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在国内，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
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
始。”“底层”问题在国内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学者刘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王晓华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明了，他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⑴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⑵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⑶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可谓众声喧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诸多表述中或多或少地瞥见“底层”概念界定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如“被压抑的阶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沉默的大多数”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并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即“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
二、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
当前关于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底层究竟能否进行自我表述？
王莉、张延松在《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一文中，将“底层文学”作家分为两种：“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这一看法不言自明地肯定了“底层可以进行自我表述”这一命题，但却被更多的质疑之声所淹没。刘旭认为，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没有话语能力，被言说的群体，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毛丹武进一步指出：“知识者的表述究竟是不是底层经验要由底层来确认，但底层不能自我认知，它的判断不能不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污染，所以连它的自我确认都很可疑。”（二）知识者能否为底层代言？
对这一问题，学界歧义也颇多。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这是一种肯定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则对知识分子“代言”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某种不信任，饶翔认为，“如果底层写作是以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进行，那么如何能完全抹去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如何能证明它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遭际？因为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即使那些貌似最客观的写实作品也是透过了作者的眼
睛和心灵。”刘旭的看法则更深一层，在他看来，在“代言”的知识分子笔下，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 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刘旭的这一表述显然不无偏颇，但也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众所周知，事实上任何表述在它被表达出的那一刻起，便已永远偏离了自身。（三）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
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亦即“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当前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学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蔡翔指出，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最重要的前提是“怎么样重新走进人民”。他同时还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要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
王晓华也认为，只有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关照和表现底层。刘旭则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 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三、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反思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勃兴，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思考与追问，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
在文学创作的大氛围中，同其他题材作品相比，当前的底层文学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首先突出表现在许多反映底层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趣味有时并不能贴近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学者丁智才认为，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清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明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从而彻头彻尾地跌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当前底层文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误区，在最近几年的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那就是“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甚至在小说叙事和场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快意苦难’的倾向。”正如批评家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作者不仅没有写出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在对苦难主题进行描写时，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浮现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洪治纲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有关底层苦难的书写，是一种应该反思的叙事陷阱。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少读到那种温暖的人性，很少读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广袤和悲悯，也很少感受到那些人之为人的
亲情、荣耀和梦想，这种所谓的‘苦难叙事’不仅掏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而且直接影响了作品自身的说服力。”他同时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之所以带有某种‘苦难焦虑症’的倾向，从创作主体上看，关键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这一表述直陈当前底层“苦难叙事”中存在的弊端，给那些视底层为“苦难之天生渊薮”的作家敲响了警钟，对当下的底层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我们以前对先锋文学都有一种概念化的看法，认为形式上的探索，用跟别人不一样的写法来写就叫先锋文学。但这样先锋文学仅限于形式跟内心情绪的探索，而底层文学就是把先锋文学没有触及到的，在内容上的探索，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所以它也具有“先锋性”，它是跟整个中国现实的变化，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反思。底层文学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的思想界的讨论之中。从思想方面来说，从1998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发展中的包袱，可以把它甩掉，或者是可以被牺牲、被忽略，或者被遗弃的。但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不同，
认为底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只有中国这个主体发展起来，整个的中国才能发展起来。底层文学也是在这种层面上参与了讨论，它对底层的主体性的寻找，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强调，包括对他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生活的描写，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底层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者，是一种“新文化”。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逐渐地告别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所谓“五四文学”的方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方面是“左翼文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文学，第三方面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这些倾向内部也会有斗争，但是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思想与文学上的不同方向。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左翼文学”的叙述基本上被剔除出文学史叙述。自由主义作家的分量不断加重，“先锋文学”、“纯文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盛极一时，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先锋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坚持“纯文学”，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文学功能的要求也变了，也从启蒙与救亡更多变成了消费和娱乐。此后通俗文学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占据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五四的新文化，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而到九十年代末期，特别是现在，整个文坛的主流已经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底层文学”的出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是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它是坚持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之前，黑幕小说、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等占据了文坛，而今天的文坛上最多的也是这一类小说。在五四时，鲁迅、茅盾都对这些通俗作品给予极力的批评，这些通俗文学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鸦片烟的效果，有故事，有通俗化的模式，让人阅读的快感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与时代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是新文学不一样，像鲁迅、茅盾，是把现实的东西写出来让人看，不是为了让读者舒服，而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文学，让人认识之后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像鲁迅所说的，“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秩序。“新文学”与“新文化”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所以“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就是坚持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方向。
第三个方面就是“底层文学”的社会作用。“底层文学”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意识领域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者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翻心”——来概括，如果说“翻身”是从当奴隶到当主人，但是从奴隶到主人，实际上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底层文学”应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人把“心”翻过来，让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从而引起改变现状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在觉醒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觉醒之后，翻身之后，如果仍然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过是简单地从以前的受压迫者变成了现在的压迫者。底层文学应该能起到这样一种“翻心”的作用，即翻过来之后就不是以前那个“心”了，让人有一种对社会流行意识的批判性的认识，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
小说叙述特点题
【典型例题1】 问题形式—— 小说在叙述方面有什么特点？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6分） 吉祥如意 郭文斌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娘说，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尝一下。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来。 等他们洗完脸，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甜醅子和花馍馍已经端到桌子上了，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神仙在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吉祥／那儿吉祥／处处都吉祥…… 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但他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种感觉特别地美好。 供完，娘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娘说上山采艾时必须吃一点供品，能抵挡邪门歪道呢。甜醅子是莜麦酵的，光闻着就能让人醉。花馍馍也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走了。又给他们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看着姐姐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去了，他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疼得要死，伸手要去夺，六月忙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月，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嗨嗨，五月被六月惹笑了。六月知道，五月今年已经试手做了两个香包了。娘说，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五月就红着脸打娘。娘说，女靠一个巧，巧是练出来的。五月就练。一些小花布就在五月的手里东拼拼西凑凑。 但很快六月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看见了蛇。五月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六月抱在怀里。六月说，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了吗，不是吃过供过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娘不是说只要你不伤蛇蛇就不会伤你吗？六月说，娘不是说真正的蛇只在人的心里吗？ 这样说着时，那圆开始转了，很慢，又很快。当他们终于断定，它是越转越远时，五月和六月从对方身上，闻到了一种香味，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 娘教五月如何用针，如何戴顶针。五月第一次体会到了往布里顶针的快乐，把两片布连成一片的快乐。五月缝时，六月趴在炕上看。五月的针不防就滑脱，顶到肉里去，血就流出来。五月疼得龇牙咧嘴。再看娘手中的针，怎么就那么服帖呢？ 山顶就要到了，五月和六月从未有过地感觉到“大家”的美好。即使那些平时憎恶的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爱。五月和六月到了山顶。太阳从东山顶探出头来，就像一个香包儿。上山采艾的人们就像听到太阳的号令似的一齐伏在地上割艾了。五月说，这艾就要趁太阳刚出来的一会儿采，这样采到的艾既有太阳蛋蛋，又有露水蛋蛋。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他们两人全时，才叫吉祥如意。六月奇怪姐姐怎么把太阳和露水说成蛋蛋。蛋蛋是娘平时用来叫他们的。六月蹲下来，拿出篮子里的刃子准备采艾。但是六月却下不了手。一颗颗玛瑙一样的露珠蛋儿被阳光一照，像是一个个太阳崽子。六月一下子明白了姐姐为什么要用蛋蛋来称呼太阳和露珠。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 六月还是下不了手。姐姐又笑了，说，你觉得他们可怜，可以先把它们摇掉啊，让它躺到地里慢慢睡去。这一摇，又把六月的心摇凉了，让六月看见了一个个美的死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手。六月第一次对自己开始怀疑起来。六月开始采艾。采着采着，就把露珠儿和手的问题都忘了。他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 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 多美啊。 现在，六月和五月的怀里每人抱着一抱艾，抱着整整一年的吉祥，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端午里。他们的脚步
底层文学小说的文学风格
底层文学小说的文学风格 1底层文学的发展变化 “底层文学”主要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这样一种文学，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底层文学作为近年来文学界讨论的热点文化现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着真实世界里万物变迁的社会面貌，其实底层文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所展现，在这个时期，我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分化的阶段，而以这种形式的分化主要是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思想路线。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部分文学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但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
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底层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 大部分底层文学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了，可能别人就说你跟底层人关系不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单纯从概念的层面来讨论底层文学比较困难，而且它还在发展中，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只有在“存在”中，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发展中，才能创造出它的“本质”，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底层文学和跟它相对应的其他文学不太一样。 2叙事手段上的想象性表述 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叙事手段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既有着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也在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我觉得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跟整个的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它的发展的势头比较好。
文学的创作过程
文学的创作过程 一、创作的必要条件 （一）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生活素材和广博的生活知识 1.有多样的生活兴趣，广泛地了解生活。 2.对所写的生活内容?烂熟于心?。 3.在开阔生活视野的同时，对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做深入的体察。 4.依靠直接经验的同时，还要掌握大量的间接经验，做到知识广博。 （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审美观、艺术观 1.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也叫宇宙观。世界观影响着作家基本的创作原则和创作道路。 2.审美观和艺术观是对艺术的本质、特征、价值和使命的基本看法，它直接影响作家的审美个性、艺术趣味和创作质量。 （三）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熟练的艺术技巧 1.艺术修养是作家进行艺术创造所必需的艺术气质、素养与才能。 获得艺术修养的途径：⑴开发自己的艺术禀赋。 ⑵汲取前人艺术杰作中的艺术营养来构建自己特殊的智能结构。 2.艺术技巧是熟练地运用创作手法与技术去创造活的形象，艺术地表现生活的能力。 作家要掌握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所独有的艺术表现技巧。因为艺术技巧是： ⑴使生活变成艺术的必要途径。 ⑵使艺术形象具有深厚意蕴的必要手段。 ⑶提高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条件。 丰厚的生活基础、正确的世界观和熟练的创作技巧，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条件。生活经验是创作的基础，世界观是创作的灵魂，艺术技巧是创作的手段，三者相辅相成。 二、创作过程 文学创作活动的过程，即艺术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理论上三者有先后次序，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错的。 （一）艺术积累（材料储备）阶段 艺术积累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灵去把握生活素材的实践活动。 陆文夫说：?不写小说的人观察生活，较多的着眼于事，人是作为事的参与者而存在的。小说作者较多的着眼于人，事是作为人的一种连续性表现而存在的。? 艺术积累应该把?人?当作第一目标。 作家进行艺术积累和情感酝酿的基本途径，是对生活的观察、记忆、感受与体验。 1.观察：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看和审查创作对象。 ⑴观察要有广度。⑵观察要有深度。 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2.记忆：把观察得来的信息、素材储存在头脑中。 ⑴艺术积累中的记忆，是经过作家筛选的印象。 ⑵记忆在艺术积累中，起酝酿、孕育、发酵的重要作用。 ⑶艺术积累中的记忆，不仅是外部材料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主体自身在观察中获得的情绪心境的聚积。《契诃夫手记》 3.感受：作家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承受外物的刺激，从而产生属于艺术家自己的艺术感觉
新世纪文学中地“底层文学”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在国，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
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底层”问题在国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学者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王晓华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明了，他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⑴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⑵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 ⑶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可谓众声喧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诸多表述中或多或少地瞥见“底层”概念界定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如“被压抑的阶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沉默的大多数”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并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即“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
王蒙新世纪小说创作研究
王蒙新世纪小说创作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今天,王蒙都是文坛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演变发展的历程,通过王蒙的文学创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势,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文学追求和文学理想。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王蒙的作品从主题、人物、叙事再到语言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七十年代末,他最先引进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推动了文学的变革。新世纪伊始,王蒙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仍然不断推出新作,这些作品多从反思的角度反映一个老作家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新中国时代变迁的看法。其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既彰显了一贯的个人风格,又呈现出不断创新求变的艺术取向。本文以王蒙新世纪作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三个方面来论述王蒙新世纪作品与之前创作上的差异,以时间为序,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对王蒙小说的创作进行一个梳理,并结合王蒙的人生经历、历史的发展变化等主客观因素深入探讨王蒙新世纪小说创作转型的原因。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新世纪王蒙小说思想主题的变化。在这个时期,王蒙已经意识到了革命、历史等“宏大叙述”与个人、人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创作也从此前的侧重探讨政治、革命与人的关系的“宏大的叙事”,已经开始转移到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上。第二章主要探讨新世纪文学小说在内容题材方面的变化。在新世纪王蒙不再局限于描写一个时代的风云历史。他开始立足当下,关注平常生活里的人的精神状态。第三章探讨的是王蒙在文体与叙事方式上的
继承与超越。这个时期他在创作技法方面,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有在小说中首次尝试的复杂多变的叙事视角,有独特的叙事结构,还有对传统文体的借鉴与融合。
底层文学文学性
底层文学文学性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这就是底层文学的崛起。以曹征路的《那儿》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发表为标志，底层文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许多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以自己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呈现了底层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自然也在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云雷、贺绍俊、孟繁华、蔡翔、刘继明、陈应松等学者、作家纷纷撰文，对底层文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誉之为“新世纪的先锋文学”，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但与此同时，对底层文学质疑的声音也时时出现，有人认为底层文学只是堆积苦难，以题材取胜;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审判代替了美学追求;更有人直陈底层文学是粗粝的，缺乏文学性的，甚至连一些对底层文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存有疑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怎样评价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毋庸讳言，底层文学作品对百姓苦难的叙写是详尽细致的。在某些人眼里，确有“堆积苦难”之嫌。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方面造就了
一个个人财富以百亿计的富豪阶层的同时，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庞大的底层世界。因此，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另一面，便是无数底层百姓的重重苦难。老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当下中国，底层百姓连不幸都是相似的:失去土地，失去工作，要不来工资，房子被强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无依，随时都会降临的各种“难”等等。应该说，文学作品中所写苦难，与人们每天从媒体中得知的情形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在百姓的痛苦哀号面前无动于衷，在百姓的苦难不幸面前闭上眼睛，继续写一些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作家良知的失落和道德的堕落。文学的文学性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或争论的问题。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就已经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把诗赋的语言形式美提到了首位;陆机的《文赋》里，更是对诗的语言风格有着明确的界定———诗缘情而绮靡。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说，对文学性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强调文学性的目的主要还是更巧妙地彰显其政治道德内蕴，用前些年流行的话，就是“形式为内容服务”。 文学性作为一个文论术语，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是在形式主义文论渐成气候以后的事。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
创作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
创作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 创作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具体过程又是不一轻易划分的。然而为了对她有较明确的理解。还是要详细的说明。法捷耶夫曾经说“任何艺术工作的过程都可以假想地分三个时期。（一）积累素材时期（二）构思和酝酿作品时期。（三）写作时期。”这也是一种创作阶段的划分法。但是所谓积累素材时期，大约可以认为是创作的准备分阶段，不宜算作创作的一个时期；而所谓的构思时期和写作时期又和认识阶段和表现阶段是一致的。如果是短篇作品，也许有可能先行构思好了，然后在写作中一挥而就。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创造较大的作品时，都不可能把构思和写作截然划分为两个时期。当然在写作之前。总得先有构思。但是写作之前的构思。往往只是形成大致轮廓，而在写作过程中还需不断地加以补充修正。使它成为更具体，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因此把创作过程简单的划分为构思时期和写作时期。也不是那么合适的。 我们不从创作过程的时期和阶段着想，而从创造活动的具体任务着想。却可以看出整个创造过程中有几个主要环节。题材的选练，主题的发掘，形象的塑造，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修饰。有的，看来是比较单纯的，有的显然是很复杂的。而从完成整个创作任务来看，这几项都是重要的，是一般文学创作都不可缺少的。 作家从事创作。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因而首先要负担的一个任务就是选择题材，进而要提炼题材。由于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对文学的种类与体裁的应用不同，一般的说，作家道选择题才，往往是由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过观察，体念、研究、分析，对某种生活现象，得到较强烈的感受，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因而引起创作的欲望，试图把它写出来。这种印象，也许来自间接的传闻和历史的记载，虽然不是直接接触的实际生活，但终究也还是实际生活的反映。所谓文学的反应现实生活是广义的，作为题材的选择对象也是广泛的。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是当前的世界生活。 而且关于题材的选择，从初步的试图写它到确定写它，还需要反复斟酌的，未必是一次就能订妥的。即使经过选择，认定可以作为题材了，而到把它写进作品中去，不能还不是照原来的印象的直接摹写，还需要进行加工改造，正如选定一款森t用来作为制造某种机器的材料，还笑，把他反复锻炼除掉他的杂质，并锤炼成一种特定的形状。才能合用一样。世界上同样的生活事迹和同样的历史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要求中，在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在不同的文学种类和体裁中，可以写出种种不同性质，不同意义的作品。如我国的开过典礼这回事，就有不少作家写过诗歌和回忆录等；又如：廉颇负荆的故事，也有一些作家写过诗歌和其他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同，都或多或少的表现着题材处理的不同。因此同样的生活现象和同样的历史故事，由于作家所考虑的角度不同，所感兴趣的重点不同，于是所写出的题材也自然会有所不同。 关于题材的选炼，从作者的主观来看，主要是为了体现他的思想感情。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主要是为了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鲁迅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又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如阿Q正传的写阿Q这个人物的生活事迹，就是因为阿Q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最不幸的人物。鲁迅在作品中，掘出啊Q的精神胜利法，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给他性格上，所造成的病态。使人们觉得这种病态是可悲可恶的，是必须治疗的。于是作品中所写的正是体现当时鲁迅的思想感情。鲁迅又说：为了要“听将令”“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里的“将令”，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吧。文学创作都有主题，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什么是主题呢？主题是怎么来的呢？既然文学创作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作品的主题也就只能是从社会生活
浅析底层文学发展前景
浅析底层文学发展前景 “底层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指主要以底层生存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一 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不等同于“纯文学”，因为“纯文学”基 本上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不涉及具体现实生活的描写、不揭露现实 存有的主要问题；它也不等同于“通俗文学”，因为“通俗文学”虽 然借助社会现实的题材，但其带有明显的逃避现实幻想或者商业痕迹 企图，为了获得这种结果而故意采取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方式，甚至 无病呻吟；它也不等同于“主旋律文学”，因为“主旋律文学”完全 是一种按照主流意识思维和主流意识结构要求来撰写的，力求粉饰太 平和标榜进步，而未真正触及现实社会问题的文学形式。因为具有鲜 明的自我特征，分析和探究“底层文学”的兴起、发展与未来方向自 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底层文学的兴起 关于“底层文学”的兴起，时间上算来并不久远，大概也就是从2004年左右才开始的。这种新式的文学创作现象吸引了比如《天涯》、 《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文学评论》、《文 艺理论与批评》等全国理论和文学刊物的集中讨论。“底层文学”具 有自己的特征，它以现实主义为主，将笔触深入到底层人物的生活状 态当中，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倾听底层人的心声与思考，展望 底层人的期冀与梦想，记录底层人的愤懑与不平；它采取多样化的表 现形式，既以传统的写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细致描述，也未机械排斥 艺术表达的创新探索；它的写作态度是相当严肃认真的，致力于在对 底层社会生活完整客观描述的同时，更期望引起人们对这种现象存有 的密切思考，探究和挖掘造成此种现象的背后深层渊源。“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化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一种重要表征，其反映着 中国社会当中日益严峻的如贫富悬殊、城乡差别、利益冲突等社会矛 盾问题，敢于站在普通劳苦大众的立场打破固有意识和精英文化设置 的话语障碍，勇于揭示和描写出当前时代具有的真实图景，以客观批 判的姿态针对现实展开发言，因而构建了价值选择观上的独特因素。
底层文学的叙述视角及其文学性
底层文学的叙述视角及其文学性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这就是底层文学的崛起。以曹征路的《那儿》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发表为标志，底层文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许多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以自己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呈现了底层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自然也在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云雷、贺绍俊、孟繁华、蔡翔、刘继明、陈应松等学者、作家纷纷撰文，对底层文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誉之为“新世纪的先锋文学”，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但与此同时，对底层文学质疑的声音也时时出现，有人认为底层文学只是堆积苦难，以题材取胜;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审判代替了美学追求;更有人直陈底层文学是粗粝的，缺乏文学性的，甚至连一些对底层文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存有疑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怎样评价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毋庸讳言，底层文学作品对百姓苦难的叙写是详尽细致的。在某些人眼里，确有“堆积苦难”之嫌。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方面造就了一个个人财富以百亿计的富豪阶层的同时，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为主体
的庞大的底层世界。因此，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另一面，便是无数底层百姓的重重苦难。老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当下中国，底层百姓连不幸都是相似的:失去土地，失去工作，要不来工资，房子被强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无依，随时都会降临的各种“难”等等。应该说，文学作品中所写苦难，与人们每天从媒体中得知的情形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在百姓的痛苦哀号面前无动于衷，在百姓的苦难不幸面前闭上眼睛，继续写一些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作家良知的失落和道德的堕落。 文学的文学性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或争论的问题。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就已经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把诗赋的语言形式美提到了首位;陆机的《文赋》里，更是对诗的语言风格有着明确的界定———诗缘情而绮靡。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说，对文学性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强调文学性的目的主要还是更巧妙地彰显其政治道德内蕴，用前些年流行的话，就是“形式为内容服务”。文学性作为一个文论术语，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是在形式主义文论渐成气候以后的事。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是作品的形式价值即“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主要包括文学的语言、结构和形式［2］。这里，我们也与时俱进一回，就用这种理论来关照一下尽管成绩卓著但仍颇受指责的底层
新世纪小说的类型化趋势及其待解问题_张永禄
新世纪小说的类型化趋势及其待解问题 张永禄 （上海政法学院 文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新世纪小说类型化趋势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个现实不仅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而且带来诸多无法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褒贬不一的批评立场。无论如何，这场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在深层上需要新的小说理论为其护航，借以论证其正确性与合法性，小说类型学构想也由此破冰。作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很多重要理论问题需要突破。 关键词：小说类型学；叙事成规；独创性；类型化；市场化 新世纪以来，类型化写作发展迅猛，迄今已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客观上讲，类型小说在文坛上早就存在，只是其类型趋势或显或隐、或大或小而已。但是，到了21世纪头十年，类型化和市场化、网络化一道，成为文坛最重要的景观。面对文学市场小说类型化趋势，学术界态度发生了分化，部分学者看好小说类型化趋势，疾呼应建构现代小说类型学理论来回应和促进该趋势，推进文化市场的进一步繁荣；部分学者则对这种趋势持强烈否定态度；更多的研究者则持中性的态度，倾向于把类型化趋势放在新的通俗文学阵营里做文化研究。 一、小说类型化：新世纪文学重要变局 2000年初，作家兴安主编了一套“好看文丛”，并推出了以“70后”作家丁天创作的恐怖小说《脸》为代表的一系列类型小说。夏烈等研究者事后回忆，这件事是类型小说在新世纪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类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天一天热闹起来。其时，敏感的批评家就大胆预言，当代小说已经进入类型化时代，并在《文学报》上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①马相武对此认为，如果不带褒义或贬义地说“小说类型化时代已经到来”，虽然不无夸张的口吻和宏大叙事的风格，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类型小说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数量大到一定比例，其中雷同比例也大到一定程度，说类型化就没有什么太大不妥。而更多的传统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于小说类型化趋势采取冷漠的态度，让其自生自灭。[1]但是，到了2008年，小说类型化就不仅仅是趋势，而且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了。这个现实不仅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而且带来诸多无法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概括起来，小说类型化“繁荣”格局，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类型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繁荣 这个“繁荣”有三个考量指标：出版数量、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校优青基金项目“小说类型成规与创意”（项目编号：SZF10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永禄（1975- ），男，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创意写作。
狄更斯的底层叙述
狄更斯的底层叙述 本文以《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双城记》三部小说为例探讨狄更斯底层叙述的矛盾性:他既发自真心地同情底层,希望能够改善底层悲惨的境遇;同时又不曾真正地融入底层,总是与之保持距离,以俯就的姿态看待底层,甚至惧怕底层的力量。在狄更斯的底层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杂糅在一起的底层世界,一个是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以伦敦的贫民窟住户为典型代表的结构性的底层,另一个则是狄更斯在思考如何解决底层问题时所建构起来的。 狄更斯在小说中关注了底层的悲惨生活,他们住在肮脏破败的贫民窟,穿着 破衣烂衫,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无法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受到中上层阶级的嘲弄与欺压。他看到了这些人的不幸,并否定了资产阶级把贫穷归结为道德堕落的观点,却没有认识到底层的不幸正是恶劣的社会条件导致的。 他在试图解决底层问题时无法认同革命的手段。虽然他对饱受压迫的革命者表示同情,但并不清楚革命的实质,对革命的狂热和可能带来的动荡与无序感到 不安,也没有意识到革命对启蒙底层、打破现有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 对狄更斯而言,想要改变底层的生活、消除社会的不公,又不能发生暴力革命、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改革,即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通过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调整。狄更斯为沉默的底层发出声音,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职能,让更多的人正视底层问题。 这不仅与他幼年的底层经历相关,也深受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关照现实的传统以及英国文学创作中以作品教诲读者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位中产阶级作家,他从未将底层放在平等的位置,以优越的心理、精英的意识来处理小说中的底层人物。
因此,贫民窟成为符合中产阶级想象的危险、邪恶之地,试图反抗的工人和革命者或滑稽可笑或残暴失智,只有符合他的道德要求的底层人民最终获救。狄更斯不是一位激进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的底层叙述至少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小说能够发挥促使社会道德觉醒的职能;二是在现实层面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促进了学校的改良、法律的变革以及童工问题的改善等。
底层写作的概念界定
第1章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底层写作” 显然，认为底层写作是底层者写底层事的观点会把“底层写作”的概念缩小化 或范围窄化，从当前的文学现状来看，可以找出这样的“底层写作”的作品数 量会很少，“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就很难起到相应的社会效应和得到一 定的文学地位。 另一方面，作为底层本身的沉默，需要代言人，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被 表述。我们想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格在1988年对底层民众发出的忧愤 的洁问—“属下能说话吗”，依据斯皮瓦格的分析，底层最大的悲哀是他的“失语”，在主流话语霸权之下，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最底端的底层很难具备 表达自身的能力，需要代言人，这个使命必然落在掌握话语权利的知识分子手中。为底层代言，底层写作成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知 识分子写底层生活，必然滑向为底层代言的路径上去。在“学术资源争夺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吴亮和南帆都以晦涩的语言大声疾呼:“不能再自缚于我们 编织的底层话语之网中，必须让底层自身出场”。①在当今社会，这可以做到吗? 当底层可以自己出场时，他具有了话语权，他就不再是“属下能说话吗?”中 的沉默者了，在身份上他还是不是属于底层就必须打个问号。所以，“底层写作”知识分子的在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底层写作他者化不可避免。“底层写作”的显在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更好地去表现底层，关注底层，如何在精神 层面上融入底层。在精神上和被代言者达到共享，在视角上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并进而发现底层生活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这是一个需要作家深思，评论家 深讨的论题。 所以，笔者认为从客体对象考虑，认为只要是写底层的任何人和事、把笔 触伸向底层的，就可以被认定为“底层写作”的观念应该是合理而中肯的。 “底层写作”，关乎写作主体的不只是写作者的介入姿态问题，更重要的是 表现底层怎样的生活状态，“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它不仅仅只是依靠 表现多灾多难、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去吸引读者，写作者应该在表现底层苦难 的基础上，挖掘底层者的苦难根源和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在文学层面上，用文 学固有的审美去表现底层，并通过文学本身的艺术魅力去吸引读者。纵观中国 文学史，对底层的表现是个一直存在的文学叙事形式，“底层写作”作为一个集 体共享的概念，只是当代一批知识分子在一种人文关怀情结驱使下把底层关注 加以细化讨论和将这种写作方式道德化的结果。事实上，反映底层民众困苦生 ①南帆，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J].上海: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2“底层写作”的概念界定 当我们对底层有个清晰地把握后，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对“底层”的认识 来探讨“底层写作”。在《文学该如何关注底层》中，评论家王晓华对“底层写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他指出“纯逻辑的语境中，底层文学可以展开为: (1)指向底层的文学;(2)为了底层的文学;(3)底层自身的文学”。事实上， 王晓华的观点可以有效针对当前的学术界对于“底层写作”的两种分歧:一种 是从写作主体出发，认为底层写作纯粹只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写作，是处 于底层的人叙述底层中的人和事，是底层自身的文学，只有像《中国打工诗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算是纯正的“底层写作”;另一种观点从客体对象考虑，认为 只要是写底层的任何人和事、把笔触伸向底层的，就可以被定义为底层写作， 是为了底层的文学，这个层面上也包含了指向底层的文学这一内涵。 事实上，在当前的文学语境下，将“底层写作”的定义本质化是困难的，
山西底层叙事作品的独特叙事艺术以小说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 NO.1，2013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322 山西“底层叙事”作品的独特叙事艺术 ——以小说《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为例 武金兰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摘 要：山西有一个巨大的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存在，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们也常用作品来表述自己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段崇轩也曾论述说“山西新锐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其具有代表性的是当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三部中篇小说：蒋韵的《心爱的树》、葛水平的《喊山》和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这三篇小说在叙述中也注意一些叙述技巧的把握，对当前的底层叙述技巧有了一个大胆的突破。分析开来，主要有第三人称限制性叙述视角的运用和对于的关注。 关键词：“底层叙事”；第三人称限制性叙述；地域文化 作者简介：武金兰（1982.11- ），女，山西临县人，本科，吕梁高等专科学校离石师范分校，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3）01-0322-2 底层叙事是“意识形态的自发与审美自觉的完美结合”，其本身在叙述中隐含着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的展示，在质疑与思考蕴含着独特的生命魅力。但文学发展的空间在于打破其固有的传统，《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性作品，其作家们在阐释底层人民的生命蕴含时，在叙事艺术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使文本更具有可读性。 一、匠心独运的叙述视角 底层叙事作品，绝大部分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即采用“我”的视角来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和叙述者的视野都是在“我”的视听范围之内。福勒认为：“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有种种显而易见的长处，例如它可以使作者十分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并用意识流或其它方式将他最隐秘的思想公之于众。”因而，底层叙事中采用这种叙事视角，优势显而易见。 但是，在《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这几部作品中，作家们却规避了这一点。他们有意无意的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在突然转换的情节设置中留下悬念，造成阅读的空白，使小说更具有可读性。 《心爱的树》以旁观者凌香的视角叙述为主，以梅巧等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安排结构。凌香与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是小说中所有故事的见证人。正因为这，凌香的视角使不同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多层面地凸显出来，达到了多声共振的艺术效果。同样，《喊山》、《前面就是麦季》也都采用了这种叙述视角。《喊山》中，葛水平采用惯用的第三人称女性视角，客观而冷静。在文本中，她采用细腻柔和的声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太行深处的故事，但故事是喜还是悲，她没有加以干涉，也没有做任何评论。正是这种平淡体贴的叙述，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引起情感的共鸣。《前面就是麦季》中，李骏虎虽身为男子，但他却退出了叙述的舞台，让兰英、红芳、秀娟三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使读者的情感随主人公的命运而不断起伏，在阅读中感受到人性的美好！ 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述视角，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人性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在客观而冷静的描写中展现开来，引导读者在阅读中揣测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在人物情绪变化的细节中感同身受，再通过一些悬念、情节突转等安排故事的发展变化，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使读者在想象中引起情感的共鸣。 二、地域文化的独特张力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指称，故事构成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人物和行动。但好的艺术作品，作家叙述的焦点除了人物和故事，往往在还加入一些地域文化的元素，使叙述更具有深刻性。《心爱的树》、《喊山》和《前面就是麦季》三部作品，其底层叙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匠心独运的第三人称叙述，还在于作家们对故事来源的关注，注重其地域文化之下的独特张力。而这种地域文化的张力，使小说在原本平缓的叙述中更添神韵。 所谓地域文化，不仅包括一个地方所应有的风俗习惯，还更应该包括其民族在形成过程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山西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也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并传承下来。生活于其中的底层民众，他们在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中无疑是受影响较慢的一代，因而他们的身上也较多的保留着这一部分精神文化。作为山西优秀小说作家，浓厚的家园意识是其心灵世界中根深蒂固的情愫，因而作品也时刻隐含着故土家乡的影子，闪烁着山西人民的美好人情和人性。 其实据蒋韵自己介绍“《心爱的树》这个故事并不发生在河东，但她一直深深被晋南养育君子、侠士的文化故土所吸引，于是把“大先生”等几个人物，拉到了河东。”在故事中，蒋韵为我们描述了两种树：河东柿子树和山西大槐树。晋南，俗称河东，是黄河和汾河的交汇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里，柿子树被人称为君子侠士，而山西大槐树则被称为中国人的“根”。将柿子树和大槐树贯穿于文本，看似偏乎主题之外，却突出了地域风情的独特韵味。 《喊山》讲述的是太行山大峡谷的故事。在这里，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梁上梁下的人家通过喊山来联络，夜晚通过喊山来吓跑野兽，出殡讲究哭丧，男女偷情只要不破坏婚姻就允许，发生命案以赔为重……这些不论是地域环境还是民族风俗，作者都为我们一一描 述出来。但是，作为平民出身，葛水平深谙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也了解这些人身上的生命光辉，因而她还挖掘了在地域文化影响之下人们的精神内涵，对于腊宏命案的处理，作者无意于批评村民是不是懂法律，而是着意于底层 网络出版时间：2013-04-10 14:16 网络出版地址：https://www.360docs.net/doc/ba4378326.html,/kcms/detail/53.1133.D.20130410.1416.214.html
从文艺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从文艺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a作为文学场最重要的部分——期刊，无论是原创作品刊物、选刊、文摘还是理论研究刊物等，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文学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系列变迁都在文学场中完成。在整个文学场与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包括作家个体、作家群体、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出版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行动者，这些文学行动者的文学实践必然会与社会其他行动者发生关系，在观察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行动者所遵循的无疑是“文学”的法则。新世纪以来，期刊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其出版过程也是一种文学实践，本身也蕴含着无穷的讯息。“大众传媒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依靠传媒的刊载、评论、传播，文学方得以保存、流布和发展，才能对民众、对社会、对美学观念与道德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b 文艺理论刊物作为期刊的一个种类，其发展影响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本文以《当代文坛》为例，通过对该刊的刊文情况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和研究，梳理文艺理论期刊在整个文学场中的作用，一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理论期刊促进文艺创作与研究双向繁荣 图书、杂志、报纸等媒体构筑起当代社会的日常公共文化空间，社会个体通过媒体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这些媒体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则会影响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因为文艺理论刊物与读者、作家、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从文学角度看，理论期刊“除了真实记录同时代文学活生生的、微妙的、驳杂的进程，批评还必须对文学的发展条分缕析，追求其来龙去脉，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筛选出可以流传的作品，以伟大的经典作为审美参照，彰显杂芜的当代作品中那些与所处时代紧密结合同时又超越了所处时代的、不朽的情思，以渊博的学识和逻辑的分析
国产电影底层叙事现实主义风格刍议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ba4378326.html, 国产电影底层叙事现实主义风格刍议 作者：孙大志 来源：《电影评介》2018年第13期 底层电影概念源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其时的中国社会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阶层已开始出现明显分化;随之而来文化阶层亦开始出现分化，由此渐渐形成了后现代基本完形的底层社会。最初提出底层电影概念并开始倾心关注底层社会的是中国第六代电影人群体，底层性质使得这一群体正在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意义的话语表达。 一、电影底层叙事 （一）质朴叙事 边缘化已成为底层电影形象的一种标准配置，同时成为底层电影创制的标准化格局与格调。底层电影叙事较难做到以本色出演而实现拟真生活与切近现实的叙事表达，因此，本色演绎反而成为了中国电影人孜孜以求的质朴无华本质。例如《光棍儿》作为一部独立制片的国产喜剧电影，其光影所映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底层社会的普通人物：在距离首都北京仅150公里处，张家口市万全县顾家沟的四个底层社会典型的老光棍儿。影片以区区30万投资，即在豆瓣上获得了8.1的惊人高分，并且，更在FilmEX与全州电影节分获评审团特别奖与亚洲电影促进奖。这部纯粹原生态的影片以其几无表演痕迹的光影与近乎无限接近拟真生活的反映，由渺小卑微却质朴无华的底层人物在底层叙事的表达之下，展现出真实的动人心魄的强大力量。该片的叙事表达破天荒地采取了国产电影罕有的四线叙事的后现代技法，不仅四位角色各具特色，且主次分明、主副得当、主辅相成，为底层电影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典型化的精彩叙事表达。 （二）幻灭书写表达 底层电影的具象化与表象化叙事书写着社会草根阶层小人物的凄惨命运，因此，底层电影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较难摆脱本质上的阴暗基调与阴暗基质;同时，其亦较难摆脱底层叙事书写过程中俯拾即是的幻灭性表达。例如，影片《路过未来》即以其所聚焦的底层叙事书写将貌似远离观众的生活拉至切近，令观众置身其中无法自拔。这种底层叙事书写以更高超的技法实现了叙事中的抽象化升华;影片中的女主角深圳厂妹，为每月多一点微薄的薪水，为把父母接到城里过上稍好的生活，不惜以身试药试到需要肝移植。这种苦难沉重到茫然无觉的非鲜明对立独特叙事表达，令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彻底沉浸移情之下被视听语言挤压到无法呼吸，直到影片中的女主角最终获得彻底的解脱。从叙事视角而言，该片以非鲜明对立的独特叙事令观众已然处于燃情爆绪的临界状态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对象与渠道，这种形而上的幻灭书写表达，以其强烈的移情性，而将观众浸入到了底层社会的视境当中。[1] （三）现实主义叙事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