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政治生态的思考-省委党校

净化政治生态的思考经历30多年改革发展之后，山西既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赢得挑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根本的和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在全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

一、从关系全省发展大局的高度认识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政治生态是对社会发展中“软环境”、“软实力”的一种表述，是相对自然、环境、经济等生态而言的一种政治状态。

在我国，政治生态就是在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中，各方面政治关系、政治要素和政治活动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状态。

对一个地方说来，政治生态是这个地方政治发展环境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这段话，讲的是党的建设，同时也揭示了政治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对处于重要历史发展关头的山西说来，必须从关系全省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一方面，政治生态事关发展基础，净化政治生态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富民强省战略从设计、到实施，再到落实的各个环节的实际结果。

就某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政治生态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重点。

以推进我省富民强省战略的进程来说，在这一战略的设计、实施、落实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一个“为了谁、依靠谁、结果有利于谁”的问题，存在一个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去创造条件的发展需求。

良好的政治生态既能为富民强省的战略、决策设计、实施及其结果提供正向条件支持，还可以从“软环境”、“软实力”的意义上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另一方面，政治生态事关人心向背，净化政治生态影响着干部群众对推进全省发展大计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行动。

对我省发展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靠得是全省上下的齐心聚力、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

而干部群众对实现这样的发展怎么看和怎么干，除了需要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本身的科学性而外，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还会从作为政治生态核心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作风建设的状况及其评判上，确定自己的认识与行动。

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增强干部群众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反之，就可能缺乏信心、涣散斗志，失去人心，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换言之，政治生态建设决定着全部发展的实施进程与具体结果，是关系全省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以上两方面的认识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淳，政治生态事关地方形象和发展的凝聚力，风清气正，经济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迅速推进，否则，就会导致长期的停滞与落后。

深刻认识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还需要清醒地看到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今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这里的“不少问题”和“形势严峻”，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山西政治环境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清楚地表明：政治生态的净化与否，已经成为影响山西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富民强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其特殊性在于，面对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的现实，山西的发展既有着痛定思痛、知不足而奋起的潜力，也需要有刮骨疗毒、浴火重生的勇气，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富民强省战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以期在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实践中，形成推进富民强省的强大合力。

三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长期的影响性。

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如何，直接影响着政治的清明与社会和谐稳定。

政治环境的污染，不仅可能助长庸俗乃至病态行为文化的滋生与蔓延，还容易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进而诱发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积聚的社会不满和怨气，动摇执政的基础。

只有净化政治生态，让党员干部以积极向上的从政文化和良好作风约束自己，促进干部群众心情舒畅、凝心聚力，才能为山西的长久发展提供保障。

从这样几方面的认识上对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加以理解，就能够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对进一步增强革弊立新、激浊扬清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以积极有为的行动为净化政治生态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入分析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与形成原因毋庸置疑，净化政治生态是指向性、针对性非常明确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促进富民强省的实践中，必须深入分析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其形成原因。

从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上看，净化政治生态应当正视和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治生态污染和被破坏现象的“泛化”问题。

这里所说的“泛化”，就是指在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过程中，诸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上下串通、吃拿卡要、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腐化堕落等腐败问题，连同被一些人称之为官场“潜规则”、“关系学”、“生态圈”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摆平就是水平”、“做事不如作秀”、“能力不如关系”、“靠组织不如靠帮派”等违规违纪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庸懒散拖、嫉贤妒能、搬弄是非，内耗互斗、违规用人等失职、渎职、怠职现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为干部群众所义愤。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尽管有着在政治生态污染程度上的差别，但其存在的层次、范围与领域，则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反映出十分突出的“泛化”性特征。

我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和典型案例中不难看出，“一挖一窝子，一提一大串”的腐败，发生范围既包括了煤焦、工程、城建、土地、交通、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招生考试、科研经费、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腐败问题也逐渐显现；腐败案件的层面主体从省、部级以至更高层的领导到普通党员的各层级、各方面都无例外，“老虎”、“苍蝇”、“蚊子”均有出现。

而这样的情形，在我省出现的腐败问题中非常突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无论就发生的严重性来说，从案件高发、多发的特征上讲，从案件牵涉面的广泛性而言，还是就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破坏性的震裂度来看，政治生态中发生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是仅仅某些个人、个别单位或部门的问题，它所表明的，是政治生态污染在系统意义上“泛化”的态势。

二是思想上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的认识“虚化”问题。

政治生态的污染和被破坏现象，不仅是一种可见可识的事实行为，还表现于思想观念领域，并反过来助长了政治生态的恶化。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视GDP为纲，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置若罔闻、等闲待之，存在着明显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结果是最终由于腐败问题一拖再拖、久拖不决，直接导致了一定区域、范围政治生态的污染；一些领导干部迷恋消极陈旧的“关系学”、“生态圈”，身陷同学、老乡、故交、私友的团团伙伙当中，甚至依靠拉帮结派、人身依附搞“互利共生”，对一些问题突出的腐败涉事人和事，明知违反原则，却包庇隐瞒、沆瀣一气，甚至通风报信、暗中相助，结果在致使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的同时，自己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一些领导干部深谙“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怕犯事只怕‘出事’”的怠政之道，对已经发生、群众反映强烈，并且不予重视就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的腐败问题束之高阁不置可否，结果造成腐败问题上要么不暴露、要么一暴露就是大问题的难堪局面；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借口所谓的“大环境”、“大气候”，消极攀比，把一些利用职权一时获益的人与事，作为自己的行为参照，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思不想，对已经出现的突出问题不管不顾，结果在日积月累的自我放纵中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认识上的这些“虚化”现象，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揭示指出：“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

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

由此可见，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认识上的“虚化”现象，本身已构成为政治生态污染的突出表现。

三是实践中对解决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的措施“弱化”问题。

其突出的表现是，或者思想保守、思路不宽，对新的形势与新的实践发展中党的建设、政治生态领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缺乏思考、没有警觉，一旦出现问题，想不了办法，拿不出对策，致使问题越积累越多；或者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只说不做、光说不干，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对群众的反映敷衍应付，对实际问题能推则推，致使反腐败工作和政治生态建设的要求流于形式；或者瞻前顾后、不敢担当、懈于负责，习惯于互相扯皮，甚至想方设法设卡子，出难题，以不同的理由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搞小动作，致使该处理的问题不处理，该采取的措施不采取；或者有措施，无保障，貌似推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办法与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要么不得要领、不合实际难以实行，要么职责不清，在执行中相互推诿，要么有部署布置，无检查监督，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与不处理，以及怎样处理不闻不问，对作为不大和措施不力者没有责任追究。

在以上这些情形下，维护政治生态的要求成了某种形式，政治生态建设成了一句口号，久而久之，就不仅会使反腐败斗争和政治生态建设困难重重，而且还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蔓延，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态的恶化趋势。

从导致政治生态污染的成因上看，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观念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都对导致问题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但在各种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条件下，其中三方面的因素是特别需要认识的：一是政治活动主体价值底线、道德操守的丢失。

政治生态是政治活动主体营造的，而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

政治生态污染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活动主体，特别是具有强大示范作用的一些领导干部，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得失的思谋、个人价值的实现，放诸高于一切的位置，为此不惜突破政治活动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并因此影响更多的人放松道德约束，助长政治雾霾的蔓延；二是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对公共权力监督的不健全、不完善。

政治生态的污染，是公共权力私利化的结果。

而防止公共权力变异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包括对权力进行监督与约束在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其中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