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墨子_与古文_尚书_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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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

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注：下简称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完全取得一致。郑杰文师“就墨家与上古典籍的关系，考证出墨家传《诗》、《书》有自己的独立的学术系统，提出‘梅赜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1]我们在此不论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而是就《墨子》在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真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研究。

《墨子》在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等，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郑杰文师《中国墨学通史》[2]等。

考辨者们利用《墨子》的诸多材料，从诸多角度来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在此不一一列举，只从诸多考辨者所共同关注的一条《墨子》材料以见《墨子》在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真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第十九载：“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刺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3]阎若璩又进一步解释道：“按《墨子·兼爱》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为《汤说》未云《汤誓》。恐孔安国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从而誓之，不必确。然内史过远在墨子之前，业已称为《汤誓》矣，解

曰：‘《汤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国注《论语》时，亦以《国语》为据，

后四句既为《汤誓》，则前三句亦为《汤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称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称为《汤誓》而易为《汤说》者，盖亦有故。《论语》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辞语，孰不以为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为祷祠之说矣。不知此三句实衍文也。何以明之？汤之大旱，为桀之余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后，今方用玄牡，未变夏服色，岂桑林自祷之时乎？且《墨子》引书多好自增窜，如《甘誓》易为《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四句，岂非具衍文邪？古人读书精审，安国注《论语》即以《论语》所引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国语》所引为正名。而《墨子》所改窜者自不足信，此虽引《墨子》而不纯从乎《墨子》者，盖以经传为之据也，噫，信可谓读书精审者矣。”[4]《论语》引《汤诰》，孔安国注《论语》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孔安国不直接引《尚书·汤诰》，而引《墨子》，阎若璩据此认为“予小子履”一段为伪。

毛奇龄对此有辩驳和解释。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二载：“暨后汉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终不立学。即民间除授受外，亦罕得其书。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国注《论语》凡引经如《君陈》、《泰誓》类皆不注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节反不注《汤诰》，而注曰：‘此《墨子》引《汤誓》辞。’”[5]毛奇龄认为当时古文不立官学，不为世所重，所以孔安国注论语不引古文《尚书》而转引《墨子》。又《古文尚书冤词》卷五载：“安国既注《古文》，岂有不知《汤诰》之非《汤誓》，而注之如此。只因《汤诰》旧时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俞林波（1982-），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关键词：《墨子》；梅赜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考辨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3－0064－03

俞林波

2010年第3期（复总第77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3，2010（rest．tot N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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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称《汤誓》，故《墨子》引‘予小子履’节称为《汤誓》。而《国语》内史过引‘予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诸句亦称《汤誓》。此在始皇未焚书之前，孔子未删书之际。或诰、或誓早有是称，而《墨子》所引又适与《论语》相合，故安国遂注曰：‘《墨子》引《汤誓》，其词如此。’非谓古无《汤诰》，只有《汤誓》，而称誓便为真，称诰即为伪也。盖诰、誓二体原属一类。”《墨子》称引“汤誓”与“汤诰”之不同，毛奇龄认为“诰、誓二体原属一类”，从而辨其真。

惠栋《古文尚书考》卷上，“证孔氏遗书九条”：“孔氏《逸书》有《汤诰》篇。司马迁从安国问采入《殷本纪》。今梅氏别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汤誓》之文也，故孔安国注《论语·尧曰》篇亦言：‘《墨子》载《汤誓》，其辞若此。’明《汤诰》无此文也。《汤诰》之文，安国尚不得而知之，况马、郑乎？”[6]《古文尚书考》卷下，“《汤诰》”：“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惠栋注曰：“《论语·尧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国注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阎若璩曰：‘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诰》，岂有注《论语》时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惠栋据此条在阎若璩之后继续辨梅赜古文《尚书》为伪。

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条，“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崔述云：“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后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伪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明矣。”[6]崔述据此条认为：“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所以，梅赜古文《尚书》为伪。

四库馆臣也用《墨子》此条来辨梅赜古文《尚书》为伪。《四库全书总目·尚书正义提要》曰：“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原注：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7]

郑杰文师《中国墨学通史》在引《墨子》“予小子履”一节之后说：“此引《汤说》与梅赜古文《汤诰》所云‘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相对比，有诸多相似的文句，说明着两者不是毫无关系。但《墨子》引《汤说》‘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来看，此当为天旱祈雨所作，而梅赜古文《汤诰》却分明是向天下民人解释‘革夏命’的原因，这是应当注意区别的。”[8]

阎若璩、毛奇龄、惠栋、崔述、四库馆臣以及郑杰文师对梅赜古文《尚书》的考辨，都非常一致的重视了同一条《墨子》的引文，即《墨子》所引《汤誓》之文“予小子履”一节。此节引文出《墨子·兼爱下》，引文为：“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9]只因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于是，考辨梅赜古文《尚书》者皆据此来说理，有人据此辨其伪，有人据此辨其真。《墨子》在此具有重要作用，影响着当时学者对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

二、清始用《墨子》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原因分析

对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尚书疏证提要》曰：“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釆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10]从吴棫、朱熹、吴澄、梅鷟到阎若璩，对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已经经历了几百年。

据上所论，我们知道《墨子》在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人据以辨其伪，有人据以辨其真。《墨子》在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真伪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我们发现从吴棫、朱熹、吴澄至梅鷟在辨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的过程中却皆未利用《墨子》所提供的重要线索和材料来作为说理依据。在整个宋、元、明，我们也未发现有人利用《墨子》所提供的重要线索和材料来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直至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思考。

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

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

宋吴棫撰有《书禆传》，今佚。吴澄《书纂言·目录》记其要曰：“吴才老曰：‘増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11]吴才老即吴棫。吴棫认为梅赜古文《尚书》文从字顺而今文《尚书》诘曲聱牙，难易不同，是为矛盾，疑伪。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尚书一》曰：“孔壁所出《尚书》，如《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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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又曰：“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或者谓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错误，此不然。今古书传中所引《书》语，已皆如此，不可晓。”[12]朱熹亦从梅赜古文《尚书》、今文《尚书》诵读的难易程度而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

元吴澄《书纂言·目录》曰：“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増混淆，谁复能辩。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増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掇，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吴澄亦以梅赜古文《尚书》、今文《尚书》语言之难易程度而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吴棫、朱熹、吴澄皆以语言之难易辨疑，梅赜古文《尚书》易读，今文《尚书》难读，故疑后出之梅赜古文《尚书》伪。

明梅鷟辨伪的方法与吴棫、朱熹、吴澄有区别。《四库全书》收《尚书考异》，首载“书前提要”曰:“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13]吴棫、朱熹、吴澄“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梅鷟则是“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即梅鷟试图将梅赜古文《尚书》诸条的“所出”找出来，是从梅赜古文《尚书》由来的本源上来辨伪。《四库全书总目·尚书考异提要》亦曰：“至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14]

清阎若璩等走的是梅鷟的路子，即找出梅赜古文《尚书》的本源来辨其伪。此见上，不再赘述。

吴棫、朱熹、吴澄从梅赜古文《尚书》、今文《尚书》语言的难易来辨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他们这种从《尚书》本身的差异来辨伪的方法，注定了他们不必利用其他书籍，所以吴棫、朱熹、吴澄不会利用《墨子》来辨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梅鷟、阎若璩运用相同的辨伪方法，即寻找出梅赜古文《尚书》的本源来辨其伪。《墨子》有《尚书》引文，梅鷟、阎若璩二者的辨伪方法使他们有可能寻源于《墨子》从而辨其伪。

然而，梅鷟与阎若璩虽然运用了相同的辨伪方法，但是梅鷟在寻找本源时却并没有利用《墨子》，即未找到《墨子》这个本源之一。而阎若璩则利用了大量《墨子》的材料来辨伪。我们在此不是要苛求梅鷟，而是试图寻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与下面的原因有关。

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墨学在战国非常兴盛，号称“显学”（《韩非子·显学》）。战国之后，墨学走向衰落，直到清代再度兴盛。宋、元、明、清，比较而言，宋、元、明时代是墨学发展的低沉期，清代是墨学发展的兴盛期。墨学低沉期，《墨子》不被重视，甚至受到排斥和压制，所以《墨子》在当时的影响就小，不被当时的学者重视和利用也就成为自然之理。墨学兴盛时期则不同。《墨子》在清朝重新受到重视，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墨子》被引入了众多领域，在众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辨伪即为其中之一。吴棫、朱熹、吴澄不利用《墨子》来辨伪除了他们的辨伪方法之外，当时墨学的衰落和《墨子》的不被重视也当是一个原因。

至于梅鷟与阎若璩的不同，墨学发展的兴衰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比较而言，明代墨学发展低沉，《墨子》不被重视，梅鷟寻求梅赜古文《尚书》本源时视野不及于《墨子》。梅鷟搜寻的范围大致在诸经之内，如刘起釪《尚书学史》所说：“从吴澄指出伪孔本‘采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以后，梅鷟寻出它们是‘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取其字句而缘饰之’。”[16]即梅鷟搜寻的范围只在诸经，“见闻较狭，蒐釆未周”（《古文尚书疏证提要》），其视野不及于诸子，故不利用《墨子》来辨伪。清代，墨学发展再度兴盛，《墨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墨子》的重要价值得到重视。于是，《墨子》被引入诸多领域，阎若璩则将其引入了辨伪领域。墨学的复兴使阎若璩对梅赜古文《尚书》本源的搜寻，突破了梅鷟的经部界限，从《墨子》中寻找材料来辨伪。

参考文献：

[1][2][9]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111、101页。

[3][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4、169～171页。

[5]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惠栋：《古文尚书考》，清乾隆五十七年宋廷弼刻本。

[7]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页。

[8][11][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101、99页。

[10]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2页。

[12]吴澄：《书纂言》，清巴陵钟谦钧重刊本。

[13]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78页。

[14]梅鷟：《尚书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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