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教育能培养享誉世界的领军人物？

顾土：为什么民国教育能培养享誉世界的领军人物？

民国教育史近些年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所说的民国教育只存在少数人的回忆里，体现在一些资料中。其实，50左右以上的人，即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教育，但他们的老师和父母、祖父母却是民国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国教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多多少少还是能有所反映的。

我是1950年代生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新中国的教育，但我的老师有不少却是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基本教育是在民国，而且，我的父母、祖父母，也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两代人。在老师和长辈的身上，我从小就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教育确实有太多值得传承、值得回味、值得铭记、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一是教育，二是医疗，三是司法，无论社会如何不堪，只要教育优秀，未来就有期望；只要医疗不堕落，人的生命就能获得起码的医治；只要司法不贪腐，社会的腐败就能被压缩到最小限度。民国的教育是优秀的，尽管有不少人后来留学海外，但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去国外深造本身就是民国教育的一部分，报效祖国也是那个时代学子的执著理想。整个二十世纪的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司法、外交，民国教育培育出来精英们，始终都是领军人物，而且享誉世界。他们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校长，正是这些师生们支撑了民国的教育大厦。其中，有的开风气之先，有的是杰出的创造者，有的建树卓著，有的彪炳史册，更多的

则是以良知和才学，以身作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让中华民族的传统得以传承，让人类的知识得以普及。就连新中国的各个领域，他们依然也是开创者、奠基人、大师大家，领一代风骚，无人能出其右。

对人的素质教育最成功

我就读的中学原名崇慈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70年创办，1926年由中国人接掌，1949年后更名为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也叫女十一中，文革开始时易名为人民中学，1972年再改为北京一六五中学。1970年我入学时，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来自于民国教育的时代。我的历史老师是时宗本，他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1949年6月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还在天津百乐门餐厅作过司帐员，在天津乐乐剧厅当过售票员，可见那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哪个阶层都有。时老师不但教历史，还能代英语、数学、语文课，不仅学识丰富，而且讲话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地理老师王守让毕业于辅仁大学，中外地理了然于胸，信手拈来。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讲课深入浅出，什么难题经她循循善诱，无不豁然开朗，但在我入校时，她每天还带着大口罩清扫院子，头上扣着个“特嫌”的帽子，后来终于被允许走上讲台，历史问题的尾巴却依然保留。这几位老师的共同特点就是乐业敬业，学问扎实，举止得体，仪容整洁，谈吐有度，温良恭俭让。

我家邻居曾宪楷对我的影响很深，大约有10年时间，我经常向她请教。她是曾国荃的后人，先后在艺芳女校、湖南大学读书，最后从燕京大学毕业，什么是“言辞庄重、举止消停、戒谈私语、禁出恶声、心怀浑厚、面露和平”，从

她的身上大概最可以体现出来。她手不释卷，满腹学问，经史子集信手拈来。当时报章发表毛泽东词作，内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一句，我在楼道里遇见她，随口向她请教出处，不料她一连说了数条，让我佩服不已。

民国教育，不只是大学、学院、专科学校，也包括大学前的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些教育既饱含中国传统文化，也大量引进了西方现代教育方式和文化理念，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各种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教育改革与教育实践不断推出，不但教学问、教知识，更是教素质、教修养，为民国教育飞速提升创造了基本条件。

“五四”的出现，正是当时高等教育带来的卓越成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教授和敢于担当的青年学生，只有这种中西兼顾的一流教育，才会催生“五四”新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民国现代教育的快速成熟。

长期起来有种很时兴的观点，就是五四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坏的肇始。其实，“五四”对传统文化的进攻，不能过度解读，作为五四游行示威，确实轰动全国，五四的舆论确实影响了时代，五四的新文化成果，尤其是白话文、新文艺，也确实改变了中国文化，延续至今，“五四”诱发的一些政治理想更是主导了中国走向。不过，作为文化思潮，虽说声势浩大，却只局限在一部分人那里，主要是知识阶层；“五四”对旧文化的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由舆论，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不用学习，无需贯彻，没有强迫性，并且，那时的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闭塞的地方占中国的大多数，城

市里一部分人的舆论呼声能有多大的传播力和制约力？“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一样，也不过是一说而已，只停留在口头上、笔头下，并没有真打倒，而且反对的势力也不小，祭孔依旧，孔子的后代依然得到尊崇，曲阜的孔林、孔庙、孔府和全国各地的文庙大都完好无损，儒家文化的传统还一直作为中国社会广大地区的伦理支撑往后持续了很多年，直至上个世纪40年代末。民国教育熏陶下成长的几代人，可以说，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连“五四”新文化的大纛胡适都是“旧道德的楷模”，更何况普通人了。

民国教育在学识方面对人的培育所结下的累累硕果已经不必举例了，各领域的杰出人才灿若星辰，影响深远。不过，有一个方面的栽培往往被人所忽略，这就是经过民国教育的学子里，理想、真诚、淡泊权力，是许多人的精神特征。民国有很多达官显宦的子女并没有依赖父辈的权力、或者以父辈的资本作荫庇，去当官、去做官商，而是走上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追求真理、向往理想的社会，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等都投奔到反对父辈的革命行列；还有的则成为著名的文艺家，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等等。我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就读时的班主任孙文绣是孙良诚的女儿，她毕业于家乡天津的一所女子学校，从20来岁起就热爱孩子，一生献给了小学教育，对待学生如慈母一般。还有一些叱诧风云的民国人物，他们的女儿既没有看中仕途中人，也没有选择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而是选定了科学家，如杜聿明的女儿嫁给了杨振宁，蒋百里的女儿嫁给了钱学森，何健的女儿嫁给了汤飞凡。她们的眼光还真不错，选的这几位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教育救国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教育可否救国姑且不论，但教育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从教育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希望，教育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的主要标准，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1912年算起，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短短20来年，民国就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群体雏形，有的学校还接近世界优秀的教育水准，虽说一些学校建于民国之前，但其蓬勃发展时期却是在民国。其中既有私立也有公立，既有教会学校也有职业学校，起点很高，一开始就以世界现代教育为标准，培养了无数的国家栋梁之才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在世界教育历史上都是奇迹。

民国教育的奇迹，不能不说与儒家文化千百年的积淀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文化，就是让读书极其神圣，无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的人，内心都崇尚读书、崇尚教育，无不维护师道尊严，即使军权在握，被人称为军阀的那些人物，对教育也百般尊崇，张作霖、冯玉祥、韩复渠、阎锡山等人无不如此，连张宗昌这样的人都对教育呵护备至。这种尊崇教育的风气与外来的近现代教育思想相融合，让民国教育得到了最好的社会环境。而外来的学校、学科、教育方式和各种新知识在当时又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人人都认定通过学校学会这些知识才能立身立命，才有望振兴中国。

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更是奇迹。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至1946年结

束，与抗战同岁，整整8年。在这8年中，冒着硝烟炮火，忍受着艰难困苦，师生颠沛流离，竟然将一所战时大学办成了世界一流学校，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曾毕业于这里。正如西南联大校歌勉词所吟唱：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西南联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当时的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日寇铁蹄之下，最先撤退并最先保证安全的就是教育。二是得益于教授治校、高度自治的学校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在民国一直是主导，所以有不少学校甚至都是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左翼师生占主流。

另一个抗战期间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多年来一直被西南联大的光辉所遮盖，其实也值得一述。1937年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3所院校于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守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共设6院23个系。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院，随后，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则成为西北大学的主要内容，1941年后，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但也有一些教师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多数迁回北平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部分教师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而西北农学院则一直留

在了陕西杨凌。西北联大虽然远不如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和有成就，仅仅存在了一年多，但这次组建却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带来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西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联大的教育志向。

民国教育的奇迹不但表现在综合大学的建设上，还体现于那些专门学校，甚至也体现在以革命以施政为目的的各类学校里，有的开始还属于临时性的。在当时那片中外交融的文化沃土上，在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办什么教育都能迅速成功，还能培育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

在民国教育里，有两所军校蜚声海内外，留下了一段永远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军事教育史。一是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是苏联扶助的产物，也是短期内就成熟、壮大，形成规模的军事教育的奇迹，培养了国共双方面很多著名的指挥官。这所学校1924年成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而且也是国民政府北伐的主力，1927年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再改制为陆军军官学校。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尽管在民国中只存在了11年，办过9期，但毕业生有6000多人，不少人还成为黄埔军校教官，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内都有其学生。如果从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算起，这里训练了近一万名军官，蒋介石、白崇禧、吴佩孚、李济深、齐燮元、薛岳、李景林、孙传芳、张群、陈调元、商震、季方、叶挺、董振堂、张克侠、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

式辉、黄绍竑、黄琪翔、张治中、傅作义、何基沣、余汉谋、刘文辉、陶峙岳、唐生智、李品仙、周至柔、秦德纯、顾祝同、陈诚、钱大钧、刘峙、上官云相、蔡廷锴……仅看这些名字，就足以清楚这所军校的分量了。

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很复杂，后身也很纷乱，但如果从1927年开始算起，仅仅20来年，这所大学就建成了亚洲最优秀的学校，其间还有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江苏境内4所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南京成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又改为江苏大学，直到5月，才命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46年11月在南京重新开学时，全校已经设文、法、理、农、工、医、师范7个学院，根据1947年统计，有学生4000多人，教授300多人，其规模之大，学科之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居全国之首，因而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

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央党务学校，专门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的教育训练，课程都是党务、社会运动、政治宣传之类。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系，后来又增设教育和外交等系。抗战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科系也调整为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随后又成立新闻事业专修班、新闻专修科、地政专修科、会计专修科、统计专修科、语文专修科。这样一个类似党校性质的学校，1946年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为国立政治大学，竟可以名重一时，延续久远。实际上，这个学校的长项并非党务和政治，其中之一恰恰是法律，中国民商法学界的泰斗、民法三杰之一的谢怀栻就毕业于这里，另外一杰的梅仲协曾

在这里任法律系主任，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史尚宽也曾在这里任教。

民国教育最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集中在首都和少数几座发达的大城市里，而是遍布各地，好像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都可以办出高水平，都可以吸引众多杰出学人，都可以培育出各类人才。江苏无锡的国学专修学校人才荟萃；长沙县立师范专科学校培育出的学生影响中国；如开封福音医院、海口福音医院、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等教会医院附设的学校或培训班都曾培养出大量高水平的医护人才，新中国和解放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傅连璋就是长汀福音医院培育出来的名医；而河南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则是中国矿业学院的前身；河北的唐山交通大学更是闻名海内外；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都是20世纪我国医学的一代宗师，培养他们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不在北京、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湖南长沙。“南湘雅，北协和’是民国两所著名的医科大学，可见，长沙在那个年代也能享有与北京、南京同样的医学教育资源。

人人办教育蔚成风气

在民国30多年的时间里，集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或者说是大学校长，这也是空前，而且迄今为止还是绝后的。有的教育家身兼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但也有的教育家，其一生的成就只在办教育，他们的集体登场，带来了民国教育的飞跃。

从马相伯、蔡元培、英敛之、张伯苓、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吴有训、刘文典、茅以升、陈垣一直到傅斯年等，这些教育家个个学贯中西，热爱教育，珍惜师资，体谅学生，拥有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大学校长的典范，他是前请的进士，钦点的翰林，又游学欧洲，这样的学问背景和开阔的眼界，让他开启的北大学风百年来一直被知识分子所向往。其实，还有另外几位出众的教育家，对民国教育也多有功劳，因为政治原因，多年间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比如朱家骅、罗家伦、杨荫榆等。事实上，拥有政治背景，受社会舆论裹挟，被学潮所冲击，罢免、驱逐、辞职，这些本身就是身为当时大学校长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正是思想宽松，言论自由，各种势力交锋，政治、经济、文化浪潮汹涌澎湃，才形成了民国教育的丰厚土壤，才让学校生机勃勃。

罗家伦这位“五四”健将，1920年赴欧美留学，1927年后先后执掌中央党务学校、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由于他曾游学欧美各名校，所以主持中央党务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力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主持中央大学时，则以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为榜样。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他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淘汰冗员，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招致诸多不满，引发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932年8月起，他又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央大学已经数易校长，正处于动荡时期。于是，他不但提出“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针，还以诚、朴、雄、伟作为学风，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当作办学使命，大刀阔斧的各种改革也随后进行，中央大学终于迎来了

黄金时代，在抗战初期的“联考”中，全国多半考生都把中央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民国时期的教育兴旺发达，还在于兴办教育成为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兴办小学、中学直至大学，蔚然成风，有钱的可以投资，没钱的可以筹钱，或者出力，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而且办学多种多样，形成了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民国教育世界。

黄炎培1917年联合40多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而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誉满全国，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让成千上万的普通家庭受惠其中；徐特立这位革命家则创办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陈垣这位大学校长曾创建过北京平民中学。始建于1942年的四川大邑县的文彩中学，占地数百亩，由德国专家设计，当地士绅几乎都纷纷解囊，刘文彩出资最多，所以被推举为发起人。学校直到1945年3月才建成，耗资3.5亿法币，相当于当时的200多万美元，在40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中，还显露出西方建筑美学的风采。学校建成之初，就拥有图书室、礼堂、音乐室、实验室、仪器室等，操场还建有标准的400米跑道，设施在全省中学中最为齐全。而且刘文彩在学校建成之后就勒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有拥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的弟弟、曾为地方大员的刘文辉也曾说过，如果县衙盖得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在民国教育中，教会的分量举足轻重，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

学院、岭南大学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还有全国各地的一批批教会创办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促成了民国教育与国际迅速接轨。民国时代，在北京或称北平的四大名校清华、北大、燕京、辅仁中，外国人支持的占了3个，教会支持的则占了两个，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其实也是由教会创办的。这些教会学校中有的早在清末就已经成立，不过，只有民国的环境才给他们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有的教会学校虽然由外国人主持，但也有的就是由中国人管理或者归属权逐渐改为中国，而且后来都改叫私立学校。另外，还有外国人与中国人联合创办的大学，比如有名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是由耶鲁大学毕业生创办的雅礼协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的结果；也有外国基金会或社会组织出资的学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

教会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大学，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贡献独特，无可替代，因为他们引进的教材、设备、理念与师资都与国际优秀的大学同步，让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站在世界优秀教育的起点上。学校以英语教学，也让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或法语。像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学培养了大量精英，别看他们毕业或任教于教会学校，却没有成为什么“帝国主义间谍”或者“洋奴”，反而极其爱国，有一些还是中共的高层领导，有的创造了历史或是改写了历史。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林语堂、经叔平、周有光、刘鸿生、严家淦、吴宓、黄宗英、董乐山等，都是圣约翰大学出来的，人民日报历任社长和总编中就有钱李仁、范敬宜两人，还有原港澳办主任鲁平、原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等，也都来自这里；雷洁琼、吴文藻、容庚、张友渔、江平、冯友兰、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韩儒林、王世襄、萧公权、郑振铎、冰

心、黄华、龚澎、侯仁之、孙道临、冰心、谭其骧、周汝昌、周一良、周南等人则来自燕京大学。

外国人来华办学，教会来华办学，为民国甚至为晚清带来的另一大益处就是医学院，这些医学院培育了中国最早的医学人才，也为中国培育了最优秀的医生，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等都是如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仿照美国现代医学教育模式，以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时间、良好的临床基地和完全的英语教学为教学模式，所以才赢得“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

医学院的附属就是医院，这也成为民国医疗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教会主办的医院经常选择在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在清末和民国，这让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能接受来自国外的先进医疗。以傅连暲为例，他出生在福建长汀县，自幼受洗为基督徒，免费就读于教会创立的小学、中学，以后又进入亚盛顿医馆，半工半读学习西医，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一直在长汀行医。这样一个生长在偏远地区，“基层医院”半工半读的毕业生，充其量只是个小地方小医院的小大夫，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医术呢？原来，亚盛顿医馆1904年由英国人亚盛顿捐款兴办，1908年落成，后改为福音医院，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一概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齐全的综合性医院。1925年后，外国医生相继回国，院务改由傅连暲主持，1929年红军抵达后，在傅连暲带领下，改成闽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1933年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看来，早在清末民初，小小的长汀

就有直接照搬自英国的医院和医校，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也一律进口，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家高水平的医院，红军的卫生事业恐怕就要另外写起了。能讲一口流利中文、还会说相声的加拿大人大山，其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千辛万苦带着全家来到河南商丘的圣保罗医院为中国老百姓治病。他们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就是宗教情怀和济世抱负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据1921年的统计，中国各主要省区都已经建有教会医院，河北24所、安徽8所、浙江19所、福建41所、河南16所、湖南18所、湖北27所、甘肃2所、江西12所、江苏34所、广东39所、广西4所、山西11所、贵州3所、东北三省25所，而且多附设有学校。

今天，当看到北京成了看病的中心，当许许多多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病患还要赶到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去治病，就会回想当年。假如福建长汀还有亚盛顿医馆和傅连璋那样的医疗高手，假如湖南长沙某医学院至今还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假如商丘还有圣保罗医院和大山的祖父，那么，30多年前，也无需在牺牲城市医疗条件的前提下像搞运动那样派遣医疗队巡回下乡，而这种方式实际上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30多年后的今天，北京更不必成为看病的中心了。

回想民国的教育最值得汲取的教训就是：一个学校，当教育传统和文化品牌已经形成后，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千万都不能轻易丢弃、肢解、调整，一旦毁弃，就无法重建，凡是重续、再续的那些事实上都没有找到校魂。如今，人们说到的最好学校，其实还是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老校，尽管这些学校已经今非昔比；虽说无数的医学院已经建立，一批又一批毕业生相继走进了各地医院，

包括那些留洋回国的博士硕士，但人们还是特别认同协和、华西这些当年的洋品牌；现在，依然还有无数人在怀念自己的母校燕京、圣约翰、辅仁、金陵，而且就是不认那些经过改头换面的后续，因为那些才是他们一生的文化印记和生命传承，任谁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