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 形势政策

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

（经济形势组）

导言：拯救我们的地球

2009年国际社会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去年上半年到达最严峻时期，成为各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另一个是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在2009年下半年备受瞩目，是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于12月7日至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这次会议也被喻为“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正如学者所言，“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变化要命”。

【资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该国际公约于199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由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制定的。目的是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尽量延缓全球变暖效应。但没有对参加国规定具体要承担的义务，具体问题体现在以后的《京都议定书》中。公约参加国有189个，有5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公约将参加国分为三类：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答应要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础进行削减。承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义务。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承担具体削减义务，但承担为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援助的义务。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削减义务，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但不得出卖排放指标。

【京都议定书】

又译《京都协议书》、《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1997年12月条约在日本京都通过，并于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间开放签字，共有84国签署，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2月，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考虑到协议的实施操作环节所耗费的时间，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导致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因此，很大程度上，此次会议被视为全人类联合遏制全球变暖行动一次很重要的努力。

在各国的强有力经济刺激计划之下，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好转，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而应对难度加剧。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而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则为低碳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机遇。虽然哥本哈根会议由于各方利益交错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各国争夺全球低碳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博弈已经开始。

一、博弈新起点：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际，正值灾难片《2012》在全球如火如荼地上映之时。气候变化虽然尚未演化到《2012》呈现的那种恐怖场面，但各界都希望各缔约方抓住人类哥本哈根会议

这个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后一次最好机会”。喜欢创意的丹麦人根据自己首都的名字“哥本哈根”(Copenhagen)，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希望哈根”(Hopenhagen)。这寄托了关注全球环境未来人士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期待，期盼哥本哈根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之地。然而，参加谈判的各方代表心中都明白，哥本哈根会议不过是国际气候政治博弈长期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1.旧格局中萌生新形势

哥本哈根会议依然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博弈格局。所谓“两大阵营”，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政治上俗称的“南北关系”。两大阵营在气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谈判启动之时，博弈的重要结果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公约》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则。三足鼎立则形成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指的是欧盟、伞形集团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共同作用影响国际气候政治进程的格局。

欧盟。欧盟是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的产物。《公约》生效之初，欧盟仅有12个成员国，1995年扩大到15个。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国集体性承诺到2012年前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比1990年低8%的水平。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迄今已发展为27个成员国。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

伞形集团。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从何而来，至今尚无定论，该集团也从未对此发表声明或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伞形集团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中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其自议定书达成以来的所言所行也从未违背其成立初衷。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目前有130个成员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合作。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并非创建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而是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该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气候谈判问题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就一直代表着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伞形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对进程的作用相对而言是积极的，它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成。进入哥本哈根谈判阶段，虽然“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续，但国际气候政治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首先，国际社会空前关注，各国都不愿背负“历史罪国”的骂名。自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变得空前关注，希望各国切实做出应对行动。再加上世界各国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和之中铺天盖地的空前报道，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异常期待。这使得哥本哈根谈判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拖后腿者将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了避免成为舆论谴责对象和背负“历史罪人”的骂名，各国都力争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转移舆论压力。

其次，美中两国的谈判地位突出，成为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年度排放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的作为，这使得两国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主要焦点。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有怀疑和消极态度（从美国的大片《后天》和《2012》可以看出），这使得奥巴马总统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有心无力。就连奥巴马政府提

交的，载有美国减排承诺目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在参议院也迟迟得不到通过，即便该承诺目标是那么的微小。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系。言外之意，国际社会必须顺从美国“民意”，哥本哈根成果必须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这种一如既往的拖后腿态度给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极大的阻力。中国是气候变化问题上唯一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以推动各方在哥本哈根达成积极协议。正是出于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初衷，中国宣布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水平上降低40%-45%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带着先入为主的怀疑与偏见，对于中国的积极承诺说三道四。这在增加了中国谈判压力的同时，也削弱了两大阵营之间本来就少的政治互信，影响了谈判的推进速度。

再次，欧盟推动谈判进程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欧盟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在清洁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未来减排成本日益增加。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做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方面变得十分谨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依然沿用其一年多前提出的目标，即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付诸积极行动，则欧盟将减少30%。这一减排承诺与欧盟作为推动者的身份并不相符，因为它最多也只能达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5%-40%”的基本要求，因而谈不上积极，更说不上是推动。至于意愿方面，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表现让人甚是失望，从各方面报道中都几乎看不到欧盟的身影，听不到欧盟的声音。

最后，三大集团内部或多或少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

欧盟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一致对外”，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一是在减排承诺方面，西欧国家成员希望提高欧盟的减排承诺，而意大利、奥地利和东欧国家成员则不愿做出减排30%的承诺；二是在资金问题上，成员国间就如何分摊资金难以达成共识。

伞形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差异非常大。伞形集团成立之初的共同目的是反对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但在哥本哈根谈判时期，加大全球减排的速度和力度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民意”，伞形集团成员在强大民意面前分歧日趋加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日本表示，如果一些发达国家必须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其他国家不必，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则认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可说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应当立即担负起必要的责任义务并予以严格遵守”。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些言语实际上都是对美国不作为的不满，意味着伞形集团成员间立场的明显分化。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子集团。小岛国联盟关心的是海平面上升对家园的毁灭，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偏重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石油输出国集团则关注全球减排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等等。利益的分歧使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一致共识，削弱了集团的整体力量。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基础四国”（BASIC）的形成。基础四国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得名于四国的英文名首字母拼写。基础四国的形成有助于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利于凝聚和领导发展中国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分歧的加大形势。

总之，美中谈判地位突出，欧盟作用下降，以及三大集团内部出现分歧，预示着三足鼎立格局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至于未来会变成何种结果仍有待观察。哥本哈根会议正是在这种旧格局中夹杂着新形势的局势下进行的，这使得哥本哈根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博弈内容也十分多元。

2.哥本哈根的核心博弈

国际社会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落实于2007年12月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即：达

成一个气候协定，就2050年的长远目标有一个共同愿景；发达国家在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相对于1990年下降25%-40%；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减缓行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毁林。然而，哥本哈根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两大阵营围绕在多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各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PK。

（1）欧盟PK中国PK美国

PK1欧盟PK美国

如果没有看到美国和中国拿出更多的行动和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欧盟不会将自己的目标提高到30％……——欧盟轮值主席国代表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

全球碳排放有五分之四来自其他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不做行动，会很大程度上减少美国目前所做的努力——美国首席代表乔纳森

PK2欧盟PK中国

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欧盟主席国也找我谈，希望中国做得更好。理由是，美国到2020年17%的减排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科学家也计算过，到2020年应减少20%多，到2030年应该减得更多。

公约里要求你要出资金跟技术，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提，让我做的更多呢？

PK3美国PK中国

如果让美国人做得更多，就应该让中国做得更多。

按照公约议定书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我们的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还有1.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是4万多美元，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

美国代表高调地将矛头直指中国，强调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碳排放量将远超美国。对此中国代表解振华反击，提出如果发达国家愿意到2020年减排四成，中国乐意奉陪，2050减排一半。

（2）发达国家PK发展中国家

谈判机制：单轨VS 双轨

PK1 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要摒弃，发展中国家继承

根据“巴厘路线图”安排，哥本哈根谈判是一种“双轨”谈判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机制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美国纳入谈判进程，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

PK2 减排速度：发达国家要慢，发展中国家要快

根据《公约》和《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减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这次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相关目标既要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还要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

PK3 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要多，发达国家给太少

资金问题是《巴厘行动计划》授权谈判的四个支柱内容之一。由于发达国家的保守，资金问题成为哥本哈根会议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供资方和需资方就资金供应的大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在“丹麦草案”中，发达国家仅提出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基金，且这笔资金只向草案所列附件C发展中国家供应；草案还主张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拨款大权交给世界银行管理。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既保守又试图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做法，发展中国家予以嘲讽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指出，100亿美元平均到全球，人均不到2美元，连买棺材板都不够。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指出，发展中国家

仅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这项工作上，每年就需要至少4000亿美元。为发泄不满情绪，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1. 5%，也就是45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供资承诺离《公约》要求还相去甚远。

（3）小国PK大国

PK 小国悲未来，大国争利益

小国：需要一份对穷国都公平的协议

我觉得，地球上60亿人都应该向我们说抱歉——图瓦卢居民

他们都忘记了冰川融化后，下游地带里百万居民的生命危险！——尼泊尔政府代表团发言人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却最大。我们需要一份对穷人和穷国都公平的协议——斐济代表拉维塔

大国：拒绝为历史排放做出补偿

3.哥本哈根会议结果

作为规模空前的一次气候谈判，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万3千名代表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包括119个国家首脑。然而，这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童话之国”编织令人欣慰的童话。在谈判机制、减排目标、资金供给等诸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经过13天马拉松式谈判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期待却无奈的心情中落幕。在这个“希望”之城，会议唯一留给世界的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从正面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做出积极评价，但国际社会普遍表示了失望情绪，尤其是那些满腔热情、风尘仆仆、忍冻耐寒却难以进入会场的非政府谈判代表。《哥本哈根协议》是在谈判最胶着状态下，18日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讨论提出的。根据规则要求，任何协议都须经所有缔约方，也就是192个国家一致通过后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哥本哈根协议》在19日的表决中仅得到了部分国家的通过，各国只是注意到有这样一份协议，可自愿决定是否签署。

《哥本哈根协议》的关键内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长期行动目标方面，维持了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的此前共识。二是减排承诺方面，《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2020年的量化减排目标；非《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减缓行动措施，仅供文件汇编用途。三是资金供给方面，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额外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上述供资大部分均由新设立的“哥本哈根气候绿色基金”管理。

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除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外，国际社会对《哥本哈根协议》最大失望莫过于未能就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作出规定，即便是给出相应的数字。

回顾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不时出现一些插曲。先是发达国家爆出“气候门”事件，质疑气候变化数据的可靠性，混淆视听，动摇人心；接着发达国家密谋的“丹麦草案”又被曝光，试探发展中国家底线，同时利用岛国忧心“水淹”的焦虑，离间发展中国家；会议期间欧盟、日本大力鼓噪“中美对峙”、“美中共治”，企图推卸责任；会议临近最后，大会主席换人，康妮·赫泽高辞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替，又引发来诸多猜测。实质上，这些插曲都是气候博弈的表现形式。

人们有理由对此次会议感到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至少，各国都亮出来底牌，也学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合理预期，这会为后续谈判奠定一定的基础。哥本哈根已逝，后续谈判更难。关注点将集中在温升2℃目标与减排幅度的关联、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的量化明确、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的具体化、测量、报告和核查的技术细节与安排等。

4.中国在哥本哈根的表现

2009年12月16日至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将近60个小时内，他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充分展示中国谋发展、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

——在参加会议前，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锋愈演愈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

自12月7日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博弈的舞台。会场内外，各种观点交锋，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难以弥合巨大的歧见。随着大会闭幕时间的临近，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与会者中蔓延。12月16日下午3时，温家宝总理乘专机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深感责任重大。”在飞机飞行途中，温总理对随行的记者说：“在来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两句古话，一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二是‘思其始而图其终’。这就是说，开始时周密思考，行事时必然英勇果敢。”

此前一段时间里，温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还与部分外国领导人密集通话。事实上，温总理的哥本哈根之行早已“启程”——

11月27日至28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与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代表在北京举行磋商。温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环境部长或代表。

在各政府气候变化代表团在一线艰苦谈判的同时，从12月8日起，温总理分别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德国、印度、巴西、南非、丹麦、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就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

当地时间16日17时45分，专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此时已接近北京时间凌晨近1时。经过7000多公里、10个小时的飞行，大家已十分疲惫。温总理不顾旅途劳顿，决定从机场直接赶往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听取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温总理才前往下榻的雷迪森饭店。

（2）“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温家宝总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

17日8时30分，温总理精神抖擞地步入会见厅，开始投入当日紧张而密集的会晤中。第一位客人是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温总理首先肯定了丹麦为筹办会议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东道主工作，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温总理的话令拉斯穆森感到些许宽慰。他提到，各方分歧巨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供各方磋商的基础草案。话语间流露出对谈判进程的深深忧虑。

温总理十分理解东道主的压力，他把各方分歧归结为四个焦点问题，即基础案文、资金、长期目标和“三可”问题（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并诚恳地建议采取务实态度，在两个工作组主席已经提出的案文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共识部分锁定下来，分歧部分留作以后讨论，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形成这样的决议，也是会议的一个成果。

拉斯穆森非常感谢温总理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如果其他领导人都能像中国总理这样积极努力，会议就会取得成果。

送走拉斯穆森，迎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潘基文对会议进程停滞不前也很担忧，认为会议无果而终的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温总理说，要让近200个国家在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弥合巨大分歧是不现实的。中国和世界人民都期待会议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可以考虑搞一个反映各方共识的政治性文件，重在明确政治意愿，肯定会议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温总理特别强调，决议起草和磋商必须公开透明，听取各方意见，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希望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潘基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对发展中国家表态】

履行资金承诺

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

11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巴西总统卢拉下榻的饭店。此前，卢拉曾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举行早餐会，但因印度和南非领导人方面存在技术困难而取消。温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与卢拉总统举行双边会晤。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亲切交谈，一致认为中巴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要坚定地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时至中午，温总理匆匆返回雷迪森饭店，他要集体会见小岛国代表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和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非洲国家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欠发达国家代表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和77国集团代表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

资金问题是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某大国代表曾说不会把钱给中国。针对这种说法，温总理表示，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但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和能力支持。

温总理对一些小岛国脆弱的生存环境深表同情，理解他们在全球温控方面的特殊诉求，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减排努力和对哥本哈根谈判的考虑。温总理表示，为体现诚意，中国愿意在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问题上照顾小岛国的关切。中国在会议进程中将切实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随后，温总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宾主们围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温总理在哥本哈根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见，超过了两个小时。客人们认为，温总理的讲话入情入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发达国家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沟通和团结。

【对发达中国家表态】

指责只会浪费时间

应搁置争议共同努力坦诚对话

17日下午，温总理先后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有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每一场会见都超过了预定时间。温总理在送走布朗后，对久候了的默克尔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总理女士，让你久等了。”默克尔风趣地笑着说，刚才布朗从你这里离开时“撞”

上我，也说了同样的话。

17日晚8时，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举行的晚宴，这标志着领导人集体活动日程拉开帷幕。

但是，在这个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外国领导人无意中向温总理提起，某国将在宴会后召开小范围领导人会议，商议新的案文。这位领导人手中的与会国家名单上，赫然写着中国。这引起了温总理的警觉，既然中国也在其列，为何没有接到通知。他从一些相关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确有这个会议，但召集方一直未通知中国，十分蹊跷。

会议开幕以来，曾发生过个别或少数国家抛出案文，引发各方强烈不满的事件，因为这有悖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温总理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离席赶回饭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奉温总理指示，何亚非副部长立即赶到“会场”，对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提出强烈不满，表示一定要公开透明，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和谣言纷至沓来：一些发达国家暗中串通，准备加大力度向中国施压；新兴发展中大国竭力阻挠，很可能导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发达国家因不满中国不接受“三可”，拒绝向小岛国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阵营正在分裂；某某大国打算独自提出案文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3）“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中国坚定地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承诺

18日8时30分，温总理在出席领导人会议前，与刚刚抵达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晤。

温总理主动介绍了一天来会议进展的情况，并谈了对会议形势的看法，征求辛格的意见。辛格被温总理的诚挚言行所感动，他表示完全赞同温总理所谈，认为印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对两国在推动会议谈判进程上的合作表示满意。两国总理确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印都要密切保持沟通和协作，坚定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位于哥本哈根市南部的贝拉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会展中心。这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

上午9时45分，温总理提前抵达会场，举世瞩目的领导人会议定于10时开幕。然而，时辰已到，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却踪影全无，主席台上空空如也。人们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始终没有任何人出来说明。

见此情形，温总理当机立断，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碰头。这时，工作人员已经来不及安排会议室了，四国领导人就在会场外的大厅里，围坐在一张茶几旁交换看法，决心在最后一刻努力争取会议有个成果。

时针指向11时30分，会议主席拉斯穆森终于宣布会议开始。拉斯穆森请温总理第一个发言。在掌声中，温总理健步走上讲台，表情从容、淡定、坚毅。他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演讲，通篇只有2000多字，但是内容丰富、立意高远、充满感情。

“此时此刻，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我们在此表达的意愿和做出的承诺，应当有利于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站在这个讲坛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温总理的开场白道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政府高度负责的态度。温总理接着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提出了推进气候谈判的“四项主张”。最后，温总理提高了嗓音，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

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4）“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温总理与奥巴马的会晤安排在奥巴马的发言结束后，在会场后面一个用帷幕和钢架搭成的简易会议室里举行。

两国领导人就应对气候变化会议成果、长期目标、“三可”等焦点问题坦诚、深入、务实地交换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双方赞同大会要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保持合作。随后，两国领导人指示各自谈判代表进一步进行磋商，并约定当天晚些时候再次见面。

在与奥巴马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将中美会晤情况向“基础四国”和77国集团通报，推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道，加快谈判进程。

此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议最后文件进行磋商，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此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会议原定的闭幕时间。

这时，有的国家甚至准备了会议一旦失败的声明。少数国家领导人甚至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指责中国。

在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召开中国代表团会议，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此时已不可能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各方都清楚大会无果而终意味着什么，谁都不愿承担导致失败的责任。温总理说，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立即决定，约卢拉、辛格、祖马再次会晤，作最后的努力。此时，奥巴马也提出约温总理进行第二次会晤。温总理答应，在“基础四国”领异人会晤后，即同奥巴马会晤。

不一会，四国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国代表团安排的会场。人家一致认为，现在会议有失败的危险。四国可先就关键问题形成共识，在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以最大的灵活性，再同美欧去谈，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会议有所成果。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与非洲国家、77国集团、小岛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

18时50分，“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会场门外一阵骚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虽然中美双方约定会晤的时间已过，但奥巴马此时此地出现，还是让大家感到意外。

奥巴马也感到有些唐突，一只脚跨入门内一只脚还在门外，他笑着问：温总理，我是不是来得早了一点，我是先到外面等着，还是进来加入你们一起讨论？温总理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奥巴马颇为感动，他先绕会场一周，与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在卢拉的左边、温总理的对面坐下。

由于“基础四国”此前都分别同美方有过接触，彼此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温总理首先表示要努力争取会议通过一个决议，以肯定成果，凝聚共识。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向奥巴马阐述了四国的立场。奥巴马也向四国介绍了美国的最新立场。奥巴马表示，双方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措辞已经很接近了。接着，五国领导人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磋商。

门外的记者们一直在注视着场内的情景，有的隔着玻璃在拍摄。不久场内传出一阵掌声，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愿意出面征求欧盟方面的意见。

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然后，这

个草案又在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小范围磋商。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这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9个小时。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的结果，决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说了算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二、争议新焦点：排放权与发展权之争

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已是不争事实。从《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大致包含科学认知、经济评估和政治角逐的内容。早在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时就已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被视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毫无成果，在于国际气候谈判已变成了“零和博弈”。这种博弈的实质是发展权之争。

1.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一国的发展空间

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以及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不加以管理，将可能上演“公地悲剧”，对全球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严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碳排放对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以及对森林的大量采伐和破坏，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逐渐破坏了大气中的碳平衡并引发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以实现《公约》最终目标所需排放为总量，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容量更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

温室气体排放权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如土地等的产权）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大气空间具有均质性特征，一旦排放就均匀扩散到大气层中，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土地资源有级差，土地等级不同，进而土地收益不同，地租额也就不同。且土地资源不存在主权争议，不涉及发展权益的分配，而温室气体的主权属性尚未明确，也不可能进入市场交易。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通过谈判达成国际气候制度，对稀缺的碳排放权资源合理使用，使全球福利最大化。

在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源中，来自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大约占总量的80%。能源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国经济要维持稳定发展，能源消费不可或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大幅度地降低能源消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很困难的。

如果以《哥本哈根协议》所主张的2℃为全球温度上升的阀值，那么世界需要最迟在2020年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排放。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199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00亿吨，2005年约为280亿吨。如到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一半，不管是以1990年为基准线，还是以2005年为基准线，都需要各国采取严格的绝对减排或相对限排措施。在碳预算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多排放一些，其他国家就得少排放一些。换而言之，就是一国获得的发展空间多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就相对少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逼迫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量化减排承诺而自己却不愿做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不难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丹麦草案”主张不平等的人均碳排放标准如此震怒。谈判无果而终，一切皆源于碳排放权。以碳排放权为核心的气候博弈实际上已转化成了发展空间的争夺，即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发展所需的碳排放权和发展空间。

2.技术开发与转让可推动国家的发展

国际气候谈判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促进低碳技术国际合作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需要通过启用一揽子技术组合而实现，无论是现有的技术，还是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可实现商业化的技术，若没有持续

的投资流量和有效的技术转让，很难实现大规模减排。

无论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出发，还是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国都已加强了对清洁技术的研发力度。欧盟多年来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清洁发展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奥巴马上任以来，也大力推动美国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试图扭转美国在清洁发展技术上落后于欧洲的局面，以争取在气候谈判中获得更大主动权。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也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政策。然而，就能力而言，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发能力更强，而发展中国家则比较落后。因此，如何将先进技术共享，避免重复研究，以实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也就成了气候谈判的重要内容，此即技术转让问题。研究表明，在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几种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下，发展中国家1860年-2050年人均累积排放量都将不及发达国家的1/3，发达国家已经严重挤占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世界已失去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权的机会。因此，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比较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仅是《公约》下的义务，也是对其已经和继续挤占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补偿。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巴厘行动计划》四大支柱内容之一，技术开发与转让问题在哥本哈根却很少谈及。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问题谈判本身所需的专业性很强而极其复杂，另一方面也与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重要关系。技术转让可以节约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缩短技术发展周期，实现技术的跨越性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发达国家多年来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一直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则求之不得，只能望而生叹。

第一，发达国家政府缺乏推动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虽然发达国家在屡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对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要提供资金、转让技术来增强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各项规定的能力，但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对国家竞争优势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在低碳技术转让问题上长期持消极态度。它们认为，转让、出口技术将会导致技术进口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进而使其自身丧失技术垄断地位和市场竞争优势。另外，在国际政治中，发达国家常常将技术转让视为其对他国施加影响的筹码。因此，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国家法令和行政措施，对技术出口实施管控，设置技术贸易壁垒，如技术贸易许可证，或制定禁止、限制技术贸易的管理办法和目录，这些行为都客观上阻碍了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第二，发达国家企业缺乏加快技术转让的经济意愿。高新低碳技术通常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拥有，低碳技术的转让活动通常由它们所主导。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维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源泉。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意愿很低，即使转让，大多也是过了成熟期的技术，或是将被新技术所淘汰和替代的技术。

第三，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利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往往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转让费用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常由于资金不足而难以承受，从而失去获得低碳技术的机会。而且，知识产权保护期限较长，有些在发达国家不再属于先进的技术也会要求高额的转让费用。由于技术转让费用较高，发展中国家往往只有少数具有实力的企业有能力负担。即使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约束下，也仅有购买技术的少数企业可以享用这项技术，而不能在全国其他企业和部门中推广，应用范围很有限。

第四，发展中国家自身不足影响对技术吸收和应用。这些不足是系统性的，主要包括：一是资金不足，技术转让通常需要支付很高的转让费用以及人员培训费用，且前期投资较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规模较小的企业通常由于资金不足而购不起技术；二是人力资源储备不足，接收国外转让技术除了资金以外，还需要与先进技术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使技术引进缺乏基础条件；三是观念落后，信息不畅，许多企业缺乏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意识，对提升技术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还缺乏技术转让相

关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资讯获取能力和渠道不足；四是制度不完善，缺乏适宜的经济激励制度，如适当的税收、补贴和优先发展等政策制度。

3.资金供给与获取影响国家投资情况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公约》对发达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减缓行动也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自气候谈判以来，缔约方已在《公约》框架下设立了多个基金，如“最不发达国家基金”、“适应基金”等。但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还不够。2007年8月，《公约》秘书处公布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投资和流动资金》报告指出：到2030年，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约为2000－2100亿美元，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约为数百亿美元。该报告强调，《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现有资金机制的资金量严重不足。

在“巴厘路线图”中，资金问题与减缓问题、适应问题、技术问题相并列，作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落实、构建2012年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制度的核心内容。共同愿景、减缓、适应、技术、资金五个要素中，前四个要素的落实都需要资金保障，资金机制谈判与前四个要素的相关谈判日益呈现出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特点。然而，发达国家缺乏履行《公约》义务诚意，无视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实际，想方设法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根本原则。比如，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支持世界银行在《公约》之外建立了气候投资基金；一些国家和机构提出的资金倡议违背了《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利用资金问题多方出击，增加了资金问题乃至整个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

此外，发达国家大力宣扬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作用，有推卸责任和义务的意图。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公约》谈判、主要经济体气候变化会议、G8峰会等各种场合，大力强调私营部门参与。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作为发展问题，要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私营部门的参与不可避免，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但政府部门的作用无法替代。

发展中国家各国在发展水平、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和具体行动需要、国家大小等方面存在差异，利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资金机制、开发相关项目的能力也存在差异，造成GEF （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主要流向发展中大国。目前，在《京都议定书》下开展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存在地理分配不平衡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贫穷的非洲国家没能从碳市场中获益。哥本哈根会议上，非洲国家和小岛国对资金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发达国家也利用这一点作为离间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手段。

资金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个重要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能够直接缓解它们广泛面临的迫切问题——贫困。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投入，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提供资金的作用则是相反的，增加了财政负担，减少了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国际筹资成本不断增加，并且在国内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面临着资金紧缺的现实情况。因此，一些发达国家以金融危机为推卸责任的借口，进一步降低捐资承诺。就连在供资问题上一向相对“慷慨”的欧盟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发展需求而变得吝啬起来。资金供给及其大小问题上的争夺实际上是供应方和接受方在各自发展问题上的交锋。

4.减排措施的成效决定着可持续发展

各国虽然在减排问题上都不愿多做让步，却都希望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碳排放。因为在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碳排放的增加意味着能源消耗的提高。而在世界能源储备有限，特别是全球石油资源在未来几十年将消耗殆尽的背景下，国际石油价格不断

攀升，能源消耗的提高直接意味着经济发展成本的提高。这也是许多国家都把石油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减排目标，都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去实现。这些措施的成效既影响着国家对于国际承诺的兑现，也决定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前途。有效的减排措施可以优化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正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率先提出自主性减排目标，却不接受将这些目标写进哥本哈根协议的重要原因。自主性减排目标提出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接受将这些目标变成约束性则是谈判的原则问题。一方面，没有任何国际协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做出约束性承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缺乏谈判诚意，在减排目标、资金供给和技术转让方面都承诺较少，可谓微不足道。

综上，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气候谈判根本上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谈判，气候博弈实质上发展权之争。

三、发展新热点：低碳经济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公约谈判，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政府谈判代表，一度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强调在发展中寻求减排的“低碳经济”概念及理念，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

1.低碳经济：概念与各国措施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出现在2003年2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损失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

继英国之后，2007年日本倡导建设低碳社会，希望依靠社会整体的创新来推动温室气体的减排，实现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尽管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尚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模式，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已开始调整在贸易、金融和生产计划方面的决策，提出了无数的低碳举措。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否必须，而是如何迅速并且以什么规模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能源的清洁开发与高效利用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排放为基本经济特征，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其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

低碳经济是一种长期发展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的竞争表现为低碳技术的竞争，着眼点是低碳产品和低碳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虽然低碳经济理念已经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并付之于行动，但它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低碳经济有着不同的内涵。发达国家着眼于低碳化，其低碳经济目标是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发展，强调在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减排与发展的双赢。

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措施以支持低碳经济的转型。一个有效的

政策措施，需要克服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几个障碍，包括金融方面的障碍，资源和技术方面的障碍，市场和消费方面的障碍，等等。而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都需要协调和发挥各种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单一政策会发挥有效作用，但也可能会失灵。这些政策手段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法令和法规等形式通过的国家规划、国家发展目标、强制性标准等。第二类是财税引导和激励手段，如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第三类是基于市场的灵活机制，如合同能源管理。第四类则是信息支持及自愿性行动。一般来说，法律法规类和财政引导类政策的减排有效性和成本有效性都比较高，市场机制类政策的减排有效性较高而成本有效性方面略差，自愿性行动成本有效性较高而减排有效性略差。

2.低碳发展对于中国的意义

当今世界怀抱一个共同的低碳经济愿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但是，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起点和意义并不相同，有着自身独特的意义与要求。低碳经济对世界各国都是一种机遇，人类可以借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在对外关系、技术创新和能源安全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关系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首先，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行动，那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缺乏实效；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有可能改变，各国对中国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期望将进一步上升，从而使中国面临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尽管中国自主行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在排放大国中可以认为是表现最好的，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起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但国际社会仍然要求中国做出更多贡献。

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有发达国家甚至将会议的低成果归咎为中国，企图“栽赃”以推卸它们的责任和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某些发达国家的别有用心路人皆知，但中国本身发展所需的碳排放潜力在国际社会也遭到了不少非议。中国未来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毫无疑问将越来越大。气候领域的纠纷不可避免地将延伸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2009年来中美两国的高层政治互动无不涉及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摩擦将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阻碍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欧美部分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中国将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发展和富有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中国今天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通过低碳经济，中国在减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减少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摩擦，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其次，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低碳发展需要经济增长和消费模式的巨大变革与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应用和扩散。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没有技术支撑，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技术进步离不开自主创新或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国

家竞争力的核心，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和现代化进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国家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激烈竞争形势，成为中国推进技术自主创新的巨大驱动力和重要机遇。技术自主创新已成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对策。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技术作为技术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领域，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低碳技术。

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伴随着激烈的技术竞争，但也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重要机遇。通过加强技术转移谈判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中国也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的技术，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各国在强化技术自主创新的同时还将积极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大范围的技术竞争和交流，也给中国技术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

中国是大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很好地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这有利于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加快步伐。如果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研发，完全形成产业化和大规模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加速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中国应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先进能源技术，同时提供必要的政策激励，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的关系问题。

在未来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低碳技术是核心要素。中国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地位，不仅仅是进口大国，也可能是出口大国。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责任上看，中国都要承担起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责任。特别是在向非洲和拉美等海外地区投资过程中，中国也会不断被要求积极对外转让低碳技术。

再次，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摆脱锁定效应。气候变化是由于工业化和所谓现代化造成整个社会的碳锁定所导致的结果之一。自工业革命以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技术由于路径依赖成为各产业的主导技术，而该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组织形成正反馈，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使得整个社会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并形成严重的惯性。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碳锁定”历史过程。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重碳产业和技术正通过国际投资与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世界经济新潮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避免陷入“碳锁定”，甚至及早解锁。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低碳经济转型，就是“解除碳锁定”的同义语。

也许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重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而不再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或盲目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转移，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甚至实现技术跨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好更快地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在于成本优势，大量的减排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后发优势，建立新企业新设备的成本要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的成本低。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也使投资资金似乎不成为大问题。

中国当前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向低碳经济转型。防止新的锁定，必须有选择地进行投资。

最后，有益于提高低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低碳产品的新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中国在这一领域正在积极开展行动，在某些产品上获得了较好的市场份额。

中国企业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2009年3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绿色富豪榜，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绿色巨人中，中国内地占17席，在这17人中，11人从事太阳能产业。中国已有超过150台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在网运行，是世界采用此种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风力发电装机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不到8年时间里突破了1千万千瓦，年增长速度接近翻番；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供应着世界40%的光伏产品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占世界总产量的50%和总安装量的65%，约95%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核心技术为中国公司持有；中国企业生产出了全球首款单次充电可行驶400公里、并可容纳5位乘客的纯电动轿车；中国水泥余热发电效率世界领先，已开始向国外出口技术和设备；等等。

如果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进一步促进低碳产品的国际流通，培养竞争优势，中国低碳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另外，提升企业研发低碳产品的积极性，培育中国低碳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也需要相关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发挥作用。

3.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转型，是从后工业化社会的起点开始的转型，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能源安全，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和任务：不仅要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节能减排，还要实现工-80-业化和城市化，减少贫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更多的任务。因此，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内涵，远比发达国家的转型更加丰富，意义也更加重大，任务也要更加艰巨。

（1）发展挑战巨大。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根据对人均排放和人均GDP 关系的分析结果，两者之间呈现一种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对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的需求很大。加之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惊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

人口增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努力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已经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尽管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的15年，中国人口将以每年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改变农村居民不利处境的唯一出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例如，就业压力、消费方式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

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大为改善，而且正在仿效发达国家高消费模式，在不断持续提高。在家用电器基本普及后，居民消费正在快速大规模转向高能耗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据社科院预测，中国人均GDP有望在2010年接近4000美元。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这种改善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的。

工业化水平。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工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材料和能源。这些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很大的影响。2000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1.285亿吨。3年后达到2.2亿吨，远远超过当初的预计。2006年中国的钢铁产量达到3.53亿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的钢铁消费量降到3亿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中国钢材表观消费量为5.65亿吨。同比增长25％。中国的钢铁行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15%。

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加快意味着现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城镇的建立。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首先会引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城市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市政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绿化、环卫等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产生对钢铁、水泥等各种重化工业产品和建筑材料的巨大需求。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原材料生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飞速发展。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很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的。

国际贸易分工。在全球化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分工的大格局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81-加工厂和主要的制造业基地。由于中国处于国际劳动分工的较低端，大部分的进口是高附加

值的产品和服务，而出口主要是能源密集的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进出口结构下，随着大量“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内涵能源净出口随贸易顺差的增长不断扩大。满足各地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中国也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研究表明，中国内外贸进出口背后的内涵能源约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1/4。

（2）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道路上，中国还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源和环境约束，比如依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低下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潜力有限，等等。

能源结构约束。中国能源结构中以煤为主。在已探明的化石燃料储备中，煤占了96%，石油和天然气只有4%。对煤炭高度依赖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其增速已经超过了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由于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大，中国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将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付出更高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困难。

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43%；中国8个行业（石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纺织）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20%；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建筑采暖、空调能耗均高于发达国家，其中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能源利用效率与国外的差距表明，中国节能潜力巨大。

低碳能源利用约束。清洁能源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之一。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总体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家和民间都在较大规模地投资可再生能源建设，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水平和产业化技术研发水平提升迅速。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但是，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方面还具有不少约束，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弱。一是市场成熟度低，保障能力不足；二是政策体系不完善，措施不配套；三是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四是产业体系薄弱，配套能力不强；五是资源评估不深入，限制规模化发展。

（3）国内政策障碍。低碳经济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中国目前已经有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法规，对于具有长远、战略性的低碳经济，涉及生产、消费、流通诸多环节，只有在明确的法制规范下，才能稳步实施。当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方面等非常不完善，很多领域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也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政府规范性文件，更谈不上低碳经济立法。在宏观政策管理方面能力不足，亟须加强和完善。

根据国外的经验，低碳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设立碳基金等。此外，中国在产品的强制能效标准、节能产品的标准、行业能效的标杆管理、政府节能减排采购、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和实施方面，都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很多，但目前中国国内节能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行政命令的政策，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建立，碳税等基于市场的政策还在研究之中。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远比发达国家艰巨。但是，无论是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国际政治政策压力，还是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迈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没有选择。因此，面对低碳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我们要因时而动，以更务实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变革。

结语：低碳革命，我们应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