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

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

欧阳康

当代科学研究与探索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走近复杂性。对复杂性的关注意味着科学观念的一次根本性调整与转换，意味着对于简单性原则的一种时代性反思与超越，也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观念变革与方法论创新。

一、简单性原则的成就与缺失

自然科学是对于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因此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本体论意义上都贯穿着一种简单性的观念与原则。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包含原理越少的学术比那些包含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有益”。（第18页）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进一步宣称：“自然界是最简单的。”（第693页）爱因斯坦认为真实的自然界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14页)。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一直遵循简单性原则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复杂的宏观世界以某些最为直观明了的公理、规律和法则表达出来，如牛顿的“三大定律”、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等等。简单性思想成为一种基本的科学信念和指导性原则，贯注在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各种层次和各个领域，也必然影响到对人文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探索。

作为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最初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原则建立和产生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都是由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而有所成就。维科于1725年发表了《新科学》，企望能够在人类科学里做出类似于伽利略和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贡献。圣西门在《人类科学概论》中提出人类科学实证化的任务，要求将物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运用到人类科学的研究。孔德创立实证哲学和社会学（又叫社会物理学），把实证原则与方法直接引入社会问题研究。斯宾塞提出社会有机体论，却又力图把社会有机体归约于生物有机体，以证明“动物的机体和社会的机体都有建立在同一原则基础上的内部的条件”(转引自特纳，第49页)，寻找生物学方法对于社会有机体研究的普遍适用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和思潮，并发散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迄今为止，简单性、一体化、定量化和实证性的科学观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社会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美国著名科学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成就时，曾引用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等的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和创造性成就，其中，“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贝尔，第2页)贝尔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从而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这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

然而，当简单性原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断获得成功的时候，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权威性却逐渐受到了怀疑与挑战。一般说来，简单性原则往往与基元性、客观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可逆性、重复性、平衡性、可量化性、线性、清晰性、实证性、中立性等密切相关。由此产生出线性因果的观察视角和还原论的研究思路。然而，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与组织性、主观性、偶然性、突变性、不可逆性、单一性、非平衡性、不可量化性、非线性、混沌性、模糊性、非中立性等密切相关的现象，而且它们对于事物的存在和世界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宇宙的起源与演化，生命的产生与律动，系统的组织与建构，还是微观世界的探索与解读，神经信息的产生、保存、传输与破译等，都存在着仅按简单性原则无法解释的无数复杂现象。至于在人文社会现象中价值利益的渗透和情感意志的投入所带来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情况等，更是无法用还原论的方法加以解释。这正如彭加勒所言：“基本现象的简单性再次隐藏在可观察的总现象的复杂性下面；但是，这种简单性本身只是表面的，它隐藏着极其复杂的机制。”因此，科学应探索复杂性：“我们以为简单的东西变复杂了，科学似乎向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展”。(彭加勒，第119、131页)普里戈金等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

和复杂性。”(第26页)应该说，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超循环理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自组织理论、人工智能等诸多具体学科在内的现代系统科学群的兴起，正是从整体性、横断性、综合性、有机性、偶然性、非线性、多变性、随机性、奇异性、自组织性等方面表达着对于世界的复杂性的特别关注。正如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所言，“阐明复杂性和复杂化概念应当是2 0世纪科学的任务，就像19世纪的熵和能量概念一样”。(参见郝柏林，第3－8页)

复杂性问题的凸显给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探索以重要启示。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正在积极地走向复杂性，那么人文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也必然要求以复杂性的态度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加以把握。

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复杂性观念的解读与探索

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中，对于复杂性问题的关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本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价值意义及其诠释问题的特别关注，二是人文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对于复杂性的研究与探索。

人本主义从探索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入手展开了对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其关注焦点是人文社会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及其诠释问题。狄尔泰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认为精神科学研究人文社会历史现象，而人文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自然现象和过程是外在于人的和纯粹客观的，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的和实证的解析与解释，那么人文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与行动等，则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可能被客观地解析和解释，而只能通过理解来把握。如果说说明是自然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那么理解则是精神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理解是解答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的基本途径。

海德格尔将意义及其解释提升到本体论高度，主张从存在论的高度来追寻存在的意义，认为这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动机，并将其看作一种非常复杂的“解释学循环”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人实现和扩大其生活意义的创造性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把在切近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共同此在的方式从现象上收入眼帘并从存在论上加以适当解释”。（海德格尔，第144页）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理解，因此在这里想摆脱解释的循环几乎是不可能的，“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恰当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以防止陷入所谓“恶性循环”。（同上）海德格尔把释义学的视野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尤其是人的生存论本体论，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将其称为释义学发展中的又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利科尔，第54页）

伽达默尔进一步从哲学高度来研究释义问题，使之成为一种哲学释义学，也把哲学引到了复杂性的前沿。在伽达默尔看来，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理解的现象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模式，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哲学释义学的任务不是要提供一种一般的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而是要发现一切理解模式所共同的东西，说明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历史传统是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历史时间间距不仅会造成成见和误解，也能消除一些不适当的成见和误解。理解不是一种外在于历史的复制活动，而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参与和创造。理解的复杂性在于本文与读者在视域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于理解的个体性，在作品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之间会有差异。因此阅读或倾听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解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理解者通过对本文的理解而达到不同历史视界的交汇与融合，即他所特别注重的“视界融合”。（参见伽达默尔，第40页）通过视界融合的复杂过程而使历史文本进入到现代生活，并创造出新的历史。也正是通过后人的理解，本文进入到后人的生活与生命过程，展示出自己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效果和效应，这就是伽达默尔著名的“效果历史理论”。

保罗·利科尔力图从语言及其运用方面来解决解释中的复杂性问题。他一方面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于释义学的本体论基础的思想，认为理解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人在对自身的历史和意义进行反思之时，也就承认了自身的本体论存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的存在不仅是肉体的存在，也是在语言中的存在和理解中的存在，因此要达到对于存在意义的真正理解，就不能忽视人揭示自身的存在意义和方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非常重视本文在理解中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基本的本文的语言，认为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和

达到理解。对语言的理解离不开语境，然而“本文的语境不是日常语言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一种新的间距，这可以叫作不同于它本身的实在的间距”。（利科尔，第145页）这是一种理解必须面对的新的复杂情况。为了消除这种妨碍理解的间距或障碍，本文要求所有阅读者，包括它的原作者都只能以作者的身份来对其进行理解和释义，而不应对其任意曲解。正是通过作者的理解和释义，内隐的本文意义才能得以显现和揭示，并获得其生命和价值。与狄尔泰等人把理解与说明绝对对立起来不同，利科尔主张辩证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并努力“在说明和理解之间找到一种严格的互相补足性和相互依赖性”。一方面,理解必须在说明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说明需要在理解中得到升华。正是通过这两个过程的统一，本文的存在方式得以彰显，其意义也得到揭示。

应该说，释义学的兴起正是顺应了人文社会问题研究对于复杂性的要求。遗憾的是，这种思潮走向了极端，完全否认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相似和相通的方面。

与人本主义的哲理性和方法论探索相映成趣的是，复杂性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有学者认为，简单性与复杂性思维的最直接区别在于线性与非线性。而在历史上对于社会科学中的非线性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因为他认为人口按指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只能按线性增长，人口将超出食物供给。由此而衍生出的“具有平衡吸引子特征的逻辑曲线，被运用于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场合。它提供了可能的一系列分叉和相变（包括混沌）”。（迈因策尔，第346-347页）以后，复杂性问题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例如，由沃尔特拉和洛特卡描述的捕食者/被捕食者生态系统的演化模型，各种城市系统的非线性时空演化模型，社会学中的宏观与微观社会运行与发展动力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系统模型，社会动态管理系统模型等等。由于对复杂性的关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亚当斯等人关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的研究报告，在涉及家庭的历史、行为和健康、信息处理、社会选择、人类以及猿和猴的社会行为的起源等广泛的研究领域里，清楚地刻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观性、非累积性、较少的应用性、较多的非理论性和明显的多元性，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性。（参见奥弗曼）

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复杂性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探索。

第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说，学科的特点既根据于又表现着对象的特点。作为统一的宇宙的内在组成部分，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很多相同的性质和规定性，并由此而保持着与物质世界的内在联系。因此，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某些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通过观察等手段对其加以客观的实证的解析与说明。然而，人文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不仅有自然物质世界的各种特性，还具有许多后者所不具有的高级和复杂的特性，例如主观性、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等，它们本质上是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不可能仅仅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说明，还必须通过理解等更加复杂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具体说来，首先,人文社会现象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而是人的自觉的活动过程。主观性是社会事实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的动机、愿望、信念、希望等作为人的内在要素支配着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对象化、现实化、社会化，成为现实社会存在的内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社会现象为对象，就不能不面对社会现象中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并对其加以说明。对精神世界的把握只有通过精神的沟通而达到，思想的精髓只有通过思想来领悟。马克斯·韦伯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移情理解无疑是与一般精确自然科学的方案能够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同的。”（韦伯，第44页）其次，社会现象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世界，而是一个文化世界，而文化世界的核心是价值和意义，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多元性、习得性、偶然性。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对象，就不能不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社会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价和判断，帮助人们和社会建立起合理的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再次，社会现象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对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和对于语言的运用与解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创造和运用语言的动物，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理的世界和生物的世界，也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和语言的世界。语言构成了人文世界的重要内容。作为话语的语言实现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们构成了人文社会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对象。对于话

语世界的意义解读和理解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第二，学科性质的复杂性。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当代大科学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所有大科学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定，与自然科学有许多相同的性质和特点，也必须遵循当代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但作为当代科学体系中具有特殊使命的组成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又有许多自己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价值特性上具有非中立性和多元性。这正是社会事实区别于自然事实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关键之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要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就必须直面人文社会现象的这种价值非中立性特征，不仅应将其作为客观的事实来加以描述，而且应当对其影响和意义作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对其价值功能作出必要的评价，以决定对其的褒贬和取舍态度。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既应当成为对于现实社会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各种价值取向及其原由的正确的观念理论表现和深度理论阐发，又应对人们正确认识、评估、确立、调整以至更新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发挥积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科学应当是一种复杂性的科学。（参见林德宏）当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具体现象的价值特点和价值强度有所不同，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不同具体学科的价值性和价值相关度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有更多的客观性、普遍性、大众性、价值中立性和说明性，可以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政治学等。有的学科则离自然科学更远，有更多的主观性、个别性、阶级性、价值非中立性和理解性，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如文学、艺术等。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借助于一定的标准，大体上可以排出一个由客观性向主观性、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由大众性向个别性、由较多的价值中立性到较多的价值非中立性以至价值对立性的比例和含量逐渐增大的序列。但从总体上说，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普遍性发展，即便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也越来越展示出它们与社会和人性的交界面，并产生出越来越大的人文社会效应。

第三，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必然有许多与自然科学研究相通的地方，也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许多方法。而且，与自然科学越是接近的学科越能够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但由于人文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性，要达到自己更加复杂的目的和要求，也必然要求特殊的和多样的方法。“复杂系统探究方法可以是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消除其间隔阂的方法。”（迈因策尔，第12页）从总体上看，人文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作为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涉及到人的主观方面，与人的信念、动机、思维、情感、需要、愿望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价值性、习得性、偶然性，不存在像自然世界中那样强烈的和普遍有效的因果性，也不可能都通过经验的观察来客观地加以描述和解析，而是必须借助于个体的交往来加以理解和解释。因此，说明基础上的理解和理解指导下的说明也许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视界融合的历史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与作为“文本”的人文世界之间达成一致与融合，人们由此求得对于文化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在这种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主观性、阐释性、评价性、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累积性的特点。

四、以复杂性的思维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

解决复杂性的问题需要复杂性的思维、复杂性的范式。复杂性思维是一种在视角、思路和功能上与简单性思维有很大区别的思维方式。有学者对二者的差别做了如下的概括，对世界上事物的看法：简单性思维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部分的集合，事物的本质不在它的整体中，而是由其部分来决定；复杂性思维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机的系统整体，都具有其组成要素在各自孤立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性质。对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看法：简单性思维认为组成要素之间只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割断联系来研究部分；复杂性思维认为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必须以整合的思维方式去考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对因果关系的看法：简单性思维认为事物的变化服从机械因果律，即一个原因必然决定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作为原因又必然决定下一结果，其初始原因乃是外力的“第一次推动”，变化过程中无任何偶然性发生；复杂性思维认为事物在系统整体的变化过程中服从因果反馈规律，不同的原因可以导致同一结果，不同的结果可能有同一原因，系统具有变无序为有序的自组织能力，它善于在随机涨落中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起来。对运动过程是否可逆的看法：简单性思维认为事物的运动过程是可逆的，亦即不存在着“时间之矢”的问题，运动方程对时间的反演是对称的，因此事物不会有演化的历史；复杂性思维认为时间是与不可逆相联系

着的，因此万事万物都有其演化发展的历程，必须用理性观念把时间看成是物质世界进化的度量。对整体最优化的看法：简单性思维认为部分好(或坏),整体就一定好(或坏)，采取的是一种“由细至总”的评价方式；复杂性思维认为局部最优服从整体最优，有时甚至要牺牲局部最优或保持次优以首先确保整体效益的优化，采取的是从整体出发、深入部分、再回到整体的思维方式。（参见杨中楷、刘永振，第46-48页）

当然，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简单性与复杂性并不都是如此泾渭分明的，而往往是互渗互补的，体现着科学研究的两种路向：从多样性走向统一性和简明性；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多变性。因此，强调复杂性并不是对简单性的否定和抛弃，不是不要简单性，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在保持简单性的前提下对复杂性的一种特别关注。由于过去我们过多地依赖于简单性思维和方法，忽视了对于复杂性的探索，从而难以有效地理解和应对复杂局面，因此现在要特别强调对复杂性的关注与探索，重视对复杂性范式的运用。（参见吴彤）这是人文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的要求，也是在当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要求。具体而言，应当尤其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觉地面向多因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综合性思考，从分门别类切实走向系统综合。人文社会系统是一个由近乎无限方面、无限层次和无限具体要素以近乎无限的关系和形式有机组织起来的复杂巨系统，包含着自然的、社会的、人性的，物质的、精神的、信息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工程的、技术的，个体的、民族的、国度的，理性的、情感的、意志的，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客观的、主观的、实践的等等诸多方面，构成了近乎无限复杂的立体有机网络系统。在每一方面、层次和要素都有近乎无限的具体样态并与其它的所有方面有着近乎无限的具体联系方式。它们都对系统的整体发挥着绝对不能忽视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系统的整体功能，因此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它们做出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但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由整体所赋予的，并只有在整体系统中才能实际地和有效地发挥出作用与功能，因此又必须把所有的要素都纳入到整体和系统之中来加以思考，才能既把握要素，也把握整体。就此而言，只有在最深度的分化和最宏大的综合中保持张力，才能达到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系统的完整性把握。

其二，自觉地面向充满随机变量的动态不可逆过程，进行历时性思考。人类社会是由无数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的，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有其自觉的目的，有其价值取向，但在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之间却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这就必然造成个别和局部的自觉性与整体的自发性与盲目性的巨大反差，造成目的的预期性与结果的非预期性。“复杂系统探索方式的关键点在于，从宏观角度看，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发展，都不仅仅是单个意图的加和”（迈因策尔，第344页），而往往是许多相互矛盾冲突的意志和作用所造成的非预期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存在个体、阶级、阶层差别和矛盾冲突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出更加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产生出许多人为的偶然性、突变性、随机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进步，然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却充满了由目的碰撞所必然带来的偶然与随机因素。多因素多变量非线性相互作用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一切问题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留有足够的余地，以真正防患于未然。

其三，自觉地面向多元价值取向内在冲突格局，进行选择性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它包含着认知，但更多地是一种评价，是在各种利弊之间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而当今世界，价值分化、利益冲突显得格外明显，而且不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个人之间都鲜明地表现出来。实际上从全球到个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状的价值体系，在许多价值要素和线条之间形成了许多纽结。在这些纽结中有许多因素是相互背反甚至冲突的，做出一种选择就会触及相关的一大片价值关系，遭遇到广泛的价值碰撞。在这种情况面前，是否能合理地做出最佳的价值选择，取决于是否具有合理的价值观念和能否建构起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价标准体系。

其四，自觉地参与多学科多层次主体共同协作，进行整合性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强的个体性，其创新也尤其需要个体的努力，但面对极为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问题，仅靠个体是非常不够甚至是完全不行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强调团队精神，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是单兵作战，甚至存在很大内耗。这可能满足了个性，但却妨碍了学科内和学科际的协同，更无法承担当代社会的复杂治理与建构任务。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多方面、多层次主体的共同参与，这本身就是对主体的一种全新要求。把个体努力与群体协同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真正高效运行的科学共同体，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所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条件。

其五，自觉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系统，进行人/机协调性思考。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对象和任务，要处理巨量的各类信息，继续简单依赖人脑和经验显然已经无法有效进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于各种类型的最先进的工具，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信息系统。人脑的智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而得以强化和发挥，为此需要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新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的运用既可以提高我们的主体能力，也可能造成新的约束，其作用能否积极和有效地发挥，取决于我们能否不断地更新和强化我们的能力。其六，自觉地在原始性创造与实践性应用之间，进行一体性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至今，积累了许多问题，也有很多成果，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还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的原创性非常之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我们应当继续追求原创性，但也尤其应当关注并深入研究那些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问题，对它们做一体化的思考，探寻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沟通和健康互动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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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