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关注"三农"发展的"神经末梢"
(2010-09-09 08:31:42)
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的十大热点。其中，农用生产技术服务投诉量同比上升118.5%，居投诉增幅首位。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农技服务成为投诉热点，而且增幅居高，这说明农民科学种田的需求越来越旺，但农业技术服务还比较弱，从服务内容到服务质量，农业科技都供不应求。农业要发展，就必须正视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新矛盾是什么？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速农业现代化，任务非常紧迫。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约为50%，而欧美国家科技对农业贡献率在70%以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今后，农业增产增效，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靠扩大面积，增加量的积累，只能靠科技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农业现代化，要有三个支撑：政策支撑、基础支撑和科技支撑。近年来，中央面对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欠账较多的现状，实施反哺“三农”战略，补贴农民，加大投入，加强科技，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
比较而言，农业科技进步见效慢，过程长。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面广量大，而且一段时期内欠账过多，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困局。专家、农民“隔河相望”，两头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４0%，而发达国家达80%以上。因此，这个“118.5%”，再次提醒我们，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给农民以真正贴心、满意的技术服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跨越的障碍，也是反哺“三农”必须加强的环节。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充实反哺“三农”的政策内容，提升反哺水平。不仅要给农民经济实惠，还要给科技红利；不仅要满足农民务农增收的愿望，还要创造科学种田的平台；不仅要立足当前，加强物质装备，还要着眼长远，构建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注这个“118.5%”，要不断深化改革，细化措施，夯实发展基础。国家已经启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示范县建设，为新时期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增添农业科技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政策措施还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善，不能左右摇摆。
关注这个“118.5%”，还需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三农”工作，难点在基层，功夫在基层。农技体系建设，往往是“潜绩”，而不是“显绩”。这要求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的大盘子中，在“三农”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一定要下决心解决“神经末梢”问题。否则，末梢不灵，手足无措。
根深方能叶茂。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提升，必须把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更实，让农业发展的根须扎得更深。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从“豪华小学”中“读”到什么
(2010-09-09 08:28:57)
“苏州最豪华小学”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恰恰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投入的思考
一所普通乡镇小学忽然出了名，只因其1.1亿元的“天量”投资，而被称为“苏州最豪华小学”——说浪费的，叹公平的，赞叹与质疑声都有。
其实，这所小学倒也未必称得上“最豪华”。过亿的建校投资虽惊人，但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下，远非“绝无仅有”。要再算上动辄以豪华设施打广告的民办“贵族”学校，更没啥稀奇。
关注该“豪华小学”的焦点恐怕在于，这所设在苏州相城区的公立小学的建设投资，是多年来地方财政投入公立基础教育的一次超乎常态的突破，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心理平衡和惯性认知。
与一些地方动辄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建“豪华政府大楼”相比，优先投资于教育等公共事业，让当地“最好的楼是学校”，无疑是一种理念的进步。假如“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校园各处可以随时上网，每个班级配有独立卫生间”是相城区所有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当地在教育资源均衡化方面不存在顾此失彼、苦乐不均的情况；假如这所阳澄湖小学的建设资金投入合理，没有愧对纳税人的贡献；假如这所学校像重视硬件投入一样重视软件投入，在师资建设、教学方法上同样卖力，那么，对于当地这种大手笔投资教育的做法，人们无需苛责。
只是，换一个角度解读，我们又不能不说，这样的“最豪华小学”，也让人们直面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甚至是同城之间社会发展的醒目落差，反思教育投入水平和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不公平、不均衡现象。比如，一些地方的教育投入占比长期低位徘徊，不少大中城市孩子入托入园入学难，许多贫困地区保证正常开课都捉襟见肘，不少学校出现一个教室挤进七八十甚至上百位学生……“苏州最豪华小学”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恰恰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投入的思考，对诸如一些“自带桌椅上学”、“操场被卖掉”
等学校的深切忧虑。
如果我们把“苏州最豪华小学”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或许能让我们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加强这样的紧迫感：更加坚决地提高教育投入比例，严格监管教育经费的使用，从制度上保证教育资源不被滥用，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
这，也许才是我们解读“最豪华小学”时，最应该“读”出的内容。
人民时评：谁该为成都败家的"非遗公园"负责？
(2010-09-09 08:25:49)
2007年5月，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总投资约20亿元的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幕，2009年第二届非遗节，主题公园人气持续火爆。可是，2009年年底，成都市又决定重建“非遗博览园”来取代“非遗主题公园”，投入达40余亿元，预计明年建成。
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放弃20亿元建的“非遗主题公园”，而重新打造一个40亿的“非遗博览园”？国际非遗博览园建设方的解释是，非遗节后，主题公园就冷清下来，没有形成常态。加之文化部批复非遗节永久落户成都，成都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承接地。笔者疑问：难道原来非遗主题公园在规划中，就没有考虑节后如何使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再投入40
亿重建，原来的公园如何善后？新的规划考虑周全吗？如果不周全，是否还要重建？
如今，不少地方的建设仿佛成了孩子手中的积木，今天搭，明天拆，“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杭州耗资千万元建成的沥青车道瞬间变成了地基；连云港灌南县农贸市场建成却弃之不用，政府却又张罗着开建新市场；北京市丰台区新楼盘建成四五年未入住即被废掉。
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拆了建，建了拆？原因涉及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干部的决策水平、投资决策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称、决策失误追究制度的缺漏、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等方面，大约也存在有人可以从中牟利的嫌疑。
遏制这种败家子现象，一是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责任追究主体、追究内容、追究程序等，使决策者对投资经营后果负最终责任。有了追究制，才会对投资者的行为有所约束。二是重视长期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加强对投资的引导和管理。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统一的行业技术质量标准、环境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在此基础上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谁批准谁负责。三是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公开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建设信息，便于各方监督，及时纠错，减少个别官员拍脑袋、想当然地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避免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
人民时评："瘦身"大楼既害自己又害子孙
(2010-09-08 08:11:37)
近日，人民网再次载文披露因建筑质量不过关引发的楼房安全问题，西安市一些建筑工地近期出现了用超拉的“瘦身”钢筋盖楼的现象。在人们热议并密切关注房价高低、房地产冷热的时候，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如何保证房子质量。
不容否认，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我国城乡特别是城市的房屋建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美、房屋建得越来越漂亮、人们居住的也越来越宽敞舒适。但是，房屋和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图省图财图快图宽”问题。
一个新的热点开发区，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三个月内（有的甚至一个月不到），一幢高楼拔地而起，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时隔几年，人们就发现，这些“神奇般崛起”的城市和楼房变“旧了”、“不好看了”、“该拆了”。“楼歪歪”、“楼脆脆”、“楼裂裂”、“楼漏漏”的现象也出现了。
住房建设中的短期行为，根本原因是由于一些人把房地产开发当成谋取暴利的手段，只图眼前利益。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建筑的经久耐用和美观变得不重要了。
该建什么样的房子和怎样建好房子？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为我们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样板。以新西兰强震“零死亡”为例，能有如此“奇迹”出现，与其建筑的质量密不可分。笔者以为，房子要建得经久耐用，关键在于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抱着对国家、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克服短期行为，严格管理，科学规划。
有人说，建经久耐用的建筑，投资大，不符合国情。这种看法似乎有理，实际上带有片面性。一栋花100万元建成的“快速楼房”能使用20年，一栋花200万元建成的经久耐用楼房能使用100年，两相比较，显然还是后者合算。宁愿慢一点，绝不能仓促建设、缺乏规划，更不能抱着“我有钱，大不了推倒重建”的心态行事。地球上的资源用掉一分少一分，我国更是人口众多、土地紧缺，因此，我们盖的房子、建的城市，一定要对子孙负责，一定要为节约地球上的资源着想。急功近利、偷工减料，到头来既害自己，又害子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科研经费分配应远离权力和人情
(2010-09-07 10:16:21)
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日前，我国学者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高速增长，但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在巨大科研投入的保障下，我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科研产出。从数量上看，1990年，我国大陆只有几千篇SCI论文；到2008年，SCI论文数超过10万篇，跃升世界前列，EI 论文数在2007年更是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在数量繁荣的表象下，却潜伏着质量的危机。
诚然，中国近年来发表的高引用率论文数以及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呈增长趋势。然而，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不在于SCI论文的数量，也不在于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而在于缺乏世界级别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世界一流的顶尖科学家。在科研成果方面，中国自人工合成胰岛素以来就鲜有世界级的科学突破。
世界上的重大科学创新大多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但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往往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其应用价值不易在短期内显现。在科研导向上，我国的科技政策长期以应用价值为旨归，基础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从事数学、物理、历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待遇偏低，生活压力迫使其无法安心科研。对于这些青年学者，应配备一定的科研业务经费，鼓励其从事自由探索。
在课题设置上，我国的自由申报课题数量虽多，但资助额度一般不高，重大课题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设定机制，与自由探索的宗旨背道而驰。在当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科技管理者、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资深教授等在研究课题设置和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中享有主导话语权，接近学术前沿并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学者反而没有发言权。要充分激励学者们的自由探索精神，必须打破一小部分人在科研课题设定和经费分配上的绝对权力，避免由少数人制定的“课题指南”主导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
在项目评审上，尽管同行评议这一原则在项目评审中被广为采用，但人情因素的干扰仍然无所不在，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等领域更是如此。不少海归学者都反映，回国之后，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用于拉关系、搞公关。这导致了施一公和饶毅在上述文章中所提到的结果：“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具体来说，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研究理事会，打破专家垄断，实行学术民主，杜绝行政干预的影响和人情因素的干扰，最终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人民时评：全国人口普查，如何更好的画地图查房子数人
(2010-09-06 08:26:54)
十年一次人口大普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已是十年。人口普查被称为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总动员，不独我国，世界其他各国也都进行人口普查，其意义涉及方方面面，自然不容小觑。这次人口普查不同于以往，有更多亮点，比如，为更好地推进人口普查工作，国务院颁布《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该条例已于6月1日正式施行。再比如，超生人口可落户，境外人员也被纳入普查对象。
正因为意义重大，更需一丝不苟。人口普查不止是宏大叙事，尤需从细节入手，力求精益求精。
其一，如何确保信息不外露，严格保护居民隐私。据称，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受教育程度等诸多项目。高达10%的被普查者要填写40多项的长表。显然，一旦信息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看到，不同于上次人口普查，这一次我们的相关法律已经出台，去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增设了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条款。刚实施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也规定，人口普查对象提供的资料应依法保密。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健全，对保护居民隐私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而且普查员多达数百万，管理工程十分浩大，如何确保每个人行为操守值得信赖，需要严谨更严谨、细致再细致。
其二，如何调动普查对象的积极性。人口普查要取得成功，其实不止需要普查员敬业，更需要普查对象配合，否则一切皆是枉然。这次普查最值得赞赏的亮点之一就是超生人口也可以落户，这势必激发超生家庭如实申报的动力，但仍然有不少人担心会秋后算账。相关部门不妨多一些人性化举措，多些沟通无疑有利于调动普查对象的积极性。
其三，如何更好地把钱花在刀刃上，确保普查真实可靠。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普查员是
600万名，这一次普查员恐怕只多不少。据悉，仅北京的人口普查需要10万名普查员，将耗资2.9亿元人民币。人口普查工作量和难度都大，涉及人员多，耗资实属正常，但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需要强化监督。日前有媒体报道，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还未开始，但指责它浪费数百万美元的批评已不绝于耳。美国的教训，值得我们警醒。
其四，如何让人口普查成为户籍改革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表示，我国人户分离的情况越来越突出，现在有30%的城市人口的人户是分离的。这既是人口普查的难点，也为以后改革提供了方向，即如何改变人户分离的现状。据报道，北京某家事业单位，其名下寄挂的集体户口就多达700多个，但随着工作变更等原因，很多人早就不在该单位了，给普查带来了难度。其实人口寄挂的根本原因与现行户籍制度有关。城乡二元体制迟迟未获根本性改观，能不能把人口普查当作推动户籍改革的抓手？
当然，人口普查并非普查人口，全国人口普查的三大要点是“画地图、查房子、数人头”。因此，我们不能光把眼睛盯在人口上，还要把目光聚焦在画地图和查房子上。令人欣慰的是，北京相关部门已经表示，在普查人口时，将全面掌握哪些建筑需抗震加固。如何忠实而全面地承担“画地图、查房子、数人头”的重任，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智慧和决心。
人民时评：习近平“三观”的核心是什么？
(2010-09-04 08:40:46)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２０１０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何谓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习近平同志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正确的世界观，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中国共产党
人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就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人生、权力、事业，如何立身、用权、做事，作了系统的回答。“三观”是对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的思想观念的概括浓缩，世界观标举人生指南，权力观揭示权力本质，事业观蕴含施政方向，相互联系，融为一体。
深入理解“三观”，其思想脉络中，其实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领导干部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民谋幸福。干部权力源于人民，权力使用和运行也要服务人民。共产党人的事业，只能是为了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事业。也就是说，要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为人民努力干事创业。“三观”，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映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理念。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三观”不仅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我们正在大力践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回顾党的历程，“人民”是政治实践的永恒主题，人民利益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价值。
“三观”的提出，也很有现实针对性。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人民群众态度冷漠，行为恶劣。从思想根源上，就是一些人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脱离了“人民”这个本位，理想信念丧失，人生价值迷失，公仆位置颠倒。在他们看来，权势显赫、富甲一方等是人生理想，权力是谋取私利的最好工具，工程项目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样的思想倾向，不仅使少数党员干部日益脱离人民群众，也使其施政行为偏离了科学发展轨道，带来严重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影响。如何用包括“三观”在内的正确观念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政治道德，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如何继续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期待，干出一番让人民满意、使人民幸福的事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用毕生精力和奋斗来做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人民时评：人口普查如何将隐私保护落到实处
(2010-09-02 0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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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相关部门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受流动人口数量较大、人户分离较为普遍以及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影响，“入户难”成为困扰调查员的一大难题。由于对人口普查的隐私保护存有担忧，一些民众不愿意接受调查，或者在接受调查时提供虚假信息等，影响到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人无信不立”。人口普查，是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政府要取信于民，保护好民众的隐私，打消民众的顾虑和担忧，民众也要如实提供相关数据，为国家决策提供真实的参照。事实上，政府针对这次人口普查，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对人口普查数据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通过相关法规予以保驾护航，人口普查人员也需签定“保密协议”、“保密承诺书”才能上岗。
上述措施固然很好，但由于调查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且相关部门的保密意识还不够强，将不利于人口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少民众直言不讳，对调查员的素质存在疑虑，也担心提供了真实数据后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秋后算账。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告诉笔者，做好人口普查工作，要以便民为出发点，高度重视保护个人隐私。他举例说，日本进行人口普查时，紧急征调了不少家庭妇女作为调查员，这些妇女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素质比较高，国家再进行为期数十天的培训，明确相关事项，并将保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因此，人口普查工作相对较为顺利。
当前，我国要尽快完善保护人口普查数据隐私的法律。世界各国都对人口普查数据予以立法保护，确保民众的隐私不被泄露。以美国为例，按照法律规定，人口普查局不能把参与者的回答透露给其他机构，其中包括福利机构、美国移民局、美国国税局、法庭、警察和军队，违反该法律的工作人员最高将被判处5年监禁和5000美元的罚款。而且这条法律得到
了严格的遵守。
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保护，很多统计数据可能会付之阙如。比如，大量“地下工作者”
将始终处于失业状态，大批从事“非法职业”的人员，可能因为害怕隐私被泄露以致遭遇打击等，不提供真实数据。
不少学者建议，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民众对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担忧。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对于违规泄露民众个人信息的人员或机构，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加强隐私保护，还需开动脑筋。建议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或公益机构进行匿名的调查问卷，了解“地下工作者”的真实情况，作为人口普查数据的有益补充，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为中央政府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人民时评：公车贴标，能成"治"公车私用"万能药"？(2010-09-01 08: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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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贴标，已成不少地方“治疗”公车私用顽疾时的“必备药”。上网搜索，浙江、河北、江西等地，都出台过相关规定。按照规定，湖北省要求9月起全省各县市区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所有公务用车将统一张贴专门的公车标识。
公车“带标上路”，探索固然值得嘉奖，但效果却仍然让人怀疑。去年，网上热传一组“公车大聚会”的图片：送新生上大学的公车，有公检法用车，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等等。而最近“专拍哥”也走红网络，连续3个多月发布的1000多张公务车照片中，部分涉嫌公车私用，其中大量都有号段、标识等“公车身份证”。由此可见：标识再明显，私用也难免。
实际上，有时候，公车私用也并不是狂奔几千公里长途，而只是接送一下老人孩子、参加一下聚会饭局。但正是这样的“轻微违规”，逐渐击溃了公车使用者的防线，今天“方便方
便”，明天“顺道顺道”，慢慢就混淆了“公”和“私”的界限。而在这样的“温水煮青蛙”之后，还有着一种“耀权”的心态，有些人总是认为权力是自己的，不用白不用，过期就作废。“用得了车”跟“说得上话”、“插得了手”一样，都是一种公权私用的“权力自肥”。
公车私用屡禁不止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监督乏力。公车数量很大，即使每台车都配备上GPS，也难以掌握这些车里，是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即使违规私用被发现，也有各种借口、人情，很难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样，监督就成了空棉花、软皮筋。
还有一种公车值得关注，那就是拥有“非常权力”的“特权公车”。这样的公车，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公车，不仅会在牌照上大张旗鼓，甚至还会违规安上“标识”、披上“制服”，成为名副其实的“路霸”。这样的“特权公车”上，公开的标识，就不再是用于监督，而是用于区别，摄像头拍也白拍，红灯亮也白亮，收费站更是拦也拦不住，甚至连执法人员也惧怕三分。网络流传的“河北邯郸免过路费名单”赫然在列的公车，就属此类。对于这样的公车，就不是要“贴标”，而是要“撕标”了。
所以，管公车，不可能“一贴就灵”，更不可以“一贴了之”。每一个好的制度背后，都需要更为科学、细致和坚决的落实与执行。
对于公车，相关部门需要明确，哪些情况属“公车私用”：动用公车送领导干部亲属看病算不算，用公车送领导干部去参加私人聚会算不算……公车私用的“四邻边界”界定清楚了，公车的使用才有了透明的、可操作的标准，各种监督与处罚也才可依此而行。
对于公车的使用情况，包括行程、乘坐者、工作用途等，也该一一加以公示，并随时检查公车的使用情况，现代技术条件下，建起一个这样的数据库，进行即时的动态更新，应该也不会太难。同时，还应该明确对于公车私用的处罚，利用经济和行政的双重手段，管住公车私用。
总之，公车“带标上路”，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如果仅仅“一标了之”，就只不过是让公车标识成了车身上的又一个“装饰品”而已。
人民时评：又见自杀悲剧，干部的心理压力如何化解
(2010-08-31 08: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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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日前，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引起社会关注。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射阳县纪委也就“坠楼身亡”事件中的敏感质疑作出正面回应：死者确系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愈渐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
非正常死亡，多属自杀。今年以来，湖北省红安县县委书记熊良宵割腕自杀、民航中南局局
长刘亚军铁路撞车身亡等官员自杀事件同样引起广泛关注。
官员自杀的方式多样，原因也不尽相同，除了引起公众无尽猜想的腐败因素之外，还有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心理健康出了严重问题，压力太大，“心病”太重。而这一问题其实更
有普遍性，因为它不仅存在于自杀的官员身上。
在一项针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中，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
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
事实证明，干部的心理压力，一部分源于不良环境、利益、诱惑对心灵的渗透和腐蚀，
导致了信仰的摇摆，价值观的松动，格调的失落，人格的异化。
心病还需“心药”治，需要干部树立宗旨意识和为人民服务思想，去除私心杂念，一心为
民执政，防腐拒变干干净净做事，加强学习，增强执政本领，提升兴趣品位，摆脱不良嗜好，
走出“小我”成就“大我”，走出“俗我”追求“真我”，走出“苦我”发现“乐我”，以大襟怀、大气
魄为人处世，干事创业，在为民造福、科学发展中开掘快乐之源。
在这方面，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一番话值得深思。“我感到责任大，压力是对个人而
言的，如果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得失荣誉，就不会感到有压力，剩下的只是责任。”身为共产党人，领导干部，还得讲责任，讲担当，讲服务，用这种眼光来看世界，天地将会宽广得多，人生也会有意义得多。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郑培民到沈浩，莫不如此。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干部的心理压力有其客观原因。调研发现，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精神压力，主要来自升迁调动、上级考核、权小责大等方面。这就说明，化解干部心理压力，还需制度之药。比如，规范权力运行，优化政绩考核，合理设置权责，让“老实人”
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等等。
在治理思路上，也宜采取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于个人，不再把压力看成简单的情绪问题，而应用现代心理医学去诊断治疗；于社会，不再把干部压力看成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应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去寻找病根开出药方。只要干部努力、制度优化、组织关爱、科学治疗等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干部的心理压力不但会尽快化解，其“烦恼”之源也会日渐萎缩，从而为执政者开辟一片明朗高远的心灵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