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逻辑与思辨
论述中国哲学的功用意义
论述中国哲学的功用意义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始终影响和支配着中国人民的思考方式和精神世界。
它从古至今，不断地发展、演变和深化，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除了作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中国哲学还具有深远的功用意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
一、哲学的思辨功用中国哲学在不断的演变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思辨方法，它们不仅帮助人们理解事物和现象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通过思考和探究，提高了人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首先，中国哲学强调思辨方法的重要性。
《论语》中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揭示了认识事物和现象需要通过不断的思考和推敲来逐步深化理解的道理。
比如老子的“不尚财，使民不爱盗”，就是采用辩证的思考方式来阐释产生财富与盗窃之间的矛盾关系。
而荀子的“性恶论”，则通过推敲人性的本质，来探究道德规范的意义和存在价值。
其次，中国哲学深刻理解这些思辨方法的理论意义。
例如，儒家注重对君子的品格修养和道德要求，实则是通过思考人的天性、社会规范和自我调节等方面，推导出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
而道家则通过诸多神话、寓言来阐发自然、命运、道德等方面的哲学思考，建构了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这些理论体系，以其内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思考框架，提供了深刻的思辨属性。
最后，中国哲学对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具有积极意义。
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不仅是人们的根本追求，同时也是我们的生命目的。
在中国哲学中，“仁、义、礼、智、信”等概念成为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基石，这种追求引领数千年的历史，甚至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指导作用。
因此，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思考和对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哲学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国哲学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不断调整、创新和变革，但其基本精神和思想信仰不曾改变。
首先，中国哲学一直扮演着向人们传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美德的角色。
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与思辨路径
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与思辨路径汉字哲学是指以汉字为载体的哲学思辨体系。
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是汉字的意象和符号。
汉字象形意象丰富，每个字形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观念。
首先，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体现在汉字的形式中。
汉字的笔画构成了每个字的形态，每一笔、每一画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汉字的形态和结构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和思想。
例如，天字的上部分象征天空，下部分则是一个人，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个例子显示了汉字所具有的象征性和美学意义，同时也折射出了汉字哲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
其次，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还体现在汉字的意义中。
汉字所包含的丰富意义是汉字哲学思辨的重要基础。
每个字的意义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字含义，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
例如，“心”字不仅仅表示心脏这个器官，更代表着情感、意识和内心的精神世界。
在汉字哲学中，心象征着人的感情和思想，体现了中国人以情感为根基的哲学思想。
汉字哲学的思辨路径是通过对汉字的解读和思考来探究人类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汉字哲学中，通过字义的解析和文字的组合来触发人们思维的启示。
例如，通过对“人”字和“天”字的组合，可以引发关于人与宇宙的关系、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等哲学问题的思考。
这种思辨路径不仅仅是对文字的解读，更是一种对人类存在和智慧的思考和探索。
在现代汉字哲学中，更加注重对汉字的深层解读和扩展，将其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相结合，形成了多领域的交叉研究。
例如，将汉字与音韵、数学、物理等学科相结合，探讨汉字的发音和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发对语言、声音和宇宙本源的思考。
这种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为汉字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方法。
总之，汉字哲学的观念根基是汉字的形式和意义，通过对汉字的解读和思考，探索人类存在的问题和哲学思辨的路径。
汉字哲学以其独特的特征和丰富的内涵，为中华文化和哲学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思辨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思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思辨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的哲学传统之一，其思想涵盖了众多学派和思想家。
这一思想史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在此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思辨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最早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包括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学派。
其中，儒家思想注重君主和臣民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崇“仁爱”和“礼仪”。
道家思想则着重强调自然和宇宙的道，倡导“无为而治”。
而墨家思想则关注明德和兼爱。
随着时间推移，战国时期儒家与道家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儒家学派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德行和伦理，将其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而道家学派则更加注重个体的修身养性和心智境界。
这两种学派的争论，使得古代哲学思想在学派之间产生了高度的辨证性。
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和政治的主流。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了道德和仁爱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责任。
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朝儒家思想风靡一时，但后来在唐朝被佛教影响所取代。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了佛教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佛学哲学。
佛教的禅宗思想也受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第二部分：古代哲学思想的思辨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思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辨使得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更加深入，也推动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繁荣。
在先秦时期，各个学派之间的争论鼓励了思辨的发展。
这些学派通过辩论和对话来探讨人生、道德和政治等问题。
思辨活动也帮助哲学家们深化他们的思想，并形成了不同学派的理论体系。
此外，思辨在学者之间的传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每一位学者都通过批判性思考和对已有理论的重新解读来推动思想的进步。
这种逐代传承的方式使得古代哲学思想得以发展并延续至今。
第三部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揭秘庄子的思维方式与逻辑
揭秘庄子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庄子，古代中国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深刻而独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在其著作《庄子》中得以体现，本文将从庄子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以及思辨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庄子的思维方式庄子的思维方式与常人有所不同，他注重超越常规的思考，追求超越人类有限认知的境界。
庄子强调“无为而治”，主张追求自然与自由，摒弃世俗的功利观念。
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和感知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应该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寻求更高层次的境界。
庄子的思维方式强调对事物的超越性思考，他以“逍遥游”为例，通过与自然的融合来达到超越自我，超越世俗的目的。
庄子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验的思维方式，他试图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来超越人类的局限，达到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理解。
二、庄子的逻辑推理庄子的逻辑推理方式与传统的逻辑思维有所不同，他倾向于通过比喻、寓言和对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庄子的逻辑推理更加注重思想的启示和哲学的意义，而非逻辑的严谨性。
庄子的逻辑推理方式常常采用对立的手法，通过对比来凸显问题的本质。
例如，他通过“梦蝶”这个寓言，表达了对人生和梦境的思考。
在这个寓言中，庄子将人生比作一场梦，强调了人生的虚幻和无常。
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庄子试图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引导人们超越世俗的追求。
庄子的逻辑推理方式还常常采用比喻的手法，通过类比来说明问题的本质。
例如，他将人生比作一场旅行，强调了人生的变幻无常和不可预测性。
通过这种比喻的方式，庄子试图唤起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引导人们超越功利的追求。
三、庄子的思辨方法庄子的思辨方法与传统的辩证思维有所不同，他注重对问题本质的思考，而非对问题表层的分析。
庄子的思辨方法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庄子的思辨方法常常采用反向思维的方式，通过反其道而行之来达到对问题的思考。
例如，他通过“胡蝶梦”这个寓言，表达了对人生和梦境的思考。
在这个寓言中，庄子通过将梦境和现实进行对比，试图唤起人们对人生真实性的思考。
探索古代哲学智慧：哲学思想和思辨的艺术
探索古代哲学智慧：哲学思想和思辨的艺术引言哲学是人类思考和探讨生活中根本问题的一门学问。
古代哲学家们通过他们的智慧和思辨能力，为人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智慧。
他们的思想不仅仅是当时的学说，更是关于人类生活和世界本质的哲学思考。
本文将探索古代哲学的智慧，以及哲学思想和思辨的艺术。
古希腊哲学：探索智慧之源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古希腊哲学被认为是哲学的发源地。
在古希腊，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这些哲学家提出了许多思想和理论，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质疑和探索的智慧苏格拉底被誉为哲学之父，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哲学史。
苏格拉底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苏格拉底式质疑"方法，通过提问他人来引导他们思考和探索真理。
他坚信知识的真正智慧来自于内在的自我发现而非外部的权威。
他的这种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理念的智慧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深受苏格拉底的思想影响，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
柏拉图的思想重点是关于理念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区别。
他认为，感知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阴影和表象，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对理念的追求和理解。
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理念论"。
亚里士多德：理性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思想与柏拉图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注重实证观察和逻辑推理，他认为通过研究和观察自然现象可以获得真理和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包括伦理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许多领域，他对这些领域的贡献影响深远。
古中国哲学：道德和人性的智慧儒家思想：道德的智慧儒家思想是古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学派之一。
儒家强调道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理论。
儒家哲学家，例如孔子和孟子，强调人类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责任。
他们认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和谐社会和个人完善。
道家思想：自然的智慧道家思想强调自然和内在的力量。
道家哲学家，如老子和庄子，认为世界具有自然的智慧。
庄子的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
庄子的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通过对《庄子》的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庄子的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在古代哲学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首先，庄子的哲学思辨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思维方式。
庄子以“自然”为核心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他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追求内心的自由与宁静。
庄子的思想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不同，他强调的是超越人类社会的个体境界，追求精神的升华。
庄子的哲学思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其次，庄子的哲学思辨体现了一种独特的逻辑推理方式。
庄子的逻辑推理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形式逻辑，而是通过比喻、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庄子以寓言的形式，通过描述自然界的现象和动物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使抽象的哲学思想更加具体而形象化。
庄子的逻辑推理方式与西方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相比，更加贴近人的生活经验，更加容易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
此外，庄子的哲学思辨还体现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庄子强调的是相对性和变化性，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他反对绝对的真理和固化的观念，主张人应该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不断调整和变化自己的观念。
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庄子的哲学思辨还体现了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人生观。
庄子认为功名利禄是虚幻的，追求它们只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
他主张人应该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宁静，超越功利的束缚，追求精神的升华。
庄子的人生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庄子》的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庄子的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在古代哲学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庄子以“自然”为核心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的逻辑推理方式通过比喻、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更贴近人的生活经验；他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二元对立，强调相对性和变化性；他的人生观超越了功利主义，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宁静。
中国哲学 认知
中国哲学认知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古代、近代、现代各个时期，涉及了众多的哲学流派和思想体系。
以下是对中国哲学的认知：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佛家等流派中都有体现。
例如，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人类应当减少干预自然，让自然自由发展；佛家则主张“因果报应”，认为人类应当善待自然，尊重生命。
2、强调内心的修养中国哲学注重内心的修养，认为人的内心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命运。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自我修养才能成为有用之人；道家主张“清心寡欲”，认为只有减少欲望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佛家则主张“禅定”，认为只有通过禅定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和智慧。
3、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中国哲学认为，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理论。
例如，儒家主张“学而时习之”，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所学知识；道家主张“知行合一”，认为只有将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智慧；佛家则主张“行善积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积累功德。
4、强调思辨的必要性中国哲学认为，思辨是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例如，先秦时期的名家主张“名实相符”，对事物的名称和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宋明时期的理学则主张“理气合一”，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些思辨的哲学思想对于推动人类思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强调人文关怀中国哲学注重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例如，儒家主张“以人为本”，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道家主张“以民为本”，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佛家则主张“以众生为本”，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人类文明的关注和贡献。
总之，中国哲学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它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心的修养、实践的重要性、思辨的必要性以及人文关怀等多个方面。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逻辑分析与辨证综合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五步骤。
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
”这都是肯定思必须慎，辨必须明，提倡细微分析。
儒家比较推崇“明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
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确定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
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墨经》所指出的“故”、“理”、“类”的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步骤和方法，亦有精到之处。
名家对于分析思维也有贡献。
惠施的“历物”十事，既表现了辩证思维，也表现了分析思维。
公孙龙讲“离坚白”，所谓“离”即分别之意。
法家韩非也很强调分析性、确定性的认知方式。
宋明理学家中，朱熹比较注意分析。
他曾讲学问之道云：“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不余。
”（《大学或问》）这就是兼重分析与综合。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析思维。
我们今天以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时，应当注意发掘中国古代已有的成果，重建精密化的语言指谓关系，开拓明晰的概念认知系统，使概念和观念确定化，建立分析的程序、逻辑的结构和论证推理的规范，避免语言、概念、观念、判断、推理的空洞、游移、不确定、不严密，避免忽视实证、实验中严谨的工具、步骤、方法，避免以情绪代替逻辑，将怀疑视为结论，把主观估计的或然的东西当做客观实在的必然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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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逻辑与思辨一、引言（或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当代逻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王路先生在他的《走进分析哲学》一书中一连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逻辑？”“我们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我们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应该承认，王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有些伤我们中国人自尊心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而只能够直接面对。
因此，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勇敢地面对。
王先生的这些问题当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它们还与李约瑟悖论有关。
所谓李约瑟悖论首先由非中国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大意是说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经济与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理应是现代科学的诞生地，但中国这块辽阔而古老的土地上恰恰没有诞生出现代科学来。
于是，关于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甚至中文有什么问题，或起码存在什么缺陷的问题，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进行了许多研究，出版了许多书。
应该指出，李约瑟悖论对于我们中国人及我们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它的核心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怀疑。
如果它的的怀疑得到证实，那么不仅不仅是现代科学何以不诞生在中国，就是中国近代何以积贫积弱等等问题都有了某种必然的答案。
即便这种怀疑无从得到证实，我们也不能对这种怀疑等闲视之，而应该尽早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
令人遗憾的是，与对此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外国学者相比，恰恰应该对此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中国专家却不多。
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熟悉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这种怀疑。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对中国文化的种种批判无一例外都起源于这种怀疑。
然而，经过100年的反思，及对反思的反思，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带有十分浓厚的情绪色彩，真正“哲学的”、“逻辑的”批判并不多。
另一方面，即便在早期的一边倒的喊打声中，一直都存在一种肯定中国文化的的声音，尽管只是“批判地肯定”的声音。
到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大幅提高，对中国文化肯定的声音响亮起来，目前已经出现的国学热就是明证。
但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心态的变化同样是十分情绪化的，没有逻辑的和思辨的根据。
作为当代一位对西方哲学具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王路先生提出上述问题，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希望从理性出发，通过逻辑和理性的哲学手段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殷切愿望。
尽管如此，他提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就犯了他作为逻辑学家不应该犯的逻辑错误。
就他的第一个问题，就很难说提得恰当，因为“逻辑”根本不是能够被某个人“拥有”的东西，也不是西方人可以“拥有”而中国人不可以“拥有”的东西。
就他的上述第一个问题，可以用如下更准确也更具有逻辑性的两个问题来取代：（1）在中国哲学中有过关于逻辑或类似亚里斯多德意义的逻辑的理论或学说吗？（2）中国哲学家遵守不遵守逻辑或类似于亚里斯多德意义的逻辑的理论或原则，在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中能够找到他们遵循这些理论或原则的证据吗？从王路先生提问的语气来看，若让他自己回答的话，答案恐怕是倾向于“没有”的。
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要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回答王路先生提出的上述问题。
二、论“井有仁焉”蕴含的逻辑问题虽然我对中国哲学也抱有批判的态度，但我对中国哲学的信心可能比王路先生要坚固得多。
首先，如果问在中国哲学中有没有过关于逻辑或相当于关于逻辑的理论或学说，我的回答是：存在隐含的，但抽象为形式化理论的甚少。
其次，如果问中国哲学家遵守不遵守逻辑或类似于逻辑的理论或原则，我的回答是：中国哲学家当然遵守逻辑或类似于逻辑的理论或原则，而且不难从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们遵循这些理论或原则的证据。
《论语·雍也》记载有如下一段关于宰我和孔子之间的问答：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其为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的疑问源于如下三段论论的推理：大前提：仁者是随时随地追求仁的；小前提：“井有仁焉”；结论：因此仁者应该追随“仁”到井里去（，甚至跳井自杀）。
由此可见，宰我的提问本身就是对孔子的一种问难，存在陷孔子于两难回答的预期。
而宰我存在这种预期的根据就是上述三段论，在宰我的预期中，孔子也是必须遵守这个三段论的。
如果孔子作为老师或者“专家”什么的，就可以不遵守这个三段论的话，宰我的预期就毫无根据了。
而作为必须遵守三段论的孔子，并且作为“仁”的理论的倡导者，他是不可能否认上述那个推理的大前提的。
而如果一旦承认其小前提“井有仁焉”成立，就会推导出“仁者应该追随仁到井里去”的荒谬结论，甚至“仁者应该跳井自杀”的更加荒谬的结论。
现在从孔子的回答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孔子回答说：“你的问题何以成立呢？君子（为了追求仁）可以去死，但不会陷入（逻辑陷阱）；可以被人欺骗，但不会被（诡辩）迷惑。
”在孔子的回答中，把作为小前提的“井有仁焉”判断为不合法，因为仁是属于人的属性，而不是属于“井”这样的人之外的事物的属性。
因此，作为小前提的“井有仁焉”本身是假的，只是一个诡辩，只是一个“逻辑陷阱”。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逻辑问题：并非任何一个陈述都是真的，像“井有仁焉”这个陈述就可能是假的。
其实，不仅孔子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宰我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
因为在宰我的问题中，“井有仁焉”是别人告之仁者的，难保这个告诉别人什么的人不存心欺骗。
另外，“虽告之曰‘井有仁焉’”的语气也表明宰我认为“井有仁焉”是荒谬的，他所要寻求孔子回答的正是，在这个荒谬的前提下，仁者是否也要仁到愚蠢的程度。
而孔子对此作出了精辟的回答：仁者不会陷入（逻辑陷阱），也不会被（诡辩）迷惑。
也就是说，仁者同时应该是智者，也就是必须要讲逻辑。
其实，孔子的回答还照顾到了“井有仁焉”的另外一种情况。
尽管“井有仁焉”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有一位仁者正在井里（也许是失足掉下去的），那么就可以推论出“井有仁焉”的结论。
这个推论的进行当然依据的是下述三段论式推理：大前提：仁是属于人的属性，且仁者具备这个属性；小前提：井里现在有个仁者；结论：“井有仁焉”。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井有仁焉”这个陈述竟然是真的。
而孔子的“君子（为了追求仁）可以去死”及“君子可以被人欺骗”的回答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因此，在孔子看来，在“井有仁焉”等同于“井里有一个失足的仁者”的情况下，作为另外一个仁者的君子马上进行施救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去死或者遭到那个“告之曰‘井有仁焉’”的人的欺骗也是在所不惜的。
但是，那个原初的“井有仁焉”的陈述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对宰我的回答才是：君子“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事实上，朱子的《四书集注》就是把“井有仁焉”解释为“井有仁者焉”的。
朱子的这种解释本身至少说明了：（1）朱子同样意识到了“井有仁焉”的陈述不合法的问题；（2）朱子不希望《论语》这样的经典存在这种不合法的表述，为了消除《论语》有悖于逻辑的陈述，因此用“井有仁者焉”取代“井有仁焉”。
如此说来，我们也只能得出朱子也“讲逻辑”的结论。
当然，朱子这样对《论语》进行“美容”，却多少对原文有些误解。
朱子意识到了“井有仁焉”的不合法，却没有意识到孔子甚至宰我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朱子把“井有仁焉”看作原文的“缺陷”，并试图给予更正。
而事实上，原文是非常准确的，原初的陈述“井有仁焉”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有问题的陈述提出来并且被讨论的（如上所述）。
讨论到这里，我对王路先生的上述第一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中国哲学家是讲逻辑的，当然他们没有把逻辑上升到亚里斯多德那样的形式，但它们的实质原则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我对整部《论语》的检视中，除了局部的一些瑕疵之外，很少发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不像中国另一步名著《庄子》，我在《论《庄子》的伪与真》一文中就列举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论述。
但即使是庄子也是讲逻辑的，因为他的矛盾往往出现在大前提中，而不是出现在推理中（关于这一点，也许需要专文讨论方能辨析清楚）。
（待续）2011-4-30三从宋明理学理气之争论中国哲学中的逻辑我们在上面如此这般地谈论中国哲学中的逻辑，也许在逻辑学家的王路先生看来算不上“纯逻辑”，顶多只能算作“泛逻辑”而已。
我本人毫不否认这一点，而且本节将继续考察存在于中国哲学中的这种“泛逻辑”。
事实上，就整个宋明理学史而言，就是一部为“存天理，遏人欲”寻求本体论哲学之根据的历史。
而“天理”要成为“遏人欲”的根据，则须依从如下三段论：（1）——大前提：天理是最普遍的，是至高至善至美的。
小前提：人是在天理主宰下生成的。
结论：人必须遵从天理遏制非天理的人欲。
果然，扯上“天理”这面大旗，原来仅仅属于伦理学的“存天理，遏人欲”就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然而，打这面大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上述三段论马上就会受到质疑：既然人是在天理主宰下生成的，那么人性中何以“掺杂”了非天理的人欲了呢？显然，被这个质疑所质疑的并非上述三段论的“形式”，即并非上述三段论的逻辑，而是上述三段论的结论。
事实上，这个质疑恰恰依从着如下这个三段论：（2）——大前提：天理是最普遍的，是至高至善至美的。
小前提：人是在天理主宰下生成的。
结论：人性作为天理的体现，虽然较天理有特殊性，但也应该至善至美的。
而既然人性已经至善至美，就不存在“遏人欲“的必要的。
因此，立论者和质疑者都是讲究三段逻辑或类似逻辑原则的。
到这里我已经对此不再怀疑。
在以下的讨论中，为了简略起见，我将不再处处恢复三段论的形式。
当然，上述两个三段论之间的矛盾正是宋明理学创立之初就碰到的一个巨大矛盾。
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怀疑周敦颐、张载、二程及朱熹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
恰恰相反，他们相继进行的论述正是在正视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
先看周敦颐的论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太极图说》再看张载的论述：“太虚不能无气，气而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正蒙·泰和篇》“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
”《正蒙·诚明篇》“行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
”《正蒙·诚明篇》程颢对此如是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
人生气秉，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秉有然也。
”《河南程氏遗书》程颐对此如是说：“性即理是，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
才秉于气，气有清浊，秉其清者为贤，秉气浊者为愚。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最后再看，朱熹对此如是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
”《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上述论述作过分细致的辨析，仅仅概括讨论如下：（1）在上述中国哲学家中，到程颐以后才着重讨论到“理”，而他们无一例外都讨论到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