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与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含监利)水患与城镇发展近年来，江汉平原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崛起和同样迅速的人地关系失衡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的成因、基本状况、影响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江汉平原水患的基本轮廓，在许多方面有相当精辟的见解，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背景和基础。

[1]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在水患肆虐的江汉平原，城镇发展所受影响及其特征。

一、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城镇发展的基本状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长江下游向西逐步推进，江汉平原在雄厚的垸田农业基础上，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一跃成为全国转运贸易的枢纽。

在此过程中，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那些最初因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县(州)城逐渐成为集政治中心、商品集散地、手工业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地区性政治、经济中心。

同时，在县(州)城的周围以及河口等便于船舶停靠的地方逐渐形成新的以经济功能为主体的市镇，它们大多以转运贸易起家，同时兼顾周围地区的日常需求。

对于这些城镇来说，四通八达的河流就是它们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城镇的布局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以江汉平原16个县(州)城为例，它们中有9个分布在长江两岸，占总数的56%，其余的分布在汉水及其支流的两岸。

商业市镇也无一例外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河流两岸，其影响范围由河流的大小和市镇自身的位置决定，一般来说，处于长江、汉水沿岸或是几条河流交汇处的城镇，其辐射范围广，发展潜力大，因而发展速度快，规模大。

江汉平原这种密度较高、集中于河流两岸的城镇分布格局既是因商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商业发展的支柱，这些级别不同、功能略有差异的众多城镇散布在整个平原，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明清时期，尽管商业在城镇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对于县(州)城来说，政治功能仍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在政府拨款大力维护的城墙内，有大量坛庙、官衙、公署、仓库、监狱等建筑，政府在地方的各级行政、军事、文化代表就驻扎在这里，从地方官员到下级皂隶，以及由此产生的供应他们日常各种需要的人员，其数量在这类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属于城市中的特权阶层。

为了加强基层统治的力度，历代政府常常不遗余力地修筑城墙，进行各种基础建设，虽然他们的本意只是保护自己的基层权力中心，但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扩大了城镇规模，提高了城镇的防御能力(包括防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城市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与县(州)城相比，分布在江汉平原上的市镇，它们的经济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江汉平原经济发展的活力有相当部分是从它们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

以长江沿岸最繁荣的市镇——沙市和汉口为例，沙市在明隆万时期已是“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于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

”[2]到明末更是“列肆则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麟集”[3]，其附近的荆州府治江陵城虽然商业也比较发达，但许多日常所需的物品仍要依赖沙市的供给。

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兵灾战乱，沙市一时萧条不堪，直至清中期，它又重新崛起，恢复了往日客来商往，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汉口崛起比沙市略晚，它的发展历程在江汉平原城镇中具有代表意义。

明初，汉口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荒洲，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郭师口汇入长江，汉口凭借江汉汇合的有利地势，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商业中心。

从此，除了战乱年代，汉口始终保持着商业巨镇的地位，商贾云集，百货辐凑，有诗云：“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

”[4]汉口作为以转运贸易起家的市镇的代表，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货物和商行，是内地货物的一大集散市场，其中最著名的商业种类有八种，号称“八大行”。

在商品集散的同时，各地商帮也汇聚汉口，一展宏图。

汉口成为华中地区第一大商业市镇而享誉全国。

除了这些商业巨镇外，江汉平原还有大量中小市镇，它们大多以一个较大的城镇为中心，辅以较小的镇、市，形成小型城镇网络，在附近的农村地区和大型转运贸易口岸之间担负着中介作用。

在清代同治七年的《松滋县志》中曾详细记载的以松滋为中心的小型城镇网络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夫松滋亦上下通津也，长江万里而遥，蜀舶东下，吴帆西上，估客有无懋迁，连樯接舳，必停泊于斯。

而朱市以下，濒江圜 ，各有内河以通货贿，善贾者越堤易 ，一叶轻驶，布帆安稳。

一邑之中，西则竺园市，南则磨盘洲，东北则新场 市，回环往复，道皆四达。

远言之，由是越公、石，历安、华，或泛洞庭以及吴、越、闽、广，惟其所适，转移之间，推行尽利。

在道光壬辰以前，川渎安澜，民物殷阜，商旅鳞集，如朱市之棉、草坪之丝，夏秋数月间取修约百万缗，虽沙津、汉渚无得而逾焉。

”[5]像松滋县这样的情况在江汉平原决非少数，几乎所有的大型城镇的周围都可以找到这些活跃的小城镇的痕迹。

汉口、沙市这样的大型市镇自不必多言，即便像京山这样商业贸易不甚发达的地区，在距县城东北60里，大小富水汇合处的宋河镇，因水路与汉水相连，交通便利，每年都有商人从汉口来这里收购土特产，数额亦高达钱十几万缗。

[6]可以说，明清两代江汉平原的城镇在便利的水运条件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有效的梯形网络，其辐射范围涉及到长江上游、下游以及中部、南部诸省，是当时全国商业及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水患对城镇建置的影响明清两代，江汉平原频繁的水患难以避免地制约和影响了当地城镇的发展。

城镇建置一次又一次遭到破坏是其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其极端形式就是整个城镇毁于水患，这种灾难性后果的罪魁祸首一般是特大洪水。

以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为例。

当年六月二十日(农历)荆江段的万城堤溃决，洪水冲开荆州府治所在地江陵城的西北两座城门，城内满汉两城、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以及仓库、监狱俱被淹没，人员伤亡惨重，城市遭到彻底破坏。

[7]其后，政府耗资近百万，前后耗时近3年才使该城焕然一新。

[7]作为府治所在，又有八旗驻扎，显然江陵城在受灾后得到了政府较多的关注，且当时清朝国力强盛，有能力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重建工作。

与之相比，位于江陵下游的公安县城在洪水面前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迁徙到附近的冈阜上。

据记载，公安县城从孱陵街迁至二圣洲，又迁至油河口，大约在明崇祯七年(1634年)左右迁至祝家冈，此后的170年相对比较稳定。

到了道光十年(1831年)，城市又为洪水所累，直到四十四年后再次迁徙才略得安宁。

[8]当然，类似公安县这样一再迁徙的情况只是少数，大多数遭到致命打击的城镇仍然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从一些记载来看，这些城镇在洪水洗劫之后，其破坏程度也是相当惊人的。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汉江几处同时溃堤，洪水直冲入钟祥县城，一夜之间，城内竟水深丈余。

[9]石首县城在道光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洪水为患，尤其是后两次江堤溃决，以至于城中建筑物十之八九毁于水患，因当时政府与民间都是财穷力尽，到同治年间都没有完全修复。

[10]沔阳州商业繁华地区之一的沙湖镇在1831年也遭受了类似的灭顶之灾，据记载，当时镇内水涌浪翻，镇中最高处也只剩下一线之地。

[11]即使排除这些记载中的夸张成份，这些洪水的后果也极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除了特大洪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外，一般年份的洪水以及渍涝、河道冲刷也会给城镇建置带来一些破坏性影响。

一般洪水对城镇建置的影响与特大洪水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程度较轻，发生频率更高。

渍涝与河流冲刷是水患的另外两种表现方式。

与洪水相比，它们的影响往往要经过长时段的积累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在起始阶段容易被人们忽视。

江汉平原的城镇基本上都位于低洼的湖区，渍涝现象一直比较严重，如果城镇排水不畅，就会引发渍涝灾害。

在《监利县志》中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记载：……城圮而濠堙，圮者当缮缉，而堙者未利导。

居民檐溜沟勺，皆集于西南洼中，城内外至有沉灶产蛙者，民不得已，决两堤为坎，瘗板以空其中，为水道。

形家每咎之，后亦以江水环堤，沁入空中，将有涓涓不塞之忧，乃复囊土为实，而城内外之病潦者如旧，如是者又六七年……方逆氛，滨江居民鲜少，城中潦水没胫。

[12]这种灾害形式虽然很少造成人员伤亡，但给城镇的日常运作带来许多不便，而且建筑物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而容易造成坍塌。

此外，渍涝的影响常常因洪水、暴雨而突然加剧。

乾隆初年，荆门州的州城由于排水管道淤塞，城内之水不能及时疏通，城墙及城内建筑长期浸泡在水中，稍遇水涨就有几十处坍塌。

[13]钟祥县城的渍涝就更加严重，动辄西、南二禁门就泡在水中，甚至十几日都不能退去。

[14]河流冲刷的结果更具有长期性，常常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能为人们所察觉。

以滨临长江的汉阳县为例，大约在明中期的方志中还记载了县城朝宗门距江岸几十丈，其间有民宅、水井，空地尚可骑马。

而南纪门外从江岸到城墙有500多丈，江中沙洲成为商业聚集区。

但嘉靖以后，河流冲刷，江岸崩塌。

至明末清初，城墙与江水之间的距离不过几丈，而到了同治年间再编县志时，南纪门已沉入江中，江水直逼城墙。

[15]为了抵挡这种日积月累的冲刷，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在沿河地段修建了护城堤，但是像汉阳县这种情况，可以证明护城堤的作用也许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程度。

渍涝、河流冲刷与洪水之间有紧密关系，洪水会加重前两者的破坏能力，而前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者影响的一种延续。

洪水泛滥、无节制的围垦常常会带来河道淤塞、河口变更等后果。

对于江汉平原的城镇，尤其是对以河为命、因河而生的商业市镇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两岸市镇的衰落甚至是消亡。

同时，在新的河道、河口附近交通便利、易于船舶停靠的地方，发展起新的市镇。

江汉平原商业市镇的这种此消彼长现象在明清两代非常突出，比比皆是。

石首县城西南的米市在街市崩坍以后，就迁往附近的黄金堤进行贸易。

[10]汉阳府市镇的变迁更加典型，唐宋时集于南市，到明初改在金沙洲，明中期以后，汉水改道，在江汉二水新的交汇处兴起了长江中游第一大镇——汉口。

[16]这种有河则有市、无河则市亡的情况从某种角度上解释了江汉平原商业市镇兴衰不定、浮沉无常的现象。

三、水患对于城镇功能的影响城镇的功能主要有两种：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

在水患频发的江汉平原，随着城镇基础设施和大量房屋被摧毁，城镇功能也受到沉重打击。

首先是政治功能遭到削弱。

在洪水洗劫城镇时，行政权力所在地即官衙、廨署、监狱、仓库亦不能幸免，有些甚至被迫废弃。

钟祥县的城守营千总署在道光年间在洪水的一再侵袭下变为一片废墟，[17]而安陆府署大门外在洪水期也经常是水深数尺。

[14]类似情况在江汉平原许多城镇都存在，这使得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救灾等方面的能力大为下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组织的混乱，明清两代许多官员都认识到这一点。

康熙年间，官员郭徽祚指出：“兹城者，仓库之所守，万民之所趋，官司之所宅，击柝御暴之所籍者，而竟视其崇墉之岌岌焉若崩，女墙之严严焉如坠，而莫为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