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北司之争前后期比较

李松竹

【摘要】南衙北司之争以德宗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后两期在朝宦攻守态势、斗争形势、皇帝态度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这与宦官集团势力的膨胀过程有很大关系，是对宦官集团势力膨胀的过程的折射。

关键词：南衙北司之争、前后期、宦官势力

南衙北司之争是指唐朝时，宦官专权，引起朝臣与皇帝的不满，朝臣和宦官之间因此不断发生斗争。当时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城中，称为“北司”，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故称“南衙北司之争”。

一、唐代历次南衙北司之争

唐代最为激烈的两次南衙北司之争是顺宗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文宗朝的“甘露之变”，实际上自“安史之乱”直到唐亡，南衙与北司之间的矛盾斗争几乎从未停止过。现将中唐以来南衙北司间的几次重要争斗罗列如下。

肃宗时，李辅国“求为宰臣……讽仆射崔冕联章荐己”①，朝臣崔冕、萧华不以合作。

代宗朝宦官陈元振诬陷兵部尚书来瑱，至其冤死，促代宗贬宰相崔冕，最后，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代宗，陈元振被流放而死。

代宗朝鱼朝恩“谋将易执政者以震朝廷”，②被礼部郎中相里造驳退。之后又“执《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元）载衔之，未发”③，后来，宰相元载在代宗支持诛除鱼朝恩。

顺宗朝时则发生了二王八司马事变，王叔文、王伾谋夺宦官军权，被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所败。

宪宗时，“诏（吐突）成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从之。”④朝官独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以“自古无中人为大帅，恐为四方笑”⑤为由谏阻。吐突成璀出师经年无功，段平仲上疏要求斩成璀以谢天下，宪宗不得已将其贬为军器庄宅使，但不久又升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后来成璀因贪污获罪贬，宪宗还想宽恕他，但由于宰相李绛“苦论其过”⑥，因此作罢。元和八年，宪宗召回成璀，为此，竟然罢李绛相位，再次任命成璀为神策军中尉。

文宗朝，朝官宋申锡谋诛王守澄失败，后来李训、郑注联合仇士良诛杀王守澄。李训、郑注之后又想将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悉数诛杀，结果“甘露之变”中，宦官对朝官打开杀戒，公卿半空。

昭宗时，宦官杨复恭专权，“宰相韦昭度、张濬、杜让能等为帝言太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怨复恭横恣”⑦，“大顺二年，罢复恭兵，出为凤翔监军，不肯行，因丐致仕，诏可”⑧，之后杨复恭勾结藩镇，有废立之心，昭宗引藩镇将领李茂贞、王行瑜攻灭杨复恭。

昭宗朝，宰相崔胤先后促使昭宗赐死中官景务修、宋道弼，排摈宦官，崔胤、宦官各自联接藩镇，最终崔胤引朱全忠入朝，将宦官诛杀殆尽。

二、唐代南衙北司之争的前后分期

①刘昫《旧唐书》卷184《宦官传》，中华书局，第4761页。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4页。

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4页。

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9页。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9页。

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70页。

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90页。

⑧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91页。

实际上，始于肃宗朝的南衙北司之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德宗朝正式以宦官为神策军中尉，以德宗朝为界，可将南衙北司之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德宗朝之前的肃宗、代宗朝，虽然宦官也掌禁军，但并未形成制度，李辅国、陈元振先后以“判元帅行军司马”掌管北衙六军，鱼朝恩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掌禁军。但鱼朝恩被诛杀后，代宗即将兵权收回，内官不复典禁军。

可见，在德宗朝之前，虽然也有宦官掌禁军，但并未形成定制，皇帝对兵权的归属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禁军大权随皇帝的好恶在宦官与朝官之间辗转；而自从德宗朝“泾原兵变”之后，置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以宦官专任，自此直到唐亡，禁军大权始终控制在宦官集团手中。宦官掌禁军成为定制，导致朝宦关系、帝宦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此南衙、北司相争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南衙北司之争也因此可以德宗朝为界，换分为前后两期。

三、南衙北司之争前后期不同特点

总体而言，前后两期的南衙北司之争在争斗的攻防形势、斗争方式、皇帝的态度等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同。

（一）攻防形势

攻防形势方面，前期时，宦官是处于主动的，往往是宦官先挑起争斗，朝官奋起反抗。肃宗时，先有李辅国“求为宰臣”，公然侵夺朝官首领宰相职权，然后方有崔冕的“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①，极力阻止李辅国入相；代宗时，先有陈元振诬杀来瑱、贬斥崔冕，方才有柳伉上疏请诛元振；代宗朝先有鱼朝恩“谋将易执政者以震朝廷”②及“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③，方才有元载对之心生怨愤，并最终诛除鱼朝恩。由此可见，在肃、代两朝，历次大的南衙北司相争，多半是由北司宦官先挑起的，宦官在相争之中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而朝官则往往是奋起反抗。

但是德宗朝以后，攻防形势逆转，南衙北司之相争往往是朝官主动，朝官首先挑起，而宦官则疯狂反扑。顺宗朝“二王八司马事件”首先是王叔文、王伾等朝官集团试图削夺宦官兵权，以朝官宿将领神策军，其意图为宦官识破，俱文珍极力抵制，并逼顺宗内禅；宪宗宠幸吐突成璀，朝官不满，先是谏阻以成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后又要求斩成璀以谢天下，宪宗想宽恕成璀贪污之罪，也是因为宰相李绛“苦论其过”④方才作罢，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未见，吐突成璀主动出击，而朝官则步步紧逼；文宗时先有宰相宋申锡试图诛杀王守澄，之后方有王守澄诬陷宋申锡，置其遭贬，旋被赐死；文宗朝的“甘露之变”作为南衙北司之争的高峰，朝官在其中主动进攻的态势更是明显，先有李训、郑注等人试图尽诛宦官，才有后来宦官集团对朝官集团的大开杀戒；昭宗朝，先有宰相韦昭度等人劝皇帝抑宦官，使得宦官头目杨复恭兵权被夺，并与藩镇相勾结，试图废黜昭宗；而昭宗晚年，也是先有宰相崔胤杀中官景务修、宋弼道，排摈宦官，后来才有双方相互援引强藩相攻。可见，自德宗朝后，特别是从宪宗朝起，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朝官基本上是处于主动进攻态势的，而宦官集团则以守势为主。

（二）斗争方式

在斗争方式方面，前期双方的斗争主要是通过上疏等形式，争取皇帝的支持，皇帝的向背对双方胜负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崔冕、萧华等人之所以能阻止李辅国入相，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得到了肃宗的支持，李辅国向肃宗请求拜相，肃宗以“未允朝望”为由拖延，并且在探得崔冕等人不支持李辅国入相后大喜，可见肃宗不愿李辅国入相，君臣相扶，共同阻止了李辅国入相。应该说，在这次斗争中，肃宗是取了决定性作用的。而代宗时陈元振的倒台也是

①刘昫《旧唐书》卷184《宦官传》，中华书局，第4761页。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4页。

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64页。

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70页。

在柳伉上疏的情况下由代宗作出的裁决，鱼朝恩被元载扳倒，也是因为元载背后有代宗支持。可见在南衙北司之争的前期，皇帝的支持对于朝宦双方都极为重要，双方极力争取皇帝，由皇帝通过人事任免等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压服对方。

但是，自宦官掌禁军成为定制后，双方的斗争形式则多以政变、兵变等形势为主，发展到最后，双方甚至不惜借藩镇之武力铲除对方，武力斗争成为双方重要的斗争形式。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虽然双方都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对于禁军的争夺却始终是双方的斗争重点；文宗朝“甘露之变”在武装斗争、政变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李训、郑注完全是在采用冒险的方式，试图以极少的武装力量将宦官一网打尽，结果朝官反遭神策军屠戮；昭宗朝，杨复恭兵权被夺，勾结藩镇图谋废立，朝廷以禁军讨伐杨复恭，结果禁军大败，昭宗被迫引李茂贞、王行瑜等藩镇势力进讨杨复恭；至昭宗朝末期，宰相崔胤与宦官集团分别援引朱全忠、李茂贞，最终朱全忠以强藩之武力尽诛宦官。可见，南衙北司之争发展到后期，斗争形式已经转为武力相争，其中又分为三种形式，即争夺禁军领导权、军事政变、援引强藩，不管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总之双方的斗争都是充斥着刀光剑影的血腥。

（三）皇帝的态度

皇帝对于朝宦斗争的态度在前期和后期也是不同。总体而言，前期时，虽然皇帝在某些权阉气焰过盛的时候会有意进行抑制，甚至是断然诛除，但是就宦官集团而言，皇帝还是极为信任的。从长期来看，肃宗直到德宗朝皇帝均在不断加强宦官的权力，虽然权阉李辅国、陈元振、鱼朝恩等或贬或诛，但是随着某个权阉的倒台，皇帝又会马上提拔新的宦官头目接替其职权。另外宦官集团的势力也日渐膨胀，兵权方面，由临时性的掌兵转为制度性的专任；行政方面，枢密使也由最初的临时性使职变为定制，两枢密使与两护军中尉最终成为所谓“四贵”。因此在前期，皇帝在朝宦斗争上，多是倾向于宦官集团的，除非某些宦官头目权力过度膨胀，一般而言，对于宦官集团势力的扩张是纵容甚至鼓励的。

但发展到后期，宦官集团已经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皇帝不可能再给予宦官集团更高的权力。同时宦官集团势力的极度膨胀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宦官废立弑君之事自顺宗起，不断发生。德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只要不是特别昏庸之辈，对于宦官都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皇帝一般是倾向于朝官集团的，试图借朝官之力，恢复皇权权威。

四、前后期特点不同的原因

事实上，前后期南衙北司相争的不同特点正好是宦官集团势力膨胀的折射。

就攻防态势而言，一般认为实力强者或者实力已经巩固者一般都会采取进攻的态势，反之则会采取守势，但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情况恰好相反。前期处于攻势的宦官集团在当时实力并未达于鼎盛，而是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它的势力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宦官要扩充势力，只有从朝官集团手中夺权，宦官集团势力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意味着朝官权利的被侵夺，这不仅造成了朝政的腐败，更是对于朝官集团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侵夺，朝官理所当然要起而反抗。而自宦官专任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不可能进一步的去扩张权力，因为以护军中尉为代表的宦官头目此时已经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作为刑余之人，他们不可能像王莽、杨坚等人行禅代之事，所以在权力至于顶峰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固守已经获得的权位，势力的膨胀也就基本停止了。而朝官集团此时正好相反，原本属于他们的诸多军政大权现在均掌握在宦官之手，要恢复朝官集团权力，也只能从宦官手中夺权，于是南衙北司之争在后期便出现了朝官进攻，而宦官防守的形势。

就斗争方式而言，前期之所以以争取皇帝支持为主，主要是因为当时，皇帝对于朝宦双方都尚有较强的控制，朝官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支持自不待言，宦官集团同样也得依靠皇帝的信任方能扩张势力，皇帝的向背就成为了双方斗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所以争取皇帝的支持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到后期，宦官几乎垄断了军政大权，皇帝基本上已沦为宦

官集团的傀儡，此时，争取皇帝除了舆论上可占有一定优势外，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另一方面，宦官又掌有兵权，政治斗争在宦官强大的武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朝官也只能采用与武装斗争相关的形式来与宦官集团斗争，或是密谋夺取禁军领导权；或以军事冒险诛尽宦官；或是依靠强藩消灭宦官，总之，宦官集团牢牢控制了禁军，使得朝官集团也不得不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就皇帝的态度而言，前期时皇帝对宦官集团扩张势力采取放纵鼓励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时宦官集团还处于皇权的卵翼之下，皇帝对于宦官是“习则不疑”①，势力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宦官集团还是皇权的支柱力量，因此，对于支柱力量皇帝当然是要采取偏袒的态度的。当然朝官同样也是皇权的支柱力量，但相比而言，他们先天就没有宦官让皇帝放心，因为宦官出身低贱，没有后代，社会关系远较士大夫简单，并且是刑余之人，即便权倾朝野，照样为士民所不齿，再加上当时安史叛逆、强藩林立的局面，使得皇帝对于朝官更是缺少信任感，因此，在南衙北司相争的前期，皇帝总体上是偏向于宦官集团的。然而德宗朝之后，形势逆转，宦官集团垄断禁军大权，之后，宦官又专任枢密使，宦官集团掌握了朝廷大权，宦官屡行废立、频繁弑君，宦官集团从起初的皇权支柱，转变为皇权的威胁，于是皇帝转而支持朝官，试图借朝官之力，恢复皇权威严。

综合以上三点，不论是攻守形势的不同；还是斗争方式的不同；抑或是皇帝态度的不同，实际上都源于一点，即前后期宦官集团的实力不同，前期宦官集团实力处于发展期，后期实力至于巅峰，前后期不同的特点源于宦官实力膨胀过程造成的前后期实力不同，同时前后的不同特点也从侧面折射出了宦官集团势力膨胀的过程。

综上所述，南衙北司之争以德宗朝为界分为前后期，前后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前后期的诸多不同均与宦官权利膨胀的过程有关，前后不同的特点并非双方矛盾的简单发展，而是整个中晚唐军政权力走向的反映。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中华书局，第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