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泉州舶商
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旧址
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旧址泉州市舶司旧址附近门匾典故闽南一带，特别是泉州，漳州等地还保留着许多古代传统，比如每家每户的大门一般都会嵌有一块牌匾，写着“xx传芳”“xx衍派”的，那就是堂号或灯号。
一般一个姓都有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堂号或灯号。
堂号或灯号一般是根据该姓族人的起源地，长住地或祖上美德命名的。
熟记一些堂号灯号可以给我们许多帮助，能够了解一些有趣的典故，乃至对于认路也有帮助。
比如我家门匾上书“汾阳衍派”，意思是汾阳王郭子仪之后的意思。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段典故，结论就是俺家其实不是郭子仪之后，其实是来泉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为躲避元代“反色目“风波所追认的……前些天游街的时候逛到市舶司的旧址（水仙宫），发现这附近的门匾很多，以前就经常关注这些门匾传承，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
四知堂四知堂为杨姓堂号,出自东汉名士杨震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杨震为官清廉，后人为纪念这暮夜却金的典故以四知堂为其堂号。
泉州的杨氏门匾则有“弘农衍派“”四知传芳”，弘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北。
映雪堂映雪堂为孙姓堂号，出自三国时期魏国将领孙康据《初学记》引《宋齐语》记载，“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淡交游不杂。
”后世常将此典故与车胤的囊萤相并，也是成语囊萤映雪的由来泉州的孙氏门匾有“乐安衍派“，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
东山堂东山堂为谢姓堂号，出自东晋名士谢安，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
”又有：“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后来，前秦苻坚率兵80万南下进攻东晋，号称“投鞭断流“。
分析泉州港古今衰落的原因
第三章3.1分析并阐述古代泉州港从兴盛到没落的原因1、排外风潮首先，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叛乱，当地的色目人互相攻杀，这场战乱，使泉州的社会经济更遭受到严重破坏。
中断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因为色目人是外国人，所以排外风潮盛行，直接影响泉州的对外交流。
2、市舶司迁移其次，泉州市舶司迁移亦跟泉州港的衰落有着密切关系。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海外贸易，福建将市舶司设置在泉州，加强对出入港船舶和外商的管理。
因此，市舶司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明代时市舶司隶于布政司，福建布政司设于福州，主管市舶司的官员常往福州。
所以到了明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市舶司的设立，见证了泉州港的繁荣昌盛，而它的迁移则标志着泉州港的衰落。
3、倭寇为患明代初年，由于东南沿海倭寇、海盗为患，明太祖一方面为维持治安，一方面想改变元代的重商政策、恢复为传统的重农政策，实施了海禁。
至清初，清政府从经济上封销郑成功，下令「迁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
」明清实行上述政策，破坏了泉州的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上贸易是泉州人生活所依。
可是，到明清时，这个国际性贸易大港却变成私商贸易港，可见海禁政策对泉州港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到了十五世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先后发展成为殖民主义国家。
他们的东侵，使东西海上贸易受到干扰，阻碍了泉州的海外交通发展，加上倭寇对泉州地区的骚扰及破坏，泉州港遂逐步走向衰落的道路。
4、地理的变迁最后，泉州港衰落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地理的变迁。
由于晋江流域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流到下流出海口，不断淤积。
泉州港是快沉积区，每年平均沉积度为四点六毫米，使泉州港失去作为优良港口的天然条件。
现今泉州沿海的部分地区，想当年便是万国旗帜飘扬的繁荣大商港。
如今，港口依旧，却风光不再。
想起来，真令人唏嘘不已。
3.2分析并阐述现代泉州港发展存在的问题1.周边港口竞争加剧，政策环境不具优势。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泉州作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
为了深入了解泉州的历史与文化，保护和传承泉州的传统和精神，泉州市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
其中，《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是其中重要的一份报告。
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意义。
该报告共分两个部分，分别记录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的考古发掘结果以及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的考古工作。
通过对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泉州古城的繁华和演变过程，对于研究泉州古代城市规划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首先，报告介绍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考古工作。
宗正司是泉州古代的地方政府，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陶瓷器物和古代文字的残片。
这些发现为研究泉州古代的政治制度、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同时，通过对遗址内部不同建筑的布局和结构的分析，也能够揭示泉州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和地方文化特色。
其次，报告记录了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工作。
舶司是古代泉州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拥有丰富的商业和海上交通的信息资源。
在对该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相关遗迹，包括古代码头、船舶残骸和贸易工具等。
这些遗迹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泉州的海上贸易活动、商业网络和交通运输方式。
同时，从考古出土的物品中，还可以推断出泉州古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商业文化的特点。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和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能够了解到泉州古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揭示了泉州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浅论我国古代市舶制度
浅论我国古代市舶制度作者：刘可欣来源：《卷宗》2018年第16期摘要：市舶制度，实际上就是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从唐到明几百年的时间里，市舶制度从萌芽到发展，臻于完善。
伴随着历代封建统治意识的摇摆，经济、政治的变迁，几经跌宕，市舶内容也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研究古代的市舶制度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和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乃至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市舶制度；唐；宋；元；明1 唐代市舶制度1.1 市舶制度的初置我国的市舶制度始于唐代。
唐代以前既无监管海路贸易的机构，又无专门监管海路贸易的官员，而是由州吏刺史兼管。
在唐玄宗开元以前，曾设立市监，专司大食诸蕃（今阿拉伯诸国）和中国往来通商之事。
开元二年（714）才于广州设置市舶使。
其后才在沿海一带，首先在广州设置管理市舶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凡南海以外诸国以商船运宝货来中国者，每年到广州上岸，必须往市舶司登记，市舶司要查验各项必要的文书证物，然后课以关税，征以舶价。
此外，并立有禁条，珍异货品在所必禁，私运的货物，也要受到监禁与处罚。
由此看来，唐代的市舶司相当于近代的海关，而市舶使则相当于近代的海关监督与关长。
1.2 唐代市舶制度对外贸易的影响唐代海上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当时经常来华贸易的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国、印度、波斯、大食等，尤以阿拉伯为最，盖彼时阿拉伯人正崛起海上，继波斯掌握了东方海上的霸权。
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都是他们的贸易范围，到中国来通商的也很多。
他们大都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以抵今之广州，然后再由此分散于岭南之交州、江南之扬州、福建之泉州；此外若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地，也都是当时的重要贸易港。
外商来者既多，且复多散居沿海口岸或内地，朝廷为搜罗珍奇和抽取商税起见，开元初乃设置市舶使以掌之。
其后贸易日盛，而市舶之利，遂成为国家一大收入。
与泉州相关的海洋事件
与泉州相关的海洋性历史事件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于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建延福寺，为闽南最早的佛教寺院。
城内的白云庙(今泉州市东街的元妙观)，也建于晋太康年间，是泉州最早的道观。
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印僧拘那啰陀由建康经江西至福建泉州，住在南安丰州九日山翻译《金刚经》。
后从泉州乘大船往棱加修国(即今马来半岛)，中途遇风停在越南。
天嘉六年(565年)又乘船到泉州，改乘大船回国。
唐武德中(618一626年)，阿拉伯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门徒四人来中国，一个在广州传教，一个在扬州传教，另两个名叫沙偈储和我高仕的在泉州传教。
沙渴储和我高仕后逝世于泉州，葬于东门外灵山。
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开元寺。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随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商舶来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走开元寺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经书，及“南蕃文字”的阿拉伯文诗歌。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众到开元寺学禅，后在日本楞岩寺讲经，听众三万余众。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航海家林銮创建石湖码头，是泉州古代商贸的重要码头和海防重地。
北宋熙宁元年（1068）建石湖寨。
唐贞元五年(789年)，在泉州东郊开凿了“尚书塘”，周围二十八里，灌田三百余顷。
贞元间又疏浚了“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的灌溉初步得到解决。
唐大和年间(827一835年)，在通淮门外的晋江北岸，开俊了“赌泄江水，以肥沃南洋之田”的天水淮以及元和初凿北山下塘以灌民田的“仆射堵”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水利建设工程，至今仍然起着灌溉作用。
唐在泉州设参军事，专门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商人。
北宋乾德五年—开宝六年间（967—990年）建真武庙，是祭祀海神真武大帝的庙宇。
宋时，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来泉州、广州等地贸易，多在印度的故临换乘抗风力强的中国海船。
通过换船，彼此交流了船舶驾驶技术和经验，因而各自都熟知对方海船的设备、性能及其优劣，我国的航海指南针，就这样传到了阿拉伯。
市舶司遗址作文
市舶司遗址作文今天我参观了泉州的市舶司遗址，据说，北宋元佑二年，舶司被设于泉州，这让泉州开始在海外贸易方面铺起历史的恢宏画卷。
几经辗转，在街巷中寻觅，藏匿于水门巷中的市舶司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巷悠长，交错相通,两侧的红墙古厝尽显闽南风情，斑驳的让人依稀看出历史的痕迹，零星野草点缀着不规则的石板路，蜿蜒向前，我恍如置身于千年前的古城之中。
出了巷子就看见一座石桥，桥身平坦，名为“鹊鸟桥”。
桥下的水沟依然连通大海，据说,当年外来商船在港口换下小船，沿着这水路到市舶司缴税清关。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当年一派繁华，如今却也些许萧条。
再往前走，一眼便看见桥上立着一块刻着“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石碑，碑上的三四条裂痕让我有些吃惊。
这不由得让我开始细想这石碑经历的历史变故,石碑是如何碎成这样的?又如何重新拼好立于桥上? ....“姐姐你看!”妹妹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前面便是市舶司遗址。
来不及继续思索，我小跑过去。
这就是由原址改建的水仙宫，本以为市舶司应是大而气派，而眼前这处其貌不扬的水仙宫，却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左右各有一扇老厝石窗，中间是正门，门前摆着一只小香炉，炉上还插着几支香，氤氲着烟气。
看着看着，忽发现墙的这一侧也有一块石碑，不同的是，这块石碑完好无损，看起来还挺新的，正当我疑惑时，同行的叔叔说:“石碑的损坏不只是因为时间长久，前几年，这两块石碑好像都有遭到一些人为破坏。
这块石碑比较幸运一些，只是被涂鸦上了办证广告，后来被义务保护遗址的志愿者清洗掉了。
而那块就不一样了，2001年，另一侧的石碑被人扔下桥，碎成几块,也是居民们请人把碎石碑捞上来补好，立在原地....”听完这番话，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海丝市舶司，跨越千年，光阴之河没能将它淹没，而人为破坏也绝不能。
如今的市舶司遗址,也只剩石碑能让我们追溯过往的历史了。
来自海丝之路的遗产，应永远留于这座古城。
“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
蒲寿庚是谁？泉州富豪蒲寿庚生平简介
蒲寿庚是谁？泉州富豪蒲寿庚生平简介本文导读：蒲寿庚是宋元时期的知名人物。
他精通阿拉伯语、占城语(越南)，这对外贸而言就有很大的便利。
南宋时期，他既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同时也因为外贸累积大量财富，成为泉州首屈一指的富豪。
13世纪初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蒲家族从广州举家迁往泉州定居。
而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还曾担任过安溪县主簿，并曾因贸易有功，被南宋朝廷授予“承节郎”的官衔。
抵御海寇南宋时，南海海寇猖獗。
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不含山寇剧盗)，而《福建通志》记八起，两书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1274年)。
而此时的蒲寿庚只不过是个小商人，略带有亡命徒性质的商队。
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泉州，官兵无能为力。
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宪击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
统领海防，权力很大。
泉州学者吴幼雄据《宋史·瀛国公度宗本纪》考证，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时，福建安抚使是赵顺孙，可知蒲寿庚之任福建安抚使应在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以后。
迅速发家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
”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
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即蒲寿庚受任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不久，蒲寿庚参与了一场反抗宋廷的战争。
时右丞相陈宜中为迁都事，杀殿前指挥使韩震，引起殿前司左翼军兵叛。
左翼军统领夏璟联合蒲寿庚，连续挫败宋军，取得瑞安(温州)、温陵(泉州)、三阳(潮州)大捷。
方案-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
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
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
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
）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
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xa0\xa0\xa0\xa0一\xa0\xa0\xa0\xa0\xa0\xa0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
元丽之间贸易的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
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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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泉州舶商
据王彝文所记：“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人也。
天富为人外沉毅含弘，宝生性更明秀，然皆勇为义。
初，宝生幼孤天富与之约为兄弟乃共出货泉，谋为贾海外。
……两相让，乃更相去留，稍相辅以往。
至十年，百货既，犹不稽其子本。
两人亦彼此私有一钱。
其所涉异国，高句骊外，若阇婆、罗，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十万里，其人父子、君臣、男、衣裳、饮食、居止、好之物，各有其俗，中国殊。
方是时，中国无，干戈包武库中，礼乐化焕如也，诸国之王者且*[马+风]蔽海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家然。
然以商贾往，不过与之交利竞货，两人者虽亦务商贾，异国见此两人者为人有特异也。
…异国有号此两人者，之者曰泉州两义士也。
中国之贤士夫闻之者，亦皆以为云。
天富字惟善，山字彦廉，今居吴之太仓，以周穷援难为务。
”按，王彝此文作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八月，收在《常宗集》续补遗内我所据的是《四库珍本集》本。
从此文可看出，这两泉州商人“为贾海外”，至在“十年”以上。
所地区，东起高句骊西抵阇婆、罗斛等。
当时海外贸易极为盛，外国商舶“*[马+风]蔽上”，中国商人到海“如东西家然”。
值得注意的，这两位舶商经营海贸易是在“中国无事时。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州为色目“义兵”所占据，连年内哄，战乱不息，外贸易也必然遭到破坏。
彝作传时，孙、陈二已移居太仓。
太是元代新兴的一座海港城市当时在张士诚控制之。
张氏割据一方，优待地主，所制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定。
有些苦于战乱的泉州舶商迁往仓，以求保护，
是很自然的。
陈宝生移居太仓后，境富裕，喜欢收藏书画，时与文人还，颇有声名。
名人高启有诗《温陵节行》，咏“泉州陈氏妇，夫泛海死，守志”。
即陈生之母①。
据此可知生之父也是海商，死子继，世代从事海外贸易。
高又有诗《泉南两义士歌》咏孙、陈交谊事②。
陈宝生得到黄望的《天池图》，求高启赋诗其上③。
可见二之间关系相当密切。
元末姚桐寿乐郊私语》亦记陈廉事：“州诗人陈彦廉好作体，善绘事。
其母庄，本人，父思恭，商于，溺死海中。
庄誓不嫁，携彦廉本州，抚育遂成名。
彦廉有才名，交往多时高流，最与黄公望子久亲暱。
廉居硖石东山，终身不至海，以父溺海故也。
”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绍陈宝生生平，即以此为④。
姚氏所述，如其父经溺死海中，其母守节，是符合事实的，但根本没提到陈宝生本人亦曾经营外贸易，令人以为是一个只知作诗画的文人士，则是不全面的。
又，氏是海盐州人，文中“州诗人陈彦廉”，则陈宝生或一度居于海盐。
海盐州所辖有澉浦，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之。
陈彦廉于海盐居，或与此有关。
彝还有一篇《送朱道山还京师序，见《王常宗集》补遗。
是入明后的作品。
文中说：“君道山，泉州人也。
以宝货往来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
时两浙臣附，道山首率群商贡于朝。
上嘉纳道之能为远人先，俾辇毂之下。
优游咏歌，以依日月光，示所以怀柔远人之道。
海外闻，皆知道山入贡之有如是也。
至是海舶集于龙，而远人之来得以望城而瞻宫阙。
”这位朱道山，显是泉州舶商的首领，他率领商“入贡于朝”，受到朱元璋的重，对于明初海外贸易的
恢复起了有的作用。
据同一文中载，上述孙文富、陈宝生二人都朱道山的亲友，朱道山入贡后和们仍有联系。
由此可见，泉州舶经历元末动乱之后，到明初仍一支值得重视的经济力量免费论文下载心
释：
①《高青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高青丘集》卷一。
按，此诗最后云“作歌为继王子传，薄视此应堪敦。
”“王氏传”指王：《泉州两义士传》。
③高启：《天池图小》，《高青丘集·凫集》卷四。
④见该书第2册，第1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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