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青年与社区青年的研究

“街角青年”与社区青年工作研究

——对湖南长沙市某区“街角青年”群体的调研报告

黄海

前言

“街角青年”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美国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和纳米比亚社会学家P.穆福恩都曾经对“街角青年”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对“街角青年”的源起、结构和归路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街角青年”现象的解决，有赖于社区社会结构与“街角青年”的互动模式作用。而在国内，“街角青年”一直是一个被国内学术界所漠视的“边缘青年群落”，对于“街角青年”的研究成果国内目前不多。可知的是马德峰和张园两位学者分别对某城镇街角无业青年的调查与分析。张园主要讨论了“街角青年”的思想特征和行为方式，提出“街角青年”的回归有赖于社会的系统帮教工程；马德峰主要讨论了“街角青年”的形成、精神面貌、帮派权威，提出社会应转换一种思维方式促进其回归。因此，国内研究成果的现状、可知文献资料的缺乏，决定了本调研报告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特定的调查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点

本调查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长沙市某区的两个社区进行。参照国外方法和统一学术规范，本报告将这两个社区命名为L社区和D社区。由L社区和D社区共同组成DY地区。两个社区仅由一条街道分开，均地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长沙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滞后的长沙市某区。其中L社区有0.32平方公里，住户52栋，住户1338户，人口3782人，17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3家，1个非重点中学和非重点小学；D社区有1、25平方公里，住户1100户，人口2450人，11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家。D社区15-20岁人口有200-300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则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较多，和仅一街之隔的D社区“街角青年”联系紧密，互动发生作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二、研究对象

所谓“街角青年”，其内涵的基本要素是：（1）15-20岁左右，长时间呆在街头；（2）游戏人生，游逛街头，经常违点小法但不犯罪（少部分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成为一种主要生活方式；（3）没有从照管他们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但保持一定的联系；（4）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数人或数十人聚集在一起，以社区地域关系为凝结点，结合成小团体和小帮派，在帮派中寻求归属感，故称之为“街角青年”。“街角青年”远离社区建设，脱离主流社会，实际上属于社区青年群体中的边缘人群。在被调查的D社区，具有明显“街角青年”特征的青年约有60余人，年龄在15-20岁之间，文化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在初中左右，大多拥有某种“一技之长”，如这个街角青年群体（出于研究规范，我们称之为“DY 帮”，所有人物皆为化名）的老大“天哥”（已经于2003年7月因抢劫进了少管所被管教1年）据说曾拜一老扒手为师，其他成员或者是台球高手，或者是网上游戏“大虾”，或者拳脚工夫了得。“武状元”、“豆

芽杆”、“耗子”是经常和老大“天哥”混在一起的群体成员，可算是DY帮的核心层人员，或者说二、三把手。DY帮在DY地区名声狼籍，整天无所事事，混迹于街头巷尾，经常恶作剧的戏弄社会，被社区建设视为“小痞子”，而他们也自得其乐，对社区和他人极端冷漠和敌视，自觉组成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灰色社会”。

三、研究方法

“街角青年”对外界极端漠视和警惕，结交和聚集方式也极为特别，外人很难接近，而且他们基本上属于昼伏夜出，过着一种隐蔽流动的生活方式。因此，为得到“街角青年”的第一手资料，本调查通过D 社区居委会王主任，结识了DY帮老大“天哥”，通过对他的多次走访和交流，获取他的信任和帮助，结识了这个群体中的其他青年，在2003年4-9月的半年时间内，对他们采取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了解“DY帮”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特征和“街角社会”的内部组织结构，笔者每天将当天访谈资料和观察心得通过回忆记录，并进行分类整理，在部分“街角青年”中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和概率统计，分析“街角青年”形成原因，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所获资料基础上，总结“街角青年”的社会心理特征，通过理论思维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探讨社区青年工作和“街角青年”转化工作如何有效组织实施，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四、调研报告结构

研究与分析“街角青年”是本课题的立足点，促使其转化是本课题的出发点，探讨如何建立新的社区青年工作体系，做好社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是本课题的根本点。因此本调研报告主要由三大板块所组成。第一版块是对“街角青年”的来源和性质进行界定，明确工作客体定位，探讨社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本体论基础；第二板块是对“街角社会”的帮派结构、领袖权威和社会基础进行解构，明晰工作客体社会结构，探讨社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认识论基础；第三板块是对社区青年工作和“街角青年”的归路进行理想模式思考，明定工作主体组织职能和机制建设，探讨社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实践论基础。

“街角青年”：一个边缘青年群落

在长沙市开福区，有一个与省会其他地区而言几乎可视为“贫民区”的DY地区，街道狭窄失修，住房低矮拥挤，一条横贯该地区居民区的铁路预示这里的城市边缘地位。与传统的中国城市相类似，这里也有一些驻区单位，只是随着社会流动，大部分有钱的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已经搬往城市的繁华地带。一条狭窄的街道将DY地区分成了L社区和D社区，拥有14家驻区单位的L社区里有一个非重点中学和非重点小学，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的学生经常在街头游荡；而仅一街之隔的作为一个纯居民点的D社区里则有数十个已经有所谓“阅历”的社会无业青年，他们则构成了DY地区一个独特的边缘青年群落，并且与

对面L社区的问题学生、中途辍学学生产生着某种强大的相互作用力。

在这个青年群落中，这些15-20岁左右的“另类青年”，虽然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却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不受社区和主流社会影响的社会体系。染发、抽烟、衣着奇异、谈吐粗俗是他们的外部特征，社会活动则集中于DY地区的街角地带以及网吧、美容美发店、小餐馆和桌球室。他们文化程度很低，绝大部分初中都没有读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处在DY地区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构成了DY地区青年当中的主流；而对于主流社会和社区工作者们来说，“街角青年”则是一个社区青年工作中的边缘角落：这帮青年无所事事，游荡街头，调皮捣蛋，惹是生非，对抗社会主流，无疑是他们最头疼、最不愿意也最无能为力管的一个非主流社会的“灰色地带”。甚至这种“灰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黑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大隐患。D社区的“街角青年”，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边缘青年群落。

一、“街角青年”的形成来源和性质界定

通过D社区居委会王主任，我们认识了“DY帮”老大“天哥”。“天哥”年纪并不大，2003年才17岁，却已经在街角里混了整整五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五年”。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在学校读书时，“天哥”深吸一口烟，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愤懑：“读书？我十三岁没满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没拿到小学毕业证呢！成绩不好，加之我纪律也不好，学校给我做工作，要我不要影响班上的升学率，别读了，一怒之下，我就辍学了，你说，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吗？那个时候不是有义务教育吗？谁愿意这么早就没书读啊，我手下那帮兄弟几乎大部分都是这样被撵出校门的”。出了校门，“天哥”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无人理睬的绝境，他的家庭本来就不完整，父母离异，“天哥”从小就跟着曾经因犯罪而入狱的父亲，“没人管我，我妈对我来说等于没有，我爸名声不好，就靠帮别人干点杂活为生，生活都顾不上，哪有时间照看我？还好，我自己后来终于发现原来我并不孤独”。13岁未满的“天哥”发现在这个D社区，除了有几伙二十几岁的青年团伙，还有一大帮和他年纪相似、境遇相同的小兄弟们，“没人号召，我们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刚开始也从来没人想过要成立什么帮派，立个什么老大，甚至聚集到一起干什么，我们大家也不知道”。

由于DY地区地处长沙市的城郊结合部，加上这个城市的发展重心政策决定，DY地区已经成为与省会其他地区相比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因此在DY地区的D社区，生活压力是摆在这个地区居民身上的头等大事。对于“天哥”和他的手下小兄弟来说，家庭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并不全是温馨。根据国内目前对问题青少年的分析，以及我们对“DY帮街角青年”的大量访谈得知，家庭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青少年的成长，但是这种程度如何通过变量显示，以及家庭中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哪些则尚未清楚，为了解和定性分析“DY 帮街角青年”的家庭背景因素，我们设计了一份问卷，并在“天哥”的帮助下，完成了对“DY帮”58个15-20岁的“街角青年”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58人当中，来自父母离异或其他原因（丧父或母）的单亲家庭有17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29.3%；来自单亲且有父母亲犯罪的问题家庭（不重复计算第一

类单亲）有11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18.9%；来自家庭完整但有父母犯罪的问题家庭有10人，占“DY 帮街角青年”的17.3%；来自父母亲对子女不闻不问，忙于生计和赚钱的完整家庭有20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34.5%；综合统计，来自单亲和问题家庭的“街角青年”有38人，占“DY帮”的65.5%。

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这个地区青年命运的有效途径，但是同样的问卷调查却显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果。在被调查的“DY帮”58个“街角青年”中，我们发现，小学文化程度以下（含小学毕业）的有15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25.9%；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有40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68.9%；初中毕业的为3人，占“DY帮街角青年”的5.2%；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含高中或职高）的为0人。对于为什么离开学校或中途辍学的原因，58个“街角青年”中有35人选择回答“成绩差，升学无望，不想继续读书”，占“DY帮街角青年”的60.3%；15人选择回答“成绩差，纪律差，被学校歧视，被迫离开学校”，占“DY帮街角青年”的25.9%；8人选择回答“家庭困难，无法继续读书”，占“DY帮街角青年”的13.8%。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得知，“DY帮”58个“街角青年”中，来自单亲和问题家庭的“街角青年”中占到了65.5%，因为“成绩差，纪律差，被学校歧视，被迫离开学校”的“街角青年”占到了25.9%。的确，家庭和学校这两种因素在D社区青年的人生方向选择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在与“天哥”及其手下小兄弟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与家庭保持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仅仅限于衣食无着时，回家蹭饭，从家庭接受一定救济或者是惹事生非以后，不得不由家庭出面摆平事端。由于家庭不能给这帮青年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交流和人生教育，学校则因为现行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无法为这群孩子提供必要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教育，甚至为追求升学率而将这群“害群之马”逐出学校，这些青年也就自然而然在非成熟生理和心理状况下，以“街角”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提前进入社会。

“谁都瞧不起我们，又没有正式的手艺，找不到也懒得去找工作，反正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小混混，那就干脆混得了，我就不相信活不下来，混久了，自然也就要惹是生非了”，当谈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时，“天哥”一脸的玩世不恭，可眼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正常社会的向往和无奈。社会，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是很难从心理上接受这帮青年人的，在常人眼中，他们不学无术，惹是生非，就连作为担当基层青少年服务工作的社区组织，也只能在引导他们在社区建设上起到较小的功能和作用，而没有真正的从心理上彻底了解“街角青年”（关于社区，本文后有详细论述）。可以说，家庭人生教育功能和心理交流功能的缺失，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心理素质失范；学校容不下差生，应试教育的弊端将孩子们生硬地过早推向社会，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生存技能失范；大众传媒“古惑仔”式的误导，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不可能为这些“盲流”预留职位，更何况主流社会还带着“有色眼镜”在审视这个特殊的青年群落。主流社会的歧视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行为模式失范，街角青年的容身之所理所当然的也就狭窄得只剩下“街角”了。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种因素合力构成了“街角青年”的形成来源。

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在流入“街角”后，并不是如外人所想象的全是“偷鸡摸狗、打架闹事、违法犯罪”这种生活，实际上那些被社会认定为越轨者的“DY帮”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都是在干一些非越轨的甚

至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中度过的。“我们绝对不是也不想成为黑社会！大家在一起只是热闹，有个伴，在一起玩，当然如果没钱完，那也会做点小坏事”，“天哥”很严肃地和我们澄清。与一些违法犯罪帮伙不同，“DY帮”的行为方式和运作规则决定了它是D社区“街角青年”自发形成的一个“灰色社会”，结合本报告后面的调查分析，我们会发现，“街角青年”的性质界定应该是一种越轨社会学意义上的越轨青年，这种青年是绝然不同于犯罪青少年的。

二、“街角青年”的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

“DY帮”的“街角青年”达到了60余人，这个对于主流社会而言的边缘青年群落，其生活的主要据点集中在D社区。对于“天哥”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等这些“街角青年”来说，帮伙和“街角”就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在这里同样有生活的悲剧和喜剧，同样有比电影院周期上映的“恐怖电影”更有刺激性的轰动性事件，同样有情感和心理的交流，同样有质朴的情感，甚至还有传统社会所有的社会结构和事业欲求。一句话，“街角”就是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常常是封闭的、颓废的和粗野的，在外人眼中，甚至是自甘下流和自甘堕落的。

从2003年4-8月，我们对“DY帮”的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于“DY帮街角青年”而言，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晚上的夜生活往往使得他们在每天上午补眠。一觉醒来，各自在家里吃过中饭，不用人召集，中午12点左右就自觉来到D社区的某个街角，懒懒地在阳光下抽烟、闲聊，偶尔爆发出一阵粗鲁的骂声和笑声，当人数聚集到10余人时，便开始讨论这一天时间打发的问题，然后开始他们新的一天“街角生活”。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网吧、录像厅、玩桌球和卡拉OK厅里度过，具体去哪里得由天哥说了算，如果天哥没来，那就是我们说了算”，2003年16岁的“武状元”不无得意的说。作为“DY帮”的第二把手，“武状元”在这个群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有一次，那帮家伙大部分人要求去玩桌球，我又不大会玩，当然不能听他们的，我就坚持去网吧，玩电游我可是高手，嘿嘿，你猜怎么样？最后还是去了网吧”。

“DY帮”的“街角青年”们在老大或者核心层成员的意见左右下决定了当天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当他们“惠顾”某个网吧、录像厅、桌球室或者卡拉OK厅时，那些老板不是高兴而是担心和恐慌。因为“街角青年”们身上有钱时，会非常慷慨的付账，但是如果他们钱不够或者身上没钱的话，而老板又坚持要他们买单，那麻烦就来了。“街角青年”们会在他的店子里惹上一些小麻烦，故意喧闹吵架，调笑其他顾客让老板无法营业等等，最后的结果还是老板“屈服”。

如果下午的主体活动是网吧电游，那么活动结束以后，大部分“DY帮”街角青年成员会各自回家吃晚饭，而帮中的核心层“天哥”、“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则会继续聚在一起闲逛打发时间，然后一起去某个成员家中或D社区某个小餐馆蹭饭，在交流下午的活动心得同时，讨论晚上这个对于“街角青年”来说最为重要的活动时间安排。晚上7点左右，“DY帮”成员们会陆续继续来到社区的某个街角

集合，当人数达到10余人或数十人时（成员与下午活动相比会有变化，但其中肯定有2-3人“DY帮”核心层成员），经过同样的核心层成员意见左右的决定，他们去录像厅、桌球室和卡拉OK厅居多。

“碰到下雨天，我们一般就去看录像，什么警匪片、黄色片等，如果不下雨，而且钱够多，我们就会去卡拉OK厅唱歌，如果没钱玩，我们会去打桌球，老板看到我们去，一般会给我们一张桌子让我们免费玩，免得我们闹事，碰上心情好，我们还会去买两瓶酒，喝个痛快，过日子反正就是这样，要我们去参加社区活动？做事赚钱？没意思。”，15岁的“豆芽杆”描述自己的生活时一脸认真。他是“DY帮”的第三把手，在一次和DY地区其他青少年帮伙打群架中瞎了一只眼睛，由此而确立自己在“DY帮”中的地位。“我们一般不去打架闹事，反正是混日子，打发一天算一天，这不就是生活吗？你说是不是？不这么过那还怎么过？！”。

晚上的活动会进行的很尽兴，“街角青年”们不论那天晚上干什么，都会在一起聚到凌晨2-3点，然后带着一身疲惫和“潇洒”后的兴奋回家睡觉，第二天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一天开始，对他们而言则是同一生活方式的延续周期进行。在5个月的持续跟踪观察中，我们发现，“DY帮街角青年”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如外人所想象的那么十恶不赦，中间除了老大“天哥”在7月因抢劫而进了管教所，“DY帮”还和其他团伙打过数次群架之外，“街角青年”的生活运行轨迹实际上是一条大部分都是在干一些消遣的甚至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中度过的没有跌宕起伏的平行线。因此，对于“DY帮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的界定，我们可以运用越轨社会学中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越轨生活方式”。所谓越轨，定义很多，大部分人马上联想到“犯罪”、“邪恶”、“不道德”等等。但这里的越轨，则是指相对主流社会正常生活方式而言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即某一社会群体成员的判定标准是违反另外一个社会的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感受或行动。换句话说，“DY帮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非主流生活方式，而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主流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颓废和无所作为的非主流生活概念，而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主流生活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非主流生活价值，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信赖的“主流生活价值”，即我们的生活价值理念与“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概念互为越轨，因此，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出发。

在“DY帮的”街角青年们的群体活动中，家庭的作用很小。除了吃饭、睡觉或生病外，他们很少呆在家里。但是每天消遣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种生活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在街角活动中，赖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显然是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这种“灰色生活”资助的，因此，“DY帮”的生活来源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生存问题。

“天哥是我们的好老大，每次打架他都冲在前面，一有钱我们都是大家一起花，吃饭也会带上我们，如果我们有钱也绝对会和兄弟们一起用，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凑钱玩，当然大部分的钱还是天哥在想办法解决”。“DY帮”的第四把手“耗子”说的是实话。在几个月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作为这帮“街角青年”的老大，“天哥”必须考虑和担负群体活动的绝大部分经费，必须为手下几十个小弟兄们安排好出

路。吃饭、娱乐为主体的生活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从家里和亲戚要的钱寥寥无几，自己又没有工作，为了筹集活动和生活经费，天哥想尽了一切办法。他甚至还曾经积极组织一帮人，通过各自家里凑钱在D社区开过铺子，什么“快餐店”、“服装店”等等，让小弟兄们去管理店面，可这些正经生意却在“街角青年”的懒散经营和形象不佳下是“开一个砸一个”，最后也是关门大吉。而筹不到经费则意味着“DY帮”的活动会停止，交流会停滞，最后导致老大权威的丧失和帮派的解体。于是，“DY帮”开始在对面的L社区敲诈勒索小学生和年纪较小的初中生，一些问题学生开始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因此而辍学开始与“街角青年”们合流，最后成为“街角青年”。而一些小打小闹的偷窃行为也开始在“DY帮”的价值观念中得到认可，老大“天哥”因此还拜一名老扒手为师。最终在2003年7月，“天哥”因盗窃不成而抢劫，被当场抓住送少管所管教一年。

“我也是没办法，弟兄们都在看着我，我不能不管他们，其实我有钱都是和他们一起花，我不能不讲义气，现在想通了，这样下去，我们犯罪是必然的”，已经在少管所的“天哥”无奈地向我们说。的确，“DY帮”“街角青年”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赚钱，为了继续维持这种“灰色”的生活方式就必须想办法筹钱，而生存技能的缺乏、教育素质的低下和生活心理的越轨，这种“灰色”就有可能向“黑色”演变。可以说，“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生活来源，最终决定了其社会心理特征和社会流动模式。

三、“街角青年”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社会流动模式

对于“DY帮街角青年”社会心理的调查，很显然无法通过社会学中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来实现。因此，对这个边缘青年群落的社会心理分析，我们只能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详实记录所了解的街角生活，再结合越轨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加以整理总结与分析论证。

“DY帮街角青年”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心理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心理特征则反过来强化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DY帮”的街角生活中，“街角青年”们实际上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特征，换句话说，亚文化群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成员们把自己看作一个“社区”甚至就是“社会”，如瘾君子社区、越轨者社区或“街角青年”社区等等。这种心理导致其群体成员独特的、为其成员欣然接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尽管这种心理可能在主流社会和局外人看来无法想象，但却是该亚文化群的成员用以区别行为是非，与主流社会划清界限的准则。可以说，具有这种社会心理后，加入团伙的青年人才有可能共同享有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情感交流和生活方式。

1、前期社会心理的向往主流性

“DY帮”的老大“天哥”曾经和我们说过：“我们这些人，刚开始也想踏踏实实的作点事情，做个有出息的人，可是社会会接纳我们吗？我们也开过铺子，想做正经生意好好做人，可是别人瞧不起我们，一听说是几个小混混开的，就连门都不想进来，出去做事吧，谁也不愿意请我们，认为我们是社会渣子！”。

在“DY帮”的“街角青年”中，大部分人刚开始也曾经努力向主流社会价值靠拢，回归主流社会，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将他们推向了“街角”，并以“街角”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亚文化社会群。在我们的了解中，几乎所有的“DY帮”成员都曾有过好好做人的想法。在家庭的帮助和社区居委会的推荐下，“天哥”曾经开过铺子，让一帮小兄弟看守铺面，“武状元”曾经去应聘过保安，“耗子”曾经想去某个商场当柜台营业员，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固然有“街角青年”们本身懒散、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是主流社会的歧视的确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没做成过，很多人总是看不起我们，武状元曾经在打架时手上留了一块伤疤，他去应聘时，人家就为这个原因不要他，耗子去应聘站柜台，别人说经过调查，你在D社区是个混混，也不要。反正别人都说我们是扶不上墙的稀泥，那我们就干脆混到底，到后来，有正经事情做我们也不愿意做了，慢慢的就开始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断开了”，“天哥”说，“到最后，我们自己就觉得现在这种生活蛮好啊，习惯了就什么都好，反正有钱就玩，没钱就去弄，不用想以后”。事实上，当“DY帮”的成员们在习惯这种街角生活以后，他就不想也不能离开这个群体了，“豆芽杆”后来曾经成功地在社区推荐下找到一份站柜台的工作，不到一个月连工钱都不要就跑回来了。因为这种“DY帮”给他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轻松，更加给他以在主流社会找不到的心理温暖和价值认同，给他以一种群体亚文化依赖，在这里，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而在站柜台那里，他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尽管他自己认同的“社会文化群”实际上是主流社会眼中的亚文化群。

2、后期社会心理的反主流性

其实，“DY帮”的成员几乎都意识到自己是与主体社会相离异的群体，但是主流社会在漠视和歧视他们的同时，也在反作用力方面强化了“街角青年”们的反主流性。

“别人看不起我们，可我们自己还是得看得起自己啊，我们在学校读书虽然不多，但还知道要做有出息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却觉得这个社会不让我们成功，我们没有机会出头，那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出头”，“天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在搞破坏，你们认为不应该的，我们偏要去做，有时候看到别人被我们捉弄后的愤怒，我们就会觉得蛮兴奋，到后来，我们把这种事情作为我们这帮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DY帮”的“街角青年”们发现自己是被这个主流社会孤立甚至抛弃了，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压抑感，以前的教育要求他们取得主流社会式的成功，但是现实迫使他们放弃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采用了正好相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泄他们受挫的愤怒感情，压抑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促使他们追求的东西的全部渴望。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就成为对主流社会的正统与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这种走向极端的抵制反映了“街角青年”们对无法得到的东西的长期和隐秘的渴望，换句话说，“街角青年”的独特亚文化心理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防范性适应和敌视态度。

因此，在这种心理特征下，一方面，“街角青年”的本能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极端冷漠主流社会，对外界充满警惕和敌意，自觉与主流社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自我表现欲求在正常途径得不到发泄，渴望被外界承认的心理，使得他们时不时以一种亚文化群的心理激起主流社会的反应。两种矛盾心态的结合，“街角青年”们往往会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越轨行为。我们就曾亲眼见到“DY帮”在一夜之间撕毁和破坏了D社区居委会张贴在外面的全部计划生育宣传海报，一边搞破坏一边大声坏笑，惟恐其他人不知道。可以说，前期的主流向往性和后期的反主流性是“街角青年”的主要社会心理特征，在前者受挫后，后者将会越来越强化，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前者的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当这种心理特征上升到“亚文化”的高度，它就会成为“街角青年”的信奉准则，从而影响其社会流动模式。

在主流社会和常人眼中，“DY帮街角青年”们的出路似乎几乎没有，因为在主流社会和“街角青年”亚文化社会心理特征的相互作用下，他们社会流动的机会微乎其微。的确，除了成年以后结婚、找份工作正经做事或者参军改变命运，“街角青年”的未来很渺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DY 帮”成员中，只有1人在家里的压力和帮助下参军，离开了“街角”，10余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参加了工作，离开了“DY帮”的生活方式，从而进入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体系。大部分人则还是过着一种毫无社会流动的街角生活，继续在消遣和颓废中花费自己的青春（中间还会有不同的问题学生和辍学青年继续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且在目前的转化工作不尽人意的情况下，“街角青年”这种相对主流社会而言的“灰色青年”，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黑色”。如“DY帮”的老大“天哥”终于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DY帮”也呈现越来越多的暴力和犯罪倾向，在2002年“DY帮”打了3次群架，2003年则打了5次，“豆芽杆”为此丢了一只眼睛。“天哥”进去以后，帮中在不久的将来又自发产生一位新的老大——“武状元”，“DY帮”的街角生活还会继续重复上演，在“灰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黑色”的道路也越来越近。

15-20岁，这帮“街角青年”们不可能通过结婚来改变生活，也没有太多机会通过参加工作回归主流社会而改变命运，参军毕竟人数有限，而且参军要求严格。因此可以说，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选择的“街角道路”是一条没有前途的不归路。生活方式荒唐、生活来源缺乏、社会心理越轨等亚文化社会群的价值认同和心理依赖决定了他们目前的社会流动模式是一条几乎没有跌宕起伏和变化流动的人生曲线，由“街角青年”发展成为“街角社会”。在这条曲线中，“DY帮街角青年”们曾经试图往上走，但这种努力在主流社会和“街角青年”亚文化社会的合力下被摧毁，并且最终使这条社会流动曲线不可避免地呈现往下走倾向。“街角青年”仍然有社会流动欲求的渴望，只是满足途径的差异才致使他们选择了一种越轨的路径。这应该是我们正确认识“街角青年”的关键视角所在，是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本体论基础。

“街角社会”：一个隐性灰色社会

“DY帮”在老大“天哥”于2003年7月因为抢劫被抓后，并没有出现如我们所想象的帮伙解体现象，相反，“DY帮”还在继续运转，新的成员还在陆续加入，“武状元”也在实际上充任了新的老大角色，继

续领导“DY帮”的生存。这说明，在“街角青年”这个群体中，成员们除了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共同享有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以外，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拥有其社会结构、帮派权威、身份忠诚和成员基础的隐性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的外凝固性和内吸引力限制了“街角青年”的社会流动模式。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帮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畸形态，但对于DY地区众多的青年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亚文化社会形态。在这个亚文化社会形态中，“街角青年”拥有跟主流社会形态相似的心理依赖和行为认同，甚至还有向上流动的“社会”欲求满足。因此，与越轨社会学前期理论认为的“问题地区的症结在于该地区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的结论相反，DY地区最大症结不在于它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的主流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甚至与周围的主流社会结构格格不入，屡屡发生价值理念冲突。可以说，DY地区的“街角青年”现象，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而是因为“街角青年”通过“DY帮”这种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主流文化社会而言的亚文化社会，即不容易为外人所察觉的“街角社会”。这是一个隐性的“灰色社会”，并且通过对对面L社区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的强大吸引力，而具有了其隐性的社会基础。

一、“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

街角帮派的社会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在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之中，DY地区的“街角青年”们以“DY帮”这种形式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街角社会”。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帮派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DY帮”的“街角领袖”权威与街角结构权威的维护模式更加证实了本调查报告前面所说的结论：青年人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袖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帮”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袖，帮中其他成员对他也服服帖帖，这其中除了他处事公道，为人讲义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其他成员有福同享，并且能够经常性的用花钱和其他活动中“亚文化社会”的流动欲求满足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另外一方面“街角青年”们也需要在帮派中寻找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和生活依赖的领袖。

“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大家认为我讲义气，有什么事情都找我，义气就是一面旗帜，所以很多兄弟都服我。再一个，我自己心里也清楚，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天哥说，“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的兄弟们；不论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当然我是从来不要他们。”

在我们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DY帮”几乎大部分群体活动都是“天哥”买单，实在没钱的情况下则是大家凑钱。事实上“天哥”总是尽量避免接受他那些随从者们的钱，（接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DY帮核心层人员的钱则例外）他为帮中其他成员花的钱远远大于后者为他花的钱。这实际上印证

了我们主流社会结构中的财政关系，即在社会群体结构中，一个人的地位看上去越低，那种迫使群体领袖对其随从者负有义务的财政关系就越少，群体领袖必须不自觉的，甚至自觉的避免接受群体中地位低下者的恩惠。“天哥”作为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作为“DY 帮”领袖就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一方面，他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地位差异，另一方面，其他成员也指望他履行他自己的领袖义务，否则就会引起帮中结构混乱，并危及他的领袖地位。

除此之外，领袖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群体活动中确有本事。因为，群体活动是“街角帮派”中亚文化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其他成员要想在“DY帮”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群体组织的某个活动中有突出表现，以体现自己的能力。“天哥”就曾说过，“我们通常决定去干什么时，都是我先和‘武状元’他们几个要先商量好，然后大家在一起时再说出来，去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想要做的，其实也主要是我想要干的事情。如果我不去，那么就是由‘武状元’他们几个人决定去干什么，他们的想法和我肯定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首先还是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如果有人表现好，我们当然会把他认为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有能力的人加以重用”。

前面提到，“DY帮”每天的群体活动必然会有领袖或核心层成员在场，如果“天哥”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都不在场，“DY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讨论一件事情。而当“天哥”在场时，形势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群体马上聚拢，讨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统一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显得很有社会结构意义。领袖和核心层成员自然会倡导他们所擅长的活动，绝对不会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一方面，“天哥”作为领袖，他只要能这样影响群体的活动，他的地位自然就能使他表现的胜人一筹，另一方面，他的优秀活动表现又有助于维持他的地位和权威。我们曾和“天哥”他们一起去玩过桌球，在活动中，“天哥”基本上是第一名；“天哥”不在时，和“武状元”一起去网吧玩电游，“武状元”在那帮青年中也基本没有对手。“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永远如此，如果“DY帮”中有成员脱颖而出，那也就是意味着该成员在帮中流动机会的到来。

“‘豆芽杆’那个小子，如果仅仅是打架瞎了眼睛就想做我们的第三把手，那是不行的，别人不会服气”，“天哥”说，“但是后来他居然在一次打桌球时赢了我，而且后来还经常赢我，让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所以他本来在我们中间是个小家伙，现在也能在帮中有地位，说得起话了，如果我和‘武状元’都不在，那其他的人可要听他的”。

“豆芽杆”的例子说明，在“DY帮”中同样有社会地位流动的欲求和满足。一方面，“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防止“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为帮中“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提供一条路径，不管这种路径是多么有利于维持结构现状而不是地位流动变化，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DY帮”中其他街角成员，一方面服从和忠诚于这种帮伙结构和领袖权威，在帮中感受凝聚力和心理依赖，另一方面，他们主流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

流动欲求渴望，又在帮中能够带来的有限地位流动中看到了一条满足途径的希望。

“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绝不会有同一种群体活动兴趣，核心层成员和帮中其他成员的活动兴趣也是在有利于维护“街角社会”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开展。奇怪的是，“街角青年”们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领袖们组织的群体活动实际上是在维护帮派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他们仍然服从和默认这种维护方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私下里，我们屡屡也听见“DY帮”中其他普通街角成员抱怨“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总是组织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我们也曾经试图鼓动他们“造反”，要他们自己决定当天搞什么活动，但是一旦当第二天他们聚集在街角时，他们却继续心甘情愿地呆在那里等候“天哥”或者“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的到来，尽管他们这时候口袋里凑的钱带来的乐子不会比“天哥”提供的少。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DY帮”的四把手“耗子”说，“一方面他们觉得我们如果不去，那么这个帮就不是真正聚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在DY帮中呆下去，就必须这样，承认我们意味着承认了他们自己，服从我们意味着以后别人才会服从他们”。

这意味着DY地区的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确立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主流社会高度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劳动者从底层起步，靠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而对于DY地区的街角青年来说，要进行这种社会地位的流动是很困难的，主流社会只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来自秩序混乱地区的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在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中，每个人没有身份的不同，而只有地位的差异，这个亚文化社会能够在内部给他提供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但是如果他想要得到这种满足，就必须自己参与维护这种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通过承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秩序来承认自己的街角身份，并且通过维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街角社会流动。否则，他就会在被“DY帮”排斥的同时，被“街角社会”这种亚文化社会踢出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旧的领袖“天哥”进了少管所以后，“DY 帮”并没有解体，我们也就更加会理解为什么尽管“街角青年”们对“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的把戏心知肚明，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这个亚文化社会稳定的角色。如果用主流社会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天哥”的领袖权威、“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组成的结构权威，帮中“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流动模式，都是在借用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有领袖和随从，有权威和服从，有权谋和抗争，有上层、中层和下层，有地位流动模式，可以说，“街角社会”实际上是“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在正常途径无法实现后的畸形社会化结果，但是这种亚文化社会一旦形成，就有了其类比主流社会一样的严格的游戏规则、权威认可和结构稳定性，从而导致“街角青年”对“街角社会”的行为依赖和心理认同，最终导致“街角青年”对其街角身份的忠诚，进而更加阻碍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流动。

二、“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DY帮”的“街角青年”不仅仅是忠于自己所属的帮派，他们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街角社会”，忠于帮派给他带来的是亚文化社会的地位流动。忠于“街角社会”给他带来的则是亚文

化社会地位流动的前提条件，即街角身份的认可。“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认可与忠诚相互作用，形成了街角帮派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力。在这种相互作用力下，成员之间产生了两种进一步巩固“街角青年”街角身份忠诚的要素：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DY帮”的情况恰恰如此。

1、行为依赖

“DY帮”的群体活动日复一日地按照一种显然是固定的模式进行。成员们每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无论是位于最高层——在群体集合事件中发起行动的“天哥”，还是位于帮派核心层的，服从领袖权威的提议并且为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发起行动的“武状元”、“豆芽杆”、“耗子”，或者是位于帮派底层，在群体活动中总是追随别人的普通“DY帮”成员，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相互作用是如此的重复稳定和高频率，并且通过“DY帮”群体长期不断的活动而成为帮派中的一种主要生活方式、主要运作模式和主要社会结构秩序的折射。而这种折射在“DY帮”成员身上的表现就是“街角青年”将自己经常重复参加的群体活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固定化，并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依赖。

“天哥”和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耗子’还只是我们这群人中的普通成员，而且刚刚加入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有20个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去看录像，但是我的钱加上‘武状元’、‘豆芽杆’的钱只够19个人买票，所以只好集体决定把‘耗子’丢下。你可以想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当我们后来从录像厅出来时，他一个人还站在街角那里抽闷烟，显得失魂落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一脸的无辜和被抛弃的委屈。我马上就知道我们做错事情了，于是我把他叫到我们这群人当中，让他和我们晚上一起去打桌球，哈哈，那小子马上就活过来了，又开始和我们有说有笑，并且慢慢成为我们中间的活跃份子和重要成员。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在活动中把谁随意丢下，这样子太伤他们了”。

可以想象，当“耗子”被“DY帮”以集体的方式决定丢下的那一刻，他是多么的六神无主。形成思维定势的他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行为依赖，只有在这种重复的群体活动交往和相互作用方式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街角位置和行为依赖路径。作为一名“街角青年”，他要使自己感觉到是“DY帮”中的一份子，要使自己彻底融入“街角社会”，就必须保持他这种行为模式，不停顿地通过街角帮派的群体活动，来维持他行为依赖的路径——相互作用方式，使他的行为活动按照习惯依赖的渠道进行，一旦这种相互作用方式被打破，行为依赖的路径被切断，他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无所依从，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什么身份的人。“街角青年”这种行为依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豆芽杆”在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就宁愿工钱都不要就返回“DY帮”，回归“街角社会”。因为在这个“街角社会”中，“街角青年”感觉到自己被这个组织群体和亚文化社会所认可，而这种认可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街角青年”忠于自己的“街角身份”。忠于身份的路径选择只有继续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停顿地参加街角帮派组织的群体活动，维持一种活动中高频率相互作用方式，而当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在这种忠诚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和思维定势，一方面街角帮派成员的行为模式就会转化成为行为依赖，成为“街角社会”认可“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街角青年”通过自己的行为依赖表示自己的身份忠

诚，进一步维持“街角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社会稳定。

2、心理依赖

同样可以说明“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是他们的心理依赖。如前面所说，“街角青年”一旦离开他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组织社会，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心理依赖不同于行为依赖的是，行为依赖必须通过不停顿的参加群体活动所获得的高频率相互作用率来维持，而心理依赖则是通过一种“街角青年”之间潜在的相互义务网来维系。前者是一种明朗的相互作用模式，后者是一种潜在的相互义务关系。即“街角青年”在街角帮派组成的“街角社会”中能够找到一种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安慰与心理认同，这种安慰与认同通过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转化成为一种心理依赖。

作为“DY帮”的领袖，“天哥”也曾经多次萌生退意，他的父亲曾经在他小学未毕业的后一年，帮他在距离DY地区20公里以外的一所乡办中学里继续读初一，希望他能够以此契机脱离“DY帮”和“街角社会”。可是，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天哥”就以一个星期回来两次的频率继续保持他的“街角身份”。有一次，他居然在路费不够的情况下步行3个多小时走了回来，最后终于再次辍学，从此再也没有改变其“街角身份”。

“我也曾经想不玩了，想把事情交给‘武状元’，可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感到非常委屈，好像是我‘天哥’骗了他们一样，反映特别的激烈：你用我们的时候就找我们，不用了，就让我们回家，还当我们是兄弟吗？”天哥说，“其实我不是稀罕这个老大的位置，我总是觉得离开他们就好像是对不起他们了，心理上充满空虚和内疚感。我自己也知道，其实我爸那次送我到外地读书本来是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离开我们这群兄弟，我总是浑身乏力，头疼心慌，晚上也睡不好，你说这种状态怎么读书啊？奇怪的是，我只要一回来，见到我这帮兄弟，和他们热闹上一阵子，我这浑身的不舒服马上就好了。所以后来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我就跑回来了，死活再也不肯出去了，觉得还是和他们在一起自在”。

当“天哥”暂时离开“DY帮”去作别的事情时，他从来没有出现这种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当“天哥”一旦意识到这种离开可能是他“街角身份”变更的一种开始时，他就会出现混身乏力、头疼心慌和晚上睡眠不好的状况。“天哥”觉得是因为脱离自己所熟悉群体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如此。“天哥”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作为“街角青年”在脱离街角社会过程中，往往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无形网牢牢罩住，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这种无形义务网是“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内聚力的基础，既然“街角青年”们要作为社会意义上的单位来活动，成员之间就必须彼此互相帮助，不做任何伤害朋友的事情。当群体内部相安无事时，这种将成员之间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义务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一旦有事情危及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危及“街角身份”的维系时，成员之间的彼此义务关系马上凸显。“天哥”想变更这种“街角身份”，成员们马上反应激烈，指责他想抛弃朋友，因此“天哥”选择了继续保持身份。在接受彼此义务的约束，保持“街角身份”的过程中，“天哥”发现其

实在“DY帮”街角青年需要他的同时，他也需要“DY帮”给他的身份认可和心理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天哥”马上就会出现非周期性的身体不适，这其实是“天哥”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已经将自己的心理义务转化为“街角青年”身份和“街角社会”带给他的心理依赖。“天哥”作为群体中拥有较高认识水平和较多生活灵活性的领袖尚且有这种难以克服的心理依赖，作为更加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心理认同与心理交流的“DY帮”普通“街角青年”的心理依赖则只会愈加根深蒂固。

“街角青年”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组成了其街角身份忠诚的两个主要要素，这也是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忠实于自己的“亚文化社会”的两个主要认识源泉。对于自己的忠诚，“街角青年”并不会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因为在他们显性的高频率相互作用和隐性的彼此义务约束网的合力下，他们完全是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形成了自己对于“街角社会”高度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两种依赖模式的路径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维系了“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结构稳定；两种依赖模式的发生原因不同，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维系了“街角青年”高度的街角身份忠诚。而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秩序越是稳定，“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忠诚度越高，引导和转化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任务则越是艰巨。而且，“街角青年”在继续忠实于自己的街角身份，维系“街角社会”稳定的同时，“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青年”继续存在的理由。

三、“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

如本调查报告前面所述，DY地区由仅一街之隔的L社区和D社区所组成。两个社区的青少年群体中，D社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由于拥有一个非重点小学和非重点中学，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居多。两个社区的青少年尽管分属不同的社区和文化社会形态，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L社区的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由于受到对面D社区“街角青年”的强大作用力和吸引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源源不断地补充和继续维系对面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存在，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对于L社区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调查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家庭和学校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不愿意让我们和他们进行直接接触，而我们却往往能够在对“DY帮”“街角青年”的参与观察中，发现这些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活跃身影。他们每次出现的人可能不同，但是身上的校服和脸上完全未脱的稚气却马上暴露了他们的学生身份。经常和“DY帮”混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学生大概有10来个人，他们虽然不如“街角青年”那样忠于“DY帮”，但是对于“DY帮”的组织结构却是了如指掌，对于“街角青年”们的生活方式更是羡慕不已，一有机会就会主动参加“DY帮”组织的群体活动，可以说，除了身上那身校服，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与“街角青年”在心理特征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2003年15岁的“小Z”（化名）是经常和“天哥”他们混在一起的人，在“DY帮”也算是比较有“脸面”的人，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对面中学的初二在读学生。我们曾经发现他整整一个星期和“DY帮”的街角青年们在一起玩，也就是说，他整整旷了一个星期的课。令我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学校和他的家庭能够

听任他这样生活，为什么他不愿呆在课堂，却喜欢上了“街角”这个地方。在“天哥”的帮助下，我们与“小Z”进行了数次交流。

“不用说，我的成绩肯定不好啦，纪律也不好，要是好的话，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了，”“小Z”说，“我们班在初二的时候就是一个分流点了，初一成绩好的到了初二的时候还会有兴趣继续好好读书，像我这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就没什么兴趣了，反正读下去也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意味着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那还不如早点加入社会，了解一下社会，再说了，读了大学又怎么样？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这么困难，你说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想，我就干脆开始玩了，不过我还是会想办法混完这个初中毕业证的。老师才不会管我呢，他们只要我在学校不闹事就可以了，你看我一个星期不去上课也没事啊”。

“家里？他们也不管我，我爸妈每天打麻将都忙不赢，反正白天我就和他们说去学校上课，晚上我就说在学校上晚自习，只要10点以前回去睡觉，他们就不会怀疑我没上课，也就不会知道我在外面玩”，“小Z”接着说，“我还算好的，还打算混完初中，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已经准备不读了，他们现在也在和‘DY 帮’的兄弟们一起玩”。

读书没有兴趣，家庭放任不管，学校只重应试教育，“小Z”于是自己选择了进入“社会”的方式。“说起来我和天哥他们玩，还真是有缘分”，“小Z”笑着说，“在学校时见过天哥，他们经常一群人堵在学校门口，我们一放学就找我们要钱，我还被他们收过钱，那时候虽然觉得他们讨厌，但也觉得他们真厉害，觉得他们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后来我逃学开始玩，经常泡在网吧里，其实是很空虚的。后来又碰到过他们几次，他们就叫我一起玩，慢慢的我们就混熟了，不过我从来不跟他们去收学生的钱，‘天哥’很讲义气的，从来不勉强我，有吃有玩的时候还叫上我。我觉得跟着‘天哥’走不会吃亏，他们都把我当兄弟，有什么事都罩着我，我很感动的。如果不是‘天哥’拦着，我早就想辍学了。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他还不能提拔我，但以后我肯定离开学校，我想我会有出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充实，生活很有奔头”。

在学校找不到读书的乐趣，在家庭则找不到心理的温暖，在“DY帮”这里，“小Z”却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群体归属，甚至还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满足自己社会地位流动的路径。可以说，在当前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下，像“小Z”这种厌学的学生并不少，家庭也放任自流，而“DY帮”——“街角社会”在这个时候却成功地接纳了他们。作为一个15左右年龄段的青少年，“小Z”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自己认为的参加社会其实是一个边缘青年群落组成的“灰色社会”，更加不会知道他认为的有出息不是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成功流动模式，而是在一个亚文化社会中的内部地位流动。作为同一个年龄段的接受他的“街角青年”群体——“DY帮”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满足自己消闲玩乐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的羡慕和内心向往；不会意识到群体内部的地位流动模式在满足自己的流动欲求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的寻求社会流动意识的渴望；不会意识到“街角帮派”在带给自己群体归属感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来这里寻求在学校和家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在

牢牢让他们保持“街角身份”忠诚的同时，也在对对面问题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街角社会”源源不断的后备生力军。

我们曾经和“天哥”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交流，他其实也根本没有吸收这些问题学生加入“DY帮”的意图和打算。他曾经很正经的说过不想让他们和自己一起玩，如果不是他劝说“小Z”，“小Z”就已经由一个问题学生变成了辍学学生，然后彻底成为一名“街角青年”。但是“天哥”没有意识到，在DY地区，他们这个“DY帮”其实已经成为那些没有多少主流社会流动希望的青年人眼中的群体代言人。“小Z”走的路子其实是在重复“天哥”和“DY帮”“街角青年”们走过的老路：问题学生——辍学学生——“街角青年”——“街角社会”。只不过不同的是，“小Z”们除了因为学校、家庭的原因以外，还受到了“天哥”和“DY帮”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的强大向心力作用。这个“灰色社会”一经形成，D社区的“天哥”和“DY帮”就成为了它的俘虏，牢牢地守护着自己的街角身份忠诚，维系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它通过实际载体“天哥”和“DY帮”的神秘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甚至许以地位流动欲求满足的承诺，向L社区的“小Z”们展现出强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让这些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最终成为它寻求稳定社会基础的源泉。因此，“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暂时不会随着“街角青年”年龄增大、要成家立业的社会化步骤加快而呈现动荡和解体的趋势。事实上，“DY帮”即使在失去“天哥”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解体，除了新的领袖“武状元”能够即时产生的原因以外，“街角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内部组织结构、权威模式、地位流动途径和隐性社会基础的亚文化社会，这才是“街角青年”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产生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应该是我们认识“街角社会”的关键着眼点所在，是为“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认识论基础。

社区青年工作：“街角青年”的理想归路

“街角青年”和“街角社会”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15-20岁，对于大部分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花季年龄段，人生的道路也正在逐步地走入正常。然而，在城市的街角里，像“DY帮”这样的青年群体去依然沉迷于“街角社会”这个“灰色边缘社会”，并且很有可能滑入“黑色社会”这个深渊。“街角青年”该向何处去，他们的未来该由谁来负责，主流社会该如何呼唤他们的回归，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点视角所在。改变以往我们对“街角青年”这一边缘青年群落的漠视，设身处地地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是“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前提条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功能小区与传统城市社区相比，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大批新型的商业区、居民住宅区、别墅楼宇、新兴工业区，或从原城市中心延伸至城郊，或者发展形成新的开发区，或者从旧城旧区脱胎换骨成为新区，社区新型的概念与事实已经得以出现。与传统的以单位为核心的社区系统相对应而言，社区已经成为独立承担城市某一社会功能的新型城市区域。伴随着这种变化，社区的青年工作也已经具备和应该具备担当起以社区街角凝聚而成的“街角青年”们转

化工作的重大责任。换句话说，搞好社区青年工作，是“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的理想途径和关键所在。因为“街角青年”的来源缘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力，家庭放任自流，学校踢出校门，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不正常地过早流入社会。15-20岁的年龄段使他们根本不具备走入主流社会的心理准备和技能准备，社区就成为青年走入社会前的一个缓冲地带和应对时期，在社区生活的这个阶段，是青年融入主流社会的最后转化工作底线。社区青年工作得当，“街角青年”就能在培养正常社会心理特征和基本生存技能后自觉进入主流社会，社区青年工作乏力，他们就会被迫留在街角，继续被自己的亚文化“街角社会”所牢牢把握，对抗主流社会，甚至成为社区建设和主流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一、社区组织和青年组织的实然与应然社会角色

1、社区青年工作的实然角色

社区组织在“街角青年”转化工作中的地位和意义重大，城市居民委员会是社区重要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DY地区，L社区拥有14家驻区单位，这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单位内部职工居民区的最大特点，就是驻区单位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诸如子女入托入学，课外活动，青少年教育等，大部分在本单位围墙内活动，一道围墙可以把部分社会上的是是非非、纷繁复杂等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此社区相应的社会职能减少。然而像D社区这种纯居民型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的地理特性，使得D社区必须承担起这个地区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社会事物。而目前城市居民委员会主要的职责是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登记人口、宣传计划生育、负责环境卫生工作的治理、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搞好治安工作，对于本区青少年的管教，虽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为应有职责，但由于无具体的得力的措施，使这一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暂时无法落到实处。加上社区青年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现阶段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制度化和经常化的工作机制。本课题组在调查中就发现，L社区、D社区这两种分别代表传统城市社区和新型城市社区的社区组织的青年工作还相当薄弱，存在一系列问题。

其一，社区青年工作组织缺位。社区青年工作理当是社区工作的重点部分，但现在社区的工作承担的上级行政工作太多，本社区似乎也有很多行政工作要做，加之，社区管理人员少，只能应付上级交予的任务，无暇顾及青年教育与管理工作。在我们的调查中，无论是L社区还是D社区，都几乎没有专门的青少年教育管理组织，D社区虽然设立了“关工委”和“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但这些组织没有深入社区也很难深入社区，并且显然无法承担社区青年工作的重任。D社区居委会的王主任就曾经对我们说过：“青少年按道理有家庭和学校管着，我们这里的街角青年那么多，我们也想管，但是没那么多精力和条件去管，光靠我们自己，一年4万元的经费管我们7-8个人的工资都不够，怎么有条件去专门成立社区青年组织呢？7-8个人每天应付上面的检查，怎么有专人负责管理社区青年工作呢？我们是有心无力啊”。老大“天哥”也说：“谁管我们啊？连家里都不管谁管，学校怕管我们，派出所也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懒得管我们，我们是谁都不管的对象”！学校怕管，家庭不管，社区又没有专门的组织去管，社区青少年工作组织的缺位，造成某些缺少家庭或学校约束的青少年在从家庭推到学校，被学校推向社区后因为社区青少年组织的缺位，而失却了流在主流社会的最后底线，最终被推向街角，成为“街角青年”的后备军和“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

其二，社区青年工作方式陈旧。社区青年工作的形式缺乏新颖性和固定性，只是在上面有什么运动时才搞一下，形式主义严重。要么是形式主义地学雷锋，做点表面上的好事，要么搞一次卫生或向青少年进行一次说教，使青年们觉得没有新意，吸引不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据统计，2002-2003年，D社区居委会开展过2次青少年普法教育讲座和1次青少年志愿者活动，L社区开展过2次青少年志愿者活动和1次“关工委”旅游参观。对此，L社区居委会邓主任说：“我们有时也搞青少年工作的，但那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自觉，平时不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因为大量的工作任务说实话就是应付上面的检查”。有时，社区也遵照上级指示或者自觉地搞普法讲座，但参加者往往是些比较听话的青少年，“街角青年”们是从来不会参

加的。“天哥”说：“我根本就不想参加社区搞的那种活动，都是在讲假话，我想连讲座的人自己都做不到”。这种20世纪50年代的陈旧说教式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还加上形式主义，作用并不很大。

其三，社区青年工作教育服务缺乏。社区是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地方，也是青少年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后，走入主流社会的缓冲区。如果社区青年工作教育服务功能弱化甚至退化，那也就是等于我们放弃了阻止青年转变成为“街角青年”的最后一块阵地。D社区因为其青年工作机构不健全，对青少年的教育服务工作是有心无力，L社区因为其社区属性的单位性，对青少年的教育服务工作则是无心去做。D社区居委会王主任说：“我们是想对这帮‘街角青年’多进行帮教活动，但我们既没有法律授权，也没有人手去做，甚至会想我们做也是多此一举，因为学校和家庭都做不好，我们行吗？有时候，我们去青少年家庭上门做工作，经常被家长作为不受欢迎的人，去学校联系工作，学校也因为顾及名声，往往也是不搭理我们，所以我们两头都是吃力不讨好”。

其四，社区青年工作专业素质不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L社区和D社区的，其管理干部大专以上学历的仅仅为3人，而且有社区青年管理专业知识的人则更少。L社区居委会邓主任说：“社区工作难做，社区待遇不高，很难吸引人才，更难吸引专业人才。来做社区工作的人都是来了以后慢慢学的。”同时，由于社区工作复杂，做社区青年工作的干部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求以社区日常事务为重。这样从另外的角度而言，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就不会要求他们具备青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和专业修养。并且，在两个社区共15个居委会工作人员中，30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为1人，30—35岁的工作人员为4人，其他10名工作人员的年龄都在35岁以上，以这样的年龄结构去进行社区青年工作，必然难以从心理上真正接近和了解“街角青年”，而如果不能了解他们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亚文化社会结构，是很难作好“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

其五，社区青年工作阵地经费奇缺。按照长沙市的标准，每个社区居委会一年的活动经费为4万元，这其中包括居委会的工资支付、日常开支和活动维持。显然，再想利用这笔经费来维系社区青年工作的正常运转，几乎是不可能。目前城市社区的青年活动阵地大部分都是社会化的，社区青年的活动场所不多并且内容也欠多样化，不能吸引青年的参与积极性，这本身就影响着青年工作的效度。然而就是这些欠缺吸引力的活动也因为经费的紧张和欠缺，而不能有效经常地开展。L社区那次由“关工委”组织的青少年参加的旅游活动，是通过驻区单位提供车辆和经费才得以实现，而D社区作为“街角青年”的主要集散地，组织的两次青少年普法教育讲座，也是通过我们义务提供场地和授课教师才得以完成。可以说，阵地和经费匮乏，活动能力薄弱，已经成为包括L社区和D社区在内的当前社区青年工作、特别是“街角青年”转化工作的重要瓶颈障碍。

2、社区青年工作的应然角色

社区青年工作是联系家庭、学校和司法机关的基地和桥梁，其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应然角色的特征。社区青年工作应该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新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角色。针对目前社区青年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社区青年工作应该在“街角青年”的转化中承担起更为主动和完善的社会事务应然角色。

其一，建立地域化的组织网络。建立地域化的组织网络，是开展社区青年工作的前提。从理论上讲，成熟的社区中应该建有比较完善的社区工作整体领导机构，社区青少年也应该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但当前大多数社区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要在社区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开展适合青少年的各种组织活动，如“青年文明社区”的组织网络建设等。青少年活动组织既要对“上”也要对“下”，可以逐步建立包含三个层次的管理体系：(1)创建“青年文明社区”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各级党政领导、相关部门的领导成员组成；(2)街道团工委，包括街道团组织、驻街单位团组织，统一指导社区青年工作，特别是帮助做好社区“街角青年”的工作；(3)居民区团支部可把闲散的青年团员组织起来，同时使居住在街区但工作关系不在社区的团员参与进来，以加强社区的组织力量。“街角青年”聚集在一起的第一个心理冲动就是寻找组织——“家”的心理归属，“DY帮”由此而生。因此社区组织必须以“人”为中心，成立专门的社区青年组织，不断提高社区青年成员的组织归属感，促进社区青年潜力的发挥，让青年人在社区有一个家的感觉。同时，社区青年工作者要和学校、家庭、司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建立起青少年成长的关怀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防护网。

其二，建立多样化的社区活动阵地。建立多样化的社区活动阵地，是社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依托。“街

角青年”聚集在一起的第二个心理冲动是生活空虚，无所事事，消遣娱乐、惹是生非的生活方式由此而生。因此，社区青年组织的活动阵地可包括三种主要的形式：一是自办型，由团组织独立创办青年活动阵地，经费自筹、场地自选、设备自置、管理自主、责权自负，如“手拉手辅导中心”、“青少年法律援助处”等；二是联办型，由社区有关组织与其他部门联合创办青少年活动阵地，有钱出钱，有场地出场地，有设备出设备，由社区团组织或青年组织出面进行管理，联办单位共同组织人员展开功能活动，实现“大家建、社区主管，共同利用、共同受益”；三是挂靠型，充分利用大企业、大集团在场地、设备、资金方面的优势，把原来企业活动中心、职工之家等建成社区青少年的活动阵地，打破企业对外封闭现状，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其三，建立多元化的服务项目。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服务项目，是社区创建青少年教育新机制的根本。要采取办事业的方式，大力发展社区青少年服务项目。项目建设要本着党政所急、群众所盼、青年所能的思路和原则，要突出青少年特色，符合青少年特点。“街角青年”聚集的第三个心理冲动是寻求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街角社会”和“DY帮”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社会流动由此而生。因此，社区青年工作的服务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服务社区的项目，以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如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环境等方面的服务;二是充分发挥共青团优势，抓好服务青少年的项目，帮助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如社区维权、社区帮困助学、社区心理咨询辅导等方面的服务，多视角地满足青年求知、求乐、求新、求健、求友、求助的需要;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社区青年成员的充分就业，满足“街角青年”社会流动的欲求。

其四，建立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伍。逐步建立专业化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是社区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街角青年”聚集的第四个心理冲动是被主流社会所歧视和排斥，“街角青年”破坏社区建设、敌视主流社会由此而生。因此，社区青年工作要在充分发挥已建立的青年志愿者队伍作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新形式的专业化志愿队伍。专业化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构成可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组成所属单位的“青年文明号”服务队；二是组建所属高校的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队；三是组建驻街单位具有专业技能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伍;四是招募居住社区内有专业技能和特长的居民，组建社区居住的青年自愿服务队。以此消除主流社会和“街角青年”之间的心理排斥和思想隔阂。

其五，建立专业化的青少年心理服务工作队伍。文明理想的社区生活，必须融会知识、感情、兴趣、价值观念、行为及技能等众多方面。“街角青年”聚集在一起的第五个心理冲动是漠视和敌意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和心理导向，向往“古惑仔”式的生活方式，“天哥”和“豆芽杆”的从主流社会回归“街角社会”由此而生。因此，社区青少年工作要成立专业的青少年心理服务工作队伍，立足社区青少年教育，尤其应该重视感情与价值观的灌输，不断提高社区青少年的社区认同感和培植他们的社区精神，促进社区居民树立为他人着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不损人利己、保护公物、有责任心、遵纪守法、守望相助、患难相扶的价值取向，逐步让感情与价值范畴理性化，使“街角青年”从心理上真正回归主流社会。

二、进行工作机制创新，实现“街角青年”转化组织制度化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进行社区青年工作的组织并非不多，有街道办事处，有社区居委会，有社区“关工委”，有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但是这些组织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换句话说，没有形成工作合力。而且针对“街角青年”的专门社区青年组织完全没有，社区也几乎不存在团组织活动的身影。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社区在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与此同时，“街角青年”的出现也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街角青年”这个城市社区中的边缘青年群落，深入开展社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建立准确把握青少年思想动态和需求的机制和渠道，努力构建多层次的社区青少年工作体系，创建一个有效的社区青年工作的组织载体，实现社区组织和团组织的高效有机结合，使社区青年组织成为社区“街角青年”闲暇时的活动组织者、困惑时的心理导航者、挫折时的精神鼓励者、发展时的有力支撑者。

1、社区组织和团组织互动联合，构建强大的社区青年工作组织网络制度

社区组织和团组织的有效结合不仅对转化“街角青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当前共青团基层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