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是否统一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多少国家将领死于王朝统一的战争中，但他们的死并不被外人所重视和留念。因为那些帮着主帅打天下的人是不被我们众多外人所重视和歌颂的。就像西汉中期与北方匈奴的那场战争匈奴众部虽然都大败溃不成军，但这从一个相对公平的角度来说这是当时在场的广大将士一起奋斗所收获的果实，而不能通通归咎于当时战场的指挥者以及在战场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将领头上。有些历史书籍的一些观点就是如此，没有一点公平可言。我可以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来反驳那些观点淮海战役就是广大老百姓们用手推车一步步推出来的。话说回来每个王朝的统一也是如此是广大将士的功劳我们应该赞颂和怀念他们。

上述话语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理解罢了，下面才是正题明朝到底算不算统一，有没有违背统一的概念。所谓统一是指部分连

成整体分歧归于一致总的来说统一是一致的，整体的，单一的；这是它所具备的特点。依我本人看来明朝决不能算统一，因为它违背了上述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朝真正统一的时间是景泰八年也就是明代宗驾崩正统皇帝复辟之时时为一四五七年，可那是明朝中后期了耶。知道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洪武大帝建立大明政权的同时至正可是在北边又建立了一个北元政权呐，而且双方当时还是敌对关系呢?经常发生战争，这能算统一吗?换句话说当时洪武年间的这种区域格局最多只能满足统一观念中的第一个观点，只能说得上是部分连成整体根本没有统一可言。还有更关键的历史论据就是一四四九年英宗不听文武百官的谏言执意要御驾亲征弘扬大明国威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对这个原因就是当时手握兵权者是当朝太后也就是宣德的妾妃孙氏他就是为了要摆脱孙氏的控制从她手中拿回兵权但此次御驾亲征使他不幸落入瓦剌人之手此消息刚传到北京城就使得军心涣散朝政不稳情急之下兵部

侍郎于谦向太后谏言恭迎郕王回京，史称迎藩入京太后二话不说就准了郕王后来就在文武百官以及孙氏的拥戴下名正言顺的登上了大宝瓦剌得知此消息后认为此举对其瓦剌战势极为不利，无奈之下只得放朱祁镇回京英宗回京以后就被他的弟弟所囚禁于南宫。过了八年后，代宗因为短命早早就驾崩了，听闻此消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就和英宗预谋联合发动了夺门之变改元天顺复辟了。这个例子就说明明朝不能算统一，因为瓦剌和鞑靼就是北元元臣鬼力赤于一四零二年篡位建国鞑靼和他一起的阿里不哥的后裔杀死北元末帝脱古斯帖穆尔分裂出来的。而此政权的灭亡时间应是一六三五年额哲献传国玉玺归顺后金。北元才算的上是真正的灭亡。而大家熟知明朝的灭亡时间是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吊之后李自成在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后迁都北京最终被南明政权所灭。从这么多的例子来说明朝绝不能算统一，此外大明政权还与北元政权，东察合台汗国，高丽国，朝鲜王朝以及后金政权是同时存在的。政权

并立这是评论一个王朝是否统一的一个基本准则。大家知道两宋是不统一的对吧，那是因为当时存在政权并立现象以及存在敌对关系还有时间上的差距。而大明王朝也是如此具有同样的明显特征所以是不统一的。我的评论结束。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漫游，总会有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但我们不能选择去逃避这些问题，应该鼓起勇气查找相关资料细细斟酌，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并验证此观点是否正确从而提高自己的历史境界。

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一、定婚之构成要件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凭媒而立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二）由尊长主婚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论清朝的婚姻制度

论清代的婚姻制度【内容摘要】：我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婚姻制度，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众多朝代中的一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家庭组成的重要条件。因此，我国的婚姻制度也在不断演进，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不断成熟。“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从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古代的婚姻制度有着其独特的婚姻原则，人们的婚姻受着各种条件的制约。婚姻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封建制度的发展，同时却又受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制约。中国古代婚姻的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婚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有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关键词】：清代婚姻制度封建制度婚姻条件婚姻解除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婚姻爱情的追求。我们现代的婚姻制度是由古代的婚姻制度慢慢发展而来的。那么，清朝的婚姻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婚姻制度的原则、婚姻的条件、婚礼的过程以及婚姻是如何解除的。下面我就清代的婚姻制度作以下论述。清朝婚姻制度在入关前后有一定变化。满族贵族入关之后，使清代婚姻制度深层次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在其全面继承明朝婚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之具有自己本朝的特色。清朝婚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此外还有包办的门当户对、童养媳制度。首先我说一下清朝人们的婚姻条件。（1）结婚年龄。清朝入关之前，实行早婚制。入关以后，清承明制，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为法定结婚年龄。（2）"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依然是清朝婚姻的基本特征，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清朝法律的规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封建国家法律赋予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同时也要求主婚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对于诸如嫁娶违律、隐瞒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情况，主婚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以前家长的主婚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但只有到了清朝之时，家长主婚权才得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权。中国父母几千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个大权，到清朝时，则不管在法律条文上，还是在社会实际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充分表现了封建社会后期家族本位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婚姻制度由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自主权，从而使男女私定终身的情况被视为非法。男女的私自结合，不仅为舆论所不齿，而且也是国家法律规定强制离异的情形之一。（3）婚约、婚书与聘财是婚姻成立的条件婚约一经成就，男女无论任何一方均不得反悔。《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婚约约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嫁娶日期，期约未至男家不得强娶，期约已至女家不得拖延。若男家强娶或女家故意拖延，主婚人笞四十。男方无故超过婚约约定的婚嫁期限五年不娶，及未婚夫逃亡三年不归者，女方可以另行择配，但须官府

法硕联考法制史复习明代法律制度

法硕联考法制史复习:明代法律制度明代法律制度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主义的极端发展。 (二)充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

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

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姓名：冯倩学号：班级：园林092 摘要：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位妻子，妻下面有妾，妾下面是通房，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嫡出与庶出也有很大的差别，正是由于这样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古代女性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关键字：古代婚姻制度女子危害一夫一妻多妾制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实行的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她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危害。 1、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女子的危害 1.1一夫一妻多妾制概述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是由于人类自身生产而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在古代，《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国古

代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正式确立是在西周时期，一妻是指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妻，然而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男子可以占有多个不同名分的女子并且会被礼法所认可，不受道德约束，妾的数目是按照社会地位而确定的。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为此理由将她休掉。 1.2女人的争宠导致的悲剧这种形式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女子，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不仅这样，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自古民间就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的说法，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这直观地反映了女子身份的卑贱。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典型的特征—男尊女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的摧残。不仅这样，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差别，一般来说妾是很不喜欢正妻的，作为正妻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与记恨，因此不管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存环境很艰苦。《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和王夫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王夫人受尽恩宠，俯视众人，赵姨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了，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经常导致悲剧发生。女人们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宠，打压别人，生存能力弱的就会在这种斗争中失去生存的权利，轻者独守闺房，孤苦一生；重者失去身家性命，而剩下的又继续斗争，

明代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

明代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第二节婚丧与敬老养老习俗一、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明朝建立后，朝廷虽然按照封建礼制的要求，对天子的纳后、皇太子的纳妃、亲王的婚礼、公主的婚礼、官员的婚礼、庶民百姓的婚礼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然而就明代实际存在的婚姻制度来看，仅有宗室和诸王遵奉，而其他各个阶层的婚嫁行为并没有受到它的严格控制，法令规定形同虚设。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开始追求婚姻的自由、性生活的美满和个性解放，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被人们所淡忘。收婢、纳妾、重婚、嫖娼、男宠等等盛为时尚。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婚嫁习俗，亦未受到明朝廷的礼制限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习俗。等级制度与婚礼明代的等级婚制主要分为帝后的婚姻及婚礼、宗室的婚姻及婚礼、品官的婚姻及婚礼和庶民百姓的婚制。帝后的婚姻礼仪:明代皇帝的婚姻，礼仪之繁缛、规模与声势之宏大，备办礼品之丰厚，动用人力之浩大，都是其他阶层无法相比的。帝后婚礼的最大特色是华贵、典雅及隆重。明代天子纳后，基本上是依照古代六礼的程序进行的，要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发册奉迎之礼，但天子无亲迎之礼。相亲阶段包括纳采和问名，定亲阶段是纳吉和纳征，成亲阶段是告期，发册奉迎。完婚之后，要拜见皇太后，还要接受百官、亲王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最后，帝后要行盥馈礼仪，婚礼方告结束。天子在行纳采、问名礼前，要择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至期，陈设御坐、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和文楼下。皇帝冕服升座，百官和正副使朝服行礼，执事官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来，礼物随后，均放置丹陛中道。这时传制官宣制日:"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

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论述

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何特点，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贵胄和贱民中的妇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别叙述。一、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清朝政府同其他王朝一样，维护父母决定子女婚配的权力。它继承明代的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①。很清楚，子女的终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这些长辈都亡故了，就听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决择；若这些人也没有，则听凭余亲尊长（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孙之婚姻亦需听从他们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则要受杖八十的刑罚②。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也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如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词要求，当家长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词堂的宗子、宗长，他们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来③。这样婚姻的当事人——青年男女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们愿意与否，都得服从家长以至族长的安排。本来，一对结合的新人，要长期共同生活，白头偕老，但是他们的结发，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却凭家长捏合，这样的匹配是包办婚姻。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那么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又是根据哪些原则进行的呢？我们从载籍资料获知，主要有两条。一是论门第，二是论贫富。清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间的极其重要的交往——联姻，也和其他社交一样，受着等级的制约。雍正年间纂修的《浙江通志》说宁海县“婚姻择，先门第”④。道光中编写的安徽《祁门县志》说该县风俗，“婚姻论门第”⑤。同治时撰写的湖北《石首县志》谓该地“男子十岁以上，女子十岁而下，门第年齿相匹，即为定盟”⑥。光绪间编纂的江苏《崇明县志》说当地“婚姻论良贱，不论贫富”⑦。可见“论门第”、“严良贱”是联姻的重要准则。门第，主要是官民范畴内的界限，诸如贵胄之家，品官之家，绅衿之家，平民百姓，等等差别。良贱，区分良民与贱民；良、贱也是不同的门第，所以要详加区划，是强调良贱的不同。婚姻论门第、严良贱，就是要它在相同的等级或上下相差不远的等第间进行，而最不允许的是良人与贱民间的联姻。清朝政府严格禁止良贱通婚，法令专设“良贱为婚姻”的条文：“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如之”；“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因婚而入籍为婢的女子，改正为良①。法律中还有“娶乐人为妻妾”的专条，禁止官吏及其子孙与贱民中乐籍人户通婚：“凡官并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③常州《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卷25《婚娶议》。 ④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 ⑤道光《祁门县志》卷5《风俗》。 ⑥同治《石首县志》卷3《民政·风俗》。

法制史8：明朝

①《大明律》：明代最重要的法典，明太祖朱元璋主持制定。发展变化：⒈在法典编撰体例上，改变北齐律以来法典12篇的传统编纂体例，确立以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分目的法典新体例，共7篇30卷460条。⒉在卷首，首列了“二刑图”和“八礼图”，便于查阅检索。⒊规定“变更祖制罪”。②明大诰：为扭转元朝遗留的恶劣风气，减少犯罪以及徇私害公的情况，警戒臣民，朱元璋搜集官吏百姓犯罪的案例，编辑成一部特别法《大诰》4篇共236条。主要内容是由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汇编和在律典之外颁布的峻法条款，以及对臣民发布的训诫等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专门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件。渊源于西周时期一种法律形式诰，就是帝王对臣民发布的训诫之词。律外用刑，且多为酷刑；在定罪量刑上，比《大明律》重；重点治吏，严惩官吏犯罪；空前普及。③申明亭：是明代在乡里设立的，作为最基层的司法组织，负责调解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④充军：强制犯人到边远地区屯种或充实军伍的刑罚，是轻于死刑但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⑤奸党罪：规定左使杀人，巧言谏免，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等等均属“奸党”罪。⑥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是一条刑法适用原则。轻其所轻：轻微违反典礼及风俗教化方面的犯罪，明律的处刑都较唐律为轻；重其所重：直接危及封建国家利益的犯罪，明律处刑普遍较唐律为重。⑦一条鞭法：“条鞭”是“条编”的讹称，其重要内容是简化税制，将徭役和田赋合并，计亩征银。特点：赋役合并；以雇役制代替差役制；简化税制；计亩征银；实行“官收官解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客观上促进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松弛；缓和社会矛盾。⑦厂卫：“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分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下设镇扶司，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多由宦官充当。锦衣卫：明朝称锦衣卫狱为诏狱。一方面是指奉皇帝诏令监禁犯人的监狱，另一方面是指奉皇帝诏令审理案件。⑧廷杖：根据皇帝的命令，在朝廷的殿陛之下或午门外，对违抗皇帝的大臣施以杖刑的制度。始于东汉，唐、宋等各朝都曾出现过廷杖大臣之事，但没有形成定制，到明朝朱元璋时成为定制。⑨三司会审：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渊源：唐朝“三司推事”制度。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三司会审一般由皇帝下令，三大司法机关承命，审理结果报请皇帝批准执行，皇帝的司法权得到加强。⑩九卿会审：凡是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罪犯经过二审后仍不服判决者，由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御史）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和通政使组成会审机构共同审理，判决结果奏请皇帝审核批准。可追溯到明太祖时期。号称重视人命，但是对重大犯罪已经“决不待时”了。①试述明初重典治国的法律表现。答：为扭转元朝遗留的恶劣风气，减少犯罪以及徇私害公的情况，警戒臣民，朱元璋搜集官吏百姓犯罪的案例，编辑成一部特别法《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四编》4篇共236条。主要内容除了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件外，还附有朱元璋的训诫词，集中体现重典治国的基本精神，特点：律外用刑，且多为酷刑；在定罪量刑上，比《大明律》重；重典治吏，严惩官吏犯罪；空前普及。②试比较唐明律典体例的异同。答：明律与唐律相比，在编纂体例上有很大变化，表现：以中央六部即以吏、户、礼、兵、刑、工官制为篇目，篇首冠以名例律形成七篇的新体例。打破了自北齐以来的法典十二篇体例的惯例。其下又增加子目录，使律典的层次更加合理。其中，《名例律》相当于法典的总则部分，其内容基本上与唐律相同；《吏律》主要涉及惩治官吏职务犯罪行为，分职制、公式两部分。《户律》分7卷，规定了有关的违法犯罪的条款与处罚。《礼律》规定了关于违背祭祀和礼仪制度的惩罚规定。《兵律》规定了惩罚宫廷警卫和边防关津要塞等方面的犯罪。《刑律》规定了惩治贼盗、杀人、斗殴等刑事犯罪的法律，也包括有关诉讼、审判等方面的内容。《工律》是关于工程营造和河防方面的法律规定。③试析“例”在明代法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答：条例的制定程序比较简便，一般由臣下议定，皇帝批准实施。灵活的法律形式可以弥补律文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

摘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其形成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它附属于封建制度，而且维护了封建制度，但同时也束缚着男女两性的发展和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一演变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

浅谈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一)

浅谈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度(一) 【论文关键词】婚姻法夫妻财产【论文摘要]2oo1年4月28日修改后的婚姻法首次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的范围。夫妻关系包括夫妻财产关系和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虽然是夫妻人身关系的派生物，但是却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现代婚姻家庭法在立法内容的重心本位上，已经或正在从亲属身份法向亲属财产法倾斜，显而易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在夫妻关系中显得更为重要。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近几年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远离婚姻。这样就使在财产的处理上引起了严重的分歧。有些人因为担心以后的婚姻出现问题在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已经为日后的感情裂缝埋下了“炸药”。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处理不当的问题产生。而一般的人是不会在婚前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一旦婚姻出现问题，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如何分割。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逃避。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的夫妻财产为一般的共同共有制，就是说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的婚姻法则对此作了重大调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订案及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再次做出了修改与完善。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没有个人财产的不足。二、婚姻财产制度的类型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是指除夫妻特有的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所有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1．在夫妻部分共同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夫妻各拥有一部分个人财产；2．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按共同共有的原则行使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3．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才对共同财产加以分割。 (二)夫妻联合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是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其特点是：1．夫妻各享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双方财产应联合由丈夫管理；2．夫对妻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处分权；3．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子的财产才由本人或其继承人继承。这是建立在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采用了。

清代婚姻制度及女性的法律地位

清代婚姻制度及女性的法律地位自唐代起，历代封建王朝都建立了成体系的法律制度，经过近千年沉淀、发展和完善，至清代，封建法律制度已经比较成熟。清代婚姻制度反映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与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折射出诸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婚姻故事。一、择偶婚配无权定，只问家财不问情中国古代男女从择偶到婚配，决定权历来掌握在父母或者家族长辈们的手中。清末光绪年间编订的《大清会典事例》中规定：所有大清子民的婚姻都由父母或祖父母主持；如果父母、祖父母都不在，则由子女的家族长辈主持[1]246。可见婚姻是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事，当事人在其中只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当事人为家庭、家族而结婚，甚至为政治、经济目的而结婚的事例不胜枚举。《清碑类钞》中就记述了大量不幸的包办婚姻。有一位叫姜渭的秀才，与徐姓邻居家的女儿相恋，两位有情人私定终生。当姜渭请媒人前去提亲时，徐家老爹听闻两人是私下里定下的婚约，于是以“私约不贞”为由强烈反对这对有情人在一起，并拒绝了姜渭的提亲。姜渭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抑郁而亡，而徐家女儿也以终生不嫁作为回应。类似这种宁可牺牲有情人的幸福也要维护封建权威的事情在清代并不鲜见。婚姻的选择不是考虑当事人双方是否有情，而是将家财、门第等作为主要考虑对象。清代更是将这种传统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加

以严格规定：奴仆若娶良人女子为妻，奴仆杖责80 大板，女方家社会地位降低一级，双方改正离异。这是《大清会典事例》关于良贱不得通婚的规定。触犯此婚姻制度者不仅要受到体罚，而且婚姻关系也要终止。按照清代的说法，良贱不得通婚不仅是出于保护良人身份正统的需要，也是等级制度不受撼动的一大保证。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国麟被众御史弹劾，弹劾的理由之一就是赵国麟与一刘姓市井之徒联姻。乾隆皇帝原本有意放赵国麟一马，但当他得知赵国麟破坏了良贱不通婚的规定，便决定准允御史们的弹劾。赵国麟一事说明，清代婚姻若不论门第，即便是朝中重臣也要以罪论处。至于以家财论婚姻，清代主要表现在对于聘礼及嫁妆的讲究。男女双方的婚姻是否成功、婚后是否幸福，往往取决于缔结婚姻当初男方聘礼与女方嫁妆的多少。清代以前，以家财论婚姻的习俗在社会上就广为盛行，而清代更甚。乾隆年间在翰林院供职的夏醴谷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儿娶妻，必先问女子家资装薄厚。若厚，儿媳虽有不道之心、坏德之行，亦可将就。我女嫁人，必先问男子聘财多寡。若多，佳婿虽有不孝之心、不肖之行，亦可接纳。” [2]58康熙年间编撰的《上虞县志》写道：富人家多有因娶媳嫁女而倾家荡产者；而穷苦贫民多有老死却未婚者。不论人品、不论情意，只论家财、门第，成为清代择偶婚配的一大原则，甚至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使婚姻与爱情渐行渐远。二、贫困催生童养媳，婚姻禁忌不可碰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1、三公九卿秦汉时期国家组织的主要官员。三公是秦汉最高的行政长官，秦及西汉前期是丞相（百官之首）、太尉（掌军政）和御史大夫（掌监察），西汉晚期为丞相、大司马（掌军事）、大司空（掌监察），东汉为司法、司徒、司空，但此时三公名义上分部九卿，实则丧失原有职权。秦汉九卿承担国家主要行政职能，职名前后变化较大，但组织职能相对稳定。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到隋唐三公九卿职能被三省六部取代。 2、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国家组织的核心制度。隋唐改革国家组织，开始建立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到唐代完善这种制度。隋代三省为内史（掌拟诏制令权）、门下（掌封驳权）、尚书省（掌行政权），唐代为中书（内史省改名）、门下、尚书省。三省长官在隋唐均为丞相。六部是尚书省下辖的六个具体职能机构，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部，长官为尚书。六部成为当时及后世中国主流的国家行政职能机构。 3、南书房清朝的内廷机构。原为康熙帝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始选翰林等官员入值，称南书房行走，为皇帝的文学侍从，有时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故南书房一度被视为机要机构。雍正设立军机处后，不再参与国家政务。 4、军机处清代中后期处理机要政务的中枢机构。雍正八年（1730年），为处理西北军务设立军机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政务的权力。军机处的人员主要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处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军机大臣下另有军机章京，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中选取，俗称“小军机”。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恭撰上谕，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及刑狱；用兵时则核查山川道里、兵马钱粮的树木，以备顾问；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引见、记名、赐与，以及拟定对外藩朝觐者的颁赐等。军机处虽能参与军国大政，决定权仍在皇帝的手中，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的专职权力，标志着清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5、酎金令汉削弱诸侯国措施之一。酌金即汉时诸侯与宗庙祭祀时随同酌（指重酿之酒）所献的黄金。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高祖庙献酌饮酒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按封国人口数目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武帝时，曾借酌金不足为名，削弱、打击诸侯王和列侯的势力。 6、乡遂制度西周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组织。乡是国人居住之地，遂为野人居住之所。国的范围指国都及共近郊，划分为若干乡采用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闾、族、党、州、乡）。边远农村地区衽遂制，即“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邻、里、赞、鄙、县、遂）分别设“邻长、里胥、赞师、鄙正、县长和遂大夫”。乡遂制度是基层行政组织的蓝本。

论明朝的婚姻制度山东理工大学魏雪飞等本科论文

论明朝的婚姻制度山东理工大学魏雪飞等本科论文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论明朝的婚姻制度摘要明朝婚姻制度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两个方面。婚姻立法明确规定了婚姻缔结前的定婚、婚姻缔结的条件、婚姻缔结的限制和婚姻的解除等；继承制度表现为“兼祧继承”萌芽、奸生子继承权提高以及规定了赘婿继承权。明朝的婚姻制度，在保障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保护女性权利的保护和非婚生子女利益以及夫妻间忠诚义务等方面，对当代婚姻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明朝《大明律》婚姻法婚姻制度作者简介：魏雪飞、郝敏，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031-02 婚姻制度，历来是一个社会基础性的问题。社会由家庭组成，家庭存在的基础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伦理关系最主要的载体，其存在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必然的需要。明朝作为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朝代，其婚姻制度的相关内容比较完善。研究明朝的婚姻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婚姻法律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明朝婚姻制度的基础（一）政治基础从《大明律》可以看出，名例律、仓库门、课程门、仪制门等十一门的条数多于婚姻门。《大明律》一共三十门，比婚姻门条数多的篇门多为威胁封建皇权的犯罪，封建皇权的重心放在打击威胁统治的犯罪上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婚姻门在《大明律》中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说明明朝初期时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对于婚姻的治理的。朱元璋严令子孙遵守《大明律》，以此作为“酌中制以垂后世”的范本，因而整个明朝时期的婚姻都是很受重视的。（二）经济基础自宋以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明朝时期，国家在立法上对商业和商人由以前的打击、压制过渡到保护、鼓励。这一转变体现在婚姻制度领域主要是彩礼的大幅提高，通婚人种的限制得到放宽，甚至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性联姻，经济性因素成为人们在择偶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更加重视以家庭为一个单位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非常提倡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家庭形式在东汉末年便己出现，此后一直存在，与元代相比，明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存在较多的一个时期。《明史》载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同居敦睦者”，并被皇帝族表“义门”的就有数十家之多。如郑镰家族曾被表彰在宋、元、明三朝的史书上。由于上述原因，婚姻在明朝不仅仅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而是掺杂了众多经济因素在内的结合，这直接影响了明朝对于婚姻的有关立法。二、明朝的婚姻立法概况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婚姻制度及继承制度。（一）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婚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男女两性之结合，这种婚姻主要基于人类的本能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求，有了人类便已有之。狭义的婚姻是经国家法律之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形态。本文探究的是狭义婚姻，是国家与阶级出现后，将自然本能滋生出的生活习性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婚姻制度。自夏始至清亡之四千年，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萌芽至成熟到最后定型，其主流婚制虽变化不大，却也在不同朝代制定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婚姻制度。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与形式主义的色彩。《礼记·昏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就是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六礼，其涵盖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后唐孔颖达又疏曰：“六礼谓冠一、婚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六。”六礼中，当以婚礼为本，因为有婚姻才可形成家庭，有家庭才可组成国家。（一）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足其三项实质要件：即“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一夫一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有专门论述。“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此禁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认为同姓结婚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从而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说明当时对优生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二是因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②，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加强与异姓贵族的结盟，以便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幽风·伐柯》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即是例证。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乃家族大事，绝非青年男女个人之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合乎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必须要经过“婚姻六礼”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依次为纳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名字、身分，卜于宗庙以确定是否适合婚配）；纳吉（卜得吉兆后，男方家即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又称纳币、纳聘财，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正式定婚，婚姻开始受礼法保护）；请期（男家商请女方家择定婚期）；亲迎（男子亲自到女方家迎娶），这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道仪式。西周时，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即公婆）。如舅姑先已去世，则三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则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如未行庙见之礼，该女子去世，则不能葬于男家之祖坟）。

明朝行政机构及官职设置

明朝行政机构及官职设置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两者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兴化有两位礼部尚书（周如磐、宋继祚）加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俊加封太子少保，他们都是明代兴化品位最高的官员。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明朝兴化共出了12位尚书，除上述三人加封太保、少保外，其余九人为翁世资（户部）、郑纪（户部）、林俊（刑部）、康大和（工部）、林云同（刑部）郭应聘（兵部）、陈经邦（礼部）、曾楚

卿（礼部）、林兰友（兵部）。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明朝部，院同治，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兴化官居都御史的有三人。承宣布政使司为明地方（省）最高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兴化人当布政使的有27人，巡抚3人，其官职均为正二品。正三品官员兴化有26人，其中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13人，通政使司（中央情报机关）通政使1人，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1人，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1人，按察使司（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按察使9人。从三品官员兴化有24人。其中：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19人，都转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办事机构）转运使3人，大仆寺（兵部在地方设立的牧养军马机构）卿2人。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兴化人官居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