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看语言演变
从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看语言演变
【摘要】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梅耶，在他的经典之作《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对历史语言学进行了回顾，论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该书，可以对语言演变的研究原则作大致窥探。
【关键词】梅耶;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演变
一、对于音义关系的讨论
对于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讨论，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符号的音义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是社会约定俗成而形成的；另一种则认为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有一定的理由，不是任意的。前者以索绪尔的音义结合任意说为代表。梅耶在本书第一节这样说到：“假如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和那些用以表示这意思的声音之间有一种或松或紧的自然联系，就是说，假如语言符号可以撇开传统，单用它的音值本身可以使人想到它所表达的概念，那么，语言学家所能采用的就只有这种一般的比较方法，任何语言的历史也就都不会有了。”如此看来，只有承认声音和意义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是任意的，历史比较才有意义。
这里就引出历史比较方法的第一个根基，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梅耶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本书第三节，在论述历史比较所用的证明时，他指出了除了语音规则上的对应，意义方面的相符也应当同语音上的相符同样精密。他用法语的ouaille（信徒，教徒）和拉丁语的ouicula（羊，驯顺温和的人）这组例子说明在论证词源时，也会有意义上的考虑。显然，从ouicula到ouaille，语音上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关涉意义的，我
们把它称之为涉义音变；与之相对的不关涉意义的音变叫做不涉义音变，又称纯音变。通过涉义音变可以引出第二条结论，即历史比较方法的另一个根基，那就是语言符号的可解释性。
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历史比较的原因和方法问题。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我们在面对一组来自不同语言的语料时（这组材料显示了不同语言在形、音、义上都有种明显或不明显但可通过特殊事实论证的应）,就能大致得出这几种语言同出一源的结论，借词另当别论。为了论证特殊事实的相符，梅耶举了古亚美尼亚语的e r k-和古希腊语的d w i-的例子。初看相去甚远，但却能得到解释的对应。梅耶指出，希腊语有一个词根d w i-表示“怕“的意思，亚美尼亚语也有个e r k-表示“怕”；希腊语有一个dwaron表示“长”，亚美尼亚语也有个“erkar”表示“长”。而在给出的一组数词中，希腊语“二”：d y o；亚美尼亚语“二”：erku。梅耶通过这组特殊对应得出一条一般规律：古代的dw-
在亚美尼亚语中变成了erk-。
而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已经通过两种语言的“二”，“怕”，“长”证明古亚美尼亚语的e r k-和古印欧语的d w-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就这几个词反映的意义本身，“二”，“长”和“怕”之间又有何语义上的解呢？显而易见，三个词在意义上似乎是毫不关联的，但既然有同一词根，并且恰好同别的语言又有对应，那么无论是在亚美尼亚语，还是希腊语内部，这三个词之间在意义上是否也能得到解释呢？是否可以利用前面归纳的涉义音变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同种语言里，这几个词究竟是有共同的语源还是某一个为另两个的语源，或者，完全按照梅耶的纯音变理论，仅仅是音义结合任意的巧合？这里，梅耶似乎直接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却无法避免问题的产生，留待我们的疑问是对于他的纯音变之说，梅耶似乎自相矛盾，有些难以自圆其说。
由于有这样的疑问，很自然地，在历史比较研究的根基问题上，第二条结论得到了支持。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尝试着这样解释：梅耶的音义结合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产生而言，语符的产生有先有后，那么这种任意性表现在某个语符产生的断点，在这一个点上，它是静态的，共时的；亚美尼亚语或希腊语中的“长”，“怕”,“二”也是在这某一个断点产生，或者说某一点产生了其中可以作为词源的一个词，或者是三者共同的某个词源。然而，要讨论这个词源和三者间的关系，或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把它放到一个语符发展的动态的层面
上看，它是历时的。由于分属于两个层面的讨论，所以争议的焦点似乎不在于几个根基的问题，而仍然是对于词源的探讨。
二、构拟共同语
梅耶在该书中提出了语言史重建的两种方法：内部构拟和历史比较。他认为比较方法不针对孤立的语言，因为孤立的语言没有历史可言。所以对于系属确定并且按照一定方法研究过的各种语言来说，对它们进行比较的法，就是在它们之间构拟出一种原始的“共同语”。在这里梅耶特别强调所谓构拟原始共同语，一定要整体考虑，即将一个语言系统同另一个语言系统拿来做比较，而不是仅指出相互之间局部的相符之处。
但他也指出，比较研究不能随时构拟出语言的整体。如在罗马族语言构拟中，它在许多方面提供出一些材料与事实上有证据的语言相符合，但是不能提供语言的整体。因为由同一种共同语变化而来的语言，它在保留着古代某些属性的同时。
梅耶提出了过渡共同语的存在，这里就有了远程构拟、中程构拟和近程构拟的区分。近程构拟是指从语种直接出发构拟出语支，那
么，中程和远程构拟则需要在几种语言之间找到一种或几种过渡的共同语。事实上，在用比较方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共同语和后期语言之间，一般存在着这样的过渡的共同语。如印欧语和各罗马族语言之间夹杂着“共同罗马语”，同样也有“共同日尔曼语”和“共同意大利语”。正是这些过渡共同语的出现，才使得解释工作变得容易并且更有理据。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通常的观点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并对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梅耶也提出了他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观。梅耶指出，共同语要以共同文化为前提。因为土语只有通过扩充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才有共同语。而语言要能代表一种有权威的文化才能扩充。他说：“一种更高的文化的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那么，是否可以将他的观点理解为：文化先于语言，高于语言？
三、语言的三个系统对于历史比较的论证
梅耶指出，任何语言都包含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即形态、语音和词汇。这三个系统彼此间有一定联系，但又能各自独立发生变化。通过对这三个系统的研究，可以找出共同语和后代语之间连续性的理据。
他首先论述了形态规则在确定共同语中的作用。形态是语言中最稳固的部分，它是指变化词、组合词以构成句子的全部规则。这里指出了形态的两个特征，一是稳定的，一是规则的。形态规则表现在内部曲折、附加成分等方面。梅耶提出表现形态的特殊规则以及不规则的形式可以作为论证的依据。他说：“可以作为确定‘共同语’和后代语间的连续性的证据的，只有那些表现形态的特殊规则。”他还用不规则动词和形容词来论证，越是包含特殊事实，亲属关系就越是容易证明；例外的形式愈多，证明亲属关系和构拟原始共同语就越容易。但是，梅耶对于特殊事实并不是绝对肯定，他说：“观察特殊事实并不能代替考察形态的全部。”由此进一步提出正确方法 ：根据全部相符之点，构拟共同语的系统，并且说明那些由原始语变化出来的各个语言的形态系统和这个共同语系统是怎样相对应的。
在语音方面，梅耶阐述了“格林姆定律”，即第一次辅音转化规律。这条定律可以表述为以下三条：1）古印欧语的bh，dh，gh转化为古日耳曼语的b，d，g；即由浊送气辅音向浊辅音转变，这是发音方法变，而发音部位不变；2）古印欧语的b，d，g转化为古日耳曼语的p，t，k；即由浊辅音转化为清辅音，这是浊音清化的过程；3）古印欧语的p，t，k转化为古日耳曼语的f，θ，x。即由塞音向擦音转变，这是发音方法不变，而发音部位改变。
这条语音
转化规律不是孤立地影响某一个词或某一形式，而是影响了整个语音系统。梅耶指出，如果语言符号间出现有规律的语音对应，那么可以证明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从而构拟出同源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
梅耶认为，词汇是语言中最不稳固的成分。他用印度欧罗巴语的pater-比较法语里的pere说明有些词虽然形式是古的，但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新词。如pater-和pere分别在各自语言中都指“家长”的意思，但后来印欧语这个词又指至高无上的神，法语却变成了“生育者”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语的pere就是一个新词。
这一节中，梅耶相当于给出了历史比较的一般原则，他主张从形态、语音和词汇三方面寻找出某种语言的古代语言中被保留的特征。只有从这三个方面都得到证明，才能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
四、其他方面的论述
在这部书中，梅耶还对方言，混和语，语言地理和语言的变化发展做了阐述。如在“方言”一节的论述中，指出方言实质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但它的存在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却有着重大意义，不过这些意义因方言形成的方式而不同。而方言的界限始终很模糊，于是便有了对各种土语的研究，这时，地理方法便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仅解决了土语研究中的困难，也解决了方言划分的问题。梅耶说：“每个语言事实都各有它自己的界线”，“地理情况规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此外，他还对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从语音和形态方面进行了解释，给出了语言发展的一般公式。并且指出要加强当前进行中的变化研究，语言研究要向着精密化、系统化发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