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公簋讨论
? 甲骨新缀第八~九例
《甲骨文合集》新缀第三则?
觉公簋试读
2009年09月21日发布在两周史, 金文 | 没有评论?
【作者】王泽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说明：
原文发表在《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第227至238页），现节选部份内容。
内容提要：
关于公簋“唯王廿又八祀”所属王世。综合《左传》、《竹书纪年》、《元和姓纂》等传世文献对晋国早期历史的记载和宜侯夨簋、荣簋、簋、天马—
曲村遗址M6127、灵台白草坡M1等墓葬、青铜器、金文材料，倾向于将其置于康王世的意见。
关于铭文中的“唐伯”。结合《史记》、《左传》等传世文献记载认为，是燮父在其迁晋之前的称号，与其排行有关，不是指公侯伯子男的“伯”，不宜理解为爵称。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材料中的涉及周子弟受封诸侯的一些伯、仲、叔、季的称谓，与各人的排行有关，是周封建其子弟所用的一套特定称号（主要在西周
初及西周早期）。公的称谓，可能是沿袭前代“旧爵”。“唐叔虞”的“唐
叔”也应是号。北赵晋侯墓地M114所出叔夨方鼎中的“叔夨”，是称号加名。文中还附带提及铭文中“妻”字的用法。
【文章下载】
王泽文《公簋试读》.doc
标签：尧公簋, 王泽文, 青铜器
王泽文：《觉公簋试读》，《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17000字，线装书局待刊。
文王作青铜《覐國公簋》，于文王二十八祀（公元前1152年）。Post By：2009-8-16 23:44:00
文王作青铜《覐國公簋》，
于文王二十八祀（公元前1152年）。
香港收藏家藏有一青铜簋，簋内有青铜铭文四行，引起专家们关注。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著文披露此簋及其铭文（《考古》杂志2007年第3期）。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著文，认为对晋国早期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中原文物》200 9年第1期）。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新撰《二十八祀簋的年代问题》一文，待刊。
这是周文王作青铜《覐國公簋》。
铭文应释如下：
覐國公。作妻姚
飯，遘于王令
啺伯侯于晉。
雉王二十又八祀。爻
注解：
“覐國”，古籍中写作堯國。堯國邑于平城（今山西襄汾之古城）。
“姚”，姚与周姬氏同祖于后稷。姚于黄河与汾水交汇地域，邑于邠（今山西万荣地）。
“王”，殷商王。
“啺”，《说文》：“啺，古唐字。”古籍中称唐堯之邦。唐堯之邑于平水滨，在汾水西。汾水以东是晉氏族地域。
“雉王”，即岐山下周文王。
殷商王称之为西伯昌。
“雉王二十八祀”，
商称祀，
周称年。
根据《甲骨刻辞与青铜铭文揭示
文王与周王世断代年表》：
“文王在位积年五十年，
公元前1179年至公元前1130年。”
雉王二十八祀，应是公元前1152年。
族徽，即是爻，覐國族徽。
岐山下周文王赐覐國公妻姚，並作簋以封，适逢殷商王已令啺伯侯于晉。文王作簋于雉王二十八年。
从197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山西襄汾古城东地的古遗址，便是堯都的遺址。其发掘的陶寺遺址、曲沃翼城交界的方城遺址，便是晋氏族遺址以及啺伯侯于晋的遺址。
啺伯侯于晋，大兴土木。
《詩*唐國風*揚之水》：
“揚之水，
白石凿凿。
素衣朱暴，
从子于沃。
既见君子，
云何不乐!
揚之水，
白石皓皓。
素衣朱绣，
从子于鹄。
既见君子，
云何其忧!
揚之水，
白石粼粼。
我闻有命，
不敢以告人。”
“于沃”，沃，古籍称曲沃。
“于鹄”，鹄，应是古籍中称翼城。
考古学称“曲沃翼城交界的方城遺址”。
吴德章
2009年8月16日
晋文化论坛考古议题辑要（一）(2009-05-30 03:16:46)
标签：原创晋文化论坛考古议题杂谈分类：文化广角
晋文化论坛已经举行过两届了，今年赶上天马—曲村发掘30周年，所以曲沃当地又召请国内外的学者适时举办第三届晋文化论坛。
细数30年的历程，从苏、邹二公开启的晋文化概念和天马——曲村遗址到李伯谦先生主帅的晋侯墓地，晋文化研究是不断前进的，围绕展开的关于物质文化、历史问题的研究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进入21世纪，随着降县横水墓地、翼城大河口村墓地的发现和“尧公簋”的面世，现阶段的讨论重点基本停留在晋国族属和晋文化构成，“倗”、“霸”性质，晋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西周王年等方向。
三代考古研究的魅力一方面来自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和确伪，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涌现的新发现，因此，上古时代也成为中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更为亲近的关键所在。由此造成的尴尬就是，三代考古研究上手易、学成难，所要求的素养是全面的，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功夫……任何一环的不足都会使研究工作变成迷魂案。
这次的晋文化论坛，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作为基层族类，我只有仰望金字塔的份儿，听听调调，咂咂滋味。提交会议的论文，北大没有一篇，考古材料没有新突破的空档，晋文化研究进入瓶颈期，山西学者也是各立山头，都以自己的工作说事，难定分晓。
1、“尧公簋”议题
“惟王二十八祀”——成王PK康王
朱凤瀚在《考古》2007年第3期发表了《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澄清了燮父由唐地迁到晋地的史实，为天—曲遗址性质、晋国始封等问题打开了新局面。然而一句“惟王二十八祀”却让三代断代工程确
定的西周王年受到了挑战，因为与燮父时代相当的成王和康王均不够28年（当然会上有人提到林沄怀疑该簋可能系伪造，我没有看过林的原文，但坚持该簋为真品的学者辨说，如果它是伪造的，那么做器的人一定是个大家，姑且相信它是真实的罢），这样一来，则需要在科技测年和既定铭文允许的范围内，对西周王年重新调整。朱凤瀚在此文发表前先开了一个内部的小型论证会，在取得了支持和肯定的前提下方公布于众，朱文将两王的理由和问题均作了陈述，表面上没有给予确定的是非，然字里行间却站在了成王的一边，结合其他学者的文章，将两方论据列举如下：
A、成王
支持者：朱凤瀚、李伯谦、田建文
（1）《左传》昭公十二年：“吾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侍康王”，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这些文献记载说明，燮父主要活动在康王时，则燮父即位、迁晋的时间在成王末比在康王末更合理。
（2）朱凤瀚考察器形和铭文特征后认为该器物做成当不晚于西周早期中段。这个时段大致对应成、康之年（依据三代工程年表）。
（3）晋侯墓地有最早为燮父的墓葬，鉴于天—曲遗址有“早到成康之际的遗存”（李伯谦），则据此依可判定。
（4）在成王纪年从何处起推标准不统一（是否把周公摄政7年计入）的情况下，等于说就给了一个浮动的空间，如果将周公7年计入，则不论抛开三代断代工程年表的汉以后学者的成王在位37年说还是工
程年表的29年（22+7），自然都可以满足成王28年。（由于对金文、古文献和天文历法认识的不同，这一点是最难把握的，也是讨论火力最集中的地方，学者的底气都不是很足）
B、康王
支持者：李学勤、王占奎
（因为李学勤《廿八祀簋的年代学问题》待刊，不得其理，以下均为王的观点）
（1）王占奎将西周时期可以定年的金文中的“于”字进行了排比，发现康王之前多为于后连“弓”形的“于”字，康昭之际开始流行单“于”，而此簋上的“于”恰为后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依据，不过在亲自实践考察之前不可轻信但也不能不信）
（2）《国语·晋语四》：“岁在大火……唐叔以封”，而伐纣之年是“岁在鹑火”，根据星相规律，“大火当在鹑火后3n+12年”（王占奎），切题的只有3年或15年两种可能，王氏认为是15年，理由是武王灭商后在位4年，末年也为成王即位初年，成王初年即灭唐不大可能，（然而《史记·晋世家》明确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显然是3年的有力支撑，王氏的结论缺乏依据），另外在燮父墓（M114）中有被认为是伐楚前后的铜器，由此判断燮父死时不早于昭王伐楚前后，那么从武王伐纣后15年亦即成王12年叔虞就封于唐到昭王末年前后燮父去世，叔虞、燮父两代在位的总年数约为48年，平均各24年，这样很自然的就将燮父初年定在了康昭之际。
（这样做的结果则只能压缩西周早期武成二王的年数，然武王灭殷后在位4年是确定的，则只能压缩成王年数，王氏所拟的西周年表就只给了成王9年，如果加上周公摄政的7年，成王亲政就只有两年，如此之短，严重成孤立之势，难得到学界的认同。但这只是对该论据的批驳，并不能据此否定康王说的可能，在二者PK的立场上，我坚决地观望、学习！）
此外，王占奎还对铭文的释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的常提的“尧公簋”基本源自朱凤瀚的一家之言，考古学出生的学者古文字研究水平都相对薄弱，只能利用古文字专家的研究成果。其实关于是否为“尧”、是否为妻都存在争议，王氏就提出
为“郊”、为“郪”（地名）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认为“伯”是燮父排行老大的表达，本人则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