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空的对话

跨时空的对话

——论墨子与威廉?莫里斯的设计思想

作者：唐兴荣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墨子与威廉?莫里斯分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他们对于影响世界设计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设计的服务对象和实用与装饰的理解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设计服务大众，强调设计的实用功能，这实际上是民主设计思想的体现。他们民主设计思想的孕育与他们所处时代的阶级社会本质和他们二者的整体学说、思想和个人的社会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都是怀着救世思想的理想社会追求者，他们的设计思想是他们整体学说的一部分，是实现他们救世理想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论述他们在这两个设计基本问题上的相似之处。

关键字：设计大众实用装饰民主

墨子姓墨名翟，约生活在公元前475年－前396年间，鲁国人。在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文化冲突的过程种，墨子以“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与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并列。墨子本人在军事、经济学、工程学、机械制造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尤其在工艺、服装和建筑方面的设计思想和技术上都取了很大成就。威廉?莫里斯是英国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艺术活动家、画家和设计师。是英国“手工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其以反对矫作的设计装饰、倡导改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低劣的设计和倡导为大众设计等成就被称为“现代设计之父”。墨子与威廉?莫里斯在世界设计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分出两个不同国度，相距两千年之久，但他们似乎存在着一种跨时空的对话，在设计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诸多相似的观点。本文就他们设计思想的相似之处加以论述。

一、相似的社会、思想背景

纵观设计史，每一次新设计思想的孕育和产生，都产生在生产力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重要的设计思想也往往源于其他的社会理论和艺术理论。同时，一些重要的设计思想家往往首先是一些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墨子与威廉?莫里斯首先都是所处时代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他们关于设计的理解是他们整体学说的一部分，因此理解他们的设计思想需从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整体的学说入手。他们在设计上产生诸多相似的观点，也是由于当时相似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似的思想背景。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力量新旧交争，旧秩序体系崩溃，新规范待须构建；诸侯力争，炸伪相尚，战争和统治者的贪欲使社会，特别是社会下层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同时，诸侯的纷争和旧权威的跌落又使社会思想充分发育，诸子百家纷纷据其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认识，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阐明态度，以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思想占据着重要位置。儒家试图通过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墨子看到这种礼制实则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广大的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仁”、“礼”的思想并不能改变社会物质匮乏的现状，更无法使人民的日常生活得以运转，也就更谈不上社会和谐有序。正如《淮南子?要略训》中所言：“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后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①墨子看到了人民的疾苦，说：“民有三患：饥饿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非乐》上）②为此墨子提出了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是代表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墨子奉夏朝为理想社会提出了以救世为旨归的学说体系。其学说集中在著作《墨子》中。其思想以“兼爱”为目的，以“非攻”和“节用”为手段。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使墨子提出“非乐”、“非美”、“节用”等的设计思想。也促使墨子成为了一位重实践的理论家。他不仅在设计思想上有所阐述，还是一位亲自参与、被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称为“贱人”的工匠和设计师。实践的参与经历使墨子的设计思想具有实践的品格和更强的说服力。

在英国，威廉?莫里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他可能是人们唯一能够脱口而出的设计师。然而，这位设计师有他独特的个性：他要设计的是整个世界。他被恩格斯称为“情感社会主义者”。莫里斯为众多人所知的一面是艺术家、设计师，事实上他首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早年他曾参加民主联盟，极力反对英帝国主义在爱尔兰、埃及、印度、缅甸和南非的扩张和掠夺行为，并开始投向工会的组织活动。在其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反应了他的社会主义追求。在其小说《梦见约翰?鲍尔》和《乌乡有消息》里都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主义理想。威廉?莫里斯和墨子一样其思想关注的也是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他们都是怀着救世的思想建立学说和思想的，这也是他

们形成民主基础上的人道主义设计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莫里斯所处的时代不同于社会财富相当贫乏墨子的时代。当时设计的状况一方面是大量缺乏设计的劣质工业产品充斥于市场，严重影响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广大人民生活在劣质设计的环境中不能真正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成果。而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矫饰风格的少量工艺产品却只能用来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由此，威廉?莫里斯提出手工艺运动和文学方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思想和当时工业设计的状况共同促成了他的设计思想。他的设计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为大众设计、讲求实用、反对过度装饰。

从以上的比较可看出，这两位跨越不同时空的设计家，其形成的面向大众的、实用的设计思想于二者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二者身处不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财富存在着巨大差别，可以说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同处阶级社会的社会本质蕴含了他们设计思想相同基础，使他们有了相同的设计关注对象，也由此产生了了他们的民主设计思想，也造成了他们基本设计思想的相似。

二、墨子与威廉?莫里斯设计思想的相似之处

正如前文所言，二者都是思想、学识的集大成者，在救世思想的背景下，他们的设计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其中在能体现设计性质，在设计史上争论较大的两个重要问题上存在相似之处。一是设计的服务对象，二是设计中装饰与实用的关系。本文将重点论述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相似理解。

1、相同的设计服务对象

设计的服务对象在设计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一位建筑学家曾用诗意的语言表达自己对设计服务对象和宗旨的清醒认识：“衡量我们建筑的尺度也应当是人。这是我们的同代人。”③他在这里所说的人其实是指同时代的社会公众或者说人民大众。设计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设计，应该是面向占社会大多的普通百姓的设计。在上古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分化，简单、粗略的设计是应制造生产工具的造物要求而产生的，同时也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因此也是健康的设计。而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不但在经济、生产力方面发生了分化，在文化上也发生了分化。与普通大众生活相关的设计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人类近5000年的设计文明史实则成了一部为权贵的设计史。

墨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造物为大众的思想可谓是超前的，在当时乃至后来的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墨子在他的著作中，屡屡提到“利天下”的命题。他不仅把“利天下”作为自己学说的旨归，而且还将其作为检验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是否合于正义的准绳。“利天下”是墨子的重要思想，是他建立学说，参与政治活动，以及亲自参与劳动和具体设计实践的根本目的。“利天下”的思想观点是墨子设计思想服务对象——也就是面向大众，确立的真实写照。

“利天下”之“利”在墨子眼中有一些具体的含义。首先是有关社会的财用厚生制作之利。在《节用》里，他详细列述了各种有利于百姓的生活、生产手段，轮车鞘饱、陶冶梓匠、饮食衣服、武器兵甲、舟揖宫室等，其次是政治活动之利。他认为“古者民始生，若禽兽然”，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以毒药水火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能以相分，隐匿良道不能以相教”，所以必须“尚同于天”，建立国家，选择任用国君官吏，实行良善政治，使“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见《尚同》)。这两者的归结点在于“顺天意”以“兼相爱，交相利”(《兼爱》)。其具体的社会政治效应是“利天下”.使天下人民得利。④由此可看出墨子造物和设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民众。而且墨子这种对天下人的关注是不同于其他学派，是非常具体的，落实到了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上和日常生活得器物上。他在是关百姓生活的具体的设计实践上也进行了实际的探索。墨子这种设计思想与设计起源于造物的初衷也是非常相宜的。

墨子除了将“利天下”之“利”落实于人民的具体的生产、生活的基本观点外，从他其他的观点也可佐证其设计服务大众的设计思想。如《墨子》各篇，多次提到“上以中天之利，中以中鬼之利，下以中鬼之利”。利天、利鬼，根本的目的还是利民，因此，他把是否有利于百姓，作为检查社会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凡对百姓有利的，即合于天、鬼之利，而得兴之为之，否则既不能为而必须除之：“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再如，其曾在《兼爱》里提出了“欲天下之富”的观点：“今天下之君子，中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以不务为也。”⑤古代一般思想家，从未有人提过使人民富裕的观点。这样的提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尤见独到。

由此可见墨子学说的体系，出发点、目标和展开过程，都在于为天下之民着想。属于其整体学说的设计服务对象则更是为大众的。在中国历史上将设计对象定位在为广大人民的思想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墨子的设计思想已经蕴含了

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正如王受之先生所言：“一旦设计满足的对象是大众，那就开始有现代意味了。”墨子在当时提出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

事隔数千年，进入威廉?莫里斯生活的时代，人类社会历经磨难已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社会总财富也大为提高，老百姓、人民大众的生活也相应得到较大改善，这是墨子生活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阶级社会的本质属性并没有使广大人民在相同的历史阶段平等享有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9世纪，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围绕着机器，围绕着市场的新时代，人们把它称为现代设计。虽然大量的工业产品投入市场，但设计远远落后在后面，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美术家不过问工业产品而工厂业主则只管具体制作、生产流程、产品质量、销路和利润，未能想象到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与必要，此时的产品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在利润的作用下，资本家生产工业产品无暇顾及产品的功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设计，产品“丑陋”；二是手工艺人仍然以手工方式生产为少数权贵使用的用品。社会上的产品明显的两极分化，上层人士使用精美的手工艺品，平民百姓使用粗劣的工业品。

威廉?莫里斯受拉斯金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设计上强调设计的服务大众。他曾在187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小艺术》中明确地提出自己地设计思想，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所谓地大艺术（指造型艺术）和小艺术（指设计），把艺术如此区分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如此区分，效益数就会变成毫无价值地、机械地、没有理智地东西，失去对于流行风格地抵抗能力，失去了改革地力量。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失去小艺术的支持，大艺术也就失去了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而成为毫无意义的附庸，成为有钱人的玩物。”⑥莫里斯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是“由少数人培育出来，并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艺术家脱离了日常生活也是艺术脱离了社会土壤。”“我不愿意艺术只为少数人效劳，仅仅为了少数人的教育和自由。”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决定我们世纪艺术命运的大问题：“要不是人人都能享受艺术，那艺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佩夫斯纳认为：“就此而论，莫里斯真正是20实际名副其实的预言家，称得上…现代运动之父。”⑦从佩夫斯纳的这个论断可看出正是威廉莫里斯为大众的设计服务对象的确立才奠定了它在现代设计史上的地位。

威廉?莫里斯民主的设计思想在其晚年的一些演讲和著作中得到清晰的阐述。如前文提到的《小艺术》，另外一些重要的演讲有：《为人民的艺术》、《生活中的小艺术》、《对艺术的希望》、《对艺术的希望和忧虑》、《艺术与社会主义》等。威廉?莫里斯的民主设计思想极大的影响了未来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发展，也极大的使设计在社会中得以普及。尽管其被确立为“现代设计之父”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其对现代设计的影响确实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民主的设计思想、面向大众的设计对象的确立成为了区分“旧式设计”和“现代设计”的重要区别。

2、对实用与装饰关系的相似理解

中外设计史上关于装饰与实用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设计历史上关于功能美与装饰美，功能与装饰，功能与功能美等概念区别一直很含混。总的来看，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将功能与美完全等同起来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凡有用的就是美的、凡美的就是善的。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凡是我们有用的东西，如果它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地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⑧二是强调功能与装饰的结合。这种观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儒家所持的“文质彬彬”的观点。三是认为装饰有害的观点。如著名建筑师卢斯（A.Loos，1870－1933）曾说：“一件简单的家具比博物馆里任何一件镶嵌的、雕花的家具都美丽。”“⑨装饰的复活是危害国民经济的一种罪行，因为它浪费劳动力、钱和材料。”“装饰是罪犯们做出来的；装饰严重地伤害人的健康，伤害国家预算，伤害文化进步，因而发生了罪行。”⑩这种观点尤其在社会地动荡已损害到人们生活的根本时，就有生长的土壤。

事实上，作为技艺或者设计产品的美包含着两个层次地内容：一是器物内在功能的合目的性的美，即上述所说的善的、伦理的美；二是器物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外在形式美。对实用与装饰两者关系理解的关键是对合目的性的美和外在形式美关系的理解。事实上，这两种美是两个层次的美，真正美的设计产品应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合目的性这是造物的目的，人类往往将其赋予了伦理、道德色彩；而在合目的性的器物中表达审美理想也是人类必然的追求。“道德”与“美”分属两个范畴，而长期以来在设计领域中既不能对其做合理、正确的区分，又不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事实上，这两种美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对有功能价值的器物进行美的形式设计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今物质产品极大丰裕和产品激烈竞争的今天，产品的形式美还提高大众审美意识、促进文化传播、促进产品销售等其他功能，则更应该重视产品的形式设计。

墨子与威廉莫里斯作为不同时代重要的设计思想家，对这一影响设计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都有论述，并且在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解上达成了共识，即他们都强调产品的实用功能。

墨子对于实用与装饰的关系的理解上，首先可以肯定墨子是强调和重视实用功能的，在《节用篇》中墨子多次提出“致用”和“利人”的主张。《墨子?节用篇》开篇：“其为衣裘为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儿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眠；;不加者去之。”11其意为：做衣服是为何呢？是为了冬天御寒，夏天避暑。所以，做衣的道理是冬天能够增添温暖，夏天可以更加清凉;否则，一概去掉。接着，制甲、制舟等例子罗列其后，在墨家看来，各种物品如果能够从其最基本的实用目的考虑，不必需的全部略去，就可以达到节用的日的。墨子对制衣目的性的分析体现了他注重功能和实用的思想。

其次,墨子对于实用与装饰的关系还集中体现在《非乐》中，他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提出这“非乐”、“非美”的思想是建立不损害人民的衣食财用。对于墨子的这种观点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墨子的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狭隘性，如有学者就曾指出：“如果象墨子所说的那样，要统治阶级爱惜人民的衣食之财，停止审美和艺术活动，这不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且将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普遍粗野无文化状态，一切科学和艺术上的伟大创作都将成为不可能。”12事实并不像这种片面的理解那样，墨子提出这种思想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在前文中一有所论述。墨子并不绝对否定美，正如有学者所言：“墨子并不否认美的客观存在，也不反对音、色、甘、美是人人都需要都喜欢的，而且据有关记载，墨子还懂得音乐，善于吹笙。”1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从造物艺术的角度来说，他从人道、人性角度来考虑美，正是墨子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由此可见“非乐”它是功能美强调的一种象征，并不是对形式美的绝对否定。

威廉?莫里斯对于设计实用功能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其提高了实用艺术的地位。如前文所言的19世纪的英国的设计状况，不仅产生了大量缺乏设计的产品，也使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高尚艺术”（或称“重要艺术”、“纯艺术”）与“实用艺术”（亦称“装饰艺术”、“次要艺术”或“小艺术”）之间的差别已经发展到相互对立的地步。莫里斯是第一位认识到当时这种艺术脱离社会的不健康状况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位投入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他从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艺术来改变社会的丑恶与堕落，他把实用艺术提高到与“高尚艺术”或“纯艺术”同等的地位，并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艺术史上的先驱者之一。14 威廉?莫里斯在具体设计上，强调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结合，对于他来说，实用但是丑陋的设计不是好的设计。他曾经说：“不要在你家中放一件虽然你认为实用的，但是难看的东西。”15这是他的功能与美观结合的设计思想的体现。从这句话也可看出威廉?莫里斯已经对“功能”和“功能美”的细微差别有了思想上的认识。所以他呼吁“产品需要设计”、“美术与技术结合”，他的呼吁也使工业界意识到当时工业设计重功能、轻审美的致命弱点。

三、综述

本文所论述的墨子和威廉?莫里斯相似的设计观点只是影响设计史最重要的两个观点，其他如他们对设计材质的理解、设计与劳动的关系理解上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这两点理解的基础是一样的，但他们在这两点的理解上也有不同之处。如对功能与装饰关系的理解上。墨子在强调功能的基础性的时候，还强调设计过程中“节约”原则，即现代设计中倡导的“经济”原则。而威廉?莫里斯则更强调实用基础上与美的结合。

他们的观点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二者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都受到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墨子在那个霸主争雄的阶级时代，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不能被统治阶级接受，尤其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仁”、“礼”的思想成为中国数千年的主流思想后，墨家的思想更是得不到重视。因此他的思想有一些超越阶级社会本质的乌托般的倾向。威廉?莫里斯虽然有了对功能和功能美、产品合目的性的美和形式美的区分意识，但他对设计形式美的实现却主张以“手工艺”的方式来实现，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装饰思维的延续，这实与大工业机器生产的生产力状况相背离。这就造成了他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其设计思想初衷的矛盾。因此他的这种设计思想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是无法实现的。正因为此，也和他设计服务大众的观点构成了矛盾。但他们对设计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世设计走向更健康、更合理的方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