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股份公司”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实用指南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实用指南介绍在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管理和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旨在提供一份实用指南,帮助企业了解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基本概念、管理方法和相关策略。
一、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意义和特点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给公司股权带来了全新的意义和特点。
以下是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意义和特点:1. 公司股权的意义•公司股权是公司所有权的体现,反映了股东对公司的贡献和权益。
•公司股权是公司估值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资本市场的反应。
•公司股权是激励和约束公司管理层的重要手段,影响公司的战略、运营和治理。
•公司股权是资本市场中资金流动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公司的融资和扩张。
2.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特点•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东结构和股权形式。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更加流动和变现,股东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买卖和转让股权。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更加注重激励和创新,股权激励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方式。
•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更加注重治理和风险管理,强调合规和内控的重要性。
二、公司股权的基本结构和管理方法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股权结构和管理方法与传统时代有所不同。
以下是公司股权的基本结构和管理方法:1. 公司股权结构•建立清晰的股权架构,明确股东的权益和义务,规范股东间的关系和互动。
•设计合理的股权比例,确保股东间的权力和利益平衡,避免股权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
•引入长期股权投资者,增加公司的稳定性和长远发展的支持。
2. 公司股权管理方法•建立科学的股权管理制度,确保股权的流转和变现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内部规定。
•定期进行股权激励和分配,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配置专业的股权管理团队,负责股权市场的监测和分析,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
•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及时向股东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保护股东利益。
三、数字经济时代公司股权的发展策略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股权发展需要遵循一些策略和原则。
苹果公司案例分析

目录
苹果公司概况
企业环境分析
企业资源分析
企业文化及管理体制分析 企业战略选择与评价
苹果公司概况
苹果公司原称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由乔布斯、斯 蒂夫·沃兹尼亚克 和Ron Wayn在1976年4月1日创立。总部 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丘珀蒂诺市,位于硅谷的中心地带。 1977年苹果正式注册成为公司,并启用了沿用至今的 新苹果标志。是全球第一大手机生产商和最大PC厂商,最知 名的产品是其出品的Apple II、Macintosh电脑、iPod音乐 播放器、iTunes商店、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等。在 高科技企业中以创新而闻名。1993年苹果电脑公司北京办 事处成立,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计算机企业之一的苹果公司 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目前苹果公司的中国总代理共有6家, 近200家代理商和70多家专卖店遍布中国各大城市。
企业资源分析(SWOT)
机会(O):
诺基亚衰落,出 现了从诺基亚获得市 场份额的机会 海外市场需求越来 越大,可以快速扩张, 出现了大量开拓海外 市场的机会 公司市值不断扩大, 可以借此机会大量吸 引资金继续发展
企业资源分析(SWOT)
威胁(T):
技术领域高水准的竞争激烈。技术更新 换代快 I系列家族目前市场需求很大,但价格 昂贵,一旦经济衰退,需求量必将受到影 响而下降 在这个不断创新和快速IT消费品市场, 产品的替代品效应很高。此外,各大IT企 业都欧洲积极开拓市场,为了迎合消费者 的需求,HTC、诺基亚等都会效仿苹果公 司的产品
企业战略选择与评价
公司层战略
也称总体战略,是指一家公司在从事多种业 务或在多个产品市场上,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对 业务组合进行选择及管理的行为。它所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是整个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企业资源在在 不同经营经营单位上的分配。 根据战略的进攻性可以将公司层战略为稳定型 战略、发展型(进攻型)战略、紧缩型战略。其 中发展型战略和紧缩型战略又有多种具体的战略 形式,形成如下公司层战略的类型体系:
迷失在数字时代的乱世情缘

迷失在数字时代的乱世情缘2001年,全球两大知名的企业巨头索尼与爱立信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合资组建索爱公司,试图在新兴的电子消费品——手机领域成为一方霸主。
十多年后,索爱分崩离析,一场迷失在数字时代的春梦宣告终结,留给业内的是无限遐思和无尽的回味。
不被看好的合并2001年东方血统的索尼与西方血统的爱立信联姻,各自的手机通讯部门独立合资50%股份成立索爱公司(SonyEricsson),经营手机业务。
索尼是消费电子领域的巨头,而且拥有强大的工业设计力量,这在手机产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爱立信在通信技术上拥有很多核心技术,它不必向其它厂商支付巨额的专利费,而且还与全球知名运营商具有很好的关系,如果能发挥出这些优势,那无疑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
在合并之前,两家公司在手机市场都是失意的,索尼只推出了寥寥的几款产品,爱立信的手机业务则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他们的合并能否取得成功在当时还只是个未知数。
许多人并不看好这个合并,业界认为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能把他们拖入泥沼。
艰难的融合融合是许多合资公司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尤其体现在文化的DNA上。
索爱的核心团队来自两个文化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总部设在伦敦,研发中心在日本,制造基地在中国,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是名符其实的“跨国”公司,融合显然成了合资公司的头等大事。
在回顾融合之初的情形时,中国区总裁古尼拉说∶“索爱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激动人心的时刻。
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天作之合,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
在我们内部来说,大家很快组建了一个团队,大家共同的使命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将做什么和能改变什么。
所以从内部来讲,研发什么样的产品、推出什么样的服务的积极性很高。
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很艰难,但是现在来说我们确实取得了成功。
我想强调一点索爱给我们带来的强大的母公司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资源是对未来融合趋势的互补。
举个例子说,就如大厨师要做出好的汤必须要有很好的料。
蚂蚁集团股权机构与历次融资概况

蚂蚁集团股权机构与历次融资概况(一)基本信息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集团”)于2020年7月20日发布公告,宣布启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以进一步支持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做大内需,加强全球合作,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
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的母公司,也是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
根据公开途径查询结果及蚂蚁集团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2014年,蚂蚁集团的前身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金服”)成立;2016年,“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7月13日,“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次名称变更被视为是在金融监管趋严背景下的一次“去金融化”尝试,强调了其提供技术服务的属性,体现了蚂蚁集团从“金融服务”到“科技服务”的转型,也被视为是为下一步上市做准备。
(二)历次融资根据公开途径查询的资料,蚂蚁集团自2015年以来共经历七次融资,每次融资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2015年7月,蚂蚁金服完成人民币120亿元的A轮融资,本轮融资共引入了全国社保基金、上海金浦产业基金、春华资本Primavera、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人保、国开行、中国人寿、新华人寿八家机构。
2015年9月,蚂蚁金服获中邮资本(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战略投资。
2016年4月,蚂蚁金服完成B轮融资,春华资本在内的A 轮战略投资者继续投资,建信信托、中投海外等机构参投。
2018年2月,阿里巴巴集团通过一家中国子公司入股并获得蚂蚁金服33%的股权。
2018年5月,蚂蚁金服完成140亿美元的Pre-IPO融资,除原有股东继续跟投外,此次引入GIC、Temasek淡马锡、贝莱德、加拿大养老基金、马来西亚国库投资、泛大西洋资本、华平投资、Carlyle Group、红杉资本、银湖投资等全球顶尖资本成为新增投资者。
鲁信科技:做最懂时代的数字化核心平台

鲁信科技:做最懂时代的数字化核心平台作者:曹年更来源:《山东国资》 2020年第12期通讯员曹年更抓住建设“数字中国”历史机遇,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国企重塑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利器。
鲁信集团科技子板块鲁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科技”),一直致力于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经长期深入研发,成功打造大数据核心平台“开普勒”,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贡献鲁信解决方案。
传统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回顾过去10余年传统企业数字化历程,受专业能力、体制机制等主客观因素制约,省内以国企为代表的众多传统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碰壁摸索阶段,企业内部存在诸多仍未破解的共性难题:战略不明确,对数字化转型发展目标认知不足;顶层设计不清晰,原有业务管理体制机制不能满足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建设仓促上马,多点切入,标准不一,系统间难以打通,“信息孤岛”林立,数据治理困难,数据联动协同作用难以发挥;云、大数据、AI、IoT、5G等众多新数字技术不断涌现,超出了企业的技术理解能力。
众多企业不是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利用前沿科技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效益的重要颠覆性改革,而是当作传统技术升级的普通采购,“重品牌、轻实用;重投入、轻产出”,注重一次性高额投资,对必须跟进的运维迭代升级认识不足,系统适用性逐步下降,“业务跑在系统前面”“为录入数据而录入”增多,最终导致重金采买的系统平台搁置成为“僵尸系统”“鸡肋平台”,业务倒退至线下。
随着国民经济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转变,以机构端(To B端)为代表的全产业链迎来数字化转型提升的新契机,破除企业转型升级战略路径上的观念、组织、技术障碍已势在必行。
打造最懂产业转型痛点的数字化平台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数字化浪潮,传统企业需要既精通数字技术,又熟悉企业运作、营商环境,能够长期陪伴企业成长的综合服务提供商的助力,以帮助企业完成数据驱动业务的转型升级,走上科技创造价值之路。
通信行业十大企业排名

年度通信行业十大企业排名————————————————————————————————作者:————————————————————————————————日期:23 2013年度通信行业十大企业排名2013年12月19日 OFweek 通信网2013年即将走过,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波澜起伏,通信行业最近几年表现不佳,市场趋于饱和状态,各大运营商的需求放缓,导致通信设备商设备销售下降,研发没有新的突破和创新,整个行业呈现一种疲软状态,但随着中国LTE 牌照的发放,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产业国,无不给通信设备厂商带来一场革命性的胜利。
"三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于最近几年疲惫的通信市场,似乎在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寒冬,12月4日,4G 牌照已经悄然发放,面对着中国4G 市场这块大蛋糕,无疑各个通信设备厂商看到了希望,都在磨刀赫赫发起强烈的进攻,然而最后究竟花落谁家?能够胜出的恐怕只有是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前几家以及华为、中兴等为首的中国龙头企业,那我们现在来细数可能会在竞争中取胜的通信企业:NO.1 华为公司简介:华为于1987年成立于中国深圳,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也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与合作伙伴开放合作,在电信网络、企业网络、消费者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并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ICT 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14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 1/3的人口。
华为实施全球化经营的战略。
产品与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超过10亿用户。
国际市场已成为华为销售的主要来源。
2009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302亿 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超过2/3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泰嘉股份:渠道关系三级跳

案例复盘客户关系得益于数字化赋能,泰嘉和渠道客户实现了从博弈的交易关系到互信的伙伴关系的跃迁。
2022年,泰嘉股份荣获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称号,成为双金属带锯条国家标准、硬质合金带锯条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其国内国际协同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分销网络遍及国内7大区域,拥有300多家渠道客户,海外投资设立分公司、品牌独家代理商,锯切产品7大品牌、429种齿形,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文以“冲突-策略-成效”为逻辑,将时间线和事件线贯穿全文,深入剖析泰嘉和渠道客户从“二元博弈的交易关系”到“数字提效的合作关系”再到“数字赋能的伙伴关系”的升级过程,为工业品渠道客户关系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
初创:二元博弈的交易关系泰嘉股份的创立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1994年,创始人方鸿孤身前往美插图:123RF周文辉 赵 喆泰嘉股份:渠道关系三级跳案例复盘国创业。
机缘巧合下,国内老客户委托他找金属复合材料,这让他找到了新的创业方向:国内金属复合材料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不得不高价进口普通级材料,不如回国创业,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局面。
“在国外我们是浮萍,回来才有土壤生存。
”方鸿说,“回国时我就想能为家乡、为祖国做些什么。
”怀揣着产业报国的理想,2003年,方鸿回到湖南创办了泰嘉股份。
当时,他指着湖南长沙望城的一片荒地,对大家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未来。
”利益冲突正当泰嘉的金属复合材料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之际,2006年,市场骤变,几个大客户开始自行生产材料,作为供应商的泰嘉“被迫”转型,开始切入双金属带锯条的生产制造。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工业品厂家往往无法直接触及终端客户,因此需借助渠道客户来扩大市场销售网络。
泰嘉副总经理彭飞舟回忆说:“我们刚开始之所以只做材料,就是因为销售网络不完善,被迫转型后,营销能力不够也就成了我们的软肋。
”为了尽快建立分销网络,泰嘉决定走收购这条路。
2007年8月,泰嘉出资收购中联重科湖机分公司。
湖机分公司前身是湖南机床厂,创建于1951年,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重点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重大工程的装备制造和锯切领域技术的研发项目,并取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科研成果,产品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奋进新征程,逐梦新时代——专访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公辉

INDUSTRYOBSERVATION奋进新征程,逐梦新时代——专访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公辉本刊记者 郑清源“十四五”时期,数字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金融领域,金融数字化转型遵循“数字驱动、 智慧为民、绿色低碳、公平普惠”的发展原则,不断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于业务运营全链条,而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也逐步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的新阶段。
在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的大背景下,为深入剖析数字金融的演化路径,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公辉。
稳中求进,持续赋能《中国金融电脑》:金融数字化转型与科技业态的蓬勃发展始终一路相伴,作为一家拥有30年创业历史的科技企业的掌门人,您如何看待这一发展历程?谢公辉:回顾金融科技的演进历程,“在稳进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突破”一直是科技事业发展的主旋律。
顺应这一趋势,紫金公司在与现代银行业信息化建设的一路奋斗同行中,也始终在不断调整角色定位,并与众多同伴共同谱写着独属于科技人的春天故事。
回望20世纪的BANK1.0时代,紫金公司争做金融电子化的开拓者,协助银行完成从手工记账到电子记账的跨越,推出紫金大机延伸柜员终端及仿真储蓄和对公系统,并被授予“深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奖项!世纪交接的BANK2.0时代,紫金公司做好金融信息化的赋能者,助力银行实现全国数据大集中和渠道电子化,推出紫金银行多协议综合网络与金融互联系统、自主研发的企业银行系统、省级金融综合网络系统、会计事后监督系统、银证互联系统等,并获得“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1世纪初开启的BANK3.0时代,紫金公司成为金融数字化的先行者,助力银行实现智能网点、自助渠道和线上App的全面互联互通,推出紫金银行统一自助平台,成为国内第一个XFS标准化委员会核心成员。
时至今日,这些历史和荣誉既见证了紫金公司三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也记录了我国金融科技从追逐到引领的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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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股份公司”作者:来源:《董事会》2018年第04期农业经济人们用权力汇聚土地财富,市场经济则通过公司集中财富。
公司集中财富的秘密在于,公司制度只承认“物质资本”产权化而实现财富积累。
新经济时代最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本、数据、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
区块链技术与通证经济将其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形成分享、普惠的分布式新经济模式,成为新经济时代新的财富载体。
区块链经济体的诞生是公司制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进化,是经济运行的激励机制变革,将产生新巨大的社会财富。
2008年,中本聪发布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次年1月,中本聪用自己第一版的软件挖掘出了创始区块。
比特币区块链,简单来说是一个由一系列的区块组成的、没有中心管理员的分布式记账数据库。
这个区块链构成的数据库,其由分布式节点(矿工),通过工作量证明机制(POW),根据一套协议(共识),创建或验证交易而产生区块(“挖矿”)。
合格的区块被记录在去中心化的“账本系统”中,而矿工则获得由系统根据POW和协议发放的通证(Token)作为激励。
这种通证就是比特币,是一种加密、可流通的数字权益证明,一种全新的财富载体。
比特币区块链这套账本系统,全球每个矿工都可参与,通过算力竞争获得创建区块,账本也就获得了全球计算机的维护,进而“比特币”成为可以不依赖特定的中心机构发行出来的一种通证。
2013年年末,19岁的Vitalik Buterin发布了《以太坊:下一代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白皮书;到了2015年11月,以太坊发布ERC-20通证标准,任何人在几分钟内就能创建出一种ERC-20标准的通证。
2016年4月30日,“The DAO”项目启动,30天内收到了超过1.1万名投资者价值达1.5亿美元的以太币;6月17日,因智能合约中存在的漏洞被黑客利用,控制了The DAO超过三分之一的以太币,最终项目失败。
2017年,各种基于以太坊ERC-20通证标准的代币众筹兴起,全年募资超过49亿美元,这类众筹行为也被称为ICO(Initial Coin Offerings,初始货币发行)。
当年9月4日,中国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在中国禁止了ICO。
2018年1月7日,全球加密数字货币总市值高达8356.9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接近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总和。
进入4月,全球加密数字货币的总市值猛挫至3000亿美元之下,跌幅超过60%(见上图)。
尽管如此,人们对区块链与通证经济的超高关注度始终不减。
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和英国的南海泡沫被称为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以比特币为代表的通证经济财富效应超过了前三个。
300多年前发生的经济泡沫,留下了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等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如今的区块链将带来什么呢?传统概念上的财富,需要有中心化的机构的信任去背书,例如房产需要有房屋登记、车船需要登记、公司的股权需要登记、借贷需要银行信用背书、货币需要国家信用背书。
区块链的记账方式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獲得基于代码的信用。
传统互联网中,任何数字化的东西都可以复制,但是区块链到来之后,可以真正使虚拟物品变得唯一,区块链是天然的确权工具,可以作为财富的记载和结算工具。
通证作为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权益证明,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经济系统嵌入到了互联网里。
区块链“信任的机器”的技术,是“古典公司”进化的基础。
实现人类以互联网实现全球大规模社会化协作。
区块链与通证经济实现社会化大协作,随着参与人的增加和网络效应的显现,形成了各类自运行组织——区块链“经济体”。
在经济体内,他们有社群成员、共识机制、激励机制、公共账本以及流通的通证,在无中心干预和管理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这类组织被称为DAO (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布式自治组织)或DAC(Distribut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分布式自治公司)。
这类组织与现行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公司区别很大,虽然是数字经济中协作模式的早期形式,但却显示了巨大的潜力,2018年1月7日整个数字资产市场的规模高达8356.9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人们发现,随着比特币、以太坊等应用的成功运行,其信任、记账、激励与治理机制以密码学、数学和计算机等技术抽象为区块链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技术驱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兼具互联网带来的网络效应,能对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进行重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是分享经济在数字时代的体现。
可以说,从比特币应用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被誉为“互联网2.0版”的区块链技术,正对整个互联网底层进行重构,用算法和程序建立了信任,让价值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建立起万物互联的万物账本,实现了节点间的价值共享,将人类从信息互联网带入价值互联网时代,建立全新社会化协助模式。
区块链与通证经济,不仅是通过技术对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也产生了与公司这类企业组织不同的分享式产权模式。
对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区块链经济体这一新的组织形态和产权模式将带来革命性变化。
前者过去的产权确认机制是货币资本为中心,依靠资本的自我增殖来完成,而在区块链构建的新组织中,一类组织本身的产权是共享式(国有或集体等形式)的;另外一类就是在公司组织中,人力资本、科技、管理等要素资本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确权,成为公司产权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股份公司将融合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要素,并按照共识重新安排分配激励机制,构成的一种新型的协作组织体系,这对300年以来形成的市场、公司、金融传统体系,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区块链技术的这种“去中心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事实上,去中心化第一次在比特币的创造者中本聪的信中出现,他的描述是“第一次去尝试建立去中心化,不基于(中心)信任的系统”。
区块链被证明实现了其目标,到目前为止,比特系统不属于任何人,完全处于开源状态,由来自全球的节点进行维护。
因此,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应当将其理解为中本聪不希望整个系统在产权意义上是私有的,分布式共享网络只是实现形式。
在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技术和通证经济,能够让各类区块链经济体本身的产权显得不再重要,而以治理来代替,任何组织也不会利用控制权地位,获得额外的收益,这将彻底改变公司,公司产权安排将会由中心化向“共享式”转变,协作者将主要以通证的方式获得激励,而不是产权。
从世界范围看,建立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协调发展入手,发展区块链经济体等分享经济,改革古典公司制度股东至上的一元产权模式。
区块链+通证经济,正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重构数字时代的股份公司。
世界银行在《2018国民财富变化》报告中指出,2014年全球财富为1143万亿美元,其中全球人力资本占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二;生产资本占财富的四分之一。
而光辉国际2016年一项经济分析以终生收入算法计算人力资本价值,结果显示,全球人力资本潜在价值达1215万亿美元,实物资本价值为521万亿美元,是实物资本的2.33倍。
对中国而言,中国的人才资源更加丰富。
2010年4月1日,中国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到 2020 年,中国的人才发展总体目标是促使人才资源总量从 2008 年的 1.14 亿人增加到 1.8 亿人,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
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才,世界总量第一的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金矿”,本土和海归等各类人才是巨大财富。
由中国科协发布的国内第一部《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4》则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其中符合“资格”定义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7621万人。
丰富的人才资源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本,是新经济的驱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潜在的人力资本总量为45.2万亿人民币。
在上个世纪末,学者周其仁在《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运用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加上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一种对市场里企业组织的新理解,把市场里的企业看成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
丰厚的人力资本总量,无疑为中国公司打造领先全球的竞争力,储备、提供了强大动力。
有效的治理,是现代组织的重要特征,区块链技术本身所具备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征,可以让每个治理参与者信任,能够提高治理的效率,最大限度实现组织的目标。
首先,区块链可以为现在的平台经济、公众公司及国有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更透明的治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是区块链技术运用的重要场景,具体地说,可在治理领域发挥其三种基本功能。
第一,可以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征,进行治理信息的登记和存储;第二,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可以实现治理结果输出的自动化和执行,避免第三方一怒干扰,实现“代码即法律”;第三,治理主体在链上参与,能够降低传统治理的成本。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决策、激励与监督实现组织目标,涉及的主要流程(股东投票,董事会会议和经营决策以及信息的披露、监督),均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其次,在公司激励机制上,可以充分运用通证经济,实施产权的多元化改革,让人力资本获得公司产权。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产权上可以说混合所有制,实现在治理上引入产权激励机制,让人力资本获得产权和分享剩余控制权。
同时,可以建立股权+通证经济的双重架构,建立利益相关者的激励。
例如,借用中国传统身股形式,公司的架构如上:在对人力资本确权后,通过通证经济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二元化,与现有公司法律体系融合。
实现人力资本在通证经济中自由流动,与现有金融体系交互,重塑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分配要素地位,人力资本通证市场将超过传统的货币资本市场,帮助每个人拥有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最后,在治理模式上,可以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或有网络效应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平台经济公司采取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新经济引领者。
平台经济具备强大的网络效应,截至2017年7月,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体市值已经超过十大传统跨国公司,但这些平台均的产权和治理都有一定局限性,对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和治理缺乏措施,甚至出现了平台经济对行业产生破坏的批评,如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说,互联网不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根本不创造价值,还把实体经济搞得乱七八糟。
另外,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也面临着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挑战。
从数字经济开始,区块链实现对公司进行变革,公司与区块链经济体将共存。
未来的区块链经济体,将非常类似一种“产业集群”模式,不仅将人力资本考虑,同时考虑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广义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通过共识进行通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