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改革新征程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吴敬琏2011-01-30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随后,中国效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0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在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最初几个月,“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但是,这种不改变企业制度而是简单地“放权让利”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
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很快就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也陷于混乱。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企业改革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中最重大的政策举措,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
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农民在“包”(即租)来的土地上建立家庭农场的制度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
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或称“增量改革战略”。
这种改革战略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方向去。
吴敬琏: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之二

吴敬琏: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之二经济改革体制目标的逐步明确(1984年-1993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些学者就在“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一重大问题上进行过探索。
例如,经济学家薛暮桥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时就提出过,要把建立“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目标的主张。
1980-1981年,两位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即波兰的布鲁斯(W.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Ota Sik)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布鲁斯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兰格(O. Lange)的传人。
他在1979年末到1980年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讲学,介绍了东欧改革的情况和他所提出的“内置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A Planned Economy with build-in Market Mechanism)。
在布鲁斯之后,社会科学院还邀请了曾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的锡克来华讲学,介绍他们在改革中的主要做法和他提出的“宏观计划、微观市场”的改革目标模式。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对中国学者有很大启发,使我们认识到:改革不是若干政策的无序堆集,而是从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转型。
这就更加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改革目标模式的兴趣。
这样,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种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
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学者为代表,形成了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学派。
这种与1965年苏联“完全经济核算”大体类似的想法首先在中国得到了应用。
这就是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迅即在全国铺开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不过,正像在苏联一样,这项旨在发挥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和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改革,并没有使企业的效率有明显的提高,相反却由于导致了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不得不停止。
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经
济
要
览
J l N GJ l Y AOL N
/ /
ml t l :tl l l l t l Jl l l l t 的脯
l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撰文指出 ,当前, I 现 实 的经 济 困难 主要 表现在 以 下 几个方 面 :第 i 一 ,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加剧 ;第二 ,经济增 l 长进入下行通道 ;第三 ,产能过剩 ,企业销售 l l i i l 不畅 ,部分企业资金紧张 ,甚至发生资金链断 裂。最后 ,所有这些问题最集中的表现 ,则是 国 民资 产负 债 表 的杠杆 率 太高 ,金 融 风险 加 速 积 累。这是对 中 国经济发 展的一个 最大威 胁 。 为 了控 制 风 险 ,建 议 立 即采 取 以下 措 施 :
一
I 停止 “ 刚性兑付 ” ,以便 化大 震为小 震 ,释 放风
步扭 曲 ,矛盾进 一 步积 累 ,风险进 一 步加大 ,
I 险。第五,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 的资产 【 存 量 。在 上 述基 础 上 ,再辅 之 以灵 活 的财 政 货
】 币政策 ,是能够维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 ,避免
\ 发生 系统风 险的 。
环 境进 一步破 坏 ,那 显然 是得 不偿 失 的。相 反 ,
如 果结 构 在 优化 ,矛 盾在 化 解 ,民 生在 改 善 ,
新 的增 长动 力 在 形成 ,那 么 即使 增 长 速度 低 一 些 ,也是值得 期待 的好的结 果 。 。
\
\
\ /
当谨 慎 ,今 年年底 可能要加 息 ,不过加 息 力度不 会很 大 ,而 且加 息频 率也 不会很 高 。欧 元区 ,持续 量化 宽
【免费下载】 吴敬琏: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作者:吴敬琏来源:文汇报--吴敬琏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
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
--吴敬琏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实际工作者乃至经济学界中人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
不过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
直到80年代,在我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还会得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的讥评。
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综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实践,对经济学理论也不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当世界在大发展时,我们却没有去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而是"闭关锁国",那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科学的指导。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
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也存在遗憾《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中国改革面临哪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中国改革面临哪挑战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民商》
【年(卷),期】2007(000)004
【摘要】@@ 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rn问:我国今年改革的重点是什么?rn吴敬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九五"期间又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依靠更多的物质资源投入,仍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总页数】2页(P35-36)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席谈 [J],
2.吴敬琏:2002年中国经济仍面临巨大挑战 [J], <四川省情>编辑部
3.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吴敬琏: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果 [J],
4.吴敬琏:民营经济遇四大挑战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的的讲话要点 [J],
5.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吴敬琏:经济“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挑战更是机遇

吴敬琏:经济“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挑战更是机遇前言在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星火蔓延,绿色经济转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
面对如此庞大的挑战,吴敬琏教授发表了关于经济“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将围绕这个话题,对吴敬琏教授的观点进行探讨。
经济“新常态”:教授们的看法经济“新常态”是近年来经济学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对此,吴敬琏教授表示:“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经济由过去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进化。
”吴敬琏教授认为,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是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中国的市场环境正在不断优化,社会投资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同时,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也反映了全球经济长期低位增长和全球化浪潮退潮的大背景。
经济“新常态”的影响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然而,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其对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吴敬琏教授认为,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正在不断地向绿色发展倾斜。
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革命已经推动绿色产业不断发展。
这些因素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也给绿色经济转型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经济发展压力巨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依旧面临困难和阻力,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
其次,产业升级需要投资大量的研发和创新。
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快速反应和适应变化。
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绿色经济转型在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转型不仅是绿色发展,更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因此,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吴敬琏教授表示,政府需重视绿色经济的发展,明确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意义。
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配套政策,强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企业也应摒弃“假绿色”,重视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销售和绿色消费,加强绿色核算和信息披露。
吴敬琏: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适应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适应经济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关键就在于消除体制性障碍,怎么消除?就是要通过改革。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在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这个稳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取向,我有一点怀疑。
今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在北京举行的。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展望等将成为参会者们首先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今年两会刚过定下的中国经济今年增长7%的目标等等。
那么对于2015 年来说,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什么,如何来适应新常态,我们先来听听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关键就在于消除体制性障碍,怎么消除?就是要通过改革。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在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这个稳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取向,我有一点怀疑。
吴敬琏表示,去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对改革来说,只能做一些初始的前期工作。
今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一个已经开始部署的就是农地改革,到底这个改革的推进会怎么样,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关注的。
另外一个是大家期待很久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好像从去年开始就说很快就会出这个方案,现在还没有看到。
我想这是需要在今年,在2015 年,大家来关注,来推进。
周其仁:降低制度成本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吴敬琏:经济改革新征程经济改革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凭借体制上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利益者,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先要回顾下在何种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
1984年是改革的一个起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议,开始全面改革,其中经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曲折,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4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轮改革到上世纪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高速增长。
但是,这一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旧体制通常称之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实际只是半市场经济。
半统制经济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国有经济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体制不完善需要进行经济改革。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消除障碍。
但是一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决定全面深化改革。
在这一个历史背景上,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特点是既有过去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是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问题。
其存在两种可能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逐渐消除,政府从不应该起作用,主要是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提供公共服务,让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越来越接近以法制为基础,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一种前途是新的因素没有得到发扬,而旧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
这是很危险的道路,是很不好的一种可能前途。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
经过若干年后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
大多数人认为,当时人们陶醉于上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没有必要改革。
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虽然当时有了决定,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即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中,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但是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
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微观经济来看,是资源匮乏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
从宏观经济来看,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存在双轨制,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双轨制寻租,出现了"官倒"现象。
到了本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
本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土地。
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该资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而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变得非常大,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党的十八大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方针决定,对怎么进行全面改革做出战略部署,要求通过16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全会《决定》要求的体制。
中国在今年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核心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5个概念非常重要。
其一,统一。
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块块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
本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进行,但是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市场。
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而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
其二,开放。
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
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
其三,竞争。
这是市场的灵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
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因此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
其四,有序。
市场有各种权利的干预,是无序的,缺乏法制,而不是在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相关活动。
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
其五,市场体系。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对所有主体开放,要围绕要求,进行各项改革。
这5项要求切中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时弊,要围绕上述要求推进改革,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中国在新的起点上走向改革新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要跨越,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
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从前苏联学来的一套经济体制,而反映着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几代人。
这套意识形态有延续性,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但是新旧思想往往不那么和平共处,很容易在新征程上妨碍进一步改革。
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前苏联模式影响在逐渐消退。
但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
第二是既得利益的阻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利益。
有人认为多数人没有得到利益,只是极少数人得到利益。
我不这么认为。
可以和农民工谈谈过去是什么生活,现在是什么生活。
有的人在新体制下靠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得到了利益,这种利益不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另外有一种人获得的利益,是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是特殊既得利益。
这种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正是这部分人致富的基础,他们是不愿意放弃的。
本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广大,代表这种利益的人,势力也变得更为强大。
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第三是在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要在新征程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攻坚克难。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
另外,解决这些问题,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
积累矛盾待解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式增长,使得经济和社会积累很多矛盾和困难,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善于处理实际困难,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
这些矛盾有哪些呢?第一,粗放增长方式下大量耗费资源,造成资源严重短缺,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变得非常高。
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造成高耗能也带来高污染,使环境越来越恶化。
最突出的表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空气、水受到了破坏。
第二,出现需求乏力、增速下降的现象。
一方面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10多万亿元,现在110万亿元了;另一方面很多环节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
大量投资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大量投资造成产能增加很快;另一方面是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产品几乎都出现产能过剩。
1958年大炼钢铁,年产量从535万吨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
一个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钢厂普遍亏损,经营困难。
钢铁剩余的产能大概为2亿吨,有人认为只要多投资没有绝对的过剩,其实这种逻辑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就是将造成大灾难。
流动量膨胀得那么厉害,还继续膨胀,会造成系统性危机。
这在中国历史上和其他国家历史上,都发生了不止一次。
靠投资驱动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最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发生了就要处理,应该通过市场和竞争的力量消除产能过剩,让政府起一些辅助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上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
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超过GDP的200%。
一般认为200%是一个警戒线,存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突然崩溃,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崩溃。
全面投资刺激不可取现在业内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意见,两种主要的意见是,一种认为应该采取救市的政策,即刺激经济增长。
另一种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
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
2009年刺激政策造成的后果现在还有待消化,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大。
2012年5月曾进行过经济刺激,去年在很短时间主要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从2012年和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效果越来越差。
在经济学上,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
而根据美国上世纪前49年数据,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不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
从中国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确实投资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
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对于大众的直接影响是就业。
通常有这种看法,就业和增长之间是线性的关系,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就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
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增长存在结构问题,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在重化工业,这些行业就业弹性很低。
从各个产业来说,什么样的产业就业弹性高?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