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物化妇女的话语_玩偶之家_和_伤逝_的对比研究

被物化妇女的话语

《玩偶之家》和《伤逝》的对比研究

文育玲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玩偶之家》和《伤逝》中的女主角娜拉和子君都被各自的环境所物化,但她们分别采用了言说和沉默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通过言说,娜拉否定了男权至上的观念,维护了自己做人的权利;子君则在沉默中失却了自我,乃至于生命。在两种不同选择的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总体而言,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性大致扮演着相似的角色,但与西方同时代的妇女相比,囿于封建教条的中国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

关键词:妇女;物化;话语;言说;沉默;文化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0-03

收稿日期:2006-05-30

作者简介:文育玲(1963-),女,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在中国人追寻民主和科学之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华大地上播下了个人自由和女性独立的种子,引发了一系列以女性和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以鲁迅的《伤逝》最为突出。《玩偶之家》和《伤逝》因为接受和产生的渊源关系和共同的女性解放主题而进入比较文学的视野,成为人们常说常新的话题。

若细读原文,则不难发现两位女主角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各自的环境所物化。在《玩偶之家》中,丈夫托伐?海尔茂一直把妻子娜拉当作一件逗乐的玩物。“小鸟儿”和“泥娃娃”成了娜拉的代名词。因此,尽管已经为人之母,娜拉仍不得不将自己打扮成小天使的模样,为丈夫唱歌跳舞,同孩子们游戏。为了满足丈夫的欲望,娜拉似乎也心甘情愿地扮演玩偶的角色。虽然娜拉担心丈夫迟早会发现自己伪造借据的秘密,并对自己虚假的生活深感不安,但她还是竭尽全力维持表面上看来幸福美满的婚姻。即便到了危机关头,娜拉也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留住丈夫。为此,她不惜孤注一掷。她要在圣诞晚会上用她的美貌、装束和舞姿为他们濒临崩溃的婚姻力挽狂澜。显然,娜拉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着主体意识的人而活着,而是作为取悦男性的玩物而活着。正如剧本题目所示,娜拉在她的婚姻中的确只是一个玩偶,而非与丈夫享有同等权利的人。

在《伤逝》中,与涓生同居后的子君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先前对独立的追求。有了爱情的鸟巢,她便以为拥有了整个生活,于是她放弃个人尊严,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和家庭劳作的工具。以前她能够无畏

地面对嘲笑,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现在,她却变得毫无生气,沉溺于越来越飘渺的昔日浪漫,侍侯男人和操持家务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似乎与劳作有着不解之缘。“妇”字的结构就形象地说明女子是和扫帚紧密相连的。《说文解字》云:“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1]由此可见,妇女的职责就是服侍他人,用扫帚洒扫庭院。自神农之时,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就成为社会劳动分工的基本模式,这种根据性别特征所作的分工不无合理之处。纺织、刺绣和缝纫成为女性的专职,即女工、女功或妇功。东汉班昭的《女诫》将妇功定为女子的“四德”之一:“专心纺绩,不好戏笑,　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2]于是,中国妇女的位置就被定格在纺车和锅台旁了。劳动本是物种进化的必然途径,但在子君而言,它已不再具有创造的快乐,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3]作饭、养鸡等家务琐事不仅劳累了子君的身体,而且也麻木了她的心灵,进而将其降格为没有主体性的家庭劳作工具。但是,献身家庭的她并未因此而赢得男人的爱情,反而成为他鄙视和抛弃的对象。

娜拉和子君的被物化既归因于男权统治,同时也是她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男性一直被认为是强大的主宰,而女性则被视为柔弱顺服的附庸。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性别歧视都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对此,易卜生明确地指出:“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4]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是一个玩偶,婚前取悦于父亲,婚后则取悦于丈夫;她甚至不能拥有打开邮箱的钥匙。在《伤逝》中,子君走投无路只得与情人私奔,但她投奔的男人却使她沦为烧饭养鸡的家庭主妇。因为丧失自由意愿和个体意识,她们不再是自觉自在的人,而只是男人的依附,正如西蒙?波芙娃所言: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过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客体。另一方面,女性对于自身所处的从属地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谈及女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婚姻、家庭、孩子和家务等概念。对女性的定义便是在这些概念的不同组合中建构起来的,因而作为个体的女人便按照这种文化上的定义来建构自身。”[5]男权价值观以其建立时间之长和影响范围之广早已为人们所接受,也被作为牺牲者的女性所内化,因此,她们相信自己低人一等,视家庭和孩子为中心,视服从、侍侯和取悦男人为天职。娜拉和子君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但她们仍然不能突破男权社会的局限,而只得寄身于家庭和情感世界,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服从和柔顺成为她们的信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们成了男性的帮凶。

虽然娜拉和子君都被男权价值观所物化,她们却诉诸不同的话语方式,前者采用言说,而后者则保持沉默。话语discourse来源于拉丁语dicursus,而dicursus源于动词discurrere,由dis(离开)和currere (跑)两部分构成,意即“到处跑”,后引申为“演说,论说,讲稿,谈话”等,在语言学中则指为句子和词语的正确理解提供语境的“语篇、话语”。但一般而言,“话语是指发声,或一定长度的谈话,它的展开和自然发展不受刻板意愿的控制。”[6]由此可见,话语借助于言辞,以发声为标志。但是,后现代的先锋福柯认为沉默同样是话语的一部分:“沉默本身是指个体拒绝言说或是被禁止言说的状态,或是在不同对话者之间所采取的谨慎。与其说它与话语绝然分开,是话语的极端,不如说它始终伴随着说话过程,并在总体策略上与之紧密联系……沉默远不止一种,它们都是隐藏但贯穿于话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7]因此,沉默并非对话的终结,而是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个体之所以拒绝讲话或发声,要么出于保留信息的个人意愿,要么出于内在或外在的压力,要么仅出于审慎而已。

在《玩偶之家》的第三幕,娜拉从梦幻中醒来,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控诉。在托伐无休止的责怪和尔后的哄骗中,娜拉对自己和生活的内在缺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过长久的压抑,她终于道出真实的心声。她首先指出在她和丈夫的共同生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谈话或是相互的了解;接着她指责丈夫和父亲剥夺了她思想的自由,使她如同行尸走肉;她甚至还质问了法律、宗教和道德这些所谓约定俗成的东西。为了到外面的世界接受教育,实现自我的职责,娜拉断然拒绝了托伐的劝阻和试图提供的帮助。觉醒后的娜拉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8]于是,先前的做作及虚饰都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心灵的诉说。在她的言说中,她不仅申斥了托伐,同时也面对了自己,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在关键时刻,娜拉用言辞来表达自我,而子君却保持了沉默。生活入不敷出时,她会无精打采,甚至生闷气,但她从不抱怨。当自己的悉心照料竟换来与日俱增的鄙视和厌恶时,子君虽然苦恼,但她仍然一言不发。看见涓生对待小狗阿随冷酷无情,子君虽然不满,但也只表现出凄惨的神色。就连涓生提出分手,她还是默默地点头。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涓生说不再爱她:“我同时预期着更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饿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9]子君的无语使她的爱人迷惑不解,但这正是她无知、无助和驯服的表现。在沉默中,她丧失了自尊和勇气———那些曾激励她去崇拜易卜生和拜伦的东西。此刻的她既害怕又迷惘,因此未能践行自己自由独立的誓言。作为不同的话语方式,言说与沉默对自我的维护有着迥然不同的作用。较之缄默不语,说话或发音是群体或个体表达自我更为有效的工具。作为自我觉醒的表征,言说有助于女性找回自身并积极构建自我主体性。也许言说的声音起初很微弱,但终究它会像娜拉离家的关门声,起到警世的作用。与言说相反,沉默则总是与缺席、消极、犹疑和放弃紧密相连,它常被视为传统女性的基本特征。索福克勒斯断言:沉默使女人显得更优雅。这一论点奠定了西方传统好女性形象形成的根基。在他的一部戏剧中,哑妻子被一位著名医生治愈,但当她开始牙牙学语时,丈夫却后悔不迭,他迫切希望她再次变哑,像从前一样只见其形,不闻其声。显然,在男人眼中,女人的言语就是洪水猛兽。沉默即美德,这一观念不仅阻碍了女性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剥夺了她们构建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权利,最终将其奴化为消极被动的客体。

尽管男权意识占主导地位,娜拉还是选择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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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而非沉默。她的选择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无联系。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个性,反对权威和一切形式的约束。追求自我,探寻真理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快乐原则”,他认为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幸福,而这幸福是由灵魂平静、和谐和无畏而致的内心满足或愉快;伊璧鸠鲁主义坚信避苦趋乐是人的天性,因此鼓励个人将自己的幸福当作努力奋斗的目标;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将一反中世纪的教条,将人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法国启蒙运动更是将人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到了19世纪,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价值,视自我高于一切。易卜生在创作《玩偶之家》之前也多少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于是便将个体高于群体的理想赋予给他的女主角,让她发出“我是一个人”的宣言。虽然“个性自由”在当时还是一个模糊而大胆的设想,但它激励着娜拉挑战男性霸权,谴责父权社会的体制和机构,从而帮她找回失落的自我。

正如娜拉采用言说有其西方文化根源,子君的沉默同样可以归因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过去的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自出生之时就因性别和门第被分为三六九等。《诗?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10]可见,男女自呱呱坠地就享有绝然不同的待遇:男孩子一出世就可以躺在床上,而女孩子只能睡在地上;男孩子有衣裳穿,而女孩子只能被裹在襁褓里;男孩子被赠以贵重的玉佩,而女孩子只能玩弄纺线的瓦锤。这种观念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也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久而久之,男尊女卑便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次,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古代中国,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注定要服从人与人的各种道德关系准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纲常礼法规定了人的位置,将妇女置于社会等级制金字塔的最底层,因此《女诫》七篇明言妇女的“卑弱”、“敬慎”和“曲从”是家庭和睦的关键。受伦常的教化,中国女性被迫,同时也自觉自愿地坚守沉默和顺从。子君,虽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所鼓舞,最终还是遵循伦常,陷入了沉默:她既害怕说出自己的意愿,也没能认识其中的必要性。因此,就《伤逝》而言,子君的沉默是封建专制的必然结果。

与《玩偶之家》相比,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伤逝》显得更为悲观,但它绝不意味作者对女性解放的否认。子君的沉默仅仅说明:与同时代那些受压迫但有声音的西方女性相比,旧中国女性的命运更令人同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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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urse of the Objectif ied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Doll’s House and Regret For The Past

WEN Yu-ling

(Department of English,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The heroines in A Doll’s House by Henrik Ibsen and Regret For The Past by Luxun are both objectified by their respective environment,but they resort to different means of discourse.Employing speech,Nora denounces male supremacy and asserts her right as a human being while Z ijun in silence is deprived of self-esteem and then sent to an early grave.There exist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ir choices.G enerally speaking,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assume similar roles that society dictates for them,but women in feudal China with its rigid ethical imperatives are subjected to more miser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countries.

K ey w ords:women;objectification;discourse;speech;silence;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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