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行”到“行知”谈起

——读《陶行知教育文集》

李晓斌

陶行知先生名字的更改，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变化，也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中国大众教育家不断追求、探索、实践真理的思想轨迹，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陶先生原名文浚，18岁（1911年），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开始研究我国明代著名教育家王阳明学说，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知行”。在后来的教育实践和探索中，他认识到王学“知行合一”的局限和不足，于1927年将王阳明提出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此后，经历7年的实践，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于1934年，在他41岁的时候又更名为“行知”。

据我所知，像陶先生这样，用改名字的方式来反映自己对一种教育思想的追求还是少有的，足以见得他的执着与坚定。

一、从“知行”到“行知”的变化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知行合一”和“行知合一”都强调了“知”和“行”的统一，指出知识是概念和行为的指导，行为是知识的人格化。脱离行为的知识是空泛的知识，没有知识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明确指出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的教育思想。

但是“知行”和“行知”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念和途径。“知行”是从书本出发，是从别人的经验出发，强调知识学习为主导，可谓“本本主义”。这就是传统教育中重智轻能，忽视个体学习体验的弊端。“行知”是从生活实践出发，强调实践行动在学习中的重要性，把行动置于生活教育的主导地位，符合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律。陶行知认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二、辩证的看“知行合一”和“行知合一”。

1、在教学过程中，“知”和“行”的主导地位不是绝对的。对于学习这而言，不是所有知识的习得都必须经历一个从“行”到“知”的过程。就像不是非让每个人去烧一下，割一下才会知道火会烧伤人，刀会割伤人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行”并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墨辩》中提出三种之始：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这里的“亲知”就是亲自得来，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

传。或由书本传达的。“说知”是推想出来。

2、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行知合一”，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行”这一目的上。传统教育中过多的强调“知”，把学习知识和生活实践分割开来，培养出了很多“高分低能”的读死书的书呆子。陶行知先生在“行知行”思想的指导下，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和“生活教育”的思想对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和当前的教育革新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我认为，作为目的“行”（也即“行之行”的后一个“行”），不再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生活，也可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创造人的幸福生活。因而，只有当前的一个“行”和“知”均指向后一个“行”这一目标的时候，这种美好前景才会得以实现。

我认为，作为目的的“行”，是个性化的“行”，是具有学习者个性品质的“行”，是创造性的“行”，唯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才会使学习者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我们塑造出来的产品。

3、“知行知”和“行知性”相得益彰。“知行知”可以看作是知识层面，因为它落脚在“知”上，“行知行”可以看作是实践层面，因为它落脚在“行”上。但“知行知”的后一个“知”，同样应理解为通过个体的行为实践和探索，相对于前一个“知”来说是一种带有个性色彩的升华和创造。这可以说是基础性学习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把“新知”转化为“新行”（我权且这样称呼）。这和当前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提法有些相似。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发展。

总之，我认为“知行”和“行知”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辅相承，是教学过程中的两种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