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武 --------- 从2049年看中国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

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危机之后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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