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教育结构演进六十年(《教育学术月刊》09年第8期)

我國農村教育結構演進六十年(《教育學術月刊》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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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江西省教育廳更新時間：2009-08-10 04:08:00

摘要：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深受宏觀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演進取向與演進特徵。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既彰顯著農村教育的進步與成就，也留下了值得認識和反思的問題。

關鍵字：農村教育結構；演進；認識與反思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規劃一般課題“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教育政策的回顧與反思”，課題編號：BGA060028。本文為課題研究的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張樂天，男，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210097）。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的教育事業的發展中，農村教育的發展一直受到重視與關注。六十年農村教育的發展不僅是中國教育發展的重要體現與標誌，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體現與標誌。農村教育的發展，從宏觀層面看，主要是指農村教育的規模、結構和品質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本文擬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進行考察和分析，以此作為對我國六十年農村教育發展的一種紀念與追憶。

教育結構通常是指教育系統的內部構成狀態或組合方式。農村教育結構則是指農村教育系統的內部構成狀態或組合方式。它包含農村教育的類別結構、形式結構、層次結構和管理體制結構等。本文對農村教育結構演進的考察依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發展的基本分期，並重在從形式結構和類別結構的維度進行。

一、“前十七年”農村教育結構的形成與變化

所謂“前十七年”，是指1949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的這一時期。這十七年間，我國

社會發展經歷了開國奠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掀起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和國民經濟調整等階段。十七年的農村教育事業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農村教育結構因之有了新的形式並開始發生著變化。

新中國成立之時，中國農村文盲充斥，農村學齡兒童入學率在20%以下。在廣大農村，除了稀稀落落的私塾教育之外，少有其他的教育形式。新政權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為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這其中寓含著對發展農村教育的特有關注。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予以公佈，這標誌著新學制的確立。“在新學制中，工人、農民的幹部學校和各種訓練班，補習學校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小學實行五年修業的一貫制，取消初小和高小兩級修業的分段制，便利於廣大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的子女能夠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各種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所急需的技術學校被列入正規的學校教育關係之內，並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各種學校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都能夠互相銜接，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了人民教育的一條康莊大道”。[1]新學制的確立，不僅使新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有了新的制度保障，同時更使農村教育的發展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推進力量。

20世紀50年代初期與中期，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小學教育有了較快的發展。1950年全國小學教育學生數為2439.1萬人，1957年為6428.1萬人。[2]7年間增加了3898萬人，增長了2.6倍。全國小學教育學生數的增長離不開農村小學教育學生數的增長。從增長的絕對數上看，農村小學教育學生數的增長自然佔有更大比重；二是農村的業餘教育和掃盲教育有了啟動和發展。在1950年至1957年的7年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多次發出關於開展農民業餘教育的指示，這對促進農民業餘教育的開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發佈了《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全國掃盲的重心是農村。掃盲教育作為“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在中國農村也大張旗鼓地啟動與推進。

建國初期至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時，中國農村教育在發展中已形成一種新的教育結構。新的教育結構的指謂是：1. 從辦學形式上看，農村小學教育中，出現了私立小學和公辦小學並存的格局。儘管這一時期國家在接管和改造舊學校，在接辦私立中小學，並變私立為公立，但在農村，還是允許私立小學的存在。這種私立小學主要是由學生家庭聯合出資聘請鄉村教師教學，類似於傳統的私塾。農村在繼續保留私立小學的同時，更重視的是為適應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而大力發展公辦小學，並逐步使公辦小學成為農村學校的主體。2.從教育類別上看，農村不僅有正規學校教育，還有非正規的農民業餘教育和掃盲教育。而非正規的農民業餘教育和大規模啟動的掃盲教育便成為新中國農村成人教育發展的濫觴。

1958年，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旋即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席捲神州大地，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中國農村如火如荼地推進。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教育事業也迅速進入發展的快車道。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國應在3年到5年時間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農業合作社社社有中學和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託兒所和幼稚園的任務。”[3]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1958 年至1961年的四年間，中國的教育事業包含農村教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躍進”景觀。例如，“在‘大躍進’的影響下，1958年小學在校生人數比1957年增長34.41%；學齡兒童入學率上升到80.3%”。[4]教育的“大躍進”也使農村教育結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就學校類型而言，農村不僅有日益增多的小學，也有了為解放農村婦女勞動力而開辦的托兒所和幼稚園，更有新增的農村初級中學和農業中學。興辦農業中學，是為了貫徹黨的關於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著眼於培養農村的技術力量，為加速我國農業機械化作準備。據《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統計，1958年，我國農業中學及其他職業中學為20，023所，招生數為200萬人。農業中學的興辦，是農村教育結構的一次新的變革，它首開新中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發展

的先河。

鑒於“大躍進”的沉重代價，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國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教育事業的調整相隨而行，農村教育亦然。1961年至1965年間，農村小學教育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回落到穩步上升的過程，農村托兒所和幼稚園的規模較之“大躍進”階段明顯縮減。農村中學教育則在另一重意義上進行了調整。1963 年，國家提出“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之後又著力推行半農半讀、半工半讀的兩種教育制度，這使農業中學及其他職業中學經歷急劇的壓縮之後又得到新的重視和發展。據統計，1962年，我國農業中學及其他職業中學已降至3，715所，招生數僅為14.97萬；而在1964年又迅速增至15，108所，招生數為88.56萬；到了1965年，這類學校的發展處於新的高峰狀態，學校數為61，626所，招生數為306.47萬，大大超過了1958年的發展規模。[5]

綜觀17年農村教育的發展和教育結構的演變，我們可以認識到，儘管這一時期農村教育發展之路並非平坦，但從總體上看是大步向前的，且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經過17年的演變，農村教育已基本形成以小學教育為主的普通學校教育、以掃盲教育為重心的成人教育和以農業中學為載體的職業教育相結合的教育結構形態。

二、“文革”時期農村教育結構的“革命”

1966年至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教育革命”始終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手段和目的的雙重角色出現的。作為手段，‘文化大革命’首先發生於教育領域，教育被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作為目的，‘教育革命’則成為‘文化大革命’終極目標之一”。[6]“文革”中“教育革命”的重要指向是：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文革”中的“教育革命”自然包含農村教育的“革命”。十年間，農村教育的“革命”也突出地表現為教育結構的“革命”。而農村教育結構的“革命”的具體表現是：1. 農村學校的辦學體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省小學教師侯振民、王慶餘寫的《關於將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建議》（簡稱“侯王建議”），並為此加了編者按。該《建議》提出：“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小學應是大隊的一部分，大隊在政治領導、經濟、師資等條件上完全能夠自己辦小學。我們建議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公分。……”

[7]這一《建議》對“文革”中農村辦學體制的變革帶來了很大影響。事實上，“文革”時期，農村基礎教育普遍實行了小學由大隊辦，中學由公社辦，或分片設點，或大隊聯辦的局面。農村學校經費也普遍實行民辦公助。2. 農村辦學體制的“革命”帶來了基礎教育辦學形式的“革命”。一方面，寓於“革命”的需要，“文革”前依然存在的由農民個體出資維繫的小學一律更變為農村集體辦的學校。至此，農村學校普遍實現了集體化或公有化；另一方面，同樣寓於“革命”的需要，尤其是為了方便貧下中農子女接受教育，農村小學的教學網點得以增加，而寓初中和高中於一體的四年一貫制的普通中學在農村也廣泛設立。幾乎每一個公社都設立了這樣的中學。與此同時，在一些人口規模較大的生產大隊還設立了二年制的初中，或者在大隊完全小學附設初中班，也叫“戴帽初中”。這樣，在“文革”中，一種既有小學，又有初中和高中的基礎教育結構形式呈現於農村，它體現出農村教育結構的“革命”。這種教育“革命”雖然導致農村普通中小學教育有了規模上的發展，但卻使農村基礎教育因學制縮短、合格師資缺乏、辦學條件簡陋和教學的“革命”遭遇了品質的嚴重下降。3. 在基礎教育實現“革命”之時，“文革”中農村教育結構的另一重“革命”是：“文革”前創辦的實施農村職業教育的農業中學及其他職業中學被作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教育制度的產物，被作為資產階級的雙軌制而被大量縮減直至“一掃而光”，“文革”前農村形成的職業教育因之不復存在。這

導致農村教育結構的單一化。

三、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

結束“文革”之後，經過短暫的徘徊，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教育處在新的發展過程中，農村教育的新發展，伴隨著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

1978年至1984年是中國社會撥亂反正的時期。農村教育也處在撥亂反正中。農村教育的撥亂反正，首先是恢復農村中小學正常的教學秩序。1978年9月，教育部發佈了《關於試行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的通知》。此兩項《暫行工作條例》是對1963年教育部頒佈的《全日制中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的承續，並依據新的形勢作了修改。兩項《暫行工作條例》的重新頒行，對全國中小學正常教學秩序的恢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而也對恢復農村中小學教學秩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恢復正常教學秩序的基礎上，農村教育的撥亂反正，還突出地體現為教育結構的適時調整。這主要反映在：其一，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發展的內部結構進行調整。1979年11月，教育部發佈了《關於繼續切實抓緊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的通知》，同時，中共中央批轉湖南省桃江縣委《關於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情況的報告》，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決定》予以發佈。這些重要政策的頒佈，旨在從實際出發，將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的重心，尤其是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重心定位在普及小學教育上。基於這樣的政策精神，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農村在努力實現小學教育的普及，並力求中學教育的合理發展。與此相應的是，此時農村中小學佈局結構有了適當的調整。一批“戴帽初中”被撤銷，一批社辦中學有了適度的歸併。其二，農村掃盲教育被重新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成人教育得到新的恢復。1978 年11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掃除文盲的指示》。這是結束“文革”後國家對掃盲工作的重新部署。掃盲工作的中心仍是農村。恢復並加強對農村人口的掃盲，既是農村教育撥亂反正的體現，也是農村教育結構調整的體現。其三，對農村中等教育結構開始進行新的調整。1983

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若干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改革農村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要求各地要根據本地區的實際需要與可能，統籌規劃，有步驟地增加一批農業高中和其他職業學校。在《通知》精神的指引下，一批農業中學和職業學校經過十餘年的沉寂之後，又重新興辦於農村大地。由此，農村教育結構單一化的局面開始得到改觀。

自1985年開始，我國教育事業經歷撥亂反正重獲生機之後進入到大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的階段。《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為全國教育體制的改革確立了目標，明確了任務，指明了改革的路徑與方向。教育體制改革內含著教育結構的改革，也推動著教育結構的改革。教育體制和教育結構的改革成為1985年後我國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農村教育體制和教育結構的改革也同樣進入新的階段。1985年至2000年的16年間，隨著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和教育投入體制改革的推進，農村教育結構的改革邁開了繼續前進的步伐。這主要表現在：1.農村基礎教育的內部結構有了進一步的改善。由於國家確立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新目標，並頒佈了《義務教育法》，這使農村小學和初中教育的發展有了法律的要求和保障。其間，我國農村小學教育在鞏固中發展，初中教育得到了新的切實的發展，高中教育也有了穩步發展。2.農村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在深入進行。一方面，農村職業中學在繼續增設，職業中學與普通中學並行發展；另一方面，縣域職教中心、成教中心和鄉鎮職教中心、成教中心在普遍設立，成為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重要載體。3.試行農村教育綜合改革。這是農村教育結構改革的新探索，新嘗試。20 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家教委在河北省農村建立起綜合改革實驗區，旨在探索在貧困農村如何使教育和經濟協調發展、經濟開發和智力開發密切結合的途徑，探索農業、科技和教育的有機結合，同時實現農村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統籌發展。20世紀90年代，國家教委在總結試驗區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深入推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和推進農科教結合的計

畫與行動方略，農村教育綜合改革也因之繼續深化並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農村教育結構的改革又被賦予新的要求和使命。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制定和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同時也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的提出，我國農村教育被置於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位。2003年9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這對新時期農村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的發展有了新的目標追求，農村教育結構的改革也有了新的取向：其一，農村基礎教育分層規劃、協調發展。其中，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實施，並實現城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農村高中階段的教育和學前教育分地區加快發展。為實現基礎教育的均衡、協調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中小學佈局結構的調整在深入進行。其二，大力發展以就業為導向的農村職業教育和以農民培訓為重點的農村成人教育。為此，國家採取支持性政策扶持與促進農村職業中學的發展。與此同時，國家制定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啟動了“農村實用技術人才培訓工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以及其他相關工程，以保障與促進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有效實施和健康發展。其三，努力發展農村社區教育。這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也為建設學習型社會和建構農村終身教育體系而努力發展的教育。農村社區教育是面向農村社區內全體民眾進行的教育，是寓農村公民道德教育、文化科技教育、衛生健康教育、休閒娛樂教育等於一體的教育。農村社區教育的發展，是農村教育結構發生更深刻變革的體現，它使農村教育結構的改革朝著新的向度，並大大拓寬了結構改革的空間。

四、認識與反思

通過對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演進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1.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深受農村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因而也深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從整體上看，呈現的基本取向是：從主

要為農村政治文化建設服務，到主要為農村經濟建設服務，再到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新中國成立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前，農村教育結構的形成、變化乃至“革命”，主要受到社會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制約和影響，並且也在致力於形成一種新型的農村政治文化，因而體現出明顯的“政治化取向”；20世紀70年代末到新世紀到來之時，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與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相呼應，凸顯出主要為農村經濟建設服務的取向；進入新世紀後，農村教育結構的繼續調整與變革，則是秉承科學發展觀，朝著以人為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向度邁進。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既深受宏觀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也折射出農村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狀況。

2.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始終是農村教育改革發展的關鍵與核心。農村教育結構演進的歷程與農村教育改革發展的歷程相一致。這在六十年農村教育的改革發展中得到清晰且也是深刻的體現。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演進的歷程告訴我們：致力於農村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必然要致力於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我們既無法想像沒有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而有農村教育真正的發展，也無法想像追求農村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而捨棄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六十年的實踐表明，良好的農村教育結構表徵著農村教育的良好發展，不良的農村教育結構表徵著農村教育的不良發展。這是對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演進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也由此昭示著農村教育發展乃至整個教育發展的一種“通則”與“真理”。

3.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始終受教育政策的驅動與制約，教育結構調整與變革的方式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通觀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我們不難認識到，無論在何種時期、何種階段的結構調整與變革，都來自於國家教育政策的驅動，受到政策的規範與制約。教育政策規定著教育結構調整與變革的目標、任務、內容和方式。從農村教育結構調整與變革的方式看，六十年間經歷過“革命式”、“運動式”、“實驗式”、“分步推進式”、“綜合改革式”等不

同的方式。而種種方式的不同又與政策宣導或規定的不同息息相關。從這種意義上看，回溯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更重要的是應回溯與反思農村教育政策。

4.六十年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既彰顯著農村教育的進步與發展，也彰顯著農村社會與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其積極影響與意義毋庸置疑，值得珍記。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農村教育結構的演進，雖然展現著成就與輝煌，但也還透射出差距與問題。時至今日，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仍面臨兩大困境：一是農村教育發展與城市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二是不同農村地區教育發展的不平衡。而這兩種不平衡又突出地顯現為教育結構的不平衡。正因為這樣，我國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新世紀中國社會正朝著新的發展目標邁進。農村社會的發展和農村教育的發展，關乎小康社會的實現，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願景的達成。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農村教育結構的調整與變革會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繼續努力，順利地朝前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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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M].海口：海南出版社，1988:1433.

責任編輯：武傑

Evolution of Rur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the Past 60 Years

Zhang Le-t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Evolution of rur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has been affected deeply by the macro-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change since the Past 60 Years.There are different evolution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stages. Evolution of rur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not only shows th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but also left issues which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reflecteded.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recognition and ref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