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开放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有关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文献，一种是从信息科学的视角出发，在数据层面和技术层面对“政府数据开放”展开研究；另一种则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研究“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和管理问题。公共管理的视角，国际上关于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对象已覆盖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琳琅满目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对象上，该领域的研究囊括了来自不同类型的国家，既包括美国、英国、欧盟、荷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巴西、哥伦比亚、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经验研究的方法，或是将某个州以及地方的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度访谈或焦点讨论等定性研究或是采集数据进行定量研究。这些研究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现状作了深入分析，其研究成果也对未来实践提供了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Zuiderwij A(2014)等对政府开放数据政策框架构建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开放数据的政策，但是有关数据开放政策的目的和实际影响等问题的系统性和结构化的研究却非常少，进而构建了一个比较开放数据政策的框架，该框架包括环境和背景、政策内容、绩效指标和公共价值等因素，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荷兰政府的各级相关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于政府开放数据的标准与原则、意义与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各种影响因素间的互动等方面。其中，对于数据开放的原则，普遍从一手、及时、可获得、可机器处理、无歧视、非私人拥有、无须授权等角度进行阐述（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3），认为满足以上条件的公共数据才可称为“开放”的政府数据。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意义与价值，国外文献主要强调了开放政府数据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能创造的公共价值（Helbig,2013；sayoga,2013）。例如政府技术研究中心的报告从经济、政治、社会、战略、管理等七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公共价值分析框架，以帮助政府测量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影响。有关“政府数据开放”所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数据层面和管理层面，其中来自数据层面的挑战主要包括数据准确性、数据保密、数据所权、用户对数据的使用和解读能力等，而来自管理层面的挑战主要是指权力结构、组织架构、部门利益、组织文化和人员意识（Janssen, 2011；conradie, 2012）。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呈现动态互动关系，共同决定着政府数据开放的成效。针对政府数据开放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提高政府数据开放政

策的战略性、改善政府数据开放环境、考虑政府数据开放的可持续性等（Cresswell，2011 ；Harrison，2013）。

有关政府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与本研究最接近的研究是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城市调查（Piotrowski S J,2010）。作者基于个人对透明的需求、公众参与和地方政府等三个方面提出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因素。首先，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教育、收入、年龄结构等)越好，对透明度的需求越强。其次，参政议政越频繁，对信息公开的要求越强烈。最后，政治竞争程度(如选任官员数量、任期)、城市规模(总人口、总面积)、城市财富(人均预算、信用评级)等可能同政府透明度正相关，政体也会对透明度有影响。

有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对行政机构的约束和教育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产生正面影响（Williams A，2012）。Crimmelikhuijsen S（2012）通过对荷兰市级地方政府的研究表明，组织能力、政治压力和社会群体压力会从不同角度对基于网站的地方政府透明产生影响。对西班牙市级地方政府的研究表明，政府透明受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教育和政治意愿等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影响（Sol D A，2013）。此外，对中东国家的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透明受政治和公民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制度因素中介它们与透明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对政府透明没有显著影响（Dowley K M，2006）。

虽然国外有关政府行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但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却非常多，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驱动因素、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规模、政府绩效、财政赤字的关系上。围绕财政透明这一主题，不同研究发现财政透明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极化和以往的财政条件（AIt J E，2006）;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水平、政府规模、政治竞争和其它政治经济因素（Esteller-More A 2012；Rios A-M ，2013；Caamano-Alegre J,2013）；税收、政党倾向和人口数量等政治和经济社会因素等（Bastida F，2011）。这些有关政府透明度的研究均是在欧美国家社会情境下进行的，普遍带有探索性且并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对于本论文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2）、国内研究现状

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

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实践和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整体落后于欧美各

国(郑磊、徐慧娜，2013)。国内学者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概念、价值和发展现状（高丰，2015；赵润娣，2015；沈亚平，2014），国外政府数据开放情况、经验介绍及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启示等（迪莉娅，2014；张涵，2015）。

对于数据开放的概念研究，虽然开放政府数据(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这一术语随着开放政府工作组开放数据八项原则发布，于2008年流行起来，近来变得相对突出。政府数据开放已在政府开放联盟的各国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本身却由于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于中国而言，它也更多地还只是一种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2015年9月数据开放的字眼

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前瞻性的研究也较为缺乏。（沈亚平，2015）。但国内不少学者从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关系的角度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数据与信息是一种递进关系，数据是底层结构，信息则是在其之上（赵润娣，2015）。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进一步发展，数据是信息的前身，而原始数据的开放是政府信息资源深层次开放和利用的标志（迪莉娅，2014）。政府数据开放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其差别在于：第一，政府信息公开更多是在信息层面，开放的是一些文件、已进行过加工处理的数据，而非原始的数据集。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发现其中的意义、规律，就成了信息。而开放政府数据意味着，只要不侵犯国家安全、隐私和商业机密，人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利用、再利用，不同的人可分析出不同的结果。第二，政府信息公开与开放政府数据的目的不同。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让公众知情、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更多地是政治和行政上的责任。而开放政府数据不仅要让人“知情”，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利用”数据，更多是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虑（郑磊，2015）。开放数据所强调的机器可读性以及其明确赋予数据使用者的自由加值利用和分享

传播权利，更好地刺激了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需求，也鼓励了公众对政府数据加值利用（高丰，2015）。

关于我国数据开放的发展现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开放数据在中国的发展整体落后于欧美各国。在国家层上，政府开放数据起步较晚，尚没有建立开放数据的政策体系，也没有上线的国家级开放数据门户。虽然近两年来，中央在开放政府数据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展，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了开放数据的实践，但中国开放数据总体还很少，现有的开放性数据价值也并不高（郑磊，2015）。

有学者对当前中国社会各界了解开放数据的程度进行调研后，认为开放政府数据的概念尚未在社会普及，缺乏有效的参与路径和政府共同推进开放数据的进程，中国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着生态发展的挑战（高丰，2015）。通过介绍英国、美国、日本、台湾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机制、举措，总结其经验和特点后（张涵，2015；杨东谋，2013；崔洪铭；2014），学者从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数据管理和平台开发等角度对提高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程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政府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随着中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信息公开程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对政府透明度的相关研究越来越丰富，政府透明度及其影响因素成为近年来学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内部动力（政府责任和价值体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规则、法制发展、技术进步等）和外部压力（公众需求、市场需求、环境压力）的角度来考虑政府透明度影响因素，认为政府透明是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少数学者从制度、组织、舆论等为主要维度对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设计和分析。虽然一些学者对政府透明度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大量研究都属于理论探讨或案例研究，由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难以衡量和比较而缺乏实证研究（马亮，2012）。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动力机制研究，段尧清（2005）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种力量或因素的构成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原理，并进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引力模型、压力模型、推力模型和耦合模型的设计，将动力分为引力、压力、推力三个层面。杨敏（2007）梳理出三条政府信息公开动力线索，一条存在于行政机关内部，其余两条存在于行政机关外部，包括公众的监督和救济途径的制度安排。李春阁（2011）持同样观点，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着内生动力和外在动力，利益需求与价值观念产生内生动力，而制度、舆论、权力等要素则从外部作用于政府，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外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