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历史详细介绍

有多少人了解河大的历史？但在这儿已经生活了几年的老生们了解河大的历史吗？又有多少人了解几代河大人在名校之路上所留下的汗水和眼泪呢？生根天津岁月流转，沧桑巨变，我们生于斯养于斯的这所大学，已经走过了八十三年的风雨历程。

翻开厚厚的校史，我们发现河北大学的历史之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的天津工商大学。

最初的工商大学是1921年由当时管理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酥会士在天津马场道创办的“天津工商大学”。

当时的罗马教廷与在华传教人员的信函，清楚地说明了建校的目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很少。

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

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

”工商大学虽然是教会为传教而建立的，但主持建校的人员，却是天主教中一些热爱科学，崇尚进步的著名学者。

学校奉利玛窦、南怀仁等前辈传教士为楷模，实事求是，崇尚科学。

在学校主楼正厅，悬有二人画像，墙壁正中悬挂着南怀仁绘制的巨幅《坤舆全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之输入中国，耶酥会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科学印迹，恰恰满足了当时社会民众科学救国、工商富国的愿望与要求，校训中的“实事求是”由此而来。

在工商大学院内，建有著名的北疆博物院，那是当时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科研机构。

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比肩并立于北国津城。

这里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工商大学的学生。

刚刚建成的工商大学，第1期只招收了51名学生，全校只有9名教师，在当时的高校园林里，它就像一棵小小的幼苗，因所设系科未达到三院九系的大学标准，1933年它在南京政府立案时不得不改名为工商学院。

由大学降为学院，这对建校不久的教职工而言，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打击。

但是，当时学校的教职工一心想把这所学校，办成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大学。

著名法籍学者裴百纳，在担任校长期间，曾到欧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为学校采购来大量世界领先的教学仪器与设备，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高校管理办法，招聘来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到学校任教。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学校在欧美有了很大影响。

到了1943年7月，刘乃仁担任工商学院院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具有管理这所学校的权力。

全校师生欢呼雀跃！这时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伪占领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的名校如清华、北大、南开等纷纷南迁。

工商学院身处逆境而不惊，刘乃仁抓住这一特殊的时机，大量吸纳专家、学者，使学校有了快速发展，许多著名学者相继来到学校任教。

当时的工商学院人才济济，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可与美国康耐尔大学相伯仲”。

由于学校加大系科建设力度，发展迅猛，达到三院十系的规模，1948年10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消息传来，校园内一片欢腾。

那凝聚着多少师生心血的夙愿与梦想，顷刻间化为一种流火般的热情，沸腾了！惶惶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

直到现在，许多老人还在谈论着学校在那个时代独有的兴盛。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天津作为人民的城市，即将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1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乃仁不得不辞去他的校长职务，奔赴香港。

从工商大学到私立津沽大学，几十年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

学校聚集了一大批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学者侯仁之、高镜莹、齐思和、阎子亨、理源、张鎛等先后在我校任教。

他们的加盟，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声誉，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工商管理人才和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

建国后，大多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栋梁。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三十年代就学于本校财会系，在天津从事地下革命斗争。

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房屋委员会主席郑汉钧等均出自本校。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著名音乐家沈湘出自该校的附属中学。

新中国的成立，在我校发展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津沽大学董事会的请求，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任命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教授为校长。

庆典大会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津沽大学从此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初历风雨这时的津沽大学已经扩大为工学院、商学院、师范学院三院十三系，教师增至192人，在校学生达到1253人。

但是，行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大量人才。

国家需要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进行重组改造。

1952年中央决定对天津市的三所大学进行院系调整。

原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剩下的师范学院在原校址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兼任院长。

这次院系调整增强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实力，而由津沽大学改建的天津师范学院只剩下了十分简陋的普通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和一些残缺的仪器设备。

面对搬迁一空的校园，一些教师蒙生了去意，教师队伍受到重创。

但是，天津师范学院的师生不甘衰落，决心使学校重新成为和南开大学一样的名校。

为了重振学校，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经费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1958年，教师由108名发展到338名，在校生由976名发展到4662名。

实验室由2个发展到21个。

著名学者顾随、雷石榆、裴学海、马沣、胡毅、张弓、焦敏之、蓝英年等先后来校任教，学校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较有声望的师范院校之一。

1958年河北省委决定，将天津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

经过两年的努力，学校的实力和办学水平显著提高。

为了适应河北省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改变河北省的高校结构，1960年，河北省委再一次决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省属综合性多学科的重点大学——河北大学。

1960年8月1日，这是河北大学永载史册的日子，这是几代河大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从此燕赵大地，渤海之滨有了自己的综合性大学。

海河岸边升腾起一颗高等教育界的希望之星！根据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应该把河北大学办成全省大学的骨干学校，全省科学技术中心”的指示，河北大学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苦战三、五年，打好基础，改变面貌，在科学、理论、学术水平方面赶上国内先进水平。

六、七年之内，在原子能和无线电子学与文、史、哲等方面，成为国内重要科研基地，达到国际水平。

这一时期的校党委书记戈华，是一位懂教育、有魄力的领导，他认为，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根本，而学科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名教授的支撑。

他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

戈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明确讲道：“大学的知名度来源于知名教师，河北大学要藏龙卧虎，必须要有一批在全国学术界有影响的知名教授。

”许多河大人还记得，1962年他带领校领导一班人到北京进行“大招贤”，他们从中国科学院、中直机关、各重点大学引进了吴振球、梁家昌、朱自熙、孟宪域等一批人才。

戈华时期的河北大学人才济济，群星荟萃，教育系有刘文修、滕大春、胡士襄、张述祖等八大教授，中文系有顾随、张弓、雷石榆、魏际昌等八大教授，物理系有马沣、吴振球、朱自熙，生物系有林子明、卢开运，化学系有沈宏康、傅承光，历史系有漆侠、王仁忱、傅尚文、李光壁，数学系有杨从仁，外语系有胡毅、徐中杰，哲学系有章一之等全国的知名教授。

在系科、专业设置上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河北大学已发展成为文、史、哲、经、外语、教育、数、理、化、生多学科的、在国内很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这时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所安教授编著的《脊椎动物学》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全国通用教材。

我国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400万伏静电加速器，都首先在我校研制成功。

河北大学声名大震，在天津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961年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河北大学，委托河北大学和天津大学负责起草“高校六十条”，这充分说明河北大学在当时全国高校中占有突出地位。

1963年，中央决定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兼任河北大学校长，进一步加强了河北大学的领导力量。

同年河北省委批转了河北大学党委《关于进一步搞好河北大学》的报告。

省委认为，新的形势迫切需要成批的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必须集中力量把河北大学办好。

张承先更是把河北大学当作省属大学的重中之重来抓。

此时的河北大学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即将跨入全国重点高校行列。

移址保定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文革使高等教育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河北大学也在劫难逃。

陈伯达多次到河北大学煽风点火，许多知识分子，著名专家、教授受到迫害。

学校分成两大派系，陷入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中。

1969年12月，林彪擅自发出“第一号令”，全国进入战备状态。

1970年初河北大学仓促迁出天津，来到保定。

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但是，在河北大学迁入时，河北省委刚刚从保定迁出，保定不再是河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一出一入，决定了河北大学的命运更加坎坷。

比这更严重的损失在这个历史关口无奈的来临了，学校在“文革”中的大搬迁，成为“浩劫”中的“浩劫”。

大量资产流失，三分之二的仪器设备被毁坏，71个实验室减少到15个。

百分之四十四的教职员工调出，留下的教师只能无言地面对这一切。

他们的痛苦无法诉说……“文革”中的大搬迁，对于已经初具规模的河大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这棵已经在天津生根的茁壮大树被活生生的移植到了保定，同时也宣告着河大人为之奋斗的名校之梦，再一次破灭了！多少河大人在内心深处不停地追问：“河大，你走向兴盛与繁荣的道路，又在何方？”无声的岁月在煎熬中流逝着，浩劫后的河大人不甘沉沦，他们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准备好了自己的礼物。

这一时期，数学系计算专业研制成“立式铣床程控专用电子计算机”和“流体计算机”，物理学方面，朱自熙、孟宪域等的“电致发光照明具”，李百贵的“稳态超导磁镜研究”，数学系射流小组的“射流技术自动控制聚氯乙烯轧延硬片密闭自动连续生产线”，梁鸿绩的《射流技术在塑料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应用》等成果均在国内领先。

这些在逆境中取得的成果，后来都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那时许多教师都在默默地从事科研工作，他们是压抑的，也是不屈的。

他们渴盼着、等待着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河北大学开始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位老教授在一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呼唤着科学教育的春天，也呼唤着河北大学的春天。

他引用苏轼的词：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这一时期的河北大学，如同久旱甘霖，枯木逢春，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教学与科研同步增长，人才与成果共同丰收。

以詹瑛先生为代表的李白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以漆侠先生为代表的宋史研究和以滕大春先生为代表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孙执中先生的日本问题研究和世界经济研究、刘文修先生的比较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