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与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

王云五与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

众所周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场史无前例以搜刮民脂民膏为宗旨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它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后也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覆灭。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与当时的财政部长、一个名叫王云五的社会名流紧密相关，它的出笼前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受命于“危难”之时，欲替“党国补天”

王云五是今天大多数人都非常陌生的历史人物，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著名社会贤达，也是金圆券币制改革策划和推行的始作俑者。

王云五，原名之瑞，后改字云五，号岫卢，188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自幼家境贫寒，11岁才进学校读书，14岁在五金店当学徒。后刻苦自学入上海“同文馆”学习英文，19岁在上海中国新公学任英文教员，胡适、杨杏佛等人皆是其学生。1912年在孙中山总统府做秘书，不久受蔡元培所聘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创办《民主报》。1921年经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1930年出任总经理，其间编译出版多部大辞典，并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当时出版界的社会知名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他以社会贤达和文化界代表进入政界，担任国大代表和国民政府参议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先后任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一跃成为国民党政府大员，完成了他由学徒到政客的人生转变。王云五虽于早年加入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此时成了一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其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他在参政会上曾多次极力支持蒋介石的各项反共政策，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议，王云五便跳出来无端指责中共开了“恶例”，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鲁迅先生生前曾评价此公：“工于心计”，“城府很深”。

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民意，很快就穷兵黩武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内战。然而这场不义之战仅开战头两年就损兵折将达264万人，占全年总开支75%的战争支出，消耗了大量的金钱与物资，致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整个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1935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所发行的法币，到1948年初的发行额已高达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却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内战要继续打下去，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行，美援虽好，可山姆大叔也不愿赔本把金钱扔进蒋介石毫无成果的无底洞。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挖潜”补洞。

为挽救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戡乱战争”，国民党政府相

继采取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和管制外汇等措施，力图挽救经济颓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行政院宋子文、张群内阁相继被迫下台，由学者从政的翁文灏继任行政院长。1948年5月，经翁文灏等人推荐和蒋介石首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上任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经济形势，决心抱着“替党国补天”的思想，在全国进行新的币制改革，取消流通已久的法币，改为发行新货币――金圆券，幻想能像抗战前1935年币制改革那样较为成功地整顿经济。经过精心准备，他亲自秘密起草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交与行政院长翁文灏。翁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业知识，只得病急乱投医地采纳了王云五的建议，两人一同于7月7日面呈蒋介石定夺。

王云五的“补天”发明使早已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喜出望外，他在审核报告后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对王的改革方案大加赞赏的同时，蒋介石还亲自打电话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协助对方案认真加以研究，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8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题研究币制改革相关问题，并破例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王云五到会作币改方案的说明。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兑换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对于王云五炮制的所谓币制改革，国民党内外许多明智人士均持反对意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得知金圆券方案后，就公开大骂王云五是乌龟王八蛋。就连蒋介石十分信任的著名银行家张公权也数次面谏蒋介石指出：发行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如不减少预算支出，新币必然贬值；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20亿限关；人民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走火入魔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这位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首届总统已把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看作是当时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他甚至发表讲话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强制推行币改，上海“闹剧”四起

8月20日，王云五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身份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外界公布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准备和发行。为使金圆券顺利登台，蒋介石与王云五还在莫干山主持召开了由国统区财政和工商界、金融巨头参加的特别会议，蒋介石亲自发表讲话，希望经济巨头们鼎力支持币改法案。然而与会者心知肚明，金圆券虽规定有含金量，但既不能兑现，又是在国库空虚、无任何硬通货垫底和实物担保情况下匆忙发行的，而且发行额也无限制，其后果可想而知，用金圆券挽救危机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的一相情愿而已。

金圆券发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将所存金银

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而深知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底细的工商、金融大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财富白白送进国民党政府的狮子口里，便想方设法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愿兑换。这使得王云五大为头疼，他建议蒋介石劝说不灵就采取强制手段。于是，蒋介石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资本家们“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威逼他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政府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老蒋这回是说到做到。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以铁的手腕确保币改顺利进行。

蒋经国为打好上海币制改革这一仗，一上任就召见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硬抗软磨，蒋公子勃然大怒，抓起电话就要警察局来人将周戴二人拘押，其他人顿时吓得面色如土。事后，周化民很久不敢居住在家，每天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对亲信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被迫交出美钞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就连曾为蒋介石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赏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为杀鸡吓猴，蒋经国还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融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王云五的财政部却突然爆出了币改泄密丑闻，顿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币改方案的出笼是在极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前后参与方案讨论的只有极少数几个核心人物，所有文件的起草和誊写都是王云五本人亲手办理，就连财政部次长徐柏园都是直到币改前夕才知道顶头上司亲拟的秘密方案。如此严密防范仍被泄露出去了。就在王云五举行币改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取国家币改核心机密。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王云五首先成为人们评论的焦点，国民党政府许多人怀疑是王指使好友潘序伦等人所为，这使得陷入尴尬境地的王云五有口难辩，便急忙恳求老蒋为其洗刷清白。

币改泄密一案也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深恐此案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便急令国民党监察院火速派员去上海协助蒋经国查明真相，限七天破案以正视听。在老蒋的催逼下，蒋经国组织专案组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系蒋介石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为。9月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了杜维屏以及巨额股票抛售套汇人李国兰、杨淑瑶，他们交代是受李国兰的丈夫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人指使干的。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经过56个小时凌厉的审讯攻势，陶启明终于供出是顶头上司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济从财政部内部公文中得知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开始，将此消息透露给陶启明等人，陶妻李国兰和其他知情人便连夜赶赴上海大肆抛股套汇。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恐涉及内幕太多，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至10个月。为平息舆论，蒋介石随后也将难逃干系的王云五明令予以了处分，使这位“币改功臣”出师未捷马先失蹄，此时只好自认“倒霉”了。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在上海还专门成立了2万余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拘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对经济界冲击很

大，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开的扬子公司却利用特权照样我行我素从事违法经营。社会舆论大哗：大老虎不打，则“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开揭露扬子公司的违法活动，要求小蒋“一视同仁给予查处”。

面对社会压力，蒋经国只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孔令侃见势不妙急忙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便立即要求小蒋手下留情取消对扬子公司的查处，结果双方互不让步，不欢而散。宋美龄一气之下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十万火急地打给了正在收拾辽沈战役残局的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电报后，蒋介石只得扔下指挥棒赶赴上海，一见面就训斥蒋经国“干事太露！过火”，勒令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放出息事宁人。此事很快在社会各界造成恶劣影响，使金圆券出笼不久就信誉扫地。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一夜间背上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币改彻底失败，王云五转眼成“党国罪人”

币改法案公布后，根据王云五的建议，蒋介石于21日发布命令，向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北全国各大区分别派出政府大员进行督导，通过铁腕高压手段，迫使国统区人民将自己所有的金银外币送交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圆券。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即达1.6亿美元。为此，蒋介石特让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为加大收兑力度，9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将全国黄金美钞的兑换期限再延长一个月，银元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一位外国评论员说，国民党“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币制改革如狂飙一样肆虐整个国统区。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而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的王云五于9月20日赶赴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会上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借此机会谋求美国贷款支持。没想到20天后他回国时，金圆券出现的危机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整个国统区出现的存款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导致当时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从早到晚人群鹤立，各米店面铺十店九空，许多地方不得不靠军警维持市面。11月10日，南京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首都戒严令”。为挽救危机，国民党政府急忙于11月11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但对缓和局势无济于事，反而在全国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此时的王云五已是欲罢不行欲哭无泪了。

随后全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3万倍。抗战前1937年4月能买3733石米的钱到此时只能买一粒米。许多老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也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广东一家造纸厂一次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大面值钞票充当造纸原料。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暴跌速度已远远超过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这一荒唐的币制改革，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它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的废纸等死。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这是王云五在

币制改革初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此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为抵制代总统李宗仁，早已把大量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李宗仁只得靠不停地印制金圆券挣扎维持，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上海解放时，整个上海城区到处是一堆堆无人要的金圆券。南京、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5日正式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而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或完全拒用”。其立法院全体要员甚至联署提议向孔、宋两大家借款10亿美元以求共度难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王云五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10个月就宣告彻底失败。它非但没有挽救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垮台。王云五也转眼间变成了“党国罪人”，成为遭各方弹劾的众矢之的和中共公布的战争罪犯之一，被迫于11月16日引咎辞职。但蒋介石却利用币制改革闹剧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这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蒋氏父子在台湾恐怕只能啃地瓜干吃香蕉皮了！就此而言，王云五可谓“功不可没”。

1949年，王云五逃往台湾，不久又重操旧业创办了国华出版社。蒋介石也没有忘记这位功臣，于1951年将失意跑到香港的王云五请回台湾，让其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其间曾出席联合国第十二届大会。1964年，王云五退出政坛，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谈往事》、《王云五新辞典》、《蛐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书。1979年8月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