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陈独秀思想之异同
陈独秀体育思想
陈独秀体育思想 陈独秀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刻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基于对旧中国的教育深刻反思和近代西洋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他提出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思想理论，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陈独秀的体育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充满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1 陈独秀体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使中国彻底陷入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陈独秀四次东渡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的洗礼,由于深受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他积极 倡导实行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兽性”主义教育方法,“兽性”主义正是指在青少年身心上要求通过锻炼达到体魂健壮、意志坚强、心怀坦荡、对未来充满自信心的人。他满怀热情地把改造中国、更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时代与社会赋予了青年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对青年一代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陈独秀体育观的内容 2.1 提出“智、力、德”三者并重 陈独秀深受资产阶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人应该在身体、智慧、德行、信仰等方面和谐发展”的影响，曾提出“最大限度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新青年和新国民”的教育目的与“智、力、德三者并重，为近代教育之通则”的教育主张。 他明确指出，“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10年来，青年死亡率锐减，列国无语比伦。”而对当时中国青年的体质状况，陈独秀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陈独秀认为，我国国民体质低下应归咎于我国传统的训诂教育与重文轻武之风。他还认为，身体强健是人生幸福的基础，也只有身体强健才能适应日趋尖锐的生存竞争。 他还从体育与德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指出，游戏、体操是使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和情感陶冶的有效途径。他认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找种种机会，用各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正是用作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 2.2 提倡实行“兽性”主义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摘要］新人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分析人，关注人，发展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力主除旧布新，积极为打造新国民而努力。他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虽历近百年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教育科学精神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奔走呼号，倡导从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挽救危局，成为他早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为达此目的，他对新教育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教育立论，提出了关于教育培育新青年的系列思想，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容等众多方面，为今天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宗旨：培养健全的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成为当时新学人群为之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由此而发。他在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极力倡导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但不是旧青年而是新青年，对新青年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他尖锐指出，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
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然其所见社会之青年难以恭维，心力智衰者不绝如缕，不能自觉也难以奋斗。为此，他深刻指出，新青年要符合六大特征：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欲达到培养新青年之目标，陈独秀力陈教育之重要：“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2］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几个精英分子，不是培养几个白面书生，不是培养一群升官发财苟且偷安之徒，而是培养适应时世社会需要的健全的人、健康的人、理智健全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3］ 为击退当时卑劣无耻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增强抵抗力，完成国民培养新形象，陈独秀注意借鉴西洋教育经验。他认为，新国民教育应当多管齐下，从人格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而非依附型奴隶人格，从所学上要以科学人权并重，从思想上要与世界同流开放包容而非自国的，从社会经济角度则要经世实利于社会而非守退安隐于乱世，从生理上要锻炼身体坚强体魄，要向西洋教育学习“全身皆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陈独秀三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
陈独秀三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 陈独秀，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那么陈独秀三大主义是什么?下面是为你搜集陈独秀三大主义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这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 陈独秀三大主义中主张的是推翻夸张的、不实用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淡的、能够表达情感的国民文学;推翻腐败的、陈旧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实用的写实文学;推翻曲折晦涩的山林文学，建立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三大主义是陈独秀在1916年《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的。全文的思想也就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对封建旧文学的否定和批判，它也从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了旧文学的阿谀奉承，陈独秀三大主义主张要以革新的文学作为我们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主要途径。 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来源和背景是陈独秀在1915年从日本留学回来返回上海，不久，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在经过二次革命以后，陈独秀觉得要救中国，必须先进行思想改革。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文学学长。在陈独秀的推荐下，他的朋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于是他们几人一起主编《青年杂志》，之后
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被威胁时，毫不畏惧，最后将陈独秀等人逐出北大。这一消息一出，于是马上就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想的战争。 陈独秀是哪里人陈独秀是哪里人?他就是享有“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安徽安庆人。 1879年，也就是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一颗巨星降落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小家庭内，这颗巨星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哪里人?他就是安徽怀宁人。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因为瘟疫死在了江苏怀宁会馆，那时候陈独秀才刚刚满2岁，从此他就失去了父亲，感受不到父爱。之后陈独秀先后由他的祖父陈章旭和他的大哥陈庆元将他抚养成人。陈独秀在家中独自学习《四书》、《五经》，有人称赞他说，陈独秀长大后要不成龙。要不就是成蛇，成人后的陈独秀真的应征了这句话。 安徽怀宁，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安庆市，这里的地理位置极好，是安徽西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温舒适。安庆更是产人才的地方，这里养育了很多伟人，陈独秀、邓稼先、严凤英、韩再芬等都是安徽安庆人。安徽安庆更是一个旅游胜地，安庆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城市。安庆还是中国黄梅戏的发源地。 陈独秀的趣事谈到陈独秀，除了思想家、革命家等等身份头衔以外，还知道哪些陈独秀趣事呢?今天就来讲讲乳房赋的故事，没有看错，这首赋就是这个题目，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篇《乳房赋》与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对陈独秀的评价
对陈独秀的评价（一）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 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 陈独秀，在政局混乱的时代，却生就一副不会钻营圆滑的傲骨和思想先进的才骨。这也许决定了他未来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成就和最终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 他在思想上的先进和自由，使他在文化领域和初期的政治生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青年》杂志；他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然而，即使他光芒耀人如此，终由于他的狷介狂傲和固执的个性，使他命运多舛。他曾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但是大革命中，即使他心中百般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但却最终执行。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他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后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他了解到苏联共产国际与自己思想的偏差，于是准备组织托派，而这一举动和他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他被开除党籍。但即使这样，固执坚持的他依旧不悔。 他在看待问题时，有时的确过于偏激，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他是深深厌恶斯大林的，但这样说，过于偏激了。 另外，他应该及时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决策，作为那时中共的最高领导，如果他真的努力去抵制，还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采取正确的决策。 从人性的角度，他所处的混乱复杂社会背景决定他这样一个毫无心机、没有手段、光明磊落的人难以担当一个新兴政党的领袖，但这却不能淹没他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贡献。
（二）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 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 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同志的积极鼓动也给他带来了下狱的噩运。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
陈独秀的道德教育思想
office opertions 办公室业务?学科前沿 142 办公室业务2012?11 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李颖 浅谈陈独秀的道德教育思想 【摘要】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非常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并对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创建了系统化的道德教育理论。陈独秀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新型道德教育观，即民主、科学、全面发展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民主；科学；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观综述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非常注重传统道德思想实践活动。这一活动具体表现为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因此，历朝历代都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为基础，对道德教育的的各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创立了系统化的道德教育理论。 首先是仁爱观。孔子最早提出“仁”。在此之后，“仁”一直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髓，被后来的思想家们学习与借鉴，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仁爱，也就是爱他人、与人相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不仅能成为人际交往的媒介，而且能够营造出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社会成员道德品质的塑造过程，以及社会事业建造者的培养过程，都与仁爱教育密不可分。通过仁爱教育，人们可以变得胸怀广阔，并且互敬互谅。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学说，提出个人在爱自己亲人的同时，还得把这种爱拓展开，发展成去爱世间万物。董仲舒认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张载觉得“民胞物与”。朱熹指出：“仁者，爱之理，心之道也”。仁爱观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为落脚点，对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 及道德修养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是孝悌观。“仁爱”是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孝悌”则是家庭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孝”是父子之情，即纵系家族关系，“悌”是兄弟之情，即横系家族关系。孝悌观的最初提出者也是孔子。它要求人们真心真意地去对待父母及兄弟，提供物质的同时，还得有精神上的鼓励和关心。可是，孝顺父母也不能凡是父母说的话就必须听，而应先判断其对错，对于错误，我们可以委婉指出，并劝戒，如果父母不听，我们还是得态度良好地听命于他们。孔子觉得，只有在家庭中和父母兄弟相处融洽，才能在朝廷中对君王尽职尽责。所以说，中国古代政治上的“忠君”也是“孝悌”的表现形式。 最后是义利观。义利关系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经常讨论的议题。道德与利益是相互交错的。孔子认为，义与利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应该是以义为特性，起码也应该做到面对利就可以想到义。求生是人的本能，维持生命就是最大的利益，可是君子能在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生命，舍弃利，选择义，这就可以充分证明，义的价值是大于利的。儒家义利观，自古以来就对社会、以及个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掌握着人们的灵魂，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让他们朝着道德的方向前行。并且培养了大批志士仁人，均以重义轻利为特征，表现了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 二、对中国传统教育观的批判 陈独秀在阐述了中国传统教育观后，紧接着对其进行了批判。 (一)传统教育脱离社会 陈独秀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这样看来，教育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传统教育脱离了社会，使得学生成为社会中独立的团体，学校成为社会中独立的区域，在大多数眼中，学生与学校，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民众感受不到而且不相信教育的作用。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那只有把社会与教育联系起来，把教育放在社会需求中去考察。对于学校中各种专业的设立，也必须根据学校性质而确定，并且根据学校所在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传统教育脱离客观现实 陈独秀指出，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课堂，教育必须和客观现实相连接，这样的教育对于社会和个人才有积极意义。而传统教育模式正好缺少这一点，与客观实际严重分离，陈独秀说：有许多学生“在学校时候，无不品行纯洁，志趣高超，为一有希望之青年”，然而“一入社会，则渐染渐深，愈久愈甚，终成为一无希望之恶人”。这一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就是教育与现实相分离。 (三)传统教育模式是封闭式的 陈独秀指出，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学校，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关闭在学校大门之外。受教育是贵族阶级享有的特权，办学理念也是迎合这一范围需求的。导致了学校不能在社会上充分发挥其作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可谓新式教育的开山巨匠，而叶圣陶则是苏派教育的先驱领航人，对于二人的教育思想，既有承继趋同的一面，又存在变革差异的一面。本文从下述几个层面对其进行异同辨析：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通过对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必然有益于当下教育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教育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著述丰赡的教育家。自戊戌变法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在教育宗旨、制度、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不仅有体系严谨的理论以资后人研究，其成功的教育实践更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鲜活范本。而作为苏派教育先驱者的叶圣陶，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在其70多年教育实践及研究中，更是形成了一种代表我国现代教育实践发展方向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教育思想体大思精，提出诸多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教育命题，影响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对两位大师关于教育思想的辨析与梳
理，必然有益于现代教育研究及新课程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思想启迪。 一、教育目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意识及自主能力，能够有目的有宗旨地进行活动，宗旨是人类活动特有属性，而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样需要宗旨；对于教育的宗旨，他认为培养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关键，独立人格不仅在品行、智识、体力方面皆完备，更要能享有人权，在政治自由方面具有独立的法人意识。可以说，此时的梁启超倾向于将教育的宗旨定格为：培养社会变革所需的政治人才。 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在教育实践方面，梁启超更是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的有：蔡锷、徐志摩、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而在他所培养的十四个子女中，除了早夭的五位外，其余九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20世纪， 算是极为罕见的。梁启超正是通过自身的实践验证自己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教育宗旨。 关于教育的目的，苏派名师叶圣陶在其教育论述中认为：“教育事业的目标在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①“我不
☆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既带有时代特征，更寓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梁启超更多的是一位师范教育思想家与理论家，而非一位师范教育实践家。 名师出高徒，梁启超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学生有：蔡锷、秦力山、林锡圭、范源廉、周宏业、唐才质、田邦璇、李炳寰、冯自由、郑贯一、徐志摩、徐中舒、蔡尚思、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鲁迅、毛泽东等一代著名知识分子，无不受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文体革命，以流利畅达的文学代替死板僵硬的八股文，开创了近代新文体的时代，对教育界有巨大影响。因此说，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个儿女中8个留学异国，个个回国报效，卓有成效，其中有3位院士。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二、师范教育： 我国自古重视师资培养。许多教育家都论及师德、师术、师表等为师之道，对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和学问，以及身教和言教的方式方法，提出过许多严格的要求。但创办师范学校，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制度，却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 现代汉语“师范”一词，系来自日语。古汉语中也有师范这个词，原义是“学习的模范”，名词，如《后汉书?赵壹传》，“学成师范，缙绅归慕”，引申为动词“效法”，如《文心雕龙?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宋元以后有了“教师、师傅”义。该词传到日本后，成为日语中的“汉字”，其义大致与古汉语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设置专门的师资养成机构，名之曰“师范学校”。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将其介绍回中国，后渐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