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因素的中国储蓄率模型

2011年1月Special Zone Economy 特区经济摘要：在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对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拓展，引入了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两因素，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的人口结构确实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较显著的影响，而社会保障水平却对其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国民总储蓄率；人口结构；社会保障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

e national save rate,we extend the classic Life Cycle Model and introduce two important factors,i.e.,popu -l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security,therefore,a new Life Cycle Model was constructed.On the basis o

f that,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save rate is done,and we find that population structure,indeed,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nese national save rate,but it ’s not true for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Keywords :National Save Rate;Population Structure;Social Security

储蓄和储蓄率历来都是宏微观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储蓄无论是对微观面还是对宏观面都有重大意义。就微观面而言，储蓄是一种跨期决策，它是为了平滑未来的消费，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预防性动机。而从宏观面看，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储蓄率的增加导致资本积累，从而带动了产量的一个暂时性的较高增长；然而，储蓄率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率的下降，由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就有又可能抑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储蓄率的研究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都十分重要。

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储蓄它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共同构成。相应地，国民储蓄率（总储蓄率）也就由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三部分构成。因此，居民储蓄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总储蓄率高。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储蓄和储蓄率是指居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率。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国民储蓄率或者说总储蓄率。

一、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可支配收入的流向为消费和储蓄，也就是说，储蓄是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因此，总体看来，储蓄率的高低是由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消费）倾向决定的。

1.可支配收入

通常而言，储蓄率与可支配收入是同向变动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反之则反。Loayza 等人（2000）的跨国经验研究证明，人均收入水平是居民储蓄和国民储蓄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该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为显著。

2.边际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越低，储蓄率越低。与可支配收入相比，边际储蓄倾向的决定相对更复杂。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边际储蓄倾向至少可能取决于：利率、外部融资条件、财政政策变动、贸易条件冲击、人口结构和预防性（谨慎性）储蓄动机（或社会保障）等。其中，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是极具争议性的两大因素。

二、中国国民储蓄率模型实证分析

对于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从定性的角度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索。除前面分析的储蓄率决定因素以外，还有灰色收入、城乡二元结构、低水平的家庭财富、人口城市化程度、经济增长模式、投资体制和分配体制等影响因素。鉴于数据资料的可测性及可获得性，本文拟构建一个包含近年来对我国储蓄率影响越来越大的因素———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在内的中国储蓄率模型。

1.模型的选取

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集中反映在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Model,LCM)中。因此，本文拟采用拓展的生命周期模型(Extended Life Cycle Model,ELCM)，即在原来的储蓄生命周期模型中加入社会保障因素。

2.变量的选择

根据Ando-Brumberg-Houthakker-Modiliani 的生命周期假设，总储蓄率函数主要包括以下自变量：人均收入、GDP 增长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保障因素后的ELCM 模型就有如下形式：

NSR=f(PCI,g,SCL,CDR,ODR)

其中，NSR 表示国民总储蓄率，PCI 表示人均收入，g 表示GDP 增长率，SCL 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用于衡量社会保障程度；CDR 表示少年儿童抚养比，0~14岁人口数占就业人口数的比重，ODR 表示老年口人抚养比，65岁以上（含）人口数占就业人

口数的比重。

3.数据的说明

由于我国关于储蓄率的统计资料不连贯不完善，且统计口径不一，导致无法获取“总储蓄率NSR ”、“人均可支配收入PCI ”及“社会保障水平SCL ”的现成数据。为此，我们在不违背基本涵义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重新测算或替代。对于“总储蓄率NSR ”，测算公式为：国民总储蓄率=各项存款本年增加额/本年国民总收入＊100%；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PCI ”，直接用“人均GDP PCG (元）”进行替代；对于“社会保障水平SCL ”，则选用姜伟(2000)测算“人均养老保险资产（退休后每年享受的养老保险的现值之和）”的方法进行测算。其他数据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查得，样本区间为1990～2008年。

4．模型的建立

基于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6.0，可得线性模型：5．模型的检验

上式中F 统计量所对应的p=0.001<0.05，故认为：因变量

决策参考

引入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因素的中国储蓄率模型

□

郑辉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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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与自变量CDR、ODR、g、PCG和PCPA的线性关系在整体上是显著的。调整的拟合优度R2＝0．879>0.85，说明本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包括残差的异方差型和自相关性检验、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可以应用该模型进行经济学分析。

6．模型的经济涵义

CDR的回归回归系数β赞1=-0.075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儿童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将会平均下降0.075个百分点；但由于PCDR＝0．892>0.05，所以认为儿童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ODR的回归回归系数β赞2=5.546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老年人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将会平均上升5.546个百分点；由于0.05

g的回归回归系数β赞3=4.399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GDP 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将会平均上升4.399个百分点；由于pg=0.000<0.05，所以认为GDP增长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显著。

PCG的回归回归系数β赞4=-0.003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GDP每提高一元，国民储蓄率将会平均下降0.001个百分点；由于0.05

PCPA的回归回归系数β赞5=0.00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养老保险资产每提高一元，国民储蓄率将会平均上升0.001个百分点；由于0.05

三、经济学分析

根据上述建立的“引入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的中国储蓄率模型”，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儿童抚养比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具有负向影响：儿童抚养比提高，国民储蓄率下降；儿童抚养比下降，国民储蓄率上升。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儿童是无收入的纯消费者（负储蓄者），他们的诞生和成长需要家庭和社会动用储蓄，因而会使得储蓄下降（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儿童的诞生也强化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因为家庭需要为这些儿童的未来成长成才储蓄，这会使得储蓄提高（积极影响）。在这两股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儿童抚养比对储蓄率的综合影响就可正可负，可强可弱。

②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老年人抚养比提高，国民储蓄率上升；老年人抚养比下降，国民储蓄率下降。目前，由于我国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很不健全，导致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具有极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老年人抚养比逐渐变高，这便会导致储蓄率也逐渐升高（在没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

③GDP增长率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而且很强的正向影响。通常，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这样，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便会发生较大的贬值。此时，居民便倾向于更加省吃俭用，以使将来的生活不至于变得更差。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是毫无争议地高速发展，同时也伴随了较高的通胀。但是，由于我国的居民投资体制十分不完善，这就导致居民节省下来的货币没有比存放在银行而进行的强制性储蓄更好的出路，这样便客观上导致了居民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④人均GDP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显著但较小的负向影响。通常而言，当收入水平提高时，人们会倾向于多消费以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家庭。这样，如果消费提高的量如果超过收入提高的量，将会使储蓄有所下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越来越倾向于西方的消费模式，这就可以使得收入对储蓄产生负向影响。

⑤人均养老保险资产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不太显著的较弱的正向影响。养老保险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养老保险资产（储蓄）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储蓄的动机有所下降，即产生所谓的资产效应。而我们知道，养老保险通常是从年轻人的所得中所扣取的，也就是说，是由自己的子女为自己所支付的。这时，中国家庭所特有的后代关怀便发挥作用了，那就是自己多积蓄，等到自己过世后便可以留给子女更多的遗产。这就是所谓的遗产效应。

当遗产效应大于资产效应时，人均养老保险的提高就会使得储蓄率提高；反之则反。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导致人们得到的社会保障金尤其是养老保险金也比较低，以致资产效应比遗产效应来得更小，从而，人均养老保险资产对国民储蓄有正向影响。但可以预言，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遗产的观念转变，将有可能使遗产效应让位于资产效应。

本文在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Model,LCM）进行了拓展，引进了社会保障因素，从而构建了中国的拓展生命周期模型（Ex-tended Life Cycle Model,ELCM)。并以ELCM为模型，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的儿童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人口抚养比则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GDP增长率对国民储蓄率具有十分显著且很强的正向影响，但人均GDP则有显著但较小的负向影响；人均养老保险资产对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较弱且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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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辉，男，1986年生，江西抚州人，暨南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中级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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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经济Special Zone Economy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