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伦人_与_天下_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是中世纪至近现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皇帝是统治者、人民的代表，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进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和敬意。
该体制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提供了基础，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朝贡体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和不平等。
被认为“小国”的国家一旦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就需要定期向中国进贡，捐献财物。
这种需求使许多作为朝贡国的国家感到困扰并破坏了其经济发展。
同时，当没有亲密关系的国家成为朝贡国，外商贸易往往会禁止进口贸易，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发展遭受了损失。
其次，朝贡体制还产生了一些文化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中，差异弗逝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强化。
用他们的朝贡制度，中国表示所谓臣民和君主与奖赏和惩罚。
然而，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无法避免，导致一些国家故技重施，模仿这种朝贡关系体制。
这些国家包括越南、朝鲜和琉球。
这些国家都以模仿中国的朝贡关系为核心，其文化的特色也极其相似。
最后，尚有一些国家为了成为朝贡国，注意主导其本身发展的方向。
这个做法完全是为了追求中国的奖赏和利益。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直接削弱了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将国家变成了向中国妥协和臣服的对象。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起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和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是，朝贡体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对小国的压制和妨碍其发展，朝贡体制在鼓励传统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种不平等和依附的关系，这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不利影响。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陈尚胜【专题名称】明清史【专题号】K24【复印期号】2015年08期【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15年2期第4～20页【英文标题】Tributary System and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Based 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16th to 19th Century 【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邮编250100。
【内容提要】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
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
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
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
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关键词】朝贡/册封/朝鲜/琉球/越南/日本本文所说的“东亚地区”，是指历史上使用汉字文化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以及越南诸国。
学术界对于这一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研究，肇自于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
1963年和1965年间，他在美国先后组织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讨论“东亚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并将“朝贡”制度作为分析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
①此后，“朝贡”制度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清朝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模式。
②近年间，我国学者也比较关注并撰文讨论，而且，人们不仅关注它的“历史性”内涵，还特别重视它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转换。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对周边国家进行赏赐与尊重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威和利益的一种外交体制。
朝贡体制的实施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朝贡体制加强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
在朝贡体制中，中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对周边国家赏赐封号、册封君王等方式来维持自身的权威，使周边国家接受中国的统治和领导地位。
这种政治联系使得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朝贡体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需要向中国朝贡，以获取中国的赏赐和贸易特权。
这一体制激发了双方之间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品和文化的交流。
中国可以通过控制贸易特权来培养和拓展贸易路线，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
东亚国家也能够通过向中国朝贡来获取中国物资和文化产品，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朝贡体制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文化和制度，并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
通过朝贡体制的实施，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得以传播和扩散，为东亚国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东亚国家也可以在朝贡过程中传承和保护本国的文化和传统，使得文化互补和交流成为可能。
在朝贡体制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朝贡体制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亚国家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后，需要接受中国的统治和影响，降低了其自主外交的空间，也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
朝贡体制也可能导致东亚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之间为了获取中国的赏赐和特权，可能会发生争夺和冲突，影响到地区的稳定和和谐。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加强了政治联系、促进了贸易往来、构建了文化关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利合作。
朝贡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中国与东亚国家共同努力来解决和克服。
_伦人_与_天下_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3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邮编:100871)①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赵汀阳对“天下”的定义:地理学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心理学上的“得民心得天下”;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一家(所谓四海一家)”,即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位一体的、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
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较新的研究有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尚会鹏内容提要 支配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是“角色原理”。
这是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它源于核心行为体亲属集团内角色的自然差别,对行为体行为的评价基于对角色的预期。
适用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中的三种文化,即“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也同样作用于国际行为体之间。
与“单位平等原理”相比,“角色原理”对行为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并且内化这种原理基本不触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天下”国际秩序及其原理得以高度内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朝贡体制伦人天下在经过把“天下”概念视为“中国中心”、“民族自大”的玄想而加以贬抑和批判之后,近年中国学界出现了重新评价这个概念的动向,如盛洪把“天下主义”看作是一个最好的和平主义主张,①赵汀阳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注意到“天下”概念的价值,认为它是(确切地说是把它阐释为)一种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
②他们试图向人们提示此概念对建立一种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借鉴意义。
但须指出,“天下”概念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即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的设计;另一个是体制层面,即它还是一种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的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1. 引言1.1 朝贡体制的起源朝贡体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当时，周边诸侯国纷纷向中国王朝进贡礼物，以示臣服和友好。
随着中国王朝的统一，这种朝贡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正式的贡献体系，即朝贡体制。
在朝贡体制下，各国需定期向中国朝廷进贡特产、珍宝、奴隶等礼物，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封赏。
朝贡体制的起源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强大地位，也体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统治力。
通过朝贡体制，中国王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同时，朝贡体制也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的起源是中国古代王朝对周边国家实行的一种外交政策，旨在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这一体制影响深远，并成为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1.2 朝贡体制的定义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通常是指中国皇帝国家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被视为中央文明，对周边国家展示出一种文明的姿态，周边国家则向中国进贡各种礼物以示尊敬。
朝贡体制的核心是“臣”的概念，周边国家在向中国朝贡时需要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并表示臣服。
中国皇帝也向朝贡国家赠送礼物以示恩宠，从而巩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朝贡体制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一种以礼仪和贡品交流为主要方式的外交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都受到朝贡体制的影响。
朝贡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数千年，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
2. 正文2.1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政治影响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
朝贡体制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朝贡，这加强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作为朝贡体制的中心国家，通过接受其他国家的朝贡，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古今东亚世界国际秩序
古今东亚世界国际秩序——论其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启示中国拥有悠久的自成体系的文明，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秩序的主导者，并在东亚形成了帝王秩序——朝贡秩序。
周边邻国定期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天朝的藩属。
中国授予朝贡国金银印章，提供政治承认、优惠贸易和安全保障等公共物品。
正是在中国的引领下，东亚才迈进了文明时代。
尤其是明朝之后朝贡秩序也延伸到东南亚和东北亚，成为包容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我认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秩序主要由以下特征：以古代中国为核心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朝贡秩序；以文化为载体奠定了整个东亚世界的基础；文化是古代东亚世界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整个东亚世界文化圈的形成始于先秦时代，在隋唐时期走向兴盛。
其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汉字、儒学、佛教文化和律令制度，其文化辐射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
文化分别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影响了当时甚至是当下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
中国的兴盛为日本走向文明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源泉，日本在汉代之后逐步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与朝贡秩序的雏形时代。
从汉代到唐末，日本不断有人到中国学习政治文化和制度，促进了本国基本体制的确立和发展。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侵入，东亚秩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用坚船利炮发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将中国强行纳入到其主导的秩序中。
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
面对这种大变局，中国和日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
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开始接受西方国家的基本特性，开始成为侵略中国的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占领日本，开始谋划主导东亚格局，同时奠定了美国和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长期合作关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对外开放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开始进入国际分工的序列。
朝贡体制再认识
朝贡体制再认识本文共计4882字，建议阅读时间20分钟。
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册封赏赐”，藩属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
这种制度被称为朝贡制度。
我们中国人对朝贡制度很熟悉。
这得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了。
朝贡制度起源于周朝。
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制度的起源。
这套制度时断时续，历经演变，到明清两朝发展得最为完善和成熟。
我们这里所说的朝贡制度，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
朝鲜使臣记录的进贡景象说到朝贡制度，一般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朝贡制度就是一套虚礼，是天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当冤大头。
外国来朝贡，虽然有贡品，但天朝给他们的赏赐往往更多，因此给中国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一言以蔽之，天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另一种是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观点，可称之为功能主义观点。
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工具。
表面上朝贡制度是政治性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做买卖。
外国使臣带来的贡品，从中国带走的赏赐，再加上他们顺便进行的买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
第一种说法很难解释朝贡制度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
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仅仅是为了虚礼就把一套制度坚持那么长时间。
要知道，国家的登基大典、总统宣誓仪式，学校毕业典礼、公司开业仪式，民间的婚丧嫁娶等等，绝不仅仅是虚礼，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费正清的观点揭示了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会让人们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
固然，朝贡制度能够同时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但这套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
朝贡制度首先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制度，或者说，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1648年，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参战各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
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朝贡体系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为国际关系体系。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和外交网络。
在这一体制下，其他国家向中国朝贡，表达对中国的臣服和尊敬，并且向中国进贡珍稀商品。
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密不可分。
朝贡体制也对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贡体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往来。
在朝贡体制下，中国作为中心国家，其他国家向中国朝贡，同时也可以得到中国的保护，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种关系使得东亚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往来更加密切，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商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朝贡体制得以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朝贡体制巩固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霸权。
在中国历史长期的统治下，朝贡体制成为了维系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霸权的手段之一。
中国以朝贡体制为依托，吸引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臣服和尊敬，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巩固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地位。
朝贡体制也使得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朝贡体制也对东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影响。
在朝贡体制下，其他国家不得不向中国朝贡，表达对中国的臣服和尊敬。
这种关系使得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丧失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使得东亚其他国家在政治和社会上受到中国的一定影响，例如学习中国的制度与组织管理、接受中国的价值观念等。
这种影响也促进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升了东亚地区的整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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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尚会鹏内容提要 支配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是“角色原理”。
这是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它源于核心行为体亲属集团内角色的自然差别,对行为体行为的评价基于对角色的预期。
适用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中的三种文化,即“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也同样作用于国际行为体之间。
与“单位平等原理”相比,“角色原理”对行为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并且内化这种原理基本不触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天下”国际秩序及其原理得以高度内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朝贡体制伦人天下在经过把“天下”概念视为“中国中心”、“民族自大”的玄想而加以贬抑和批判之后,近年中国学界出现了重新评价这个概念的动向,如盛洪把“天下主义”看作是一个最好的和平主义主张,①赵汀阳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注意到“天下”概念的价值,认为它是(确切地说是把它阐释为)一种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
②他们试图向人们提示此概念对建立一种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借鉴意义。
但须指出,3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邮编:100871)①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赵汀阳对“天下”的定义:地理学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心理学上的“得民心得天下”;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一家(所谓四海一家)”,即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位一体的、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
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较新的研究有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天下”概念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即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的设计;另一个是体制层面,即它还是一种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的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在考察这个问题时若仅仅关注这一概念的理想层面,缺乏在严格的方法论支撑下对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运作原理及其存在基础的分析,那么的确很容易被批评为只是一种“美丽的传说”①。
作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天下”体制是一种不仅与现代国际秩序也与古罗马时代的帝国体制(殖民体制)(现代国际秩序与古代罗马殖民体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②)有着本质不同的独特体制,目前尚无一个合适框架述之。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举出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三种基本“文化”,即以全面战争、杀戮为特点的“霍布斯文化”,以规则、竞争为特点的“洛克文化”和以合作、友谊为特点的“康德文化”,③然而却无法用这几种文化中任何一种来描述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
秦亚青指出,这个体制的特征……“显然不是霍布斯文化,因为体系中的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不是洛克文化,因为这种关系也不是竞争关系;也不是康德文化,因为康德文化中的体系成员关系是平等的。
天下结构的理想体现的是父与子的差别,所以才不仅有差序之别,也有差序之爱。
一方面,它不将霍布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丛林文化视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不承认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的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亦即体系单位的平等原理。
”④秦教授的这个看法完全正确,但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果不是“单位平等原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理在起作用?“不仅有差序之别,也有差序之爱”这种基于家庭中父子关系差别的模式能否称为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同样重要的指导国际行为体的原理?第二,如果说这是一种原理,其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具体运作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第三,这种原理是如何被国际行为体内化的?显然,只有解决了这几个问题才谈得上将中国人的国际政治经验加以学理性审视和提升。
本文将考察“天下”的运作层面,即以“朝贡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制。
我们将这一体制与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伦人”⑤(一种与“个人”相对应的人的系统)———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将“人”的研究引入国际政治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从这个视角的考察重点不是关注这一体制的历史演变的细节及发挥的功能(这方面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文献),而是该体制一些恒久起作用的原理、运作形式及存在的心理文化基础。
①②③④⑤htt p://cuikl.bl og.s /3533347.ht m l.尚会鹏:《“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313—387页。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详见尚会鹏:《“伦人”: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文明》2008年文明论坛特刊Ⅱ,第321—327页。
一、“礼”:一种基于“角色原理”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将国际秩序与“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的分析框架有一个基本预设,即一种国际秩序必有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具有强大实力和影响力的行为体(国家或文化实体),该秩序的运作原理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核心国家或文化体中的“基本人际状态”相一致,并得到处于非核心行为体的不同程度的“内化”。
“天下”是一种建立在“伦人”这种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该体制的原理所依据的是“伦人”社会的经验。
从许烺光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PSH)模型上看,“天下”主要涉及“心理—社会均衡”图示的最外一层,即“外部世界”(包括外国、异文化等)。
根据这个理论,一个群体不可能采用一种与他们日常人际关系原理完全不同的原理来对待“外部世界”,易言之,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人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
正像“人”、“家”、“国”等概念一样,“天下”亦是一个有很大伸缩性的概念,它既可指国内(如“打天下”、“得天下”)又可指世界秩序,既可视“国”为一缩小了的“天下”亦可视“天下”为一放大了的“国”。
本文讨论的是作为“世界秩序”(即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意义上)的“天下”。
从理念层面上说,作为世界秩序的“天下”与我们归纳的由若干同心圆组成的伦人主义宇宙观相符合,它是从人的“身”、“心”出发外推的一种和谐、理想的宇宙秩序;①从体制层面上说,天下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国际秩序,即“礼”。
在19世纪中期遭遇现代国际秩序之前,东亚地区就存在着一种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②“伦人”、“服国”与作为世界秩序的“天下”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天下”是一个巨大的秩序连续体的一部分,与“国”和“家”相联结,是以“伦人”的“家”为起点一圈圈外推而来。
“礼”是一种适合家庭、社会及国际社会的秩序。
从这一视角出发,或许可以从理念和实际制度两个层面界定“天下”概念:作为一种理念,“天下”是一种“世界一家”、“万邦和谐”的世界秩序理想;作为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建立在“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之上的以“朝贡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尽管这种体制在历史各个时期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模式并无本质变化。
由此看来,支配“礼”这种国际秩序的原理可称为“角色原理”。
笔者将“角色原理”定义为一种“行为体根据在体制内的不同位置,在自身以及外部对行为体预①②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对中国国家形式的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将这种体制归纳为一种同心圆模型,由内而外分别为:中央、地方、土司和藩部、朝贡、互市。
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期的相互作用下而采取相应行为模式”的原理。
①它与“单位平等原理”的不同在于:在前一种原理下,对行为体的行为预期和评价标准主要源自行为体所担当的角色,而在后一种原理下,则主要源自对行为体一种相同资格的预设;前者所适用于由不同资格者构成的差序结构,后者适用于由相同资格者构成的等质结构;“角色原理”与“伦人”这种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相一致,认识论上基于对亲属体系内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自然差别的认知,而“单位平等原理”主要基于“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认识论上基于对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的认知。
当知道了天下体制实行的是一种与现代国际秩序不同的原理之后,讨论这种体制时就需要考虑所使用的话语和参考框架问题。
譬如人们对这个体制最大的诟病是该体系的核心行为体与非核心地区的行为体关系上的“不平等”,尤其是昔日处在该体制非核心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很容易用“平等”或“不平等”概念解说非核心行为体对中央政府的朝拜,把核心行为体帮助非核心行为体平叛等行为指责为“侵略”、“扩张”等。
撇开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原因不谈,在认知层面上这是将描述现代国际秩序的话语和参照框架不适当地用于描述另一种对象时出现的误读。
的确,天下体制是以中国天朝为中心向四方发散的等级结构,非核心地区依据与中心地区在地理上的远近,以及接受中心文化的辐射程度来分出等级,周边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央王朝的权威并定期向其表达敬意,后者则向前者提供贸易和安全方面的保护。
然而,这种关系却不能用“平等”与否来解读,因为现代国际关系语境中的“平等”概念主要是相对于竞争性国际秩序中的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模式而言。
古代罗马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之上,核心行为体对非核心行为体采取的是征服、控制、奴役、掠夺和积极的传教,故可称为“不平等”。
现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单位平等”原理之上的,但这种“平等”开始主要对西方强国而言,而西方强国与殖民地国家也是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只是随着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展开,“平等”的单位才包括了非西方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秩序乃是古代罗马时代国际体制的一种变体。
但在“礼”的体制下,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不是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的秩序,当然也不是平等关系。
“平等”及它的反面———奴役、压迫———所描述的行为体都是有相同资格的竞争者,而天下是一种基于(或者说模拟)家庭角色差别的秩序,是家庭的角色伦理被拷贝到国际行为体的关系中并以①“文化人与人格学派”的代表人物R.林顿对“角色”下的定义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
他区分了“角色”与“地位”,认为当地位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效果时即为角色扮演。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政治学者引入角色理论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认为不同的政治主体在政治系统中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每一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
当政治主体按照与自己的政治地位相对应的政治行为模式进行活动时,就是在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
而与一定的政治地位相对应的行为模式是由“角色期望”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