缺乏对这种模式下的各种行为加以严格的规范，这是指一个有效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但是竞争的无序和过度也不断地显现，如果不能加以严

格的规范，将会严重影响这种模式持续的有效作用。

四、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改革确实走了一条不同于任何一国的道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也确实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1)“中国模式”的创造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努力探索的结果。它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最为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的道路。任何为其他经验或所谓标准理论“俘获”的结果，一定是经济遭受困难，发展时机容易错失。

(2)“中国模式”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3)“中国模式”的一个有效机制在于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竞争以及各种性质企业内部的竞争，把中国经济潜在的活力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了。

(4)“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基础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规范性。这是今后要完善“中国模式”的最大课题，也是“中国模式”还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