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策

战略产业

江泽民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

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

通病：

1) 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

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

2) 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

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

1) 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

的问题。

2) 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

3) 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

个。你多切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

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

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

1) 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

2) 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

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

准美国的国家。”

3) 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

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

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

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1) 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

2) 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

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

3) 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

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狮子

这个庞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视着它就等于注视自己。每次美国总统上台都要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怕这个上，盼那个下。愁得睡不着觉。简直比美国人还着急。其实，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当真，也不能把它全当假。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最弱

者。仅此而已。

1) 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拉也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如

此。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

要全力搞好中美关系。

2) 美国战略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美国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国眼睛盯的是美国。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战略关注点不止一处。它的战略重点不在亚洲，并不等于不在亚洲打仗。它最关注欧洲时，两场战争却都是在亚洲打的。它的重点在欧洲，并不等于欧洲就没有和平。美国对现今世界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统治。它不会统治世界，也无力统治世界。它倡导的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合作，而非对抗。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参加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绝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的。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包括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比，这种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历史上同类霸权要高的原因。我不怀疑美国处心积虑要使中国改变颜色。我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我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现在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更不会打核战争。核战争把东半球变成废墟。美国要

废墟干什么？如果非要说有核战争危险，那么也是在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器库被彻底销毁之后，核战争才有真正可能。

3) 中美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美国“挟人权以令主权”。中国则是“主权高于人权”。中国近代饱受欺凌，主权屡失，于是主权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不能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也不必解决。每位美国总统上台都要高举人权这面旗，而后又悄悄收起。历史上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和离开白宫时对中国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东方不是西方的复印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最终带来的是暴乱和国家解体。马来西亚则拒绝了美国的“药方”，因此也拒绝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

导致暴乱。

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与美国对抗。多极化虽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矛盾，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

作。

一粒棋子

台湾独立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不是今天。台湾问题目下陷入僵局，但不是死局。打破僵局的机遇还是存在的。战争是打破僵局的一种形式，和平也是。我们过早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使台湾失去了进行谈判的原动力。很多条件本来是应当在谈判桌上给对方的，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现在台湾对我们的做法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精神原子弹，手里捏半个露半个，就比一整个还强。

世事如棋。大国是棋手，其它国家不过是被拨弄的棋子。大国有王霸之策，小国有存亡之术。有资格角逐于棋盘上的不过美、俄、中、日而已，即棋手，其它国家如印度、南北韩、东南亚都是棋子。台湾更是一粒小棋子。那草木，虽然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草木。那日月，迟早是共产党的日月。我常想，中国文化真了不起。台湾和大陆隔绝一百年了。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隔绝了一百年还有这样的认同？对于台湾人民而言，中国永远是他们的家。家就是当你风光的时候想不起它，但你失落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

它。

对台关系就是对美关系。但把台湾问题上升到中美关系中唯一的焦点，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台湾只是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张牌，而不是参与牌局的牌手。美国把这张牌打得很出色。我们也应当

学习美国打好台湾这张牌。国民党为了面子丢了里子。民进党为了里子而不惜牺牲面子。谈总比打好。和平统一，迟比早更有可能。统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前的对台工作要特别警惕和防范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轻贱造成了轻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巅峰，像旗帜那样，即使

不飘扬，也具神圣之感。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真正意义在于：

1) 从大战略角度看，台湾问题既是中美关系的障碍，又是联系中美关系的媒介点。对台湾来讲也是这样。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是把台湾拴在大陆身上的一条纽带。1958年金门炮战时，毛泽东说：打炮就是要拉住你。你别跑，内战还没有结束。这让我想起长城。长城曾是把汉族和异族分开的工具，又是汉族与异族交

往、融合的一个中介。

2) 国内政治的需要。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应当把它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国家统一只有放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才是根本大计。江主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台湾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忧患的镜子，可以时刻警醒我们。当前，台湾与大陆的改革都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比如，台湾今日的政治环境要比往昔宽松得

多。多党制为我党政治介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不仅要与民进党打交道，还要与岛内所有的政治力量打交道。利用台湾“民主政治”的特点，把我党的声音在台湾岛内表达出来。

3) 台海适度紧张对军队建设有利。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个具有拉动力强、创新力大的重大军事科研项目出台，激活军队，刺激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军队需要政治上的刺激点。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醉翁之意不在台。台湾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从来没有在军事上成功地保卫过自己。李登辉曾寄希望于“一战而独”，陈水扁则寄希望于“不战而独”，二者都是由军事上的绝望而派生出来的政治花招。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求战的内在冲动。中国军队应当强盛、强盛、再强盛。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战时能给对手造成的破坏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军事就没有外交。我军是著名的文明之师。文明之师并不等于是文质彬彬之师。只有战无不胜之师才称得上文明之师。我们要像进口尖端武器一样引进外国军队的合理的机制，尤其是创新机制和管理机制。我认为我军不应当把美军定位在对手位置上。“立足于强敌介入”不等于把美军定为对手。只有“立足于美国介入”，才能最后争取美国不介入。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安全是发展的结果。台湾问题是美国长期使用的筹码。换个角度看，这个筹码使用的时间越长，也就延长了中美两国最终在台湾问题上

摊牌的时间，及至可能不摊牌。目前在战略上，我所不能承受于台湾的，也正是美国所不能承受于我的。这种战略态势也许需要

时间来改变。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不应该是在战区战役层次来运作，而应当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格局中去。台湾问题再重要，也只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局部。台湾问题不是战略核心。我们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国和台湾当局所利用。台湾问题是我党的一笔政治

资源，关键看你怎么运用。

西进，西进

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说：“西出阳关天地宽。”中国西部是亚洲心脏。亚洲腹心谁主沉浮？西进应当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重要战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战略重心向西移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在几年前就做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很多人都把这种决策看作是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而采取的战略举措，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西进战略，我的理解是着眼于影响周边乃至远达欧洲的战略谋划。有的事容易开头，不容易结尾；有的事容易结尾，不容易开头。西进战略则是开头与

结尾俱难的事。

西进战略的核心是直扑中亚。中亚是第二个中东。不仅在资源上是第二个中东，在局势方面亦是第二个中东。中亚极具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位于欧亚大陆桥两端的国家，谁控制了中亚，谁就可能控制另一端国家的明天。苏联解体后，中亚争夺战已打响。美国占了先机。中国紧随其后。“上海五国机制”是我们进军中亚的号角。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已经制定完成。其它大国的中亚战略仍在襁褓中。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的“新中亚战略”比其太平洋战略对我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亚不仅是俄罗斯的软肋，也是我国的软肋。“疆独”问题便是美国新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若要在二十二世纪称雄于世界，本世纪必

须彻底解决本国的宗教问题。

1)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我进行侵略、渗

透。

2) 宗教本身带剥削性。它基本是不劳而获。

3) 在中国，民族问题总是与宗教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4) 将来若出现动乱，极有可能是宗教利用民族问题发难。

5）有的地区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民族政策，摇摆不定，忽而左，忽而右。有个别地方对宗教的口子开得太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用不着低三下四地拨巨款修庙。庙修好了，照样骂你。进军中亚便是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宗教进行正面碰撞。左宗棠西进，为中国奠定了百年西部疆域。我们向西，则着眼于中国的根本崛起。北约东扩，前锋已触中亚。美国与中国在中亚较量的那一天

迟早会来到。先下手为强。

西进战略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在边境地区选择适当地点，按照深圳模式建一个乃至数个物流贸易或石油加工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未来中亚共同市场的核心。中亚地区一旦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连片开发，就会建立起我们的西部战略支撑点，打破美国企图在中亚打进楔子的阴谋。第二步：调整西部行政区划，对广袤的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分解，如再设西康省或分前后藏，把新疆分成若干个民族自治区，使当地各民族间相互制衡，相对冲淡与汉民族的矛盾，使任何民族分裂势力都有其内部的抵消机制，进而让疆独、藏独势力失去动辄影响全局的地域基础。第三步：打通欧亚大陆桥，与欧洲形成一个大欧亚经济共生带，用与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去拆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西部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空间巨大，资源万千，沉睡百年。

新的地缘政治概念是：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开发西部，帝业终成。俄罗斯开发东部，是与美国开发方向不同，但性质相同的重大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向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必然，也是我们的宿命。命运只对真正高尚、伟

大的民族微笑。

家有恶邻

日本是华夏文明圈内派生出来的一个岛国，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远小于中国，尽管它曾一度成功地侵入了它的文化母国。中国强大了两千年，给日本送去的是先进的文化。日本强大了一百年，给中国送来了屠杀。日本是中国的恶邻。中国有“战日派”，日本有“战中派”。不管中日间是否还会再战，但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日本的壮年早已逝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随着痛苦记忆的消失，剩下的只有对庞大帝国的缅怀，就像我们对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的缅怀

一样。

日本的策略是一贯的，那就是永远反对远东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十九世纪末先是日清战争，接着是日俄战争，再接着是二次

大战。美国对日本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它被日本咬了一口之后，反过来死死咬住日本不放。美国在日本驻军，用日美安全条约把双方捆在一起，既有防俄、防中的一面，也有防日、限日的一面。今天远东最强大的力量是美国。现在明明是美国打压日本最厉害，而日本最敌视的却是中国，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处理日本事务，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和勇气。

我认为，除了在台海，中日无再战可能。但中日决战台海需要两个前提：其一，大陆攻台。其二，美国撒手。目前美国一直卡着日本不允许它南下。美国不容日本军事染指太平洋。这是日美战略的根本冲突点。只要美国势力一天不离开太平洋，这种势态就一天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一显身手之处了。

1) 改变旧目光。作为一个资源小国，日本如果再次铤而走险，目的只会是一个：攫取资源和能源。这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主要动机。今天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首先，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其次，中国资源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复活，极大的可能也只会北上南下——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要资源。我们减轻对日本的压力，美日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日本是中国的宿敌，但非强敌。我的目标应锁定大敌，放过小敌。对历史旧账应采取这样的方式：永不忘记，绝不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