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及局限

2015年第1期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No．1．2015（总第155期）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Serial No．155）试论中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及局限

任俊华，李朝辉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研究中国古代官员与创新问题、创新特点和局限，对于今天的政府创新乃至整个社会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官员；创新问题；创新特点；局限

中图分类号：D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34－06

DOI:10.16436/https://www.360docs.net/doc/e51579377.html,ki.52-5023/d.2015.01.027

我国古代官员创新与西方国家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传承方式，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特点，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对于推进我国自主创新的进程和全球创新文化的发展，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创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具有整体和谐、直观经验、辩证包容、重视传承的特点。

（一）整体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天人之间、物我之间、心物之间、身心之间、神形之间都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也是开放交融、互相联系、和谐有序的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正如西周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1］有了这种整体的和谐，就有了创新的基础。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创新的过程，更多的是退天道而知人事，是先王、先贤杂以成百物，是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自觉。

在经历了过分强调人类中心、技术至上的偏颇之后，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的多元存在、和谐共生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目的和路径。创新的目的不应再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被征服，不再是竞争对手之间的你死我活，不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应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说：“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相以成，无终相敌之理。”这就是张横渠的“仇必和而解”，应是多赢和共同发展。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之谓变”，“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中蕴含着阴阳二气，阳气代表主动、刚健、明快、浮动、升腾的能量、生命力、细小精微的生命状态、信息等等；阴气代表被动、顺承、暗慢、沉降、潜静的力量、能力、信息或生命微粒等等。两者相互感通，因而发生烟煴相荡、或胜或负、或屈或伸、或凝聚或发散的运动变化，从而形成丰富多样的世界。“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在中国思想家的眼中，宇宙是整体圆融、

收稿日期：2014－10－31

作者简介：任俊华（1966－），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导和博士后合作导师。

李朝辉（1977－），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华民慈善基金会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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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和谐、旁通统贯的系统。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为创新的目的，我们就会发现运用推天理而知人事的创新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更可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推进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天人之间、道器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整体和谐的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在现代仍然是全人类及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创新文化创建的源头活水。

（二）直观意象

就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和现状而言，至少存在着两种冥想不同的时空选择偏向。一种以时间为主，以空间为辅；一种以空间为主，以时间为辅。与西方文化的以空间为主的时空选择相联系的抽象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选择了与时间为主的时空选择相联系的意象思维方式作为主流。

一般来说，在彻底开放而不破坏事物所呈现象之自然整体性的前提下，对事物进行概括，探索事物整体规律的思维，即为意象思维。由于时间是一维的，不可分割的，因此以实践为主，空间为辅的认识世界的意象思维方式，就会具有整体论倾向，在主客相融的关系中认识世界。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百度百科把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中国创新中直观意象元素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

（三）辩证包容

中国古代官员创新还有这浓郁的辩证包容的创新特点。就“辩证”而言，其概念虽然是由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首次提出的，但却是来源于中国。根据莱布尼茨自己的说法，是曾受过耶稣会士带回西方的《易图》的影响，是他学习中国古代哲学“阴阳”而提出的。而阴阳这对哲学范畴在古代中国是广泛运用于人生、社会、自然各个方面的，可以说，所有古代中国的知识，都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对范畴，阴阳也十分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从阴阳辩证的认识至少可以找到六种创新的路径，即世界万事、万物永永远远地都是由两面组合而成的；世界万事、万物永永远远地都是可以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的；世界都是万事、万物永永远远地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世界万事、万物永永远远都是在阴阳的共存、对立、互依、互动、互生的状态之下不断往复循环发展的。阴阳代表的辩证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中国人创新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官员中的创新还具有包容的特点。这种包容性的创新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强大的同化力。我们非但不排斥任何外来文化，反而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历史上的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而刻上中国文化特有的烙印。中国社会强烈的包容创新特点，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文化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就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这一特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际，那时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儒、道两种完备的理论形态。儒家思想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宣扬以道德提升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理论聚焦

道家以“自然为本位，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合道成仙为主旨的道教。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构成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两大传统，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和走向。佛教重精神轻肉体、重解脱轻生命、重来世轻现世、重神灵世界轻世俗世界，是以“众生解脱”为本位，自在的“涅槃”境界。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和道家（含道教）分别从自身本位立场出发来排拒佛教和迎接佛教。如儒家责难沙门不向国王顶礼是不忠，沙门落发出家，是断子绝孙，是大不孝。道家以长生成仙的理念，指斥佛教的人皆当死的思想，等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既保留了许多它的特殊性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独特的价值，从而使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依然能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有时甚至能与传统的儒道相并列而三分天下，同时，它又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因素，具有许多中国的特色，从而更好地满足了中国人的信仰需要，为中土社会和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信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儒道文化的交流中形成而了中国的佛教。而根据方立天教授的概括归纳，中国佛教有着自身的极大特点，“中国化的佛教是属于中国自身的佛教，与本源的印度佛教相比，具有重自性、重现实、重禅定修持、重顿悟、重简易、重宽容的六大自身特点，这也成为中国佛教的闪光之处”。这是因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而出现的创新和发展。

（四）重视传承

我国古代官员的创新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之上，创新不是意味着对传统的抛弃，而是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从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看到我国古代官员创新的这一特点。

建筑作为一种实用的艺术形态，忠实地记录着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在《中国建筑史》开篇所指出的，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长，散布区域辽阔。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及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至最近半世纪，未受其它建筑之影响。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都会边疆，无论其为一郡之雄，或一村之僻，其大小建置，或为我国人民居处之所托，或为我政治、宗教、国防、经济之所系，上自文化精神之重，下至服饰、车马、工艺、器用之细，无不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最初的建筑，产生于原始人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由于自然物理、材料环境及其他方面的诸多限制，无所谓派别之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也随着各国风俗习惯的生成、思想制度的递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在不自觉地记录和反映各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发明、文学艺术的水平和特征，同时也打上了民族特有的烙印。今天，我们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建筑的遗迹或记载来研究该建筑所在国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为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活动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

我国传统建筑在风格上朴素淡雅，建筑材料主要有茅草、木材，结构方式以木架构为主（柱、梁、枋、檩、椽等构件），按照结构需要的实际大小、形状和剪辑组合在一起。这种建筑结构方式反映了古代宗法社会结构的清晰、有序和稳定，有着明显的道德习惯、宗法典章制度的痕迹。我国传统建筑不仅包括由木质材质制作的内部空间，还包括由外埠自然空间组成的庭院。庭院是建筑的基本单位，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人工的，又是自然的，可以俯植花草树木，仰观风云日月，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的又一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人既含蓄内向，又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古代稍大一些的建筑都是由若干个庭院组成的建筑群，单个建筑物和庭院沿一定走向布置，有主有次，有高潮有过渡，成为有层次、有深度的空间，呈现出一种中国人所追求的整体美和深邃美。其中宫殿、寺庙一类比较庄严的建筑，往往沿着中轴线一个接一个地纵向布置主要建筑物，两侧对称的布置次要建筑物，布局平衡舒展，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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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们走出远古时代的山洞，开始搭建茅屋、木屋、石屋和各种各样的居室开始，到宫殿城市的形成，中国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式的发展历程。这里仅从远古原始建筑、阶级社会建筑的发展对我国建筑发展历程进行简单的梳理。

中国的建筑究竟始自何时，已不可考。我们仅从考古有记载的建筑谈起。在摆脱穴居而野处的阶段之后，我们祖先的建筑活动开始了。

在诸多考古遗址中，我们可反复看见三种建筑类型，即空地、祭台和大屋子。空地、祭台和大屋子三种建筑类型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沟通天人的中杆。空地中竖一中杆沟通天人，祭台上有祭旗表示神圣和权威，大屋子中的祖先灵位更是一个微型的中杆。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直到今天，天安门前还有华表，代表着政权的神圣。可见中杆是在中国文化中是沟通天人的重要工具。

我们的祖先相信有办法可以沟通天人，甚至见到神灵。那些上插云霄的高山是天人之间自然的桥梁。登山望神即可体悟神意。后来，山的形象被抽象，人们便仿照山的形象创造出了旗帜，并把它作为沟通天人的工具。中国的“中”，最初的写法就是一面旗帜。这也是为什么在建筑群中，总会有一块空地。人们在空地上集会，决定部落里的大事，而空地上会立一个旗杆，代表神意，代表一切都是在神的监督下进行的，所作出的决定反映了神意，部落集会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基础。建筑美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教授认为，远古时代的这种天地对应与中国的“中”相关。他指出，“‘中’在古文字中，是与天相观测相关的一个中杆，用天文学的话来说，叫‘立竿测影’。通过中杆，古人理解了天的规律，如果说天在远古被理解为一个神的话，那么，中杆上反映的就是神的意图。因此，最早的天人合一就体现在中杆的‘中’上。‘中’又是一种建筑形式，由于‘中’代表天道的神圣性，原始部落的领导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就在中杆下面。他在中杆这一神圣的地点开会，就占有了天道，天是神，他就拥有神的护佑。站在中杆下，你的话和行为就‘中’，不然就不‘中’。‘中’在古文字中的另一个写法是一面旗帜。在中国文化中，旗帜非常重要，在古文字中，民族的‘族’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站在一面旗帜下”［3］。

而祭祀仪式随着人们宗教观念的加强，也越来越专业化、制度化，建筑形式也从空地变成了专门为祭祀而造的坛台，从女娲的璜台到黄帝的轩辕台，从夏启的钧台到殷纣的鹿台，都是专门祭祀和沟通天人的场所。在文献中，台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所谓登之乃神；登之乃灵；登之乃帝。天的神圣赋予了地上的统治必要的合法性。登上祭台就成了神，就可以代表神来说话，也就得到了政治上的权威。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的就职仪式也是在祭台上实现的。

为了方便人们可以随时与天沟通，坛台建筑又向前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屋子。人们也可以在大屋子里举行集会。为了使集会具有权威性、合法性，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微型的中杆———牌位。那时的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而且住在神的近处。每个家族都要靠自己已经逝去的祖先向上天和神转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把祖宗牌位摆在大屋子内，就达到了沟通天人的目的。

从空地到祭台到大屋子的建筑形式上的创新和发展，反映了中国人文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这是一个为了方便人们及时沟通天人而进行的创新。但是创新的形成都是起源于传统，而且在创新之后又保持了传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远古建筑从空地中心到坛台中心再到屋宇中心的发展历程中，有创新，但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而且创新的同时没有抛弃传统。这些创新都是产生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了使人民的生产生活更方便而出现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建筑工程漫长的发展史上随处可见。

二、我国古代官员创新的局限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矛盾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从阴阳矛盾观点出发，在我国古代官员创新特点的对立面，也存在着与之相应的缺陷。与我国古代官员创新重理论总

理论聚焦

结、重实际应用、重天人合一、重综合归纳相比较，存在的局限性则有受制于政治、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连续性、缺乏逻辑性。

（一）我国古代官员创新受制于政治因素过于强烈

我国古代官员的“官员”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的正常统治秩序。因此，其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更何况，很多古代官员在政治领域推动的变法与改革，本身就是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政治事件，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等，都是古代官员引发的重大政治活动。其他领域的创新活动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的影响与干预。例如，历代统治者都对天文学十分重视，观测天象、“敬授民时”、颁告正朔，更是封建皇权的象征。由于历代王朝更替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即历史上每个新政权建立之初，都要通过改正朔、定历法等方式，来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态，希望通过变革历法，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所以制定历法也就成了新兴王朝的重要政治任务，形成了我国古代改朝换代时更换历法的传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史记》开始，我国史书不但记载历代史实，而且还保存了大量天文学内容。在正统的二十四史中，就有十七史专门著有天文、律历、五行、天象诸志，全面记载了各个历史时代的太嫩观测、历法推算、仪器制作和有关的天文学理论等，甚至有的天文学著作被整部收入其中。在由官方修订的正史中，长期、连续和全面地记载天文学的发展，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突出显示了我国古代政治对于科技创新的巨大影响。

（二）我国古代官员创新易于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

我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基础之上的，因此，官与民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两者的身份和地位有着根本的区别。官员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维护秩序的工具，是统治和役使人民的，掌握着行政权力，也就有了身份、地位和财富。因此，官僚阶层是不会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更不用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而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技术创新、发明和创造，都来源于长期的生产实践而积累起丰富经验的工匠和普通百姓。如北宋建筑专家喻皓本是一个都料匠（掌管设计、施工的木工），由于他长期从事建筑实践，又勤于思索，因而在木结构建筑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建筑多层的宝塔和楼阁上取得杰出成就。再如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凭着多年的纺织经验以及在海南学到的技术对家乡的棉纺工具做出改革，传播开来形成巨大影响。可以说，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新的源泉。而身居庙堂高位的古代官员们，由于长期脱离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导致其创新缺乏经验基础，而更习惯于在前人前人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我国古代的技术创新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恐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我国古代官员的科技创新活动，由于没有和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科学技术创新也就难以传化为生产力。如南北朝时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带给我们深深的反思，他制造出了指南车，但是当时的南朝依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他制作出了水磨，但那仅仅是供粱武帝本人用以玩乐的工具，并没有具体应用到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中去。凋敝的民生和那一时代灿烂的文明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拥有更多文明成果的南朝最终也没有摆脱覆灭的结局。

（三）我国古代官员创新没有连续性

相对于儒家禹、汤、周公、孔子、孟子，再到二程、朱熹、王阳明的道统，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领域以及创新方面，从始至终都缺乏一以贯之之道。不仅技术发明缺乏连续性，就连创新理论也没有被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不单单是因为科学技术在古代文化中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与传统文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在我国古代，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是走上仕途的必读书籍，而相关的科技著作仅仅被视为细枝末流，技术创新被视为奇巧淫技，导致古代官僚士大夫不仅不愿关注科技知识，更不用说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创新了。比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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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太史令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能够准确地预测地震。可是到了隋唐后，地动仪的图式和制作方法均已失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只能感叹古人的高度智慧，望之兴叹。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强调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重视历史、尊重传统，时刻想回到三皇五帝时的美好社会，而不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相反，与传统不符的创新，往往还被视为离经叛道。这方面在近代尤其突出，西学东渐后，传入的许多科学技术，如火车，都被视为怪物，而予以排斥。在我国古代的创新史上，许多珍贵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成果，没有被后人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今天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大遗憾。

（四）我国古代官员创新少演绎分析，缺乏逻辑思维

与综合归纳法相对应，演绎法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演绎法的思维运动方向是由一般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即演绎的前提是一般性知识，是抽象性的，而它的结论却是个别性知识，是具体的。演绎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法。具体说，它是形成概念、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思维方法。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演绎科学运用逻辑推理，从归纳法所得出的前提演绎出它的推论，才是真正的科学。但恰恰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中，是缺乏演绎推理和逻辑分析的。春秋百家争鸣之际，诸子兴起，不仅在社会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促进了思维规律方面的研究。其中墨家和名家尤为重视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墨经》中提出的一些命题已经具有深刻的数学内涵。像《墨经》中关于圆、平、端（点）等数学概念的定义就已非常严谨，具备了对数学知识进行总结整理的条件。但墨家的科学传统却没能延续，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占据主导地位，墨家则被彻底边缘化。儒释道都重视直觉思维，神秘的体悟，而对逻辑则不感兴趣，由此也导致我国古代创新思维缺乏逻辑性，不重视演绎分析。

其他局限性还有，在西方，科学和技术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在我国，由于更重视社会伦理、统治思想的研究，因此，科学技术多见于相关的理论学说中，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我国古代大量的科技知识保存在经史子集或其他文献之中，而关于技术的专著却不多见，像四大发明这样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其最早记载都是在其他文献中。等等。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与我国古代官员创新存在的缺陷和局限有着很大的关系，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反思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国语·郑语［M］．

［2］老子·二十五享［M］．

［3］张法．紫金城的文化遐想［N］．中国教育报，2006－10－11．

责任编辑：陶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