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犯罪概念之比较

犯罪心理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犯罪概念之比较摘要：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

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也应当对犯罪心理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概念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整合。

比较分析了刑法学与犯罪心理学中犯罪概念的界定，希望可以对犯罪心理学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犯罪心理犯罪刑事一体化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也应当对犯罪心理学与刑法学和犯罪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对于犯罪概念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整合。

但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单纯为了“刑事一体化”而将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不但会使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失去其自身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且将会对“犯罪行为”这一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做出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从而导致犯罪心理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视角的片面性。

因此，对于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犯罪概念，应当有本学科自身的定义界定。

当然，笔者并不是对“刑事一体化”持反对意见，事实上，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对犯罪概念进行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界定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并不矛盾，“刑事一体化”的要求也并不是将各学科的相关概念进行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应当在“刑事一体化”进程中，将各学科的相关概念进行整合，发现其一致性和个别性，明确相关概念在界定和使用上的相对逻辑关系，不但要从各学科自身的角度对犯罪这一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而且应当从整个刑事法学研究的视角对该概念进行全方位各种角度的探讨，这样才可以真正避免学科之间对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

首先，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对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解，而且从各国立法实践上看，不同国家对于犯罪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德国、日本学者通常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有责的行为。

”但是，“作为规范学科，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

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概念的形式定义，虽然近年来关于犯罪本质特征的争论此起彼伏，但学界对此概念的定义本身却争议不大。

”此种观点对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刑法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任务上看，刑法学更加注重对于行为人的有罪与无罪的认定，或者触犯的是此罪或是彼罪这类问题。

因此，在刑法学中，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由刑法（且只能由刑法）严格明确。

罪刑法定这一普遍公认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刑法学界得到不容质疑的肯定，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惩罚性与严厉性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在罪名刑罚的确定上必然要求严格的法律主义，并且对事后法（溯及既往）、类推解释和绝对不定（期）刑也都要求严格的禁止，举例来说，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是14周岁，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未满14周岁，其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犯罪。

即使该行为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或者即使其仅差一天甚至一小时未满14周岁，该行为人仍然不能受到刑事处罚，因而其所实施的一切行为仍然不可能构成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

如果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严格一致，那么关于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恐怕难以纳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事实上，在刑法学意义上，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是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这一方面，是基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对于法律的认知和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方面确与成年人不同；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虽然对于在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采取的这种“一刀切”式的法律规定，在理论上是缺乏合理性的，但是鉴于刑法实务操作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测量与认定在目前也没有较为权威的标准与方法，所以也只能采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了。

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以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学科的犯罪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

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许多认定罪与非罪时具有数额要求的罪名上。

例如，盗窃罪或者侵占罪，虽然各地的数额标准各有不同，但是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达到该数额的，就应当认定为犯罪，而未达到的，则不认为是犯罪，假设某地的数额标准为2000元，那么盗窃2000元整的行为人就构成了盗窃罪，而且盗窃了1999元的行为人虽然在数额上只有1元之差，却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

这种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在刑法学上是可接受的，出于具体的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考虑，这种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应当的，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这种以数额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显然也是缺乏合理性的。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界定的，这也是就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但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如杀人、抢劫等严重越轨行为（此处为了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做出区分，而采用“严重越轨行为”的表述方式），其行为性质与心理状态与14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同样的，盗窃2000元的行为人与盗窃19999元的行为人在行为性质与心理活动方面甚至可能是几乎相同的，因而都应当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犯罪心理学以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理论研究上的犯罪概念。

那么，对于上述例子中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严重越轨行为等，都将无法纳入本学科的研究视野，这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进行的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所以犯罪心理学应当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综合考虑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对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进行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界定。

与刑法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与角度相比，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则更关注个体行为人基于特定心理基础或者受到特定的外界刺激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进而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的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考查角度。

由此可见，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虽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却与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简单来说，可以认为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的界定都应当是一种广义上的犯罪概念。

当然，在当前的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也可谓五花八门，目前还未出现学界公认的通说，如罗大华老师在《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中指出：“犯罪是刑法学的概念，一般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触犯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犯罪心理学中‘犯罪’的概念须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相一致。

”梅传强老师在《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一书中也对犯罪的概念做出了界定：“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中的‘犯罪’概念，可以表述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运用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不认可且不能容忍的方式满足自己折需要，严重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流价值，依法应受到相应的刑罚惩罚的行为。

’”还有国外的学者，如Ronald Blackburn在其《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指出：“犯罪是一个法律概念，‘犯罪（crime or offence）是指一种可能引起刑事诉讼的法律过错行为（legal wrong），这种刑事诉讼可能导致刑罚。

’”由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研究者在追求形式上的“刑事一体化”过程中，忽视了本学科应当具有的研究视野与角度，将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学或者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来，但是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广义层面上使用犯罪的概念，因而造成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问题；而相对地，另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视野与角度的不同，并且各自对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界定。

为了解决上述的理论争议，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当中，对犯罪概念进行恰当的界定，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

笔者认为，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首先应当包含的是社会危害性，即一个行为是否被认为是犯罪，应当以其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标准之一。

如果是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那么即使该行为不符合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那么即使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也不应认为是犯罪。

但是，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心理学界定犯罪是唯一标准，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也并不是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在具备社会危害性的同时，还必须是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没有任何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禁止，那么此种行为也不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违法性并不特指刑事违法性，还包括对于其他各部门法的法律规定的违反。

举例来说，在民事法律中，一定数额以下的欺诈行为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因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是不应界定为犯罪的，其根据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并不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调整。

换言之，亦即此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未达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所以，刑事程序也不应被轻易启动。

这种观点在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则不应仅看到该民事欺诈行为并未造成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严重后果，而更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的心理状态等。

事实上，由于我国刑法对许多罪名的构成都有具体数额的限制，造成许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仅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调整，因而造成许多在行为上类似甚至基本相同的行为仅因程度上的差异，使得行为人承担了民事或者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这样就使这类行为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被认定为犯罪。

相比之下，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上述民事欺诈行为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较小数额的盗窃行为、侵占行为、卖淫嫖娼行为、轻伤以下的故意伤害行为等，无论是在违法性还是社会危害性方面，都是可以且应当界定为犯罪的，而不应仅根据其是否触犯刑事法律而对该行为界定为犯罪与否。

当然，不可否认，上述各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的确具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差距，正如上文提到的，其并未达到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地步。

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上述的各种违法行为有许多都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雏形或称幼苗，如果在这种犯罪的初始形态或者发展形态下对其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则很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述行为会转化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亦即犯罪心理学中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举例来说，当一个行为人挤上公交车准备实施扒窃行为时，他可能并不知道此次盗窃可能收获的赃款数额，而在其实施了扒窃行为之后，我们才可以根据其所得的赃款数额对这次的行为界定为是否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是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行为本身就已经可以认定为是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