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学术失误
也说“学术失误”
吴德余
近日，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黄朴民教授题为《大学者的学术失误》一文，后来网上闲逛，又在凤凰网站上见到该文的转载，内容是一样的，不过题目编成了《趋时与自大：大学者学术失误的两大诱因》，直指学术失误的原因：趋时与自大，受智匪浅。
黄教授文章开头说，“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这对于我来说，真是感同身受。因为十几年来读书时习惯顺手将一些读到的错谬情节摘录下来，反复思索求证，成了读书的一个衍生笔记。因此读到黄教授这段话，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慨。
黄教授文中分别列举了林损（解杜甫《赠卫八处士》）、童书业（《春秋史》）、胡怀琛金祖同（《墨翟辨》）、郭老（《李白与杜甫》）、黄遵宪皮嘉佑（“西器源自墨学”说）等案例，又将大学者的学术失误归纳为“趋时”和“自大”，并分别以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和黄遵宪、皮嘉佑“西器源自墨学”加以细析。实在是振聋发聩“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真学者风范，令人叹服良久。
黄教授列举的都是学术大学者且大多已作古，而笔者读书时所记的一些案例有与黄教授相似的错谬却是发生在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身上且都健在，更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而惴惴于“犯上”之嫌不能发声，只能长栖于名不见网传的私人博客里呻吟。
拾黄教授牙慧，斗胆也搬出来晾晒晾晒。
首先，与黄教授说大学者“趋时和自大”稍有辩说的是，“学术失误”不仅是这两方面的原因，还含有“作秀”（“卖弄”）等因素。即便是“趋时”、“自大”、“作秀”，只是其能指，而其所指应该是“功利”，即提高自己的声望、权威。当然功利的原因，从心理层面上讲，有潜意识和显意识之分。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当今一些大的著名网站上不时地贴出一些明星大V 大S之流“走光”、“露点”的照片，是其能指，所指是功利。就是“走光”、“露点”者人也是出于功利的原因。当然潜意识的不经意之间发生的，无可非议；显意识的就令人恶心了，众所周知的是，明星大V大S者流的“露
点”往往是精心设计的。这当然不能往下面所涉人物上套，只是一个憋足的比方而已。
以下是笔者处心积虑关注的一两个案例。
1
美国著名作家、科学家兼投资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写了一本《他改变了中国》，2005年3月由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载有唯一的一个3页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手迹的影印件。
影印件的内容为江老写给他的大学同学和终身好友王慧炯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任何人毕其生去捕捉这些知识奥秘，也总是极其有限的。古今中外的哲人已经积累了许多知识宝库，但离开无可穷尽的宇宙，还相距甚远，永无止境。宇宙千变万化，但离不开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智慧，可以从发现其中许多规律，如回文、勾股、黄金分割，去不断扩展已知的领域。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回文勾股数（此标题费解，疑为笔误-----笔者注）
（一）从前有一家餐馆，名叫天然居，里面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
上联倒过来即为下联。回文典型例子。
（二）唐朝陈子高诗句
纤纤乱草平滩，冉冉云归远山
廉卷堂空日永，鸟啼花落春残
把这首诗倒过来，从最后一字往前读成为
残春落花啼鸟，永日空堂卷廉
山远云归冉冉，滩平乱草纤纤
（三）音乐中亦有类似回文现象，杨振宁教授在一九九二年南开大学作了“对称与物理”的学术报告，时，展示过巴赫的一小段优美的乐曲，将其乐曲按相反顺序谱出，演奏出来，就成为另一段风格迥异的音乐。
江泽民二00一年八月十二日夜
自然宇宙的一切秩序有对称的规律，有一种对称之美。这种对称性是有目的而设的，还是无情思而生，古往今来多少中外大家泰斗哲学家科学家冥思苦想上下求索，似乎没有定论，至今仍然是科学和哲学的热门话题。这么深奥的哲学话题突然一下子转到“回文”的小数上去，已匪夷所思了；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话题怎么会与“回文”这类的文字游戏混为一谈。象“黄金分割”、“勾股”这类根据自然的形态去认识自然规律，属于的“科学”范畴，至于“回文”、巴赫乐曲属于利用自然的规律去改变改造自然的形态，属于“技术”“技巧”范畴，不是什么“宇宙奥秘”，这是个常识问题。而回文之类的诗，历史上虽有许多著名诗人如苏东坡、王安石偶有所为，但毕竟为为诗者不屑的诗中小数，文字游戏类，江老津津有味地奉为美谈，还煞有介事地抄给挚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库恩先生在书中对此津津细嚼，那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认识并不全面所至，但库恩是集作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也不得不究了。
关于“宇宙奥秘”，爱因斯坦对他的朋友，传记作家Peter.Bucky说：“我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有时候我对未知世界怀有一种深深地敬畏。我想宇宙中还有很多我们未能察觉或了解的事物，我们只是以最基本的生命形式体验着一些最美丽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江老象爱因斯坦一样表达得如此精准。
再就是江老引的这两段“回文”出处问题。
关于“天上居”，有很多版本，一说源于李延年的诗。清代，北京城里有一家饭馆叫“天然居”，乾隆皇帝曾就此作过一副有名的回文联：“客上天
然居居然天上客”。
上联是说，客人上“天然居”饭馆去吃饭。下联是上联倒着念，意思是没想到居然像是天上的客人。据说乾隆皇帝想出这副回文联后，心里挺得意，就把它当成一个上联，向大臣们征对下联，大臣们面面相觑，无人能应。只有大学士纪晓岚即席就北京城东的一座有名的大庙—大佛寺，巧妙地作了回应，历来传为佳话。
至于“唐朝陈子高诗句”就叫人摸不着北了。
宋朝有个诗人叫陈克，字子高，据《中国大百科全书》：“陈克（1081—？），字子高，自号赤诚居士，临海（今属浙江）人，绍兴中为敕令删定官。工诗，善词，词格艳丽。有《天台集》《赤诚词》，俱不传。后人辑其诗为《陈子高遗诗》。其词婉雅清丽，颇具花间词韵味，风格近温庭筠、韦庄。”这样风格的诗人，很难想象会为如此“回文”。唐朝有“陈子昂”、“陈子良”，不见“陈子高”。我想，江老是不是搞错了，他案头的宝贝，一般人不会有，唐朝的陈子高何许人呢？
至于历史上，经李翊、冯梦龙等话本后人小说的人物“陈子高”，是个龙阳之士，与写诗风马牛，就不提他了。
倒是北宋有个叫“陈朝老”的人，《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宋史》均有记载，《宋史演义》更是详尽。
据网上文侠“北海散人”介绍：陈朝老，字廷臣，宋祥符末年太学生。他为人刚直，论事剀切，曾因多次上书力谏而遭贬，后遇赦而归耕石门。绍兴年间，朝廷曾三次下诏书征召，朝老坚辞不赴，世有“陈三诏”之美名。
陈朝老不但在政治上有独特见解，他的诗文也另辟蹊径，其中有一首六言回文诗《暮春》，历来为文人所称道。这首《暮春》的回文诗正是江老信中所引的回文诗，江老这里似乎是张冠李戴了。
就信的内容看，思绪疑似紊乱，谴词造句言语前后不搭，罔顾基本的语法结构，读来很是涩口。象“捕捉……奥妙”、“积累……知识宝库”、“知识宝库……离开无可穷尽的宇宙，还相距甚远，永无止境。”等,这样的语词搭配可能只有精通几国语言的人才感到不别扭。
政治人物特别是领袖型的人物在大场合吟吟古典名句，以诗言志言情，抒发胸中政治豪情，昭显国家民族意志，情理交融，适得其所，前几届都不乏其例。前总理温家宝先生任相十年，各种场合光是引用古典名句名言就达十次之多，如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新唐书·魏征传》“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管子·版法》“召远在修近，避祸在除怨”、杜甫《春日京中有怀》“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清）林朝崧的《送吕厚庵秀才东归二首》“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等等。也许“言多必失”之故，
2103年11月6日在俄罗斯普希金市石岛访问普希金中学旧址时，对普希金的《自由颂》大加肯定和赞赏，竟即兴地背诵起来，谁知背诵的是普希金的另一首诗《纪念碑》。虽然两首诗都有赞美自由, 抨击专制农奴制度, 抨击独裁者，同情劳动人民的相似主题，但前者凡千余言，后者不足三百言，也算是一次张冠李戴，虽然不是“学术”性的失误。
连经史子集读遍了的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也犯过类似温相的失言。他引用《宋书·列传》中“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把南朝宋文帝、宋孝帝时期的沈庆之记成了梁武帝时的宰相陈庆之，虽一字之差，隔了一两个朝代。
当然，对政治人物的即兴引用和吟哦我们没有必要吹毛求疵，因为他们不是专门家，即使才富八斗，十斗，毕竟所事领域有所局限。但政治大人物的发言影响层面很大，一传十，十传百，加之言者自言，闻者失语，更加之对领袖人物的崇敬和爱戴，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很容易以讹传讹，就不能不留意了。正如黄朴民教授指出的，“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
2
政治与文化领域本密不可分，大人物尚出现“失言”，而从事专业性极强的科学领域的大科学家一当跨越领域谈文化，如果失言，失误就明显了。
著名的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在中国科学院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物理学的挑战》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的物理学”中引用了唐代诗人杜甫的《曲江二首》之一的两句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并且把它译成了如下的英文：To probe WuLi with care and reason, One must feel happy and free one's body of concem for credit.
接着，他解释说：
杜甫这两句话，现在应用仍很正确。杜甫对“物理”用了“细”和“推”两个字，“细”就是要仔细观察，“推”就是要推理，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实验，一个是理论，每一个字的分量都很重，如果要取两个字来描写物理实
验和理论，很难有比“细”和“推”用得更恰当的字来说明研究物理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杜甫是诗人，怎么对“物理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呢？杜甫当时还是工部侍郎，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计委主任，大家称他杜工部，可见在中国文化中，科学与文学艺术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冒昧地说这种解释是皮相，自己也觉得有些狂狷。李政道先生是赫赫有名理论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与杨振宁一道），是量子场论“李模型”的创始人，是零质量粒子红外发散抵消问题的“李--瑙恩伯定理”的发明者。然而，无论怎样解读，总觉得失之牵强；如果以此例来阐释“中国文化中，科学与文学艺术是密切相关的”，实在是举证不当；如果以此来证明杜甫研究过物理，更是不挨边。
杜甫的《曲江二首》之一的原诗是这样的：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径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之二有脍炙人口名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诗意与“之一”相同，就不列了。）
据注家考证，这首诗写于乾元元年（758年），李的报告中也确认是这一年，但从诗中描写的景致看似乎应为759年春末。此年杜甫47岁，在左拾遗任内，6月因房琯、严武被贬官，杜甫也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告别长安，漂泊西南。战乱、党争、仕途坎坷、命运乖舛，使得诗人见景生情，哀愁之中寻求精神解脱，发出“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的人生慨叹。
不揣冒昧，试译为现代语如下：
一片落花已预示着春色衰减了，
千朵万朵随风飘坠更叫人揪心。
看吧，春色将逝，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儿就要凋谢殆尽了，
人生忧伤太多，何妨尽情痛饮以洗愁肠。
轻微的翡翠鸟在江上小亭里自在地筑巢，
显耀华贵的石麒麟不也坍倒在苑内高大的坟墓边？
仔细想来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
人们应顺其自然才能及时行乐，
何必为虚浮的名声绊住了人生的脚步呢？
由此看来，这是一首与“物理”、“物理研究”根本不沾边的抒怀诗，李政道先生将“细推物理”的“物理”解说成研究宇宙间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的“物理（physics)",的确让人费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理（不是“物理”）”指的“天理”，有“自然规律”之意。而这个“天理”又要合于心，即“天人一物，内外一理”，与近代西方关于“物”的理念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这一点，与李政道先生一起获奖的杨振宁先生也有过论述：
近代科学也是在追求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所讲的“理”，可是呢，换了一个名词，换了一个观念，这就是“自然规律”，所以，近代科学里头的“自然规律”，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既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法来追求这个“理”呢？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来求“理”？如果仔细分析，我想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状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通过这一类思维方法，传统的中国文化想要达到一个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均引自杨振宁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新亚书院举办的“金禧讲座”上发表《中国文化与科学》）
就是李政道先生的英文译文中，“物理”也是音译的“WU LI”，而不是“physics"。物质的结构和运动的基本规律（物理）当然也是“自然规律”，而杜甫的“物”是指宇宙一切，当然也包括“心”，在这首诗中更多地侧重“人生”（人生的真谛、人生的意义）。
至于“细推”明显是个偏正关系的词，只能理解为“仔细地思索（思考、研究）”，而不是并列关系的“实验”和“理论”。
要说杜甫与“物理”有关，倒是一首《喜雨》中有过“人工降雨”的幻想：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不过也是文学性的想象，较之搞理论物理的唯象思维距离太大。
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公元764年，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史，杜甫于是年3月回到成都。6月严武举荐其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就是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的来由。可是，这是《曲江二首》之后6年的事，此时，杜甫已53岁，特别一提的是，他只做了几个月的员外郎，而且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位置，是主动提出辞呈的，一再要求回到成都草堂去。个中原因，据郭沫若先生的分析，据说与年轻人不和，实际与严武有矛盾，这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参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李政道先生说：“杜甫还是工部侍郎，实际上相当于计委副主任”，这就更不着头脑了。
翻一翻有关资料就知道，唐代建制有吏、刑、礼、户、兵、工六部，六部的正副长官分别叫“尚书”、“侍郎”。“侍郎”是某一级的副长官，各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政府长官分别是“郎中”和“员外郎”，员外郎即该级的副长官。管检校工部员外郎，据郭老说法，相当于“六品”，较“左拾遗”那样的“八品”自然高了两级，但与“工部侍郎（“计委副主任”）”就差得太远了。显然李政道先生将“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与“工部侍郎”划等号了。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执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事......凡属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矿冶，纺织等经济建设有关的事务都管，底下对应的地方各级的工部也是这些事务，只不过范围小多了，但无论怎么说，资料上都找不到有“物理实验”这个项目，更遑论“理论”了。即便是杜甫在这样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部门工作，也只有几个月，加上当时他那样的心境，也不可能有什么“对物理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而前面说过，《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