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在国内,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

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

始。”“底层”问题在国内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学者刘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王晓华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明了,他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⑴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⑵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⑶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可谓众声喧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诸多表述中或多或少地瞥见“底层”概念界定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如“被压抑的阶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沉默的大多数”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并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即“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

二、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

当前关于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底层究竟能否进行自我表述?

王莉、张延松在《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一文中,将“底层文学”作家分为两种:“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这一看法不言自明地肯定了“底层可以进行自我表述”这一命题,但却被更多的质疑之声所淹没。刘旭认为,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没有话语能力,被言说的群体,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毛丹武进一步指出:“知识者的表述究竟是不是底层经验要由底层来确认,但底层不能自我认知,它的判断不能不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污染,所以连它的自我确认都很可疑。”(二)知识者能否为底层代言?

对这一问题,学界歧义也颇多。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这是一种肯定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则对知识分子“代言”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某种不信任,饶翔认为,“如果底层写作是以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进行,那么如何能完全抹去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如何能证明它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遭际?因为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即使那些貌似最客观的写实作品也是透过了作者的眼

睛和心灵。”刘旭的看法则更深一层,在他看来,在“代言”的知识分子笔下,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 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刘旭的这一表述显然不无偏颇,但也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众所周知,事实上任何表述在它被表达出的那一刻起,便已永远偏离了自身。(三)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

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亦即“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当前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学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蔡翔指出,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最重要的前提是“怎么样重新走进人民”。他同时还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要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

王晓华也认为,只有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关照和表现底层。刘旭则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 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三、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反思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勃兴,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思考与追问,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

在文学创作的大氛围中,同其他题材作品相比,当前的底层文学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首先突出表现在许多反映底层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趣味有时并不能贴近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学者丁智才认为,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清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明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从而彻头彻尾地跌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当前底层文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误区,在最近几年的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那就是“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甚至在小说叙事和场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快意苦难’的倾向。”正如批评家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作者不仅没有写出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在对苦难主题进行描写时,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浮现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洪治纲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有关底层苦难的书写,是一种应该反思的叙事陷阱。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少读到那种温暖的人性,很少读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广袤和悲悯,也很少感受到那些人之为人的

亲情、荣耀和梦想,这种所谓的‘苦难叙事’不仅掏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而且直接影响了作品自身的说服力。”他同时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之所以带有某种‘苦难焦虑症’的倾向,从创作主体上看,关键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这一表述直陈当前底层“苦难叙事”中存在的弊端,给那些视底层为“苦难之天生渊薮”的作家敲响了警钟,对当下的底层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我们以前对先锋文学都有一种概念化的看法,认为形式上的探索,用跟别人不一样的写法来写就叫先锋文学。但这样先锋文学仅限于形式跟内心情绪的探索,而底层文学就是把先锋文学没有触及到的,在内容上的探索,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所以它也具有“先锋性”,它是跟整个中国现实的变化,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反思。底层文学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的思想界的讨论之中。从思想方面来说,从1998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发展中的包袱,可以把它甩掉,或者是可以被牺牲、被忽略,或者被遗弃的。但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不同,

认为底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只有中国这个主体发展起来,整个的中国才能发展起来。底层文学也是在这种层面上参与了讨论,它对底层的主体性的寻找,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强调,包括对他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生活的描写,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底层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者,是一种“新文化”。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逐渐地告别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所谓“五四文学”的方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方面是“左翼文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文学,第三方面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这些倾向内部也会有斗争,但是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思想与文学上的不同方向。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左翼文学”的叙述基本上被剔除出文学史叙述。自由主义作家的分量不断加重,“先锋文学”、“纯文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盛极一时,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先锋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坚持“纯文学”,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文学功能的要求也变了,也从启蒙与救亡更多变成了消费和娱乐。此后通俗文学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占据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五四的新文化,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而到九十年代末期,特别是现在,整个文坛的主流已经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底层文学”的出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是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它是坚持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之前,黑幕小说、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等占据了文坛,而今天的文坛上最多的也是这一类小说。在五四时,鲁迅、茅盾都对这些通俗作品给予极力的批评,这些通俗文学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鸦片烟的效果,有故事,有通俗化的模式,让人阅读的快感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与时代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是新文学不一样,像鲁迅、茅盾,是把现实的东西写出来让人看,不是为了让读者舒服,而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文学,让人认识之后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像鲁迅所说的,“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秩序。“新文学”与“新文化”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所以“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就是坚持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就是“底层文学”的社会作用。“底层文学”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意识领域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者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翻心”——来概括,如果说“翻身”是从当奴隶到当主人,但是从奴隶到主人,实际上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底层文学”应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人把“心”翻过来,让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从而引起改变现状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在觉醒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觉醒之后,翻身之后,如果仍然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过是简单地从以前的受压迫者变成了现在的压迫者。底层文学应该能起到这样一种“翻心”的作用,即翻过来之后就不是以前那个“心”了,让人有一种对社会流行意识的批判性的认识,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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